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开拓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6
ISBN:9787509708538
作者:蒋书丽
页数:230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文化的两副面孔在中国20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上，几乎没有吴宓的位置。在思想上，他没有胡适、鲁迅等人的先锋；在学问上，他没有取得陈寅恪、钱钟书的成就，除了几百万字的日记，他留下的著述文字寥寥可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这贡献就是，他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尽管这声音微弱，湮没在了当时一片激进的革命呼声里。今天，当没有历史负载的新一代对历史进行回眸的时候，吴宓的身影在历史的迷雾中逐渐清晰起来，并获得了后人虔诚的敬意和充分的肯定。吴宓之所以被遮蔽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是因为他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登上历史舞台的，也因此他被当时的激进派冠以“保守”，以示与“自由”、“革命”等充满时代新鲜气息的字眼相区别。
前言
吴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对他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观念进行探讨分析，以此来管窥20世纪初期那场风潮涌动的文化之争，挖掘出被尘封多年的历史真迹，不仅是对历史和故人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当下现实和未来的一种责任。和西方文学文化发生密切联系的20世纪，毋庸置疑的是一个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世纪，是诚惶诚恐、踉踉跄跄地紧追慢赶的世纪，是民族信心和民族尊严遭受重创的世纪，也是文学和文化的独立性完全丧失的世纪。当从20世纪初一次次“革命”的躁动中恢复平静，并对这整个世纪的文学、文化遗产进行整理的时候，当新时期再一次开放国门西潮滚涌的时候，中西文化也再一次发生了碰撞。持有一个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仍然是不得不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化殖民”和“失语症”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是崭新的名词，但内中的涵义却和20世纪初期的文化忧患意识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而也凸现了当年那场中西、新旧文化之争在当下的现实意义。而吴宓，在那场文化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坚守的姿态就格外醒目，当他被挖掘并重新认识，不禁让人刮目相看。尤其当年青一代学人学会了张开眼睛自己观察思考时，那一段岁月和那一代人越发显出别样的景象和丰采来。仔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吴宓和新文化派在将所谓的新文化介绍到中国的时候，西方文学不仅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新文化的先锋。他们不约而同地从文学入手，把文学作为探讨西方文化的突破口，并在这一过程中，各自获得了自己的立足点，即吴宓的中西融合和道德核心，新文化派的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想。二者观点不同，但思维路径相同，显然是认识到了文学和文化的复杂关系的结果，即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又是文学形成的特质因素，特别是，文学是综合地、集中地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集合体，构成文化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中，甚至在一部鸿篇巨制中得到体现，也因此，文学成为认识一个民族文化的窥豹之管，而文学的共性和文化的差异性就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发生的基础。而显然，吴宓是在固有的文化场域里寻求人类文化共同点的一个典范。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吴宓和新文化派获得了两个不同的结果，进而为他们建设新文化的思路提供了不同的路径。20世纪初期的那场文化之争，按照陈序经的概括，分成三个派别，即西化派、复古派和折中派，虽然这样的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概括出了各自的主导倾向。吴宓显然属于第三个派别，用他常用的表达就是，“融贯中西”。通俗地讲，即是保留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言而喻，这里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即何以判断文化的优秀与否？恰恰就是在这里，吴宓和新文化派发生了分歧。一方从个人的道德完善着眼，强调保留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典，另一方则从社会的进步入手，力图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积极接受新的思想理论。而涉及文化的价值判断，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文化相对主义”，即承认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以某种文化的标准强加在他种文化上。与其说这是一种严密的观点界说，不如说是在把“文明的冲突”看作当代世界冲突本质的无奈呐喊。这种多元文化观，虽然有利于抵制文化霸权，却无法解释文化进步的历史现象，而这进步的表现之一就是接受他种文化成果。选择本身实则就提供了价值判断，无论这种选择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从人的自我完善角度出发的吴宓，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为基点，做出“融会贯通”的文化选择是顺理成章的；而从社会的进步角度进行文化选择的新文化派，也不乏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核。人和社会，从来都是一切哲学、伦理道德的两极，本应是互为补充的两种思路，表现出来的姿态却是非此即彼，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这种对立的姿态，最明显表现在吴宓和胡适之间。二者尽管都是留美学生，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却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并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然而今天回过头来全面地审视那段历史，却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应该说，吴宓是被动地加入了这场文化之争中，甚至可以说，这一场战争还没有真正交锋，胜负结果就见分晓了。而吴宓在新文化运动基本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形下投身进来想打一场文化保卫战，其悲壮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他被扣上了“文化保守主义”这顶充满贬义的帽子。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他进入学术界的宣言，也是他回到国内准备“鏖战”的第一声号角。其后，他关于文学、诗歌的种种言论，无不是由新文化派的相关主张所激发。因此，尽管二者在时间上没有形成对话，或者说实际上是一种时间错位的对话，但在言论上的确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效果。确实，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都离不开他人和前人的思想成果，也因此说，一切文化思想都具有互文性，同时也为彼此搭建了存在的背景。可以说，正是新文化派，为吴宓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突显了吴宓不一样的身姿，也才使吴宓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西洋文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始人，而且还是20世纪中国一个重要学派——学衡派的领军人物。而这个学派的诞生，也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结果，它是向新文化派抗争的一种力量集合。翻开最初的《学衡》，不难发现那些目标明确的文字，如《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评〈尝试集〉》、《辟文学分贵贱平民之伪》、《论文学无新旧之异》，以及《再论、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等。当然，文学是先声，是他们意见分歧较大的领域，此外还有文言和白话问题、教育问题等，这些都是有的放矢，更不用说其在栏目内容的编辑与设计上与新文化派形成风格迥异的对比阵势了。因此，通过对比参照来认识吴宓的文化思想，既有追本溯源的功用，也是为了清楚地认识问题，从而为吴宓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做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当然，肯定吴宓，并不意味着否定新文化派，这是必须要特别警惕的一种思维惯性。历史的错误不应该再重演（这恰恰是当年吴宓的导师、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化的一种警告，用他经常使用的通俗语言是，在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要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了）。今天，我们不得不说，历史不幸被他言中。尤为遗憾的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流毒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明朗的胜利结果的情形下，吴宓和他的朋友们勇敢地发出了不和谐的音符，特别是他们这些深受中西文化熏陶和浸润的留美学生，发出了保卫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声，这一现象具有十足的耐人寻味之处。可惜，尽管他们在《学衡》“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办刊宗旨下展开了学术探讨的架势，得到的却是新文化派不屑一顾的、轻轻的一“估”，因此也就丧失了他们携手从多元角度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契机，致使中国多年来仅在一种封闭的理论体系下步履维艰地进行着文化建设，甚至于进一退十。这种损失，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表达和倾听不同的声音，百年来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而早在启蒙运动之初，法国启蒙主义运动领袖伏尔泰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坚决反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而我们，更多是被剥夺说话的权力。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二元对立可以说是突出的主导倾向。“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等一对对反义词构成了思想文化和政治的主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道独特的景观。这虽然符合矛盾是发展的动力这一规律，但在僵化教条的思维模式和机械的划定下，却掩盖了事实上的相互补充。即如吴宓对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强调，实则对新文化派的以现代文明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也是一种补充。从二元论的思维误区中发展到多元论，是经过了艰难的摸索并付出惨重代价的，而在吴宓的“融贯中西”的美好愿望中，在他反对新文化派的以“新、旧”判别文化优劣的轻率和武断中，显然已经有了多元思维的萌芽，但他被遮蔽在了那个强大背景的阴影里，使得世人难以在当时认清他的价值和意义。他反对新文化派的进化论文化主张，更反对把新文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文化，他理想中的新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进行“融会贯通”，因此，他既不泥古，也不崇新，不是简单地拿来西方文化，而是中西融合再造文化。因此，吴宓等人并不是反对新文化，更不反对输入西洋文化，分歧是在输入什么样的西方文化和如何建设新文化上。因此，过去完全否定吴宓等学衡派在新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历史拉开距离并重新校准焦距时，吴宓们当年曾经昏暗的身影就日渐明朗起来。认清吴宓文化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不仅要通过他和胡适等新文化派的对比，还要考察他们各自的思想根源和理论视阈。视阈构成了一切活动和思想的范围。通过考察吴宓和新文化派各自所处的视阈范围，来挖掘和梳理他们各自的思想渊源和主张依据，以及他们在建设新文化上形成错位的根本原因，也是作者在行文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无论是吴宓，还是新文化派，他们的观念和出发点都局限在了各自所接受的思想架构里，即吴宓囿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传统文化，而新文化派则限于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因此对对方的主张缺乏深入细致的考究，特别是新文化派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自信也阻碍了他们对学衡派的反对意见进行审慎的分析，更不用说通过反对意见对自己进行必要的修正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再次兴起，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沉寂了几十年之久的吴宓和学衡派重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并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热潮。学界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关于吴宓和学衡派的论文和专著，尽管相对于不断被言说的新文化运动还显得特别单薄，但毕竟已经有了开始，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考察一下这些研究成果，并和吴宓的思想学术价值比较来看，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召开学术研讨会是吴宓研究的开始。1990年、1992年、1994年分别在陕西举办了三届吴宓学术文化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两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三届未出)，由此拉开了吴宓研究的序幕。199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吴宓先生》（黄世坦编）。1998年在重庆再次召开了吴宓学术研讨会，并由王泉根主编成《多维视野中的吴宓》，于2001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学术研讨会的性质决定了对吴宓研究的覆盖面很广，这也恰是重庆研讨会论文集书名所昭示的，是“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研究。该辑论文根据文章内容划分出了四个专辑：第一辑为综合纪念性文章。第二辑是吴宓当年在西南师范大学的同事、学生的回忆性文字。吴宓留给西南的人生岁月是最多的。第三辑谈吴宓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贡献。第四辑是吴宓的年表和年谱。“吴宓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11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短短15年里，就某个人的学术思想连续召开五次研讨会，这在学术界还是少有的现象。这虽然有家乡人的爱戴，但各地学者的纷纷与会也充分说明了吴宓的研究价值。然而学术研讨会自身存在的缺点也限制了对吴宓研究的深入，那就是研讨会的时间有限和方式单一限定了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非常遗憾的是，对于吴宓的关注，主要来自家乡陕西和晚年工作的地方西南师范大学，两个文化中心北京和上海的学者们显然对他的关注要少得多，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从中也暴露出了某些学术研究的名人化效应的不良后果。其次是关于吴宓的传记创作。随着几次研讨会的召开，吴宓由学术界进入到了公众的视线当中，吴宓的传记也适时地出炉，这就是那部颇有争议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该传记借助《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余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然而张紫葛的这部吴宓传记写的是吴宓的最后28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吴宓，甚至其真实性也受到了怀疑。吴宓的存在价值是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而传记除了力求再现传主的个体命运和现实遭际之外，很难寄希望其传达出传主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成就，更何况这还是一部连真实性都存疑的传记。就《吴宓日记》的第二编内容来看，该传记作者与吴宓之间并无很多的接触。第二部传记是北塔的《情痴诗僧吴宓传》，不用太多文字，从题目中就能看出该传记的着眼点所在，显然这也不是一部能提供较多研究价值的传记。值得肯定的是，这是贯穿吴宓一生的一部完整的传记，而且是在《吴宓日记》出版之后的传记，比较翔实可靠，有助于人们认识一个完整的吴宓。第三部传记是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基本上是吴宓日记的剪接，乏善可陈。第四部《吴宓与〈学衡〉》，仍是沈卫威著，这一部称作“著”的专著，其实是《学衡》第1～79期的目录汇编，有侵权嫌疑。第五部《吴宓的情感世界》，何世进、于奇智著，该书专注于吴宓的罗曼史，更无限发挥想象，令人不忍卒读。当传记连起码的真实性尚不具备时，就枉谈学术价值了。因此也就无法寄希望从传记中看到吴宓的真正的思想风貌，也无从谈起对吴宓的文化思想作出公允的批评。对吴宓研究最有参考价值的，当推《吴宓日记》。可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吴宓日记》在历史跨度和规模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在这方面，吴宓的三女儿吴学昭女士功不可没。吴宓生前所公开出版的著作，仅有《吴宓诗集》。对于曾经做过报纸和杂志编辑的吴宓来说，以“编者按语”形式出现的许多文字也成为了解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部著作，一是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学衡〉序言按语辑注》（阎淑侠、许军娥编注），另一部是由新疆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宓著译系年目录辑存》（许军娥编），这些都是最基础性的资料整理。然而，从上述内容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显见的现象，那就是学术界对吴宓的关注远远不够，仅仅是来自他的家乡三秦大地上的人们给予了更多热情。孤独，似乎成为吴宓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而他那孤独倔强的身影也恰恰彰显了当前学术界的浮躁和功利性。也正因为如此，才越发显出吴宓研究在当前的价值和意义，它超越了学术问题本身。再次是关于《学衡》研究。吴宓和《学衡》，可以说是二位一体的，毕竟，《学衡》是靠着吴宓的苦苦支撑，才艰难地走过了12个年头。在现代文学史上，与各种昙花一现似的期刊相比，《学衡》的持久性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也凸现了编者那种坚守精神是多么的难得，更不用说自始至终都没有偏离创刊的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衡》和学衡派的文化立场，也代表了吴宓的文化立场。但总体来看，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是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相比较，差距巨大，并且非常明显地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郑师渠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作者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驾驭着翔实的史料，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是目前关于学衡派研究的一个高峰。作者紧紧围绕他们的文化思想做文章，不枝不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学衡派进行整体研究的还有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该书共分五章。第一章 “‘学衡派’的人文景观”是从整体上对学衡派进行把握；第二章 是“梅光迪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态度”；第三章 是“植物学家胡先骕的人文情怀”；第四章 是“吴宓的志业理想与人生悲剧”；第五章 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极端取向”，谈的是自杀的梁济和王国维。从章节的划分和内容来讲，存在明显的偏差，特别是在对吴宓的处理上，且不说将这个学衡派的中坚力量安排在了第四章 的位置，仅内容上就存在严重的问题，作者并不像第二、三章那样进行文化思想方面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吴宓的矛盾人生和感情生活上面，显得极为突兀，也背离了全书文化观念的研究这一宗旨，特别是还存在个别资料失真的情况，妨碍了人们对吴宓的正确认识。就目前来看，真正围绕吴宓的文化思想展开研究的，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吴宓的文化价值对吴宓的重新认识，导致了对吴宓的重新评价，在过去那顶沉重的“保守”帽子的下面，人们发现了吴宓众多值得肯定之处，并开始对他的学识思想和贡献进行全面评价。徐葆耕在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时写下的“前言”，是吴宓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不仅阐述了吴宓形成“融会贯通”文化观的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也阐述了在这一基础上所形成的道德人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宓所采用的“融会贯通”的方法是解释学，并指出，“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真正从文化的意义上展开对‘中西会通’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从吴宓和‘学衡派’开始的。”这样的高度评价并不过分。其实，吴宓和学衡派诸人在提出这一主张的同时，也开始了实践，即大量译介他们所认为的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哲学、历史、文学等著作，这也是他们建设新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二吴宓的新文化观相当一部分论者注意到了吴宓文化观念里的合理因素，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相对集中。几篇论文《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谈吴宓的文化价值取向》、《吴宓先生的文化观点》、《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吴宓的文化立场。吴宓和新文化派之所以产生分歧就在于二者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有不同的视角和理解。在吴宓看来，传统文化经过改造，就成为新文化，也就是他所说的“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吴宓借以确立自己文化主张的思想基础是他的导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究其实，这也是他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论依据。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对人文主义和现代化的反思中，对传统中的某些文化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这给了吴宓思想和实践上的依据。三吴宓的文学贡献吴宓最大的贡献是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先河，创立了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体系。吴宓作为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回国后就一直从事着比较文学教学工作，建立了严谨科学的比较文学课程体系，先后开设了“翻译学”、“中西诗歌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程，并培养了大批著名的比较文学方面的专家、教授，如钱钟书、李赋宁等人。对此，学界已有所充分认识，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定吴宓是中国第一个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人，第一个运用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先辈们为我们开创的优秀传统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且不说1949年后几十年时间里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一片萧条，即便是今天，尽管学科建设蒸蒸日上，科研基金成千上万，但在外语教学应试化、课堂教学功利化的情形下，又有哪个教授学者能够以自己饱满的激情和高尚的人格以身作则向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呢？其次，是吴宓针对新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所提出的系列主张。吴宓是执著地坚持旧体格律诗创作的诗人，生前唯一出版的就是《吴宓诗集》。章克生的《吴雨僧诗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吟诗理论及其实践》，对吴宓的诗歌主张“新材料旧格律”进行了探讨。在该文中，作者不但解析了吴宓大量的诗作，同时指出了吴宓在诗歌精神上深得西方三位诗人——雪莱、安诺德和罗色蒂的余韵。在文学方面，吴宓还提出了“实境、幻境、真境”的美学主张，对此也有学者对其美学价值进行了探讨。吴宓认为新文化派所推崇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仅停留在“实境”这一境界上，是最低级的，应该通过“幻境”达到“真境”，才称得上是文学上的真实。吴宓在文学领域内的另一大贡献是他的红学研究。吴宓还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对《红楼梦》深有研究，不仅首先向西方介绍了《红楼梦》这部不朽的名著，还第一次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了人物分析，这也是他第一次运用西方的小说理论对《红楼梦》的主旨、结构、情节等元素进行对应分析，并给予了《红楼梦》高度评价，认为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世界的角度，《红楼梦》都称得上是巨著。吴宓的红学研究完全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哲学上的、美学上的挖掘，这就远远胜过了当时流行的考据风。吴宓关于《红楼梦》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讲演，听众遍及各阶层。如此对《红楼梦》进行普及宣传，在现代文学史上吴宓可说是第一人。红学研究几乎贯穿了吴宓的一生，也构成了吴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西洋文学、比较文学教授，却大谈特谈《红楼梦》，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了；更不用说，1949年后经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斗争，一部《红楼梦》却成为他的枕边书，是带给他莫大的精神安慰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了。四吴宓的文化人格随着《吴宓日记》的出版，吴宓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格和操守，他的悲剧意识和曲折人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对吴宓的人格符号和性格命运进行解读构成了吴宓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他的正直、坦诚、善良等品格，他的古典和浪漫的性格矛盾，他的孤身奋战的勇气和文化担当，都获得了学界普遍认识和高度评价。他的独立不倚的治学精神和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独立思想，也给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而非一个学问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吴宓的人格意义不比他的学术贡献小。五吴宓和他的同时代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和教育快速发展的年代，涌现出了大批知名人士。在吴宓的交往圈子里，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因此探讨吴宓和这些知名学者、作家之间的交往也成为吴宓研究的一个热点，比如吴宓和钱钟书，吴宓和徐志摩，吴宓和沈从文，等等。挖掘名人掌故轶事从来都是学界某部分人热衷于做的事情，吴宓研究也不能免俗。吴学昭编著的《吴宓和陈寅恪》是个例外，主要讲的是二者思想学问上的交流。六吴宓研究的剩余空间对吴宓和学衡派展开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从1990年第一届学术研讨会算起，还不到20年的时间，时间上的短暂就预示着空间上的余裕，更何况吴宓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尚未公开出版，这些客观条件为深入吴宓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而就目前吴宓研究的地域分布来说，也很不平衡，目前主要集中的区域是西南和西北，即一个是吴宓的故乡陕西，另一个是吴宓最后生活过的地方西南，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相对集中在这两个地方。上海和北京这两个文化之都仅有零星几位学者做过吴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远不及内陆两个区域，特别是，西北和西南的吴宓研究成果很少或很难流布到沿海开放地区，这显然和文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有关。综合吴宓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吴宓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挖掘。第一，对吴宓的思想资源探讨不是很深入。较多论者注意到了吴宓和孔子学说，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关系，但对吴宓如何顺利接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缺乏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对其接受的内在思想基础没有深入挖掘。第二，对吴宓的教育思想关注不够。无论是在筹建、掌管清华国学院，还是在建设清华外文系方面，吴宓都有一贯的教育思想贯穿其中，目前仅有的一两篇论文涉及了吴宓的教育观念，很难说深透。概括来说，吴宓的教育思想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融贯中西”的教育理念，另一个是他的道德教育观，或者说是人文主义教育观，而这二者又都是和他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因此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第三，吴宓诗歌创作研究的阙如。这也是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缺陷。中国古体诗词的创作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下的研究仅着眼于唐诗宋词等辉煌年代，到了20世纪上半叶就戛然而止，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在坚持古体诗歌的创作，其中就包括吴宓。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多是只见“新”，不见“旧”。在吴宓研究的成果中，目前仅有一篇是研究吴宓受杜甫影响的论文，还不能反映出全貌。而且《吴宓诗集》是吴宓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并附有大量诗话，是有研究条件的。第四，吴宓在比较文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已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然而也仅限于他的教学和红学研究。他所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学衡》在西洋文学的译介和宣扬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除了古希腊文学外，吴宓等人着重于译介近代英、法、德几个欧洲大国的文学成就，和新文化派更多译介俄、日、东欧等国家的文学形成了互补局面。但对此目前还缺乏梳理归纳。另外，吴宓的大量著译作品还散见于1949年前的报刊中，搜集整理工作没有完成，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宓研究的深入。第五，吴宓的编辑工作研究。办报刊是吴宓在清华学堂读书时就立下的志向，他矢志不移，排除各种困难把《学衡》坚持办了12年，《大公报·文学副刊》办了5年。对于这两份刊物，人们多有提及，但对于吴宓任教武汉大学时主编的《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的研究却还是一个空白。因此说，目前的吴宓研究，还是阶段性的，甚至是片面性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视阈限定了人们的思想广度和深厚度，现有的资料也形成了吴宓研究的一个狭小的视阈，因此还有待于挖掘和突破。即便是已经涉及的研究领域，由于种种原因，也没能够触及根本。事实上，在吴宓的思想言论里，一直贯穿着“中西融合”这条主线，他的文化观、文学观、教育观和人生观等各个方面无不体现着这一精神，甚至在他的人生选择中，也体现出了他试图达到平衡的一种努力。当然，全面把握吴宓的文化思想只是第一步的工作，重要的是要挖掘出隐含在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和新文化派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除了反对用进化论的“新、旧”来评判文化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吴宓将文化看作是人类千百年来精神思想的结晶，是经过千百年选择淘汰所保存下来的人类精华，是本体性的东西，具有永恒性，用他常用的一种表达就是，“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也”。而新文化派所关注的风俗制度层面的进步，则是枝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他一再强调，“绝不可以风俗制度仪节，有当改良者，而遂于宗教道德之本体，攻击之，屏弃之。”所以，吴宓所反对的，是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抛弃，这是他们的第一点分歧，即对文化的不同理解所引起的偏差。他们的第二个重要偏差是在对儒家学说的理解上。吴宓之所以坚守着儒家思想，是因为他把儒家“仁”的思想看作是核心，同时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进而将“克己复礼”、“行忠恕”、“守中庸”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信条。被新文化派所痛恨攻击的“礼教”，在吴宓的解读下，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姿态，即“礼者，适宜之谓。乃精神上行事做人之标准而非形式上步履饮食之规矩也”。总而言之，“克己复礼”，就是“克己者，去人性中本来之恶。复礼者，所以存人性中本来之善。合而用之，则可使人性企于完善”。正像吴宓一再强调儒家的“仁爱”思想，而对“礼教”涉及较少一样，新文化派同样将目光紧紧盯在了“礼”字上，而对“仁”的思想缺乏应有的关注。正是各自囿于一己之偏，使他们各自看到了传统文化不同的侧面，分歧也就随之产生。当然，作为对新文化派的纠偏补正，吴宓自然要更多地强调新文化派所欠缺遗漏之处，从这一点来说，他对“礼教”的忽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而他对儒家仁爱思想和中庸之道的坚守，又有着西方哲学作为外源，比较明显的就是古希腊哲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这些相互印证的人类思想成果，也成为吴宓“中西融合”的坚实基础。作为对新文化派的一种回应，对新文化派激烈反传统的一种矫枉，吴宓自然要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在文学活动中，坚决反对全然割裂传统文学的做法，这是他和新文化派产生偏差的又一领域所在，包括他的诗歌主张、对文言文的坚持，等等，他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便是在他对《红楼梦》的阐释中，也饱含了他的价值立场。当他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新的解读时，其实是透过西方的视角给予中国传统文化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他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在关于《红楼梦》的言论中，毫不吝惜赞誉之词，如：“《石头记》之小说技术至为完美。故为中国说部中登峰造极之作。”“《石头记》为中国文明最真最美而最完备之表现，其书乃真正中国之文化、生活、社会，各部各类之整全的缩影，既美且富，既真且详。”“《石头记》之文字，为中国文（汉文）之最美者。盖为文明国家，中心首都，贵族文雅社会之上女，日常通用之语言，纯粹，灵活，和雅，圆润，切近实事而不粗俗，传达精神而不高古。”等等。而这也成为他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解读《红楼梦》的心理基础和情感基础，意在以比较见优劣，而这种解读，相对于考据索隐来说，无疑更接近文学批评的本质。因此，吴宓在《红楼梦》上的贡献，绝非仅仅是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然而，尽管吴宓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更接近文学的本真状态，但他却无法做到游离在学术活动之外。他在思想言论中对道德的一再强调，使得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以及人的伦理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吴宓是如此突出、如此典型地将为学和做人融汇成一体，以至于人们无法忽略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因此在探讨了他在各个领域内所体现出来的“中西融合”主张之后，不得不用看似赘笔的笔墨补录他矛盾的人生选择，因为他的人生选择和文化立场，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难以剥离。他的人生悲剧背后，透露出的是他的文化理想的可贵与艰难，因此在他艰苦卓绝地承担起文化使命的同时，则注定了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剧。真正的悲剧，永远是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即如吴宓的文化理想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所受到的冷遇一样。所幸的是，吴宓的文化理想终于在今天得到了重新理解和评价。
后记
遇见吴宓，才让我明白，作学术不容易，做人更难。在这三年里，我透过他所留下的文字，尽我最大努力地去了解和理解在文字背后那个真实的吴宓，但注定了这是一种“一知半解”似的了解，不仅仅是因为他留下的文字遮蔽了另外的可能，而且也因为即便是这有限的文字也还没能够完全见天日，因此，缺憾也就不可避免，一如吴宓充满缺憾的人生。好在完美只是一种奢望，缺憾反而留下了弥补的空间和期待。以我的浅薄，从文化角度来解读一代学人的情怀，吃力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那个历史背景尽管仍是轰轰烈烈，于我却只是点滴和皮毛的了解而已，这就更增加了我驾驭的难度。
内容概要
蒋书丽 文学博士，现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辽宁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成果有：译著《破译心灵》（合译）；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有《另一种历史言说》、《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宿命》等十余篇。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现代文化的两副面孔 第一节 辩证“新”与“旧” 第二节 继承和批判的二重奏 第三节 文化之根——道德抑或制度 第四节 两种思路，一种手段 第五节 何为保守第二章 构建现代文化的视阈和基点 第一节 中西融合的时空视阈 第二节 博大的思想资源 第三节 一多并存：吴宓的哲学支点第三章 文化理想的两翼：文学与教育 第一节 宏大的文学视野 第二节 世界文学史上的《红楼梦》 第三节 坚守在古典诗歌的王国里 第四节 博雅和通识的教育观第四章 以人生作注脚 第一节 在立功与立言之间的徘徊 第二节 旧道德与新典范结语附录 什么是人文主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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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站在客观的立场，全面分析了吴宓在比较文学、国学、红学的成就，对吴宓的文学活动进行了持中公允的评价，是一本全面研究吴宓的重要著作。吴宓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审图学术领域：在倡导新文化的1920年代，吴宓主编《学衡》杂志，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时成 为时代的“异端”：此外，他在”红学”研究、诗歌创作方面均可圈可点，颇多创见。继承与批判理念的二重奏，出世入世的矛盾思想，新观念与旧道德的交织，构成了吴宓复杂而难以言说的一生。
图书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