《陈寅恪与傅斯年》书评

时代和人

终于把这么一本厚书从头到尾连注释都看完了，掩卷砸一砸，还是能砸出很多些滋味。一。时代汹涌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纪念西南联大多少周年很多人写的约稿文集，有美国知名大学的教授，有身在台湾的公知，有大陆默默无名的人，有人写的饱含深情，有人则是明显交差之作；这些人在1940年代，都是同校同班的同学，睡同一间寝室，吃同一锅饭，然而，有的人则远走他乡，从此当上外国人；有的人远去台湾，从此没有回来；有的人去了国外又回来，有的人则一辈子待在大陆，或许死于57年，或许死于76年，或许一直活到80年。那时候就感觉，人们只有在大时代大变化下，才会体味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个体。在和平稳定的年代，你我之间或许看不出什么差别，然而一旦大事件发生，个人只能随波逐流的时候，才会发现即使随波逐流，每个人逐流的方向选择也会截然不同，用李敖的话说，有隔（三声）了的，有颠儿了的，翻儿了的，怂了的，嘚了的。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无所谓对错，只关乎个人的价值观：时代大潮汹涌而来，个人命运如飘萍一般，同流合污也罢，随波逐流也罢，激流勇进也罢，提前下船也罢，都只不过是悲剧的不同形式而已。二。己所不欲以前看到讲文化大革命的书的时候，总是切骨一般，想着“如果让我碰到这帮王八蛋，一定得如何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愤怒，虽然看到像“每一个夜晚，星光照耀下的古都北京夜空，都回想着凄楚绝望的低泣和扑通扑通的落水之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毛骨悚然。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唾弃那些红卫兵的残忍和禽兽，就像我不会像从前那样推崇陈寅恪而批评赵元任短短一句“干不了，谢谢”一样，我现在会想，如果真的是设身处地，我真的还能像现在这样高尚，这样道德么？陈寅恪可以批评郭沫若，梁漱溟可以批评冯友兰，因为他们确实有这个资格，但是我却没有。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讲的是同一个道理。还是那句话，人和人，其实是不一样的。逝者已矣，来者犹追，一个时代过去了，但愿这样的时代再也不会到来。

个人性学术与制度性学术

9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界和出版界兴起一股 “陈寅恪热”。最早有俞大维等所编回忆文集《谈陈寅恪》（1970），后有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198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4）。如果说以上尚囿于学术圈内，那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的出版，更是将“陈寅恪热”扩至社会，俨然成为公共话题。此后，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1996）、刘以焕 《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钱文忠 《陈寅恪印象》（1997）、李玉梅 《陈寅恪之史学》（1997）、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2003）、蔡鸿生 《仰望陈寅恪》（2004）等等纷纷面世，一时众声喧哗，好不热闹。“陈寅恪热”显然折射出国人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大师情结”。随着钱钟书和季羡林等“大师神话”的破产，陈寅恪已然成中国学术神坛的最后一人，也似乎只有他才能满足国人对思想、学术、人格完美统一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终极想像。最近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当然也是这种“情结”的产物。“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个有话谈但并不好谈的话题。不像“鲁迅与胡适”，有知识分子路向问题可议；也不像“吴宓与陈寅恪”，有交往记载可叙，陈寅恪与傅斯年，虽属同学、同事、同行兼有姻亲关系（陈寅恪表妹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但关于双方交往的文献记录历来甚少，且俩人一生聚少离多，交游有限，关于其往来行止，聊聊数语便可述毕，又如何能敷衍成一部380页、48万字篇幅的鸿篇传记呢？于是乎，我们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随处可见各色不相干的史料穿插其间（一些重要档案史料反而阙如），涉笔芜杂，而事关陈傅往来的叙述则少之又少，湮没无闻。而书封上所谓的“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则更止于“王婆卖瓜”，贻笑大方了。实际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叙述稍嫌混乱，文笔不一，文风有时流于轻浮，常有臆断之语。为陈、傅二位史学大家如此作传，真是“谬托知己”了。 史实、史笔且不说，史论又如何呢？诚如作者所言，“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可惜的是，这个关于学术的个人性遗业与制度性遗业的比较，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呈现。实际上，陈寅恪之所以在后世文人学者中掀起追慕热潮，正是因为学术的个人性所产生的神话。 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分别代表着个人性的学术和制度性的学术两个不同的取向。傅的弟子何兹全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傅自己也尝言，“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并非夸语。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曾被称为中国20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而由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在组织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中居功至伟。在傅主持史语所的二十三年中，曾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过大批人才，其影响可谓深远。而陈寅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统的传承上，由胡适而傅斯年而许倬云，由钱穆/杨联皗而余英时而王汎森，由金岳霖而殷海光而张灏/林毓生，由萧公权而汪荣祖，但是在陈寅恪这里，却成了学术孤岛。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及史学家余英时获得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但在美国史学界境地不无尴尬——“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皗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段话同样颇能映照陈寅恪在解放后的处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这种史学路数不仅在西方难以得到回应，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难得到回应。陈寅恪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曾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的 《心史》，书稿装入铅匣，丢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来比喻自己的著述，正是将历史写作化为生命写作的体现，这显然是一种以安身立命为骛求的个人性的学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心境是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又是无情地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必然注定了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剧命运。

并非无聊之作，并非无稽之谈

越至尾处，越使人潸然。岛陆之差，从二老之亡，可窥一斑。这部书的意义不只在于让我们看到二者的生平以及其卓越的贡献。更重要的在于让读者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重新审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内涵以及践行的可能性。而这之与现实性问题才最为可观。而已。而已。

大师成绝响《陈寅恪与傅斯年》

大师成绝响《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么厚的一本书看了很多天，喜欢岳南的书是从《南渡北归》开始的，和这本书一样，《南渡北归》也是这么厚厚的一大本，而且分成三册。只看了第一本就迷上了岳南。这么厚的书，写的是学术大师们的历史，却让人看得放不下，一口气看完，真的很不容易。为此岳南老师下了很多苦功，和现在的那些几个月就炮制出来的书可不一样，这里面岳南老师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大量的阅读。在每个章节的后面都有好长好长的注释，这是很多年都看不到的风景。在岳南的书中，让我们看到当年民国兵荒马乱中，中国人仍然保留这自己的传统，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岁月中，在辗转颠簸的环境里，依然创造着学术的奇迹，让中国的文化之脉延绵不绝。在《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中，详细描写了两位当年的学术巨匠的一生，而且也讲述了和他们相关的各种事件。让两位大师在我们的眼中清晰了起来。了解陈寅恪大约是在二十年前，陆续在书中看到这个名字，知道这是一个牛人，晚年眼睛盲了依旧能够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来做学问，据说读遍了中国古书，绝对是泰斗级人物，就是我们了解的大学问家钱钟书都无法企及。不过当时却看不到陈寅恪的书，一次到一个农村的同学家去玩，她说在她们中学的图书室里就有一本陈寅恪的书，精装竖版繁体，大家也都读不懂，但是都知道是一本好书。我让她想办法借了来，就带回了家。虽然我读过抄过很多古书，竖版繁体并不是障碍，但是我仍然没看懂。后来又在书摊上买到一本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是如获至宝，前几年《柳如是别传》出版的时候，也买了一套，读是没读懂，但是留做纪念。至于傅斯年，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却没买过他的书，也不清楚到底出版过什么书。看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傅斯年去了台湾，而且在抗战后期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在大陆这么多年都很难见到他的书，甚至这个名字都很少被人提到。这本书最让人感叹的是书的最后几章，傅斯年去了台湾以后，陈寅恪留在了广州中山大学，从此两个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了对方的音讯。最悲惨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提到文革，虽然看过很多传记和回忆录，但是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强烈的感受，在时代的巨浪面前小人物的命运毕竟微不足道，但是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也没能逃过文革的浩劫，就让人不能不感叹了！陈寅恪解放以后眼睛就已经盲了，但是在中山大学仍然教课，通过岳南的描写我才知道了陈寅恪的本事，陈大师把古书烂熟于心，每次上课都必须教新的东西，一旦成书就不再讲授这个内容了，让学生看书就可以了。在中山大学他讲述元白诗证史，后来成书就是《元白诗笺证稿》，在讲白居易的卖炭翁的时候，一个学生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回车叱牛牵向北”那么这个牛车开始冲着什么方向，陈寅恪几次考证，一次比一次给出了更详细的回答，具体到当时送碳的车可能走长安的那座城门，当时长安的地图什么样，去东市西市怎么走，感觉陈寅恪就好像是一个生活在唐朝的人，对这些都了如指掌。据说当年有个学生问他一个问题，杨贵妃到底多少斤，他脱口而出，一百三十斤，不知道是怎么考证出来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不会信口开河。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国宝级大师，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文革而那么悲惨，最后被赶出家中，连去取自己的存款的申请都不被批准，最后夫妻二人在红卫兵的迫害下惨死破屋之中，一带大师竟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真是一场悲剧啊！再看看傅斯年，傅斯年虽然去了台湾，但是他的三儿子坚定的留了下来，后来被迫害自杀，不知道自杀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儿子的死信，过了很多年才传到了台湾，傅斯年一直到死都不知道。到了文化大革命，傅斯年母亲在重庆的坟墓被炸开，头颅被点天灯。傅斯年的傅家，还有妻子俞家，都是名门望族，聊城傅氏一门自大清入关三百年兴盛，傅家祖坟近百座在文革中全被炸开抛棺扬尸，傅家还有俞家留在大陆的骨血，都被迫害自杀。那时候北大的未名湖每天都有很多教授去投湖，扑通扑通的声音彼此相闻，未名湖浅，很多人只能把头扎如湖中，然后用水草缠绕脖颈以求一死，那是真是一场恐怖血腥的人间惨剧，那死去的不是小民，是中国的大学者，是中国的文化大师啊！这些大师的离去，这么多年都让我们的传统出现了断裂，我们的学术出现了断裂，不知道要补上这段空白还要多少年！

外行人說內行事，像傳記卻是八卦

微信公众号：shenshike-HK （心是主人身是客）==書封上那么一大堆人推薦的書十有八九不會是好書，再加上推薦者中赫然列著白烨，──和韓寒舌戰的那位白烨嗎？更令我拎著此書，躊躇不決。不過，八卦之心終戰上风。若對民國時期的文人、學者极有興趣，此書可以一讀，權作一部八卦天書。當然，你得忍受“外行人說內行”的種種趣怪現象，尤得忍受作者反反复复、囉哩囉嗦的老太婆篤粥。譬如，“清华四大導師”一說，每提及四大導師中的任何一位，勢必加上“四大導師之一”的定語。這部書主要寫陳寅恪，陳寅恪刚好又是四大導師之一，我們慘了，反反复复看見“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如何如何。傳斯年有“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譽，好了，只要提傳斯年，又必加上“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的前缀，令人不胜之煩。其實，一個記憶力正常的讀者，前文交待過后來自有印象，可能作者比較健忘，以己度人。處處贅述，讀來煩不堪言，我讀到三分之一時，幾欲棄書，又因八卦心態熾，終至讀完。看完此書，我最大的疑問，怎么被按《陳寅恪與傳斯年》的書名？他倆沒多大關係啊！若說親戚的親，抗戰時期及戰后，陳寅恪携家多次寄住俞大維家，不和俞大維更親嗎？寫部《陳寅恪與俞大維》不更成立？若說共事的共，1940年暑假后，陳寅恪取道香港去英國，未成行，后輾轉桂林、成都、北京、廣州，任職燕大、清大、岭大，再未和史語所呆在一起。若說相知和情義，两個人惺惺相惜、互通款曲是有，但要論到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實在是談不上。后來無論傳斯年怎樣催請，陳寅恪總也未和傳斯年近距離共事，相隨左右。而陳寅恪貧病交迫，許多時候傳斯年也忙得顧不上。最后，傳至台灣，陳留國內，更有分道扬镳的意味。如果光惺惺相惜就能成立這么一個題目，也未免太多情了吧？作者的文字功力不足，才情欠佳。傳斯年家鄉山東聊城，這讓他聯想到水滸武松，可能是好不容易想到的得意之想，不得了了，又是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提。每說至傳斯年動怒或如何和“惡勢力”作斗爭，定搬出“武松”來老生常談，傳斯年又是脾氣欠佳的一個人，特別容易發火，大家可以想像在書中看見多少回“武松打虎”？恐怕比《水滸傳》里提及的武松次數還多。文字驾驭上，於作者來說，亦屬難題，白話和文言的轉換、尺度未掌握好。可能力使語言生動、活潑吧，加插一些俗言、歇後言，卻更使文风雅不雅，俗不俗，不倫不類。作者可能自詡的“抖包袱”，又像拚了命硬擠人胳肢窩，叫人如何笑得出來呢？本書許多地方皆帶作者的主觀看法和臆斷。譬如解放后陳寅恪堅持留在岭南，個中原因，除陳寅恪本人，我相信誰也無法確斷，一位態度嚴謹的作者宜提供各種說法由讀者自行判斷。可本書作者卻一口咬定余英時說陳寅恪與妻為去否香港發生爭執是“胡言亂語”，是“扰亂視听，混淆是非”。而作者以為“正確的事實”依據，是陳寅恪在文革中遭迫害、遭清算時所提供的交待材料。當然，僅作了解一下民國文人的八卦故事，本書還是值得一讀（尤註解，許多八卦哦），看來作者花了不少功夫收集資料。書中不乏名人轶事，如先帝、蔣*介石、周en來、王國維、梁啟超、胡适、魯迅、周作人、叶企孙、顧頡刚、吳宓、沈從文……。實際上，這些八卦才是本書精粹，我若包裝、推銷此書，封皮上的什么勞什子推薦者通通拿掉，罗列上述所提名人，簡單一句：“內有他們的八卦”，看不抢崩頭。=================================更多文章，请关注我微信公众号：shenshike-HK

读为神州惜大儒

在校图书馆偶遇此书，却也心仪许久。读完，思绪非常复杂，陈乃三百年独此一人，傅也是学术之宗师，刚毅之“大炮”。陈与傅几经沉浮，在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创造了属于史学也是属于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巨大财富。而两位大师的为人品格自不用说，陈师晚年之遭遇更是令人悲悯之极。那一段悠悠的历史，中山大学，北京，清华，台大，都已回不到那个令人身累而又心醉的年代。纵观当下之学术发展，大陆高校之中，政治氛围太浓，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夙愿，依旧没有完全实现，高校充斥利欲熏心，骗取，套取课题经费而不为研究而研究，实乃研究之可悲。史语所那种学术的氛围，再也不复显现。神州亦无大儒，最多算个儒生，倒还有几个残喘着。学生亦不复从前的追求，这也是时代发展所不能避免的。企望今后的学术，尚可略开研究之禁，越发全面化，深度化，而非面子工程和所谓的经费导向型学术，那样的学术，受制于人，还不如解甲归田尔。

不严谨

有关火烧赵家楼的叙述恐怕与事实有出入。我看过的书虽不多，但是知道傅斯年是不赞同火烧赵家楼的，他在第二天就退出了运动，虽然第一天他是扛大旗的。但书中却认为傅斯年有这种暴力倾向，甚至在描写他留德期间也拿这件事举例来说明他有火烧大使馆的倾向。作者的语气中有夸张有调侃的成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歪曲事实来哗众取宠。

百花丛中一苍蝇耳

作者态度轻狂，笔调轻薄，对前贤大师，了无敬意，以野史笔墨，写学人传记，适成一野狐禅耳。 作者虽然爬梳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注释，将此书装点出几分学术模样，但引文之外，信口开河，处处可见一浅薄文人搔首弄姿的丑态。 作者自以为为陈傅立“传”，即可与之比肩，傲视胡适等一代大师。请此君读一下胡适的全集或者学术文集，再来看一看自己的愚妄无聊！ 岳南，飞来飞去大师林，百花丛中一苍蝇耳！ 读者诸君，如不忍心看一部蹩脚的20世纪儒林外史，请 珍重学术 远离岳南 （转载）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本书经过多方考证，方以大量的信息取胜。如以读小说的姿态来衡量本书是不恰当的，书中少许渲染，但也恰到好处，尤其在４９页的描述甚是有趣，娓娓生动且具文人互相调侃之味。看到此段最后一句：“尽管有罗家伦向杨步纬借款几十年不还的情形，但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尚没有露出真小人与伪君子的做派，倒是有点同舟共济，‘有钱大家花’的共产味道。”读者忍不住大笑起来。如另一位读者所言，在内容的安排上，稍感有些乱，但细想之下，倘使要将众多复杂的事情揉在一起叙述，是很难操作的杂技活儿。毕竟书中所涉人物非常多，作者想要拎出一条从头至尾连贯起来的线索又几乎是寻觅不到。读到最后，方觉一丝轻松，至少结尾还算整齐，大线还是拎到了，细节丝线纵然乱些，倒也还不妨碍。整书读罢为两位大师的生平唏嘘不已。读者比较困惑的一个疑问是书封底，在内容简介部分，有一句称陈寅恪为陈氏，而傅斯年依旧以傅斯年为称，不太协调不知何故。读者妄加揣测：或为笔疏，或为更尊敬陈先生所致。　　

能不能不要主旋律

一开始，就把陈寅恪的死亡原因写错了。按照陈先生的意愿，思想不自由，我宁死。何况把一个人的死都写错了。只好送你一个中指。“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不是我短，我写的内容你说不适合呀。

书香世家出大师

流水账一样的记录下想法吧。从内容上讲，最受触动的是陈寅格求学时候的叙述描写，对自己当下的不靠谱行径深深汗颜。什么叫求知，什么叫读书，太可怕了，但也太羡慕了。陈寅格为了真知而读书，不求学历学位，为了学历而读书太浪费时间，不能容易的转换关注点。我包括身边的一些同学都有此想法，不同的是我们以此为借口娱乐了，而陈先生是在求真知，写到这脊梁骨有点发凉啊。有些事阎王做得，小鬼做不得，也做不了。陈寅格先生没有学位，入驻清华成为四大导师还是破费周章的，但是靠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力保还是成功了。靠的就是这些家族的世交关系，书香门第之间的互帮互助，换做旁人即使能有陈寅格的学识，没有关系也成不了。天朝自古就是靠关系的社会啊，不论阎王还是小鬼。书中一直强调二位大师的学术天才，也许是我知识深度还不够，能体会到的只有二位先生的学识广博，做事认真，如何为人等。对于学说以及贡献没什么感觉。个人感觉如果书中能更详细点介绍一些他们的学术成果，拿几篇他们的文章出来就更好了吧。不过书结尾部分介绍的一些论断感觉很是新鲜。另外一点从书中看出来的是天朝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如果没有那场灾难，大师之后应该是会有大师的。怪不得越来越感觉国内文化没积淀出来什么，应该是因为当代人要从断层重新开始记录了吧。这本书是在火车上读完的，如果不是旅途，应该很难安下心来看完吧。有点厚的。

野史杂集而已

如果对民国时期历史，尤其是所谓的'野史'有兴趣，大概还是值得一读的，有不少有趣的逸闻以及那个年代文人，尤其是大儒们的人生轨迹随历史而变幻的记录。然则，就书而言，顶多算是八卦消息的散文集子，全然算不得什么传记的，甚至连消息的出处和内容都需要读者自己去做一番考证和研究。从书里看去，作者未免过于肤浅而缺乏做学问的定力。举例来说，如若对傅，陈二人学术并没有了解，那么读完此书，你仍旧无法理解为何此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赫赫有名。这是我对本书的简评，也大体概括了我对本书的感觉。仔细的说，首先，这书名就严重的名不副实，一则70%以上的篇幅都在描述傅斯年，而陈寅恪不过占据了15%的篇幅而已，剩下的15%，则是全然描述旁的人，比若向达诸君，并非是说向达先生不重要，只是，在一本题为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书里，单拿出一章来讲述向先生的个人命运，似乎就颇有离体的嫌疑了。其次，陈，傅二人虽是姻亲，且同在史语所工作过，但二人大概在学术上相涉甚少，也不似胡适与鲁迅，鲁迅与新月派文人，陈源和鲁迅等有的可谈，总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立下了这么个不好做的题目，作者也只有离题千里了。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归类于一本初读民国文人生活轨迹时候的野史启蒙读物，我是对陈寅恪和傅斯年二位不甚了解的，直到读完之后，我仍旧不大了解，尤其是陈先生，这书丝毫不能帮我了解这二人为何是‘大家’。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究竟地位何如，有什么样的学术观点，做了哪些研究，甚至，其早年的修学，研习历程都一无所有。文字倒是还算顺畅，文笔只是一般而已。史料是很大量，但是也有人反映缺乏很多关键的资料，大概，过一阵子我更多的了解之后也会更公正的评价此书吧。看了作者岳南出书的名单，怎么都有种他是在贩卖民国文人悲惨命运以换取名利的呢？至少，这一本，真的是攒的气息很浓重，做学问不够踏实。肤浅的很呢。连我这个外行，看了都有如此感受，想必是很难入内行的法眼了吧。

学术与政治（不发表）

这本书取名为《陈寅恪与傅斯年》，虽然题中陈公在前而傅公在后，但是实际上多着墨于傅斯年。直至行文于傅斯年猝死于台湾大学后，陈寅恪才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唯一主角。而此时陈公已然是双目失明的风烛残年了。作者不着意叙述陈寅恪那意气风发、文采风流的早年个人史，而多用力于其悲哀苦痛的晚年史，全文之立意由此也可见一斑。而之前那些章节中，虽然也略提到陈寅恪的经历，但仍然是以傅斯年为绝对的纵向（时间）主线，陈之作为大多蜻蜓点水地带过。因而，我认为本书的名称或可磋商，且本书对于陈与傅的相互来往所记载更是寥寥，更让人觉得不妥。当然，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清作者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两位史学巨匠的回忆，具有绝对代表性地揭示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下略……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因着对民国期间学人风采的敬仰，很有些喜欢看这些学人的传记，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碳之际，他们依旧保持学人求真向善的本色，为传承中华文明做着不懈的努力，就心生无限暖意，仿佛这人世也增厚了、有无边的风景了。在最近新书榜中，关于《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荐语较多且甚为滑稽多彩，于是购来一睹真容。花了几个晚上，断断续续将此书大致读完。原拟为可在此传记中，得以领略陈傅两位民国学人的真实风采，谁知此书只是展示了一幅世俗俚事、政坛纷争的画卷，岂有丝毫深入大师精神世界的笔脉？纵观全书，我不能说作者是信口开河，但确实下笔轻薄、轻狂，无丝毫对先贤和学术的真正敬畏之情（非无，实在是未到此境），陈傅二位以岳南为他们作传，真是要“谬托知己”了。“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封底有此推荐语，与书一对照，真是要笑掉大牙了，推荐者不是在侮辱读者的人格就是在侮辱读者的智商了。看看当前政界的无耻、学界的无能，又看看什么朱大可、何三坡等人对本书的的肉麻吹捧，再回顾身周那些营营之辈，很是无语，当下的时代多的是结党营私之徒，又上哪去找民国期间学人的精神风骨？堪称时代的悲哀！这样的书，不读也罢！2009-2-14

从晚清到民国为什么那么多大师？？？

从晚清到民国，大师辈出，灿若群星——以至于近百年后回望那片并不遥远的星光，既感到庆幸，毕竟我们也有过那样的大师年代啊！——也略感困惑：当时为什么会产生出那么多的大师呢？那几乎是中国最坏的时候啊！甲午惨败、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日寇侵略……那大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处于持续的动荡和变乱之中，战火频仍，生灵涂炭。偌大的国家似乎已经很难摆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然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大群学者文人渐渐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开始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和光芒……这种种的因缘际遇中，那个因素最重要？其实说起来很简单：timing!——时机。所谓“时势造英雄”，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赶上好时候了。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那可能是最坏的时代。但对革命者、政治家、武人、学者、文人来说，那真是最好的时代。当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所谓“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前现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这次大转型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也包括民生、文化、艺术、学术。特别是在学术方面。中国的传统学术面临一个根本的改变，什么经史子集、大学小学、考证笺释——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需要以现代学术为标准，对传统学术进行审视和整合，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体系来。那时在学术上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从未开垦过的肥沃丰美的处女地啊！你哪怕耕作水平不高，但只要带着锄头在地里认真刨几下，“开创者”“奠基人”“开宗立派的大师”这样的帽子就会稳稳地戴在头上了。最典型的就是胡适。1917年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在《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立刻在国内学界造成巨大的影响，成为“文学改良运动”第一人。才二十七岁，胡适就跟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因为倡导白话文，胡适也开始试着用白话文写诗。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就又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1920年胡适把他这些白话诗，编为《尝试集》一书。结果这本诗集，就又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又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1921年胡适写出《红楼梦考证》。此书一出，胡适又成了新红学的奠基人，开山祖师。短短几年时间，胡适就在文学、哲学方面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大师地位已然不可动摇。胡适先生的学术水平有多高，后生晚辈不敢妄议，但他在《尝试集》里的白话诗歌，倒可以看看。比如里面的名篇《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诗意浅白，近乎打油。肯定有人不服气，这算什么诗啊？——但你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在中国悠久的古体诗近体诗的文学传统下，胡适在那里用白话写诗，不管写得如何，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事儿——这就是timing的重要，你不一定干得多好，但你是第一个干的，你就注定被载入史册了——后来者写得再好，也只能干瞪眼。Timing不光给了你成为大师的机遇，也给了你成为大师的素质。说到晚清民国的大师们，最常用的词儿是“学贯中西”。他们怎么那么容易就学贯中西了呢？那时西风东渐——但很多人一开始都接受的还是传统国学教育。比如鲁迅周作人兄弟，从小上的都是传统私塾。也有的家里延请教书先生或是“家学渊源”——如钱钟书、 陈寅恪、 俞平伯。人家“三百千”几岁就读了，“四书五经”十几岁都已经滚瓜烂熟。我们今天的文科大学生到研究生阶段才看的书他们不到二十岁就读完了——而且是真正读通了。周氏兄弟甚至还参加过科举考试，考得还可以。像蔡元培、陈独秀还有前清的功名在身。发蒙写的就是毛笔字，作的都是文言文——论旧学功底，怎么跟他们比？二十岁左右再放了洋——或东洋，或西洋——当时去日本香港连签证都不要，往来相对容易。不像现在，又要考托福，又要去大使馆看签证官的臭脸，还要财产担保。在海外游学几年，学两三门外语，考一两个学位——旧学根底加上西学新知，回来就左右逢源，中西合璧了……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较自由——虽然可以说是乱世，但各方势力在政治、军事上的争斗很激烈，却无暇来太管制思想和学术。有时为了争取人望，还要摆出重视尊重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姿态。 在学界本身，胡适美国学成归来，二十几岁就被北大聘为教授，这是今天不可想象的。钱穆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入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破格的提拔任用数不胜数，但因为学界本身风气并不败坏，且都出于公心，这样的大胆举措，当时人们也不觉得有可非议之处…… 任你有三头六臂，人最终是无法超越时代的。晚清民国那样一个物殊的时间节点，产生出了那么大一批学者大师，真是我们民族的幸运。而在今天，错过了那个timing，想当大师的人，苦了，难了！

读过一本岳南先生作品后的一点感受

用了几天时间夜以继日地读完了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坦率地说，可读性很强，行文流畅，间出己意，爱憎分明。此书前半部分，也就是1949年以前的部分，搜括材料甚多，把同时代学人间的爱恩情仇、风流轶事交待得繁而不乱，的确是功夫。记得陈先生曾建议将唐代诗人聚散离合之状加以综合分析，从中必要发现。作者此举，深得寅公雅意。而书的后半部分，则因为有陆键东《最后二十年》在的缘故，加上搜集资料有难度吧，因此新意及深度都显得不及前半部分，似乎是对陆键东《最后二十年》和王荣祖《陈寅恪评传》的综合改写。间出己意，爱憎分明，在这里往往表现为一种主观臆断，像对黄炎培等人那种苛刻的挖苦，不具备“理解之同情”，其实，在那种环境中，面对强人如毛者，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殊非易事，即使赳赳武夫几人能做到，何况书生之辈呢？然而，能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立传，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创意。而且能把学者的传写得如此耐看，如此切中时弊，在今天这个读书人被弄成了说书人还深以为荣的时代，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人与人

很多朋友都批评此书，都有道理，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正文第一页给我的感觉就像都武侠小说，确实要比一般的传记吸引我。人与人的恩怨情仇，人对命运的抗争是永恒的话题，作者正是基于此点对全文做了展开。但归根结底还是性格与环境决定了人一生的际遇。

《陈寅恪与傅斯年》：追思乱世之悲歌

日暮黯淡，我终于读完《陈寅恪与傅斯年》最后一页，插在书中倒数第三页左下角的陈寅恪先生之暮年肖像，在残照里更添沧桑。文字能够离开视线，忧伤却不能够被遏制，当年叱咤风云的学界大师们，虽然有通古博今、洞穿历史的本领，却不能够阻止时代变迁与社会动荡，不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洞穿自己的命运，面对离乱之世，人类无一例外，都是渺小的弱者。面窗而立，掩卷长思，飘渺在远处的青山隐于残霞，我叩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在暗中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又是什么指引着站在同一起点的人们走向不同的人生？这样复杂而没有定解的问题，恐怕用培根在《习惯论》中的见解也只能勉为不完全的注脚：“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陈寅恪先生的隐忍学者之风，决定其最终留在新中国并隐居岭南；傅斯年先生的霸气与主动，导致其最终归于国民党，并在台大校长的要务中以猝死了结华年；而生长在同一时代的其他厚学才俊，如王国维、胡适、周作人，周树人等与此二人的结局更是迥然不同，时代与天命的不可违，都浓缩在各自独特的性情之中，何滋全先生在序言《独为神州惜大儒》中追忆往昔，以九十八岁高龄仍有唏嘘之情肠，何老慧眼，对陈、傅二位大师亦有性格决定命运之叹：“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素，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历史风云际会，时光回转于1926年7月8日，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内荷香阵阵，绿树荫荫，面容清癯、目光睿智、身着长衫的陈寅恪健步跨入清华园，这一步走得很漫长，漫长到要用生命中十六年的海外苦读作为代价，漫长到要以无数个以书充饥食不果腹的穷留学生夜晚作为前奏；这一步走得很艰难，艰难到要陈氏之世交国学元老梁启超动气动怒，才说服了校长曹云祥聘请陈为教授，幸好曹云祥是开明的，否则，这“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大师将会以何种情状出场？此时的傅斯年刚刚从德国柏林乘船穿越茫茫大海回国，按照计划应到北大任教，可是当时北大因学生运动开罪北洋军阀政府而被打压形同解体，北大灵魂人物蔡元培与胡适相继出走欧美，前途未卜的傅斯年在香港停留时被中山大学聘为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虽与清华失之交臂(陈寅恪正在积极为其运作入清华教学)，却并不影响其野心勃勃的开拓性人生。陈、傅的合作与二人的辉煌相互叠加，始于两年后，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所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陈寅恪为历史组组长，在史语所成立短期内均有令学界瞩目的作为：8000麻袋15万斤的清宫内阁大库档案，几经辗转，逃过被当做故纸毁掉的命运，在陈寅恪与傅斯年的斡旋下购入史语所，从而留下珍贵的《明清史料》；考古学家李济主持的考古组则发现并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挖掘，得到大量珍贵的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等。如果历史像平静的流水那样平稳发展，陈、傅的结局想必不会有如天地般巨大的差异，但是历史总是给世间留下不同的遗憾，日本入侵打碎了学术研究的辉煌，山河破碎，家国有难，安全与温饱都成了问题，做学问自然成了奢侈之事，很多研究在硝烟中搁浅，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南逃躲避战乱的过程中，走向不同方向。坊间关于陈氏入清华前的史料单薄，因而诸多关于陈氏的传记多采取简单处理的省力方法，此书在二人的前半生里没有偷懒，作者从别处入手，尽可能多的以相关的书信、笔记、回忆文章等来铺陈二人的幼年生活及留学生涯，通过辅以与二人关系密切的师友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朱家骅、吴宓、顾颉刚、鲁迅等人来层层剥开错杂的历史事件，以多方面的文字还原两位学界巨子清晰、真实的轮廓，尤其开篇几章，作者不惜大量笔墨介绍陈、傅两家祖上及家学渊源，于我这等少文化的读者，通读难免有史料杂陈、罗嗦、无味之感，但是毕竟可以从二人不同的生活、教育环境为两位大师的不同天性做了侧面投影，只是，如若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再梳理得清晰、简练些，当令普通读者更多些方便。

晚清民国为什么多大师?

据说晚清民国多大师 姑从是说 先不论到底哪些人其实不够大师的资格 也不论到底哪些大师是国际级的 哪些只是国家级的 也不论为什么几乎全是社科大师没有自然科学大师 只谈谈为什么大师多 为什么? 要用文词说就是 时势使然 用大白话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学贯中西容易 当时西风东渐 但很多人一开始都接受的还是传统国学教育 或是上的正统私塾 如周氏兄弟 或是家里延请的教书先生 或是 家学渊源 如钱钟书 陈寅恪 俞平伯 三百千几岁就读了 四书五经十几岁都搞定了 我们今天的文科大学生到研究生阶段才看的书人家不到二十岁就读完了了 而且是真正读通了 周氏兄弟还参加过科举考试 考得还可以 蔡元培 陈独秀还有前清的功名在身 发蒙写的就是毛笔字 作的都是文言文 论旧学功底 怎么跟他们比? 二十岁左右再放了洋 或东洋 或西洋 当时去日本香港连签证都不要 往来相对容易 不像现在 又要去大使馆看签证官的臭脸 还要财产担保 在海外游学几年 学两三门外语 考一两个学位 旧学根底加上西学新知 回来就中西合璧了 开宗立派容易 当时老大中国正在渐渐融入现代世界 各种西方意义上的学科和艺术门类也正在初创阶段 谁拔了头筹 不管你这个头筹水平怎样 开宗立派的宗师地位是跑不了了 最明显的是胡适 他在1917年的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成为文学改良运动第一人 就不说了 尝试集一出 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 后来的者的新诗写得再好 也只能干瞪眼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誉为 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 它的出版被又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红楼梦考证》一出 胡适又成了新红学的奠基人 马建忠难读难用的《马氏文通》又由于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 老祖宗的地位不可撼动 鲁迅仿果戈理的狂人日记 给现代文学奠了基等等 后来者就算有他们的才具 但生得晚 想当开宗立派的大师是绝无可能了 学术较不规范 不会有那么多学术会议 不会填那么多申请表格 也没有那么多课题经费 但大学教师本身的工资足够高 不会看你一年在核心期刊发了多少文章 学术研究反而更自由 更纯粹 更容易出真正的有价值的成果 社会风气较自由 虽然可以说是乱世 但各方势力在政治 军事上的争斗很激烈 却无瑕来太管制思想和学术 而且有时为了争取人望 还要装出重视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姿态 在学界本身 胡适美国学成归来 二十几岁就被北大聘为教授 这是今天不可想象的 钱穆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入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 破格的提拔任用数不胜数 但因为学界本身风气并不败坏 且都出于公心 这样的大胆举措 人们也不觉得有可非议之处 鲁迅把当时的社会抨击成那个样子 但真的 有些地方读来 觉得当时真是可爱 真是可爱 只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没有意识到而已 大家都觉得更好的在未来 不知道其实就在他们所抱怨的当下 以上这些因素 也许就是晚清民国大师辈出的一些理由吧!

凌晨读完此书，真有“怅然”之感

凌晨读完此书，真有“怅然”之感。之所以民国之后再无大师，根本原因恐怕是民国学人自然而然地植根于传统之中。因为他们与传统是一体的，所以他们对传统的继承、批判或阐释皆准确而得体。当时学者如果说“学点古文”，指得可不是一般的古文，而是甲骨文或金石学。而49年后将传统与学人撕裂，将学术、学者从传统的土壤中拔出来，文脉断绝，再想接续已不可能。这不是如何扼腕叹息如何学点大学中庸搞个国学班就能接续上的。斯人已逝。陈寅恪真不愧为300年一出的史学天才，如果给其好的环境，真不知会出多少成就。仅元白诗就考据出多少东西，精确到年月日，卖炭翁车头的方向，真是让人惊叹。可惜一生没有得到安定的学术环境。陈在传统陆沉的最后时刻出现，仿佛就是为了增加一分失去传统的遗憾。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视学术为生命，春蚕吐丝般既绝学、叙往圣，傅斯年为学也为官，是学者底子的社会活动家，对国共的洞察也很有见地。虽然也搞小团体、有心计，但到底是学者。作者岳南，可是老相识。当年小时候看《风雪定陵》就很激动。本书是作家而非史家笔法，所以不能强求，有些细节经不起推敲，比较情绪化。总之是本好书，特别是选取这两个人一起写，像光谱的两极，很有对照意义。

相对乱世策士梦这章，章诒和的回忆录就过于怨气了！！！！！

相对乱世策士梦这章，章诒和的回忆录就过于怨气了！！！！！相对乱世策士梦这章，章诒和的回忆录就过于怨气了！！！！！相对乱世策士梦这章，章诒和的回忆录就过于怨气了！！！！！相对乱世策士梦这章，章诒和的回忆录就过于怨气了！！！！！

旧梦如烟

很想写点什么，却又发现难以写些什么。关于此书，关于大师，关于历史以及政治，有思不言。年代湮远的学人背影，擎顶学术的一代大师，如今遥念，悲怆其人，悲歌其时，悲吟其事。云云旧人，沉沉往事，悉如烟散。流年荏苒，不待细察。旧梦，如烟。今日掬泪，晚生亦惟能幸己之未遇，怜先生之遭际而已。

感觉像小说不像传记

本书的封面那句“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让我生疑。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后人比不上陈寅恪。但文中用很少的笔默交待陈的学术成就，后来甚至是更多描述他的境遇，还略带同情和唏嘘。后书中内容还较多是历史叙述，感觉像小说不像传记。还有标题《陈寅恪和傅斯年》，其中书中的主角并不只有这两个，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及那个动乱的时代。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是在史学概论这门课的推荐书目表中看到了这本书的名字，当时是看到标题“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即刻萌生想要一读的想法。此书和《南渡北归》一书所写相似，惜痛的是当时整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命运哀歌。浏览了豆瓣书评，很多人都对作者的写法与评论持不同的意见。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以及里面有些地方凌乱的叙述；还有对于陈、傅二人的撰写等等。但我看完此书时总体印象并没有像各种书评上说的那样觉得不好，纵观整本书大体还是值得一读的。的确，作者搜寻史料花费的精力在文中处处见之。很多一手的材料还是十分有价值的，传记最精彩的莫过于尊重传主的原本生平面目；论从史出是最需要坚持的原则。但此书也有许多地方稍微显得过于煽情，可能我更喜欢较为冷静的叙写。于平淡之中感受力度会更加让人觉得深刻。

大师远去

陈寅恪和傅斯年这本书，自去年暑假开卷以来，我陆陆续续看了大半年。每次拿起就不太放得下，放下了又拿不起。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作者岳南过多的史料堆砌。但凡出现个人物都需扒他三层皮，更别说本文的主角了，而那个年代的人物太多，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上半部大多是人物及关系的交代，如果对民国时期的文化不太了解的人，看起来会觉得累。而作者的文风笔彩淹没在过多的史料中，偶尔窥得一鳞半爪，都有用力过猛之感。其二，从第十章西北望开始，作者渐入佳境，随着人物跌宕的命运，让我看完后感概良久。扒开两位的生命历程，从历史的隐秘角落挖寻出命运结果的必然性，最终恍然，只是遗憾实在太多。傅斯年以振兴文化为己任，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开始，始终冲在前沿，最终猝倒在台大校长的位子上，死后备极哀荣；陈寅恪少年成名，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冠为清华四大导师，却郁亡于南国之岭南大学，身后魂归杭州的愿望都不能实现。这许是“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待遇差异吧！（若要理解“伪君子”与“真小人”的意思，请看此书台大学者路那序二。）书中不乏两位谔谔之士的语言，其中颇有玩味之处。例如， 陈寅恪停课后，学校敦其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信中最后一句，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又如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说，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会对gcd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gcd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gcd”。事实上，这本书我并没有购入，倒是先买了作者另外套《南渡北归》 ，但看了张昌华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曾经风雅》，高下立现，觉得本书值得推荐。

应该叫 傅斯年 与陈寅恪

不管是书录编排还是事实关系上都是傅斯年在第一位这本书功力很深。作者老老实实的只写了自己熟悉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欠缺的是：全书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学术经历落墨太少了。 对这两位不世出的天才来说，学术生命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自然生命的重要性低

教训啊

看了卓越网的评论，还以为是多好的书，买来一看，失望透顶。作者是文人，对学术史、政治史皆无半点素养，所以全书充斥外行话，对民国学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作者连文人的本分都没有尽到，文笔冗杂不堪，又时时流于俚俗，且对书中人物抑扬任情，全无半点风度。作者即不能把握前辈学术，也不能抓住人物精神，甚至似不懂文章布局之法，毫无逻辑可论，行文散漫之极，阅读时常让人极不舒服。这年头，民国学人成为流行，什么不入流的文人都来其中混饭吃，可笑可怜。最大的教训是，以后再不敢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鼎力推荐的这类著作了！

缘何大师难再？

缘何大师难再？□温国绛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对陈寅恪的评价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是儒家学术与西方学术杂糅的东西学术的典型代表。在岳南的著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广西师范大学版）封面上，印有一个颇为消极却令人深思的偈语：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刚拿到此书，见封面上赫然写着这几个大字，深以为恶，觉其未免有打击后学积极性之嫌疑；随着阅读接近尾声，我愈发意识到这个偈语是著者对于中国学术界敲响的警钟：倘若不改变现状，“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偈语将成谶语。缘何“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或者说缘何大师难再呢？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绝大部分学人在学术上所依循的学术进路乃传统的儒家学术；自科考废除后，学子们觉得古板的八股文再也难以成为自己的晋身之法，纷纷走出国门，希冀从此道开辟仕途。当然也有出国门真正求学的，如陈寅恪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国求学十余载，终未获得一个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陈曾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不知道那些在国外挥金如土，为了获得文凭使出各种招数的人士看了陈寅恪先生的这几句话要做何感想。无论是陈寅恪、胡适之还是傅斯年，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当然这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为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其父陈三立乃“维新四公子”之一，亦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胡适之的父亲胡铁花是晚清绩溪三奇士之一；傅氏家族在山东聊城更是状元豪门。可想而知，纵使科考废除，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的陈、胡、傅等人的传统国学根基也不会差到哪里，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切的体认！待日后他们留学海外，习得西方之技，再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我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社会科学，不荣登人文社会科学之巅都难。对于这种学术进路以及借其所达至的学术巅峰似可用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理解：对于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辅之以更为广阔多样化的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实非难事。而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始终沉浸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在法学界，虽然朱苏力极力主张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且也身体力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但苏力这一代学人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脱轨，远离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等国粹精品，代之以西方各种经典学说（并不一定都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假借这些学说解释中国问题。从方法论上看，与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杂糅的东西学术没有什么区别，也似乎对中国学术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未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这一代学人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中国，他们所做的努力诸如提出各种司法体制的改革措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法学界比较特殊的邓正来教授则应该称之为法学翻译家，更是典型的西方学术传统的代表。如此，也就不难明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的个中深意，“大师难再”也就没有理由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了。（文载2010年第15期《青年文化评论》，http://m.ycreview.com/journal/%5Bnumber%5D/685）

一枕清霜浮滄海

近來心神頗有些散滯，文筆也略顯晦澀，實是讀書漸少，思考也不甚連貫所致，諒諸君必能體諒一二。近讀王汎森先生在《中國文化》第十二期所著文《傅斯年與陳寅恪》，又草草“拜讀”過了岳南先生的《傅斯年與陳寅恪》，名字相類，文殊不同，實堪歎之。岳南先生以通俗之筆端胡侃傅斯年及陳寅恪、俞大維、羅家倫、吳宓、顧頡剛、魯迅諸先生，戲謔之口氣“貫徹終始”，實在是貽笑大方、令人無語。以家族譜系概述陳、傅二人之生平，本就有點可笑，又以自認為“幽默”之腔調遊戲筆墨，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倒是中研院史語所的王汎森先生之高見，深得吾心，不揣冒昧，淺撰一文芹獻於同儕，以祭傅斯年先生在天之靈。王汎森先生寫道：“我個人覺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者費夫爾（Lucian Febvre），首先，他們都是集學術、組織、鑒賞力及霸氣於一身的，他們都有長遠的學術眼光，對史學發展有一個整體的觀點，而且他們都主張跨學科的合作，也都在一個動蕩、資源並不豐厚的時代環境中，成功的聚合各種資源，並盡可能地將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開創了一個學派。”誠然如是，傅斯年赴德留學期間，貪多務得，不僅學習了實驗心理學，還旁涉物理、化學、地理、數學、哲學、比較語言學、新史學等諸多學科，受陳寅恪先生之影響，深自砥礪，學業大進。加之以往的家學淵源和深厚的國學功底，以及北大學風影響，還有辦《新潮》之粗獷心氣，學成歸來，即應中山大學朱家驊之邀出任文科學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國文、史学两系主任。在剛剛年屆31歲而立之年的傅斯年看來，這個舞臺對他今後的發展是極有幫助的，同時，也為今後史語所的發軔、堅持、貢獻、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傅斯年愛才、惜才，以及急公好義之精神，加之延攬各路才俊之熱忱，感動了無數英才竭誠為中國的新史學道路蓽路藍縷，更是值得我們銘記和欽佩的。而這也正是朱家驊的伯樂之功，岳南的書中卻將其扭曲、移位為朱家驊認為自己發跡的機會來了，怕別人搶了傅斯年，就先下手為強，實是令人齒冷。傅斯年先生嘗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一生服膺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並把西方新史學的觀念引入史語所，認為“以整個文化為對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成規專門考訂文字要好的多。”把中國傳統治史觀念一下子扭轉過來，與西學相接軌，用科學實證的方法認真對待歷史，用發掘出來的新史料來驗證歷史，更是史語所和傅斯年及其同儕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之大貢獻。在廣泛的包括殷墟發掘在內的田野考察的細緻入微的考古工作中，傅斯年延攬了包括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等大量人才，將這些人才人盡其用、知人善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戰禍連綿的中國，仍然弦歌不輟，令人懷想的歲月，令人無限遐想。傅斯年的急公好義的精神，也體現在他對梁思成、陳寅恪先生的照顧和申請周濟上。正當抗戰軍興之時，每當跑警報，別人都是往向下跑，傅斯年卻總是向三樓跑，原來，他是去照顧患有眼疾的陳寅恪先生。之後，陳寅恪受困香港，駝峰航線奉命接回的卻是孔祥熙的親眷和行李、洋狗，這使傅斯年大為惱怒，也是日後彈劾孔祥熙的導火索之一。對梁思成在抗戰時期的困窘局面，傅斯年也看在眼中，他秉筆直書當時的民國教育部長朱家驊，托其轉呈蔣介石，“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彼一人耳……”，洋洋灑灑，感人肺腑，蔣看後即讓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給梁思成撥了一筆款項，解決了梁思成、林徽因以及營造學社同仁的燃眉之急。這些事實，惟有高山仰止，令人除了欽佩，幾近無法用言辭、文字表達。傅斯年對宋子文、孔祥熙等高官顯貴並不畏懼，在抗戰結束某些皇親國戚大發國難財，五子登科，造成國勢危殆之時，傅斯年先生以一勇毅篤誠的形象開始了他的糾彈行政院長孔祥熙的行動。孔祥熙下臺之後，又以雷霆萬鈞之勢，在赤禍危及國府存亡的時刻，傅斯年大聲疾呼：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在文章見報後的第二天，傅斯年要到國防部找陳誠，偶遇宋子文，兩人不交一言、形同水火。 傅斯年不懼權貴，逼得蔣介石將宋子文解職以塞輿情了事。對於蔣介石的軟硬兼施的“求情”，傅斯年顯出了其“強項令”的堅強性格，說出了“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腦袋也不能這樣說。”然而，時乖運蹇的民國37年冬，國民黨在大陸敗在了共軍的手下，兄弟鬩於牆的悲劇，還是沒能阻止。傅斯年和胡適先生在南京江畔，置酒對酌，低吟陶潛之《擬古》：“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民國38年，隨國府遷臺的傅斯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臺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字，他信筆寫下“歸骨田橫之島”相贈，沒想到竟一語成谶，後於民國39年腦溢血辭世，永遠離開了他終身摯愛的土地和親友……胡適稱他為“人間最稀有的天才”，並非過譽之辭。在國難未已之際，受命於危難之時，挑起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重擔，延聘國內英才，才華橫溢，冠絕一時。時光荏苒，歲月不居。當年陳寅恪得知摯友傅斯年逝世，借讀傅青主的詩“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有感而作詩追懷好友：“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人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傅斯年先生的一生事功，清貧自守，身無長物，皓首窮經，身在書齋心憂天下，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真正做到了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今日，撰文以紀傅先生，必當踐行良知，獨善其身，斯已矣！一枕清霜浮滄海，萬丈光焰映瀛洲。雲霧縹緲共徘徊，夢縈碧海望遙境。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這兩天都趴在《陳寅恪與傅斯年》上，本來是石慶生老師在課堂上介紹的書，一直想著去買一本回來。逛愛知書店的時候，問老闆有沒有這本書，老闆立即說有，很快的在一堆堆書中將這本書找了出來。然後，很是惋惜地說，陳寅恪在這個時代已經快要被人遺忘了，說是因為文革的緣故，提起他的人都不多，而這個人，不僅僅是學問上成就高，人品更是一流。很好的書，寫得很客觀，文字讀起來也不至於乾燥無味。因為對陳寅恪感興趣才會買，看到開篇才知道作者想寫得不僅僅的陳寅恪與傅斯年，而是通過兩個人的關係，將那整整一個時代的文人幾乎都寫到了。一直覺得，那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候，也是唯一一個文人能夠在社會上佔有一定分量的時代。縱使各方政權盤踞，縱使社會動盪不安，那個時代的人們有著現在的人無法理解的光明磊落和君子風度。也許，只有這樣的時代才可以出來那麼多大師。那個時候的人，隨便拎一個出來，都可以甩現在的所謂的專家學者好幾個太平洋。可惜的是，那樣赫赫生輝的大師們，要麼遠渡重洋，要麼退守台灣，留在內地的，文革后所剩寥寥無幾了，即使有倖存的，也再也發不出振聾發聵的聲音了。我們不會忘記，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個諾貝爾獲獎者在文革中沉湖自盡，這才有了川端康成。而陳寅恪，也在文革中被活活折磨至死。還有多少文人，學者，在那段難堪的歲月中，將滿腹經綸化為了一縷煙魂？而隨著季羨林的去世，我想，大師是再也不會出現的了。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厉哭

看过最有触动的关于陈寅恪的传记，陈与傅，最终都郁郁而终。四百年一出的天才，从此泯灭。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从此被阉割去势。

吹皱一池春水

这本书的写作相信费了著者无数心力。从文章处处的考证，分析，讨论上面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本严肃的书。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材料的放置常常颠倒错乱，细节方面显得非常不严谨。在某些已经有大量考证的地方一笔带过或大加渲染的情况非常频繁。这些都令我失望。我对陈寅恪与傅斯年了解不深，但看到过一些其他老北大的材料，许多在这里都没有提到。这本应该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却因为作者写作方法的低劣成为了报告文学作品。感情色彩超越了理性思考以后并没有使全文带上散文的气息，相反像是在说教和布道。尽管我相信自己写会比他更差，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本过于高估，形式大于内容的书。相比之下束星北档案或许是个正面例子可以看到改进的方向。想说的只有几句话。1.陈寅恪与傅斯年活着的时候最重视的是史学，那么书中应该有他们的治史方法与现代历史批评的对照和分析。我没有看到。2.陈寅恪与傅斯年都不是喜欢歌功颂德的人物。这本书违反了他们的意愿，正如卡夫卡的朋友违背了他的信任一样。力图超越界限的叙事性文本总是会受到各种障碍的，这只是其中之一。3.大师以后还是会有大师的，历史本身不会有终结。所以这些不必看得那么重。以平常人的心态对待传者才是应当的。

理解陈寅恪——驳李继宏

或许你也有过，便试着回忆，一个失眠的夜晚：沉陷于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绝望的处境之中，时间似乎无穷无尽的在延续下去。盲人的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夜晚，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醒来之后，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盲人醒来之后，仍旧是无边无尽的黑暗……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作为盲人的陈寅恪，更为珍视精神上的光明！对于陈寅恪这般必成学术之源头的大师而言，以某学科的学术成就相较而论之，比之仅仅以身材之高矮或体型之胖瘦论人，有所类似。再以某一语种的语言写作能力论之，尤其荒唐，此种论法，如说司马迁或陶渊明之不能以英文写作因而算不得大师，因而是被推上神坛的类似。局限于学术的学着，历史上太多太多，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但要堪称大师，则必须在思想上有所坚持且眼界开阔、眼光高远。大师之作，才能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大师，才能成为无数后人为之感佩的精神引领者。精神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至关重要的自由。长期以来，精神才是真正的被禁锢的对象。其实陈寅恪也是从人类史和文化史的视野和高度，针对人类这一整体，来进行研究的政治学家。史学不过是其着手处。文化学即政治学。文化才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层面。文化自身与利益是一体的，一切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文化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明此理，不足以与论政治。依赖军事、官僚体系，再强大的阴谋家，也只能谋一时，唯有文化可为谋万世。政治斗争最终还是会反应到文化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层面。人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秩序的活证，更是掌控文化主导权的统治阶层的创造物。从文化上控制人，才算真正的控制。毛泽东之革命，非止于军事、行政，更及于文化。反右运动和文革之用意，是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实为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大斗争。毛泽东更深的用意，是取代儒道佛，是一种新的精神价值体系的重建，这样一种精神价值体系，有着类宗教的性质，是本质上一样、表现形式不一样的宗教的变种，是一种陈寅恪所不可能接受的一元主义的文化权力体系。反思毛泽东，才能理解陈寅恪。毛泽东时代的另类，文化战争中打不败的硬骨头，如陈寅恪，从肉体上消灭之，何其简单容易，可是毛泽东的用意不在于此。你可以从肉体上上消灭他，但就是无法打败他。当年的文革小将们，恼火之处也正在于此：没法从精神上打败他。文革中的某些知识分子，与新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可视为一种宗教体系与另一种宗教体系的冲突。但在陈寅恪这里，首先是一种宁死也不能接受一元主义的文化权力体系的态度。陈寅恪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能够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待过去、今日和未来的人物之一。视野决定眼界。文化不止是意味着现在，实际也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多种未来可能性。一元文化，实际是扼杀了人类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人类史上奉行一元文化的大人物，如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等等，无不失败。人类的永久生存可能性，只能存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之中。陈寅恪之历史研究，始终不脱离其文化视点。对其着眼点不明，则不明其意。陈寅恪表面上是在研究古代史，其实一直在研究当代史。我们对此之长期忽视，原因正在于我们仍旧处于陈寅恪所著之文化冲突史的同一时代。陈寅恪所述说的，实为延续至今的当代史。当其世，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英美文化和苏联文化侵入中国，迅速改变国人的思想、文化领域，几乎将原本的儒家文化挤压出去，前后有梁济和王国维为此悲愤自杀。我们至今尚且处于此文化亡国奴的时代，因而极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种悲愤。仅仅以史学学术来论述陈寅恪，是国人之悲哀。说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可说是对他的最大误会。于陈寅恪，其实史学仅仅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而已。历史不过其思想表达的方式而已。陈寅恪之史学，不过托史言志而已。陈寅恪真正的史学成就，其实在于前人所未曾详述或述之而深度不够的文化冲突史，历史倒影于人心，便可从容层层揭示。撇开其坚持多元主义、誓死反抗一元文化霸权的自由精神不论；撇开其身残志坚，以年逾六旬之老弱病体而自强不息，惊天地、泣鬼神，盲后而仍能有如此成就，实为人类史上罕有之事实且不论；撇开其文革中大量失去的诗稿，这些诗稿的价值（以诗证史，说明他对诗的重视），以其残存的少量诗稿看来，其古诗成就远超其父陈三立，千年之后，或当与李白杜甫并列而无愧且不论；陈寅恪之艺术性、学术性、思想性，这文史哲三合一的现存精神遗产，已足以证明其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大师！对此，本人还将专文论述，不指出这一点，“后世浅薄者”终身不悟。陈寅恪的历史著作，大多是文化冲突史，表达的是在当代的国际性的文化冲突之中，中国文化人对于中国文化应有地位的抗争态度。陈寅恪所哀悼的，是精神之死，是精神渊源和文化熏习的失落。生而无精神引领，死而无精神寄托，这才是真正的愚民，后世愚民们反思不出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的真相。我们需要的不是师夷所长而尽忘其本。我们需要一艘文化的诺亚方舟，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文化殖民时代的自由学人的真正理解。没有陈寅恪这样的人，一个民族很容易形神俱灭。世出伟人而遭遇误解和批判，原可理解。可是一些人批判陈寅恪，逻辑混乱而又牛头不对马嘴的，非明眼人却难以识别，似是而非的误导公众，比如译者李继宏之流。其文《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读后令人悲愤，故予以批驳。一、“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一）世间多见以关系当官而已，至于以关系执教当时国内最为知名的学府，作为推荐者的梁启超，若无把握，岂能自损声名？岂能为其先辈之些小恩惠而冒此自辱辱人之风险？何况当时还有王国维、赵元任等众所周之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若以其比肩并列于并非真金的宵小之辈，岂能答应？当日沈从文执教西南联大，刘文典便对此便愤愤不平，认为此辈亦称教授实为对于自己的侮辱。对此民国往事，李继宏搬出政治背景来说事，并将陈寅恪之执教清华完全归原于政治背景，十足可笑！不但可笑，而且是对于陈寅恪学识和梁启超人格的双重侮辱！此话只能见得李继宏对于梁启超人品和陈寅恪学术全无认识。若此话言之成理，薄瓜瓜怎没当上清华教授？（二）传说中的钱穆对于陈寅恪的批评，其实是一种误传加误解。钱穆对于陈寅恪之批评，现将原文部分引述如下：“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至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覆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弟此一论文就穆直感观之，似受陈君行文之影响实大，此或穆一时觉其如此，弟或不在下辈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覆，颇近陈君，穆亦有意为弟下笔删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采，此层大可留意，不知弟以为如何也。”其实这种批评，未必确当，毕竟个人有个人之文风。后来者听闻钱穆批评陈寅恪，却未见原文，其实一见原文，往往不以为然。以学术为人生至高乐趣与幸福，而不以学术为人前显耀权威者，必有其自我沉醉之风，此为钱穆所不解处。其实以诗证史，也是一种自我沉醉的研究模式。对于陈寅恪而言，非但写作如此，讲课也是如此，任性陶醉起来，喜不自禁，眼睛也闭上了，口中却滔滔不绝。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采！钱穆之从读者易于接受的角度行文的思想，反应出来的是一种局限性，既限定了自己，更限定了他人。以此论及陈寅恪，恰恰证实其自我局限。陈寅恪显然着眼于更高的高度。其实，沉醉于自我而行文，人亦必沉醉其中而悦读之，且终必改造读者，并使之一同成长。改变和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来适应迎合大众的审美习惯与审美趣味。这种妥协是写作者之不幸。但这种道理，非见识超凡而绝不能领悟。这是一种拿商界案例来进行类比而更容易解释的思想差异。商界一味迎合消费者的话，世间永远不会出现苹果手机和汽车。其间思想差异，有一道从台式电脑到平板再到苹果手机、从马车到汽车的必须飞跃的鸿沟。二者优劣明显、高下立判！钱穆致余英时之书简，恰恰证明，在眼光毒辣的高层精英文化圈之中，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之学术地位并列对等、处于同一层次，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共识。（三）陈寅恪之不拿洋人的博士帽子。一则，是不能接受权威们强加的种种规则，诸如钱穆之流所谓文章的作法，就是一种关于何种作法优于何种作法的强加的规则的宣示；二则，也不能长久的将兴趣局限于一隅。“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境界岂是凡庸之辈能够理解？三则，其志不在此，陈寅恪海外所学博杂，目的只为扩大眼界，至于其专攻之术业，后来者所共见。二、李继宏竟将陈寅恪之文化偶像地位，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李继宏此话足以证明：（一） 李继宏孤陋寡闻，对于民国文化史毫无了解，不知陈寅恪于民国精英文化圈中众所敬服的事实，例子不用多举，如吴宓、俞大维、傅斯年、梁启超、冯友兰、金岳霖、王国维、刘文典等重量级人物，此为众所周知，公开文献中可查询，不作详述。（二） 李继宏虽为译者，却为井底之蛙，文化认知局限于国内，而对于海外的陈寅恪研究一无所知。从一九五八年余英时先生刊布《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引发政治反响开始，海外对于陈寅恪的关注便从未间断。余英时先生说：“一九七零年初，陈寅恪的死讯初传到海外，一时掀起了悼念的热潮。这年三月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对学术界的影响尤大。连向来不大写通俗文字的杨莲生师也写了一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引言〉。”（三）李继宏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认识水平很低，对于改革开放所必然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价值重估效应完全陌生。其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能力接近于零。改革开放在另一层面上，实际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价值体系的重估，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就如鲁迅这一类的新中国文化符号，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价值重估。（四） 李继宏不能理解价值重估与打造偶像这两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别，是因为其思想认识水平极低所致。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地区被长期压制和遮蔽的重量级文化界人物如陈寅恪的价值重估，需要的只是一个引发公众文化认知之动能的契机，而非背后推手。认真的研究，不难发现，凡是鄙薄陈寅恪的，其实都是在自我鄙薄，不过徒然彰显自身眼界的狭隘与思想的鄙陋。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物，何须被捧上神坛？只是回归其应有地位而已。成就其归位者自显其慧眼，而质疑者、贬损者，自显其浅薄、鄙陋罢了。三、李继宏以其所沾沾自喜的外语水平来衡量民国大师，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一） 李继宏此话可以见得，李继宏似乎只认可一种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学术权威评判标准：以外文发表的论文数量、外语写作能力和外文质量审读能力，并将之用于民国国学大师的评判。李继宏认识不到，这一评判标准其实根本不适用于以汉语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李继宏也认识不到，在国学领域，其实语言阅读能力，对于学术研究才是至关重要的，而外语写作能力和外文质量审读能力，对于学术研究本身，对于扩大学术视野和提高识见、知见之层次与能力，并无助益。殊不知：陈寅恪之学术成果，自有翻译能力超凡之一代又一代翻译家代劳为翻译，又何须自己去苦苦翻译？使用外语写作的能力固然可贵，但是对于一个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而言，更可贵的是原创性的研究和自由独立的思想。对于一个思想家和学术大家而言，阅读能力必要，包括多语种的阅读能力，也是必要的，翻译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次之，甚至于本国语写作能力，固然重要，但在具备表达确切的语言能力的前提下，过于苛刻以求之则为吹毛求疵。李继宏如此比法，一个美国中学生也可将大多数民国大师比下去了，我们岂不是要随意选一美国中学生作为大师？如此比法，足证其荒唐之至，极其幼稚，完全不懂学术，不能理解高层次的思想。（二）从文化层面言之，其实陈寅恪就是中国的萨义德。他一生坚持长衫、古文。他一生坚信不移并用一生来论证与强调的，是在文化冲突的国际背景下，作为逐渐沦为国际非主流文化的东方文化，其所应有的价值。就此层面而言，陈寅恪在已经取得了供学术研究之助的多语种阅读能力之后，不愿意进一步精熟于某种外语，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四、李继宏竟以 “不会说上海话”为论据论证陈寅恪懂得多种外语只是误传。“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一）“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一说，或属实。李继宏这段话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不该将此作为论据来论证陈寅恪懂得多种外语只是误传。所谓天才一说，对于陈寅恪，并不确切，也不公平。天才一语，更多的不过是失败者们强加于成功者而供以自我安慰的发明罢了。所谓语言天才，更是不当，或许陈寅恪根本没有语言天才，在上海多年却不会上海方言就是证据。试想：陈寅恪在视力方面，一则没有不利遗传因素。（这一点，不像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也读书很多，但博尔赫斯的视力不行，是因为家族遗传。）二则在陈寅恪视力受损的年代中，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更电子游戏机等等当代人沉迷于其中而导致视力受损的电子产品。所以陈寅恪的高度近视，并最终眼睛瞎掉，完全是因读书过于勤奋、刻苦所致。鲁迅此生骂人无数，包括不少昔日至交好友，甚至于亲兄弟，尤其对于文化保守人士，更是骂的狗血淋头。办刊刊载保守文章的吴宓，固不能免于鲁迅之骂，但同刊发表文章的陈寅恪，鲁迅却终身不敢置以微词。此实是出于一种对于在比较的量级和层次上压倒性的超越自己的真正的学识的敬畏之心！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和陈寅恪本为好友。读书时期陈寅恪的情况，鲁迅非常清楚，对于陈寅恪弟兄，鲁迅曾经感佩的称道：“你们兄弟都是如此，读起书不要命”。鲁迅的说法，即为陈寅恪不是天才的一个证明，他的学识是从勤奋、刻苦的学习中来的。（二）试问：上海话对于扩大学术视野和提高识见、知见之层次与能力，有何帮助？（三）陈寅恪用外语写作的能力，并不突出。但是阅读多语种文献的能力，当是确定无疑的，其著作就是眼界广博的明证。在那个年代，不具备阅读多语种文献的能力，便不可能具备如此广博的眼界。而其多语种阅读能力，多半由刻苦勤奋而来，并非出自所谓语言天赋。（四）所谓提出证据云云，本质上为流氓笔法。一则陈寅恪之手稿，包括绝大部分的诗稿于文革中失去，众所周之，根本无法取证；二则语言阅读能力，原本无需证明，要求以外语写作能力去证明外语阅读能力，可谓无赖之举。五、“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既然李继宏如此称道，或者国内不乏如此推举陈寅恪者，仅以学术层面而论，却有拔高之嫌，但事实上，有识之辈所推重于陈寅恪的，于此方面，确当的说法是：“近代学者中，正式提出以诗证史，并取得重要成就者，当推邓之诚、陈寅恪” （卞孝萱）。为何不能说陈寅恪是文史互证或以诗证史的开创者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文史互证的学术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宋儒家对于《诗经》的研究和历朝历代的诗话著作，甚至还可往前推，而李继宏所谓“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的学术研究现象，相对汉宋儒家，也不算早。在此问题上，李继宏不无玩弄文字游戏之嫌。六、李继宏指摘其学术成果纰漏，恰恰证明自身的浅薄。“……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于此，不强与之辩，一切学术成果本不可能精美到无可挑剔，古往今来如是，何况陈寅恪之早期历史著作，草就于战乱年代，南北碾转，内地、香港、英美求医问药，颠沛流离，其间不乏书籍、资料、手稿甚至交付印刷之稿本遗失的情况屡屡出现，其间纰漏，必然会有。对此，真正的读者自能是非分明。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李继宏指摘陈寅恪学术成果的底气何来？其实对于陈寅恪之批评，倒也有一定历史渊源，最终害死陈寅恪的红卫兵当年就是批陈的先锋，李继宏不过承其渊源而已，而这一渊源也正是其底气所在。当然在这一底气的基础上，还额外添加了点可能的意内的诱惑。如果不是因为骂过鲁迅，现在谁还记得民国的陈源教授呢？

历史是一小撮人创造的

影响近代历史的都是那个小圈子的人, 而搞清楚那群人的家族渊源后, 不得不相信能人大都是"生"出来的.

写的不错

作者的文笔有煽情过重的倾向，但是可贵的地方在于他里面所说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查有所据的，作者把当年傅斯年和陈寅恪从欧美带回来的历史研究法用得很好，看了这本书相当于把这两人所有的传记或作品大概了解了一番，好书！

陈寅恪与傅斯年

一遇空洞而夸张的颂扬之语，我就有些不耐烦，特别对于那些大师们的精神的表述，弄得跟CTV News里歌颂当朝者一个调调，真是别扭。但是，书中的人和事也让我从另一面了解了当今的party、politics和思想。以前，我一直觉得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发生是偶然，随着the Gang of Four的倒台而早已结束，但其实那场十年havoc是必然，且仍在继续，对文化、思想、学术的桎梏依然存在。陈寅恪先生说，不能先怀有主义再搞研究，但我们如今不还是时常听到“在Marxism-Leninism、Mao's Thought、Deng's Theory、the Three Represents的指导下……”。翻过书的最后一页，我为文革中各位真才实学的大师及其亲威、族人的遭遇以及当今强制性地tying the patriotism to the party together的思想氛围而感到痛彻的悲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是在《柳如是别传》中读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的。似乎熟悉却不知所从，此类的标语让我们熟悉，因为仅仅是标语却让我们无所适从，甚至最基本的概念我们都要从头寻意。何为独立，如何自由？如果精神和思想都无法独立和自由的话，那我们个体的独立和自由由何引导？个体无法保障其个体性，那存在的自由与独立又建立在何种概念之上？自由便成口号之自由，独立便成口号之独立。个体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如果个体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那这个由个体组织的社会是何种意义？我们这个社会的方向又是哪里？既然个体失去了个体性，那集体的概念又是什么？如果这样，那这个失去个体意义而组织的社会和集体只能用一种统一标准和答案去概念。但这种概念是无机的，教条的，也是唯一的，所以是和独立与自由相悖的，因为独立与自由的前提是多元可选择的。标准答案所概念的社会集体和个体必须与相应的社会道德准则、行政制度、经济制度相符合，但如果这些与之相应的准则与制度改变的话，那么标准答案就要有所改变，如果这些准则与制度的建立是以独立与自由为前提的话，那么标准答案就失去了有效性，甚至变为尴尬。而这时整个社会的概念就会出现二元矛盾性。就会出现精神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往往会认为是社会缺少标准统一的要求而造成的，其实是因为缺少与之相符合的独立与自由的社会精神造成的。一个人如果长期依赖什么，那他自然会失去自我建立的意识。而如果他所依赖的东西突然消失，或者变的不那么可以依赖的话，那这个人便会迷失自我，不确定自我，甚至没有能力去确定自我。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在一个统一标准的概念下存在，如果这种统一的概念失去或者不那么具有可信性，那么这个社会便失去了社会存在的意义和概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还认识你吗？但我们需要你

知道了陈寅恪的几个不宽容

此书，以传记来评阅曰尚可，材料全而叙述清晰，不足处在于于叙事略伴有不直之处，带着显而易见的推崇和褒扬。我读此书，始知陈先生还有如下不宽容之处，并窃论与大家之谓有些微差池，不知是陈先生之真，还是作者岳南之纂：第一、极重学术出身和家学渊薮，以此来决定是否与人交学和交际；第二、倚己之厚学而非他人的探索；第三、成见深且不随认识的深入而改；第四、重生活物资之优劣，并决定去向。

文化衰世的学术神话

现在的中国的确是无可置疑的文化衰世。旧传统没了，新传统没了，狗屎一样的马克思传统也在垃圾堆里呆着了。这样的衰世会诞生什么样的东西，大概可以想见。只是，善良的人们还不忘呶呶不休，为了心理的安慰，又为了证明自己到底不是虚空，于是学术神话的制造乃不可避免，其中尤以民国学术神话为最。并不是民国学术、学人有多强，乃是现在的学术、学人有多差反衬之故。昨天翻阅了一遍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忍住恶心，暗自总结了几点这种流行书的通病，这种毛病不只是这种流行的垃圾书才有。1．吹牛逼。吹牛逼反正不上税，不吹怎么制造神话？通观全书，遍地都是“XX大师”“XX天才”，令人作呕。P6“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按：吴宓其人甚浮，日记中每有大著作的计划，皆不能成文，关于石头的几篇论文和演讲也不过是拿“一多”体系来生套诠解石头，这样就宗师了？）；P42“傅氏在学术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终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并超越了他的老师胡适。”；P4说陈寅恪“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后又说“五百年一出的奇才”等等，不一而足。2．拿鸡毛蒜皮当学问。没能勾勒出学术的变化轨迹，只是表达了在外围的赞叹，用一些并不很扎实的轶闻妄加揣测，大多也只是傅陈二人生活的偶尔交叉。3．用语不伦，粗俗可鄙，妄诋先贤。P1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P162“把头悬在梁上弄一根铁锥放在屁股下方，不吃不喝”， P175“纵横天涯马”，P207“这不是找练吗”，另对傅斯年之亲国民党，周作人之附逆等等皆有先存预设的态度，出之以粗俗不堪的言语。4．多文史常识错误。P23小标题“槎浮海外”实属不伦；P45“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按：你家的李义山，你全家的李义山。这尼玛是温庭筠的诗啊。查《温庭筠全集校注》（中華書局2007），P387，卷四《過陳琳墓》即此句出处也。）；P76“按学术界的规矩，若某人被公开指责抄袭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可谓奇耻大辱，比夜进民宅抢劫盗窃还要令人不屑与愤慨。假若事实成真，此人立马斯文扫地，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业前途皆无希望（南按：21世纪初，北大王铭铭“剽窃”事件即其一显例）。”（按：此话为叙顾颉刚陈源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日本学者一事。岳先生按语加的甚为不伦，叙述当时之情况，却举当世的例子，能说明什么？且岳先生岂不知当今学界多少抄书之叫兽耶！）；P301说罗家伦赞傅斯年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傅斯年一世学霸，且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影响，怎么赞美一下这样的人物，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上几点的相关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列出的几条只是一小部分。多少叫兽的东西都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瞄了下在看的另外一本，台湾王汎森二十年前写的《傅斯年》，宁不愧哉，宁不叹哉，奈何奈何。十一月七日

璞玉须雕琢

我看《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并非源于书皮上所谓的这些名家推荐，可能这些名家可能也就是名士。我是在天涯“闲闲书话”里看到书中的一章节，记叙傅斯年等延安访问团在延安的一些情况。其中，左舜生的浅薄、无聊和傅斯年的敏锐、得体相应成趣。左说服不了毛泽冬，就扯人家的老婆，硬要见上一面，让毛泽冬顿生鄙视；傅因五四学生领袖的声望，毛和他彻夜谈了一宿。此刻的毛已经手握重兵，虽此时不敢有推翻政府的野心，但也有自立山头，分疆裂土的野心和实力，对天下的知识分子也是内心藐视，武器的批判才是真。当然，处于弱势时，尽管内心鄙视天下的知识分子，但能拉拢就拉拢，能蒙骗就蒙骗也是需要的。毛泽冬带着内心志得意满，表面礼贤下士的面具和傅闲谈，摸摸傅的底细。毛故意提及傅在五四的作用，傅也很机敏，收起藐睨天下群雄的性格，得体的回应毛，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得体的回应，让毛内心特别舒服！请毛题字，毛欣然应命！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然而，傅不愧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和学者，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回来后，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特别是那个章伯钧最恶心，居然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以傅斯年大炮性格，这类对毛和共D大不敬的话，一定会通过毛在隐蔽战线上的各类特务回报到他那里。到1949年，毛即将一统天下时，他开始清算了，他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归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解放后，对留下的知识分子进行各类的“清算”和羞辱，更有甚至，革命小将们在重庆，将傅斯年母亲的墓掘了，将头颅割了下来点了革命的天灯，尸体一把火烧了，搓骨扬灰，荡然无存。至此，毛大概心理得到一些平衡吧，此时，离傅斯年去世已经15年了。这本书中此类的记叙还有很多，例如，20年代初，陈寅恪和周恩来两人一起在柏林一起被人痛殴，叶企孙被逼疯，傅斯年看不起周氏兄弟，顾颉刚与鲁迅的矛盾等等。但这本书是记叙中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且这两位大家都是留学欧美，他们的独立的学术、自由的思想与他们的留学经历有什么联系，他们的学术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他们的师承等等有关的材料太少，希望再版时，能在学术上再进一步完善。大家都期待着！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书名虽为《陈寅恪与傅斯年》，着力却在傅斯年。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当得起此言。傅之行事有“故事性”，陈寅恪之风骨缺戏剧性，放在一起不妥。如可选择，分为独立2传更好。蒋能容傅为发表，凑字数，抱歉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一看来无甚大意思，认真一看非常好

记忆最深的就是封面那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里面写傅斯年的治人、治学和治事当时是在7月份赋闲在家却没有心思静下心来一点点抠着读他出来大致的快读两遍不少奇人轶事感到是本奇书写出了那个年代大师的风采顺便说一句书太厚，书脊损坏，美中不足。

没读过的不要读了

仅是根据材料改编，且下笔浅薄，行文浮躁。组织材料侧重点不分，画蛇添足。作者有写史的野心，却无史家的严谨，比较糟糕的一本书。

地摊读物装学术的典范

近来有作家岳南，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书，名利双收。夜里无事，取《陈与傅》一书翻阅，但见史实错讹不一而足、轻薄戏谑随处可见、乱用典故屡见不鲜，摘编百家之余更要强作解人，述及八卦之际屡屡唾沫横飞。岂不正是鲁迅所言“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既以自炫，又以卖钱”的典型么?且先下断语如上，异日有空再胪列此书种种不堪之处，仿马伯庸揭冀宝斋事，作一妙文，以醒观者，兼抒愤懑。

爆料

感觉爆料比较多，但是缺乏文采、史实，感觉分析不够理性。许多地方的用语似乎流露出作者对某些人的情绪。另外，从标题来看是陈与傅，但是读完之后却不清楚作者将二人并列是和原因。同事关系？姻亲关系？专业相同？抑或性格、命运？但是看完之后觉得都不像。总之，作为“野史”来读还不错。推荐“胡适与鲁迅”。

关于时代之后的时代

陈寅恪和傅斯年代表者那个时代国学研究者的两条主线：一是积极向外开拓进取者，如傅斯年，一生两大功绩是创办史语所、发掘殷墟，这两件事情因为他的性格和在民国时期政坛中的地位决定的；此外就是陈寅恪这一类学者，远离政治，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声名地位，安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远离世俗纷扰，终成一代大家。这两位大师级人物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好的朋友”，一并合传也有些勉强；但是作为民国时期国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和缩影，陈傅二人绝对是这两条主线或是两种命运的代表。至于二人的交情，自然不是重点；我们看到傅斯年在学术界呼风唤雨独擎巨笔之时，也可以在作者笔锋一转之后看到低调而勤勉的陈寅恪先生不断著书立说，苦饲桃李，尽一个国学学者所能尽的全部力量来弘扬国学。所以说这本书不是在写两个人，而是整个国学学者这样一个团体，这些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建设着我们的国学领域；陈寅恪先生这样低调的学究和傅斯年先生这样呼风唤雨的大鳄，他们之间不断的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才有国学界一时鼎盛的大况。做这样的国学知识分子的“大传”，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时间轴上的断裂和凌乱，只要心里装的下大师生平的简略和对大师性格上的些许了解，时刻和书上的事件对照，读起来便也无虞。至于有些将此书作为小说和一般的人物传记看待的朋友，你们可以大抵当我如上的话是放屁。书中很多书信和陈寅恪先生的诗，以及一些可考的注释和内容，但凡涉及陈寅恪先生的，有八成多内容我都依线查阅了对应的资料；涉及傅先生和其他学者的记载，凡所能及，一概溯源，这些内容却也翔实；至于作者对陈、傅两位大师之间的友情的理解和猜测，以及很多后人的口述观点，未得证实，暂不敢妄论；如果有不实，恐怕作者梦里也会被一生博学却又严谨得陈先生骂个狗血淋头吧。总的来说，此书作为陈、傅二人的传记，尚不为上品，只能算是二星之作；但是作为一个角度了解、体会民国时代国学鼎盛时期的学者们的生存、学术状况，仍不失其价值，可认为是良品。

一点遗憾

引证的史料挺丰富，可见作者下了不少功夫。书看了一半了，唯独觉得作者似乎有点风范不够，一些猜测和评价莫名其妙甚至显得鼠肚鸡肠，遗憾。

作者有资格写这两个人？

随手翻了两页，差点没吐出来。请不要侮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毫无客观求实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大学近代史课上一个同学对“鲁迅与胡适”这个题目的演说，无限赞美鲁迅以及无限鄙夷胡适。我还不知道作者是怎样评价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但从行文的语言看作者的心态和那个同学无异。

朱渊清：“毕生之恨”谁记取 —— 也说顾颉刚与傅斯年（转载）

朱渊清：“毕生之恨”谁记取 —— 也说顾颉刚与傅斯年2008-9-28 6:45:45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1ai119953.shtml　　朱最近读到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腰封广告所说的“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其实是无意义（nonsense）的话，不过，陈、傅话题确实很令人感兴趣。　　作者显然对现代学术史下过一定研究工夫。试举一例，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得知陈寅恪先生到了桂林，为照顾陈身体而提出他可以在桂林工作，不必到职李庄；而身为陈至友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坚决不准“遥领”，定要到李庄专任才可领六百元并临时加薪的四十元薪水，接连发信给陈寅恪和叶企孙。结果陈表示理解，叶在傅指定格式下给陈寅恪发了“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的聘书。作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当时叶的助手何成钧，说明叶的这次尴尬，和他一年后辞职离开中研院有关联。　　书中有一节专讲顾颉刚和傅斯年的交恶，虽然生动而充满激情，但其叙述框架和信息内容没有超出顾颉刚女儿顾潮为乃父所写《年谱》和传记的范围。　　应该说，顾先生从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治学环境，也显明傅、顾关系的恶化，而且还是顾自身学术的转折。对应着1928年史语所在傅斯年领导下开始了举世震惊的殷墟发掘，顾先生此后则基本不再从事殷商史研究，放弃自己敬仰学习的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彻底转向古书辨伪，当年被傅斯年赞为“史学称王”的顾先生，由此也放弃了古史研究的最前沿方向。将疑古理论看得太重的顾先生无法平静对待自己的内心，把研究载体的区分看成了现实资源的分配。 　　　　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在注明1937年11月的《皋兰读书记》的前面顾有序云：“然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故每觏一新材料，只摘钞其大凡而已。噫，如予不遭葛氏之攻击，予又安得见此之林林总总之新事物耶！然粗涉其樊而不得深索，此又予毕生之恨也！颉刚记。”　　这段手记估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所补。顾先生这里说“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是指日寇进犯、国难当头。这里的“葛氏”当然不是侵华日军，而是生活中的某个人，一个顾先生设定的对手。　　或有先生指出“葛氏”是顾的学生葛毅卿，但是，顾未去史语所并与傅不和之事其实与葛毅卿完全无关。顾日记和史语所“所档”，都表明葛毅卿在1928年时，还是中山大学史学系一年级学生。顾先生对这个学生有好感，在他第一个学期的课程上给了95分的高分。这样一个刚入大学的学生完全不可能影响到顾、傅之间的私人关系。葛氏大概因学生运动遭牢狱之灾，顾也曾商请傅斯年出面营救。“所档”元字107-10，是顾先生致傅斯年信，请营救葛毅卿并商刊印《甲申纪事》。这封信落款有具体日期4月23日，但没有记年。这封信的抬头为“北平燕京大学用笺”，可见时间一定是在1929年5月顾先生进入燕京大学之后，也就是在顾和史语所及傅分道扬镳之后。“所档”元字245-1-19是葛氏报考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时的履历和自述文件，这份资料的收到时间是1935年6月21日。也就是说，在葛考进史语所之前他和史语所及傅都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葛氏进史语所不久就出事了，根据“所档”元字44-A，北平警察局第15支局王柏良写信给傅斯年，时间是在1935年10月7日。因此无论如何，顾为营救葛写信给傅与顾1929年初的去向选择毫无关系，更完全不可能造成顾的“毕生之恨”。葛是江苏无锡人，入史语所后随罗常培等学语言学，主攻苗瑶语。　　那么，让顾先生隐恨而又令他看到“林林总总之新事物”的“葛氏”究竟是谁？笔者猜测是傅斯年。纠葛者，束缚也；缚，傅也。这是顾先生考证“禹”的手法，但我们平时确乎也常用这种指代法来指称某个不愿或不能提及的人。顾、傅由同室好友发展到后来路遇视而不见，中间可供关注民国学者生活交际的研究者发掘处甚多。如果能确定葛氏的身份，可以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到1937年这段时间，顾先生学术兴趣的某种变化轨迹，体味个人学术之路与人事纠葛的微妙关系。　　　　2007年12月，笔者访问台湾时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做了关于顾颉刚学术转折的讲演，并承史语所王汎森所长和傅斯年图书馆陈鸿森馆长的帮助，得以研读史语所档案并获得了相关复印件。　　在研读了史语所相关“所档”之后，笔者意识到当初依从《年谱》和顾潮所写传记划定的顾、傅于1928年中交恶的时间并不准确，应该是在1929年初。因为1928年12月，顾先生还积极准备去史语所并筹备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　　顾先生1928年8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有了离开中大去一个“研究的境地”的想法，这个理想中的研究境地是当时正在创建的中研院史语所。至于“名位”，顾当时大概是指史语所所长。1928年9月，傅斯年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顾此前与傅有工作上的一些不愉快，1928年也确曾接到燕京大学邀请而遭到傅的斥责，并且将自己的种种不愉快写信告诉胡适。1928年11月13日顾先生的日记：“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　　但史语所“所档”表明，顾在1928年末已完全不介意傅斯年的所长之职，他和傅积极地讨论着自己加入史语所的工作计划，1928年12月还制订呈交的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一直到1929年初，顾还十分热衷于进史语所，史语所也在1929年1月正式给了顾聘书。根据《顾颉刚日记》，顾于1929年2月24日离开广州经香港北上，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盘桓一段后，最后在5月1日到了北平。其间3月21日夜接到中央研究院电话，被告知傅斯年将于第二日到上海，因等之；但现在公布的日记中没有更多相关记录。顾离开中山大学北上，最初是应聘史语所并主持文籍考订组工作的，但最后却去了燕京大学。根据“所档”保存的傅、顾往来书信，顾与傅关系变化是在1929年3、4月间。就顾心理的视角，很可能就是在3月22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不知傅的内在视界中又是如何看待顾、傅关系转折的。 　　“所档”元字107-4是傅给顾的长信， 这封信要求顾不能仅在中大请两个月假，还挂主任名义并上课，却在北平遥领兼函授。指出，“历史语言所不再添兼任研究员，而专任乃须真专任。”内中且云：“兄谓暂且骗中大出之一跑之法，弟不敢与谋。而此种遥领函授的复杂办法必须使院知之以免后论。”傅要求顾到史语所后，最迟一个月内辞去中大职事，并辞干净，如果顾有其他想法请写明由他代转院长核办。　　“所档”元字107-5是1929年1月31日顾给傅并请转蔡元培、杨杏佛的长信，这封信强调他为“个人学业计，立志返北平，故辞中大而就中央之聘”，但还是希望在中大继续维持一段，“我走了之后总要使得他不至停顿才好。此弟所以竭力寻一主任以为后继之故”，“我所以不同中大断绝关系之故，都是对于我自身毫无利益的，只有牺牲而已。中央研究院不能容我改兼任，或不改兼任，而不容我与中大不断关系，这一层我很谅解，我决不恨你们，只恨我自己没有断绝中大的决心”。　　根据“所档”元字107包括计划书、往来书信、公文、收据等在内的共十三份档案，笔者判断，顾在1928年底积极筹划史语所文籍考订组工作，但想留在中山大学而兼职“遥领”史语所三百元高薪（当时董作宾一百元，主持民间文艺组的刘半农一百五十元），傅答复声明已不再新设兼职，坚持顾必须辞去一切其他任职来所工作，双方在此问题上往来商讨。最后，在傅斯年和蔡元培、杨杏佛的热忱帮助下，顾还是被以特约研究员的名义聘用，支薪二百元并以将来研究著作充抵。顾表示接受并感谢，又提出向史语所每月另行借贷一百元。（傅在批示中要求以后每次借领需经他“斟酌”。）这许是顾最后进入燕京大学的真正原因。　　　　不过，顾的“葛氏”也并非仅仅如笔者猜谜那样简单，当还更有一层因缘。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一文，刊于1940年8、9、10月的《宇宙风乙刊》27、28、30期，柳先生写道：“我知道至今也许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斋里，葛天民君情变案女主角某君自缢的地方，但是决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证明已经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同住的房间在那（哪）号。”1933年，北大女学生李静淑在男生宿舍上吊自杀，学校将其男友葛天民开除学籍。当时顾先生也在北大兼课。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很多人追忆往事；其中柳氏的《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字据《北大旧事》编者陈平原说是有影响之作。顾对傅心有所怨而用符号指代，柳氏说北大旧事时提到的“葛氏”，行文中与顾、傅关联，正是理想的代符。很多年后补《皋兰读书记》前序时，使用了这个代符。顾后半生对傅一直心存怨芥，这清晰反映在顾六十、七十年代为过去读书笔记、日记所作多条补记中。　　实际上，顾、傅之交恶过程非如顾潮所写传记、《年谱》记载的那样线索明晰，更不是决然而止。且不说顾为营救学生写信求助于傅斯年的善举，根据“所档”考字2-77，顾还曾写信给傅介绍其妹去史语所考古组为研究生，史语所之设研究生也是后事。据顾1931年1月31日日记，傅当时建议顾考虑去胡适掌校的北大专任，以提高收入待遇。1935年10月，顾创办《禹贡》杂志，请傅代为募捐，傅慷慨应诺并认真践履，顾不但给傅写长信而且作《本会纪事》“对傅朱辛徐四先生表示极度之感激”。当时捐款的另三位是朱家骅、辛树帜、徐中舒。1947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在傅拟提名单中，提了顾；反而是胡适拟提名单中没有提顾，但提了傅。　　顾先生此后离开燕大又再经起落坎坷，终于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反省自身、进而克服自身已表露较显的一些人性共有的弱点，在下半生几十年中理智规避外在恶劣环境的影响，潜心钻研，在其他众多早年成名的大家或献媚、或沉沦而置学术求真于不顾之际，大放异彩之卓越。顾先生也好、傅先生也罢，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之意义固毋须任何脱离事实的言辞的褒扬尊讳。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评《陈寅恪与傅斯年》1、“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一些人因为这句话，因为陈寅恪和傅斯年的大名而独这本书；一些人因为这句夸张地结论而对这本书鄙夷。大师之后会不会再由大师了?我想对于未来的事情做预测的时候总难以太肯定，太肯定了就是武断或是无知了，所以我想将来一定还会有大师吧。但也许再等待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或许需要很久、很久。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也许需要首先明确大师的标准。季羡林虽然自己不认可官方强行给他封的“大师”称号，但我在我看来，他被称为大师基本上还是一件靠谱的事情。上海的余某某也恬不知耻的称为大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传奇了。如果以那样的标准，大师也就如同如今博士、专家……等等一样泛滥成灾了。再讨论大师之后有无大师未免无聊。我们还是说点靠谱的大师吧。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年代是很特殊的时代，产生了一堆大师。一个是春秋战国年代，一个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百年。有学者把这两个时代命名为轴心时代。我觉得这两个时代，有些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思想交融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极大的增加，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被打破。各个地区的文明交融碰撞擦出很多火花，同时官方掌握的文化与民间的文化也有一个交流。于是有了一次大跃进式的发展。五四前后也有类似的交融，主要是中外的交流，中国被长久压抑的力量与西方一个大发展后的文明相遇，一批学贯中西的俊杰，建立起了现代中国各个领域的基础，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师。今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况且，大师的基本人格要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不见存于当下。大师更加是空中楼阁了。其实，我觉得作者写这句话的意思并非是说大师之后是否还有大师，只不过是对一个曾经大师辈出的美好时代的缅怀和感叹而已吧。真的探讨起大师之后是否有大师，到显得离题太远了。2、很多人对于这本书的水平很不待见。文笔、学识，总体来说就是显得才气不足肤浅有余。这是许多人不推荐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同样的问题，评价一本书的高低，很重要的还是要看采用的标准体系的高低。从学术的角度，这本书可能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总是称陈和傅两位为大师，可是究竟大在什么地方，很少提及。而且陈和傅两位除了都比较牛，都留过洋，也都同处于一个时代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之外，其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书中的内容也除了以陈和傅为主线外，也提及了很多其他人的故事。某位网友的意见是，书名应该改为民国学者八卦故事录。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这本书主要还是记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一群知识分子颠簸流离的生活。为这本书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每章之后长长的注释书单可以证明；书中大量的照片也可以体现。想起来，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民国的历史，我们却知之甚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所了解的春秋战国的历史比民国的更多。这样的感觉恐怕不是我个人的特别体验。而且，即使是知之甚少的那点知识，也常常是被筛别、被割裂、被误导和被歪曲的。（原谅我用了这么多被，其实我现在已经很不喜欢用被动句了。）因此，即使是作为花边新闻和八卦文学，读读这本书也还是有收获的。孔子说，多认识些花鸟虫草的名字也是好的嘛。就算是多认识几个无比牛B的名字，去看看这本书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当然，这是对很多像我这样的业余文学爱好者而言；对于专业人士，鉴于略等于零的学术价值，就不要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了。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好几个地方很感动的。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会想象着一百多年前星星应该比现在更大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