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莫莱特之吻》书评

在死亡之吻和爱之吻的天平上

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以下简称《之吻》）的开场白颇耐人寻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我的幻想是从现实回到历史中去。随着身子往椅子里越陷越深，我手中的书本逐渐沉重，人在不知不觉中迷糊过去，然后被一个香吻弄醒，发现自己正身处法国大革命高潮时的巴黎。吻有时意味着死亡，有时意味着爱，哪怕只是些许的爱。”“死亡之吻”和“爱之吻”象征着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和博爱。“死亡之吻”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名叫甫伦德杜的军官深更半夜被暴民们从床上揪起，拖出家门，吊死在广场的灯柱上。据说这是因为他被指控为策划反革命阴谋，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并未得到证实，也无须证实。因为“生杀予夺的大权是掌握在一伙暴民手中的”。狂热的暴民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将嘴里塞满麦秸杆，高挑着游街示众。人们还把甫伦德杜的女婿波提尔拖到现场观看这幅惨景，并将血淋淋的头颅送到这个惊恐万状的年轻人嘴边，狂叫着：“亲亲爸爸！亲亲爸爸！”随后，暴民们对他也处以极刑，甚至把心脏挖出来，抛向远处，然后把两颗头颅挑在一起继续游行。围观的人群发出阵阵狂呼声，表现出“集体性的疯狂状态”。但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暴力并不是革命的全部，与死亡之吻相对照的是温情之吻，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神甫拉莫莱特作为这种吻的代表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印迹。在革命时期他担任的是国民议会代表。当时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国王正试图引狼入室，招揽外国势力来镇压革命；国内武装暴动波澜起伏，而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却在你死我活地“窝里斗”，这种情形显然只会加重混乱。就在这时，拉莫莱特站出来说话了，他提出一个解决分歧的办法：“那就是用博爱精神，视彼此为兄弟，弥合创伤，求同存异。代表们立刻响应。他们相互拥抱、亲吻，发誓要情同手足。国王也被请来了，发誓要同议员们站在一起。革命得到了挽救。祖国万岁！国王万岁！”这真是一副动人的场景。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的第一章（全书论及多方面内容，只有导论和第一章讨论的是这个问题）实际说的是两种吻，可是为什么题目中只有爱之吻（拉莫莱特之吻）呢？这或许是因为人们的印象里，狂热的激情和血腥的暴力已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突出特征，却没有看到革命中还有温情的一面。与血腥的杀戮相比，温情和博爱更显珍贵。因此达恩顿要突出这个“爱之吻”。法国大革命最令人反感和遭人批评的就是暴力，尤其是它与“博爱”口号的矛盾之处更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高举着“博爱”的旗帜，另一方面却大肆屠杀呢？《拉莫莱特之吻》这一章所要解决的实际也主要是这个问题。如果博爱精神真的能得到贯彻的话，法国大革命恐怕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了。遗憾的是事与愿违，暴力行动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还在其后演变成有组织的屠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色恐怖”。达恩顿主张应该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暴力，而不是站在完全不同的历史位置上作简单的谴责。他接受史学界关于红色恐怖的共识，即当时的极端行动是因为1793到1794年期间的特殊形势所迫，“简而言之，法国大革命那十年里，可以说大部分恶性暴力事件都是因为环境所迫才发生的。”他的表述很谨慎，用的是“大部分”，而不是“所有”，在他看来，1792年9月发生的那场滥杀无辜就不能说是环境所致。这起事件至今在史学界未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寻求更一般性的解释：“在找不出其他具体解释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倾向于给它一个大而无当的说法，比如原罪啊，力比多能量大爆发啊，辩证逻辑啊等等。”他还说，在群众中有一股“嗜血冲动”，在当时，“老百姓既要面包也要鲜血，但是历史学家从未很好地理解群众当中的嗜血冲动。”相对于以往人们的谴责态度，达恩顿对革命所持的学者的客观态度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对革命暴力原因的解释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将革命中的特殊形势作为恶性暴力的理由并不充分。“嗜血冲动”、“原罪”等过于一般化，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暴力——甚至不仅是革命中的暴力，却不一定能够说明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有如此惨烈的暴力。在我看来，如果将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一比较，或许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英、法革命的爆发都是由于国王要征税，不得不召开议会，但事态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却截然不同，这是由两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决定的。英国革命有着全体一致的明确目标，也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1215年，英格兰贵族逼迫约翰国王签署《自由大宪章》，明确规定国王征税必须取得本王国纳税人的一致同意。1295年的“模范国会”开创了国王征税需经国会批准的惯例。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因财政枯竭，多次召开议会，但是议会拒绝按照国王的意愿开征新税。1640召开的议会终于引发了革命。之所以把此次议会的召开视为革命的开端，不仅是因为它继续了以往多次议会制约王权的斗争，而且还坚决地要剥夺国王的主权，确立议会的主权（除了已有的财政大权以外，主权还包括立法权、对外宣战权等）。议会的要求遭到国王的强烈反对，激烈的冲突导致1642年爆发内战。英国议会与欧陆议会不同的是，它不是按照三个等级的划分组成，而是由贵族组成的上院和由乡绅、市民等组成的下院形成两院制，上下两院并不截然对立，很容易联合起来与王权抗衡。英国贵族没有免税特权，能够和人民一致行动。议会征召人民组成的军队在苏格兰人的支持下，大败王军，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经过克伦威尔独裁统治和复辟王朝，议会终于因“光荣革命”而取得主权，实现了议会的“至高无上”地位。当时英国的社会问题不十分严重，因此大多数英国人对革命漠不关心。民众对革命的参与度不高，即使参与也是以请愿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或加入军队作战，都是有组织的行为，因而不会出现群众性暴力。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素有法治的传统，《自由大宪章》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规定：“任何自由人非经贵族院依法判决或者遵照王国的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公权，或对其放逐，或受到任何伤害、搜查或者逮捕。”虽然革命对司法的正常运行多少有一些影响，但终究不能破坏这个传统，例如对国王查理一世的审判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而法国革命就不同了，它是在无组织、无统一和明确目标情况下进行的。正如达恩顿所说：“法国大革命不是有组织的运动，而是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国革命的起因也是税收问题。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王不得不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此前法国有175年未召开中央级三级会议。法国学者勒费弗尔说：“如果国王不召集三级会议——但这实际发生了——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法]乔治•勒费弗尔著，洪庆明译，《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三级会议并不像英国议会那样形成一个整体，而是按三个等级的严格划分组成，特权等级占据明显优势。实际上三级会议是在贵族力主下召开的，所以不少史学家说是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贵族的目的也是要抵制国王征税，不过，与英国革命要夺取国王主权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免税特权，并且借控制三级会议来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第三等级的代表则要反对贵族的企图，争取自身的权利；但是他们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对普通民众的利益考虑较少。于是，三级会议的召开，不仅未能制约王权，也未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反而加剧了等级间的冲突。其后第三等级代表另组的国民议会也是争端不已，“拉莫莱特之吻”并没有消除矛盾，这种无政府状态促成民众的暴乱。当时因灾荒造成粮食价格飞涨，挣扎于生死线上的民众自发地大规模参与革命；平日对特权阶层积累的仇恨（法国贵族因享有免税特权而招致人民的仇恨）在特殊条件下成倍地爆发，暴民暴力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与英国革命是在议会领导下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有所不同的是，法国革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各阶层各自为战，民众的大规模自发参与更加深了混乱。重要的是，法国缺乏英国那种法治传统。英国革命确立的是宪政——君主立宪，法国革命一开始也尝试君主立宪，却未能成功。随后革命者的主要目标是民主，然而这种没有法制约束的民主难免走向暴政——这或许就是法国革命暴力的总根源。当然，博爱精神仍对法国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并非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如达恩顿所说：“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自由、平等和博爱，其中，博爱的观念最让人耳目一新。1792年，博爱思想像台风一样席卷巴黎。……法国大革命在它最革命的时刻就是要扫荡这一切社会身份界分，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以立法形式确立起来。也许它在这方面的实践并不比基督教更成功，但它对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影响改变了历史进程。”新观念已经普及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以前人们写信落款时要写上“您最谦卑的奴仆”，现在则一律是“再见，四海之内皆兄弟”。称呼上也从原来的“先生”、“女士”换成“男公民”、“女公民”。扑克牌里的J、Q、K也改称为博爱、平等、自由。重温这段历史，在血淋淋的暴力的对照下，更凸显出博爱的重要性。相信人人都愿生活在充满爱之吻的世界，而不愿面对死亡之吻的威胁。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3日

吻总是美好的，但是要先刷牙

这是一部文集，语言生动，因为大多是面向非专业读者的书评文章（作者说要照顾《纽约时报》和《戴达鲁斯》的读者，天可怜见，这几乎是说《南方周末》和《读书》杂志的读者文化层次比较低……）。但这些文章如今看来显得陈旧，冲击力不够大了。（当然这是一种时光倒错，你要知道，葛兆光、陈平原等人的阅读史、大知识史研究是在其后的……）觉得特别值得读的章节：写得好的有1、6；理论点更集中的是9、12。中译很好的传递了原文的生动韵味，可惜港台专名用语在大陆版中未有修改，给读者带来相当的困难。（不过也有些似乎修改的痕迹，比如导言中的卡坦在后文第二章就统改成了卡廷。）其实原书自己的专名翻译也是颇为随意，校勘更不必说。比如第133页，第五行是赖布基戈，到第七行又是莱布兹格。当然，不难猜出它们都是莱比锡（Liepzig）。又比如页190有一个吉斯，转过来的页192又有一个克立佛•基尔茨，好在很容易根据学术观点猜出是格尔茨，倒有些疑惑为何两处都注出原文唯恐别人发现不了这种差错了。全文的卡西尔、卡西勒、凯瑟勒、卡塞尔其实也都是一个人。原文页152的彼德•波克你大概能猜出是彼得•伯克，但紧接着下一页的鲍尔•雷克，就得转转脑筋才能想出是保罗•利科了。至于图克威尔（托克维尔）、乔治•赖夫波（勒费弗尔）、卢斯安•费波（吕西安•费弗尔）、沃维勒（伏维尔），大概熟悉了法语的发音，一切奥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你知道欧克塔夫版是啥意思么（页157），不是藏书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哪里的地名，它是Octavo，八开本的意思……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享受达恩顿的如花妙笔，而且可以欣赏到译者大多锦上添花但也不时用力过猛的如花译笔，并且顺便做许多脑筋急转弯的猜谜游戏。有些游戏恐怕是译者始料未及的，比如页180“19世纪末维也纳的卡尔•舒斯克”，读者对文化史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其实是写《世纪末的维也纳》的休斯克，你就当译者采用了比喻手法，所谓“回到历史现场”好了。所以，不妨忘了以上这些无聊的吐槽，回到这本书的现场吧，达恩顿实在是……太可爱了！但是，在读到达恩顿之前，您还将看到本书序言——不，本丛书总序——作者姜进设下的谜题。这位两次强调自己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接受西方史学新潮洗礼的编者，其序行文流畅，概括精当，意旨宏阔，只是不少人名书名让人起疑，有一些似乎是直接取自港台译法，倒也罢了，但像“古王朝”（旧制度）这样的讲法，恐怕是不能让人放过的。而《媒体的社会史：从谷登博歌到互联网》，也最好改回古腾堡吧，别让新时代青年们觉得这是谷歌和微博的新结合。最过分的是阿兰•柯尔本（或科尔班、科尔宾）的《傻子与香味》这本书，势将也已经原样不动地出现在本系列接下来的每本书的前面。哄谁呢，那是感觉文化史的经典著作《香臭之间：嗅觉与法国社会想象》，序言作者必然是将“foul”看成了“fool”……

达恩顿的文化史研究思考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名的欧洲文化史专家，也是在当代西方声名显赫的新史学家之一。1939年出生于纽约。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奖金、美国的国家图书评论?；以及法国的美第奇奖提名。 在研究对象上，罗伯特•达恩顿总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１８世纪法国的出版商、地下文学和落魄文人，形成了他研究法国启蒙运动的独特路径——“观念的社会史”。他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力图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追踪思想观念的传播。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是一部集中反映达恩顿在历史和媒体文化方面关联的思考的文集。其主要关注点，正如达恩顿自己在导论中所表露的，“这本书既讲历史，又讲媒体和媒体的历史。本书有四个目的。第一，是要显示过去如何作为暗流存在于当下 ?第一部分）。第二，是要通过个案来分析媒体的作用 （第二部分）。第三，借本书的写作过程来昭示媒体研究中的历史向度 （第三部分）。第四，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探讨宏观历史以及与历史相关的其他人文领域 （第四和第五部分）。”在书中，达恩顿实际上是把自己对历史研究的心路取向自上而下地分成了四个层次去思考和介绍：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 这本书总共收录了达恩顿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需要写下的15篇系列文章。其中的意图，让我们用达恩顿自己的话来概括：前6章，“不是给学术杂志和学者们写的，针对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专业读者，而不是12岁的女孩。假想那些编辑、制片人和其他经营媒体的人的左边是作者的话，那他们的右边就是这些读者。这些论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文化中介及其运作过程。我在同文化产业打交道过程中有些体会，栽跟头的事很多。这些经验对我很有启发，如果别人想知道怎样从办案人员那里套出新闻，怎样编造电视剧本或摸准编辑室的路数，我这本书至少有点可读性。”而后9章：“是学术性的，但是我希望它们也能让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专业读者感兴趣。尽管我看不到这些读者是谁，就像我看不到月亮的另一半，但我绝不低估他/她们。读者应该得到更丰盛的精神食粮，可媒体只提供简易快餐。所以我斗胆给他/她们奉上一份没掺水、没打折的学术晚宴。” 在这些论文集中，达恩顿特别注重希望能让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专业读者感兴趣，因此写得生动有趣，并不同于纯学术性研究的抽象和晦涩难懂。这些关于社会、文化和思想史中的林林总总和风云变幻，能够潜移默化地让读者知道历史学家都在干什么，也让读者知道，历史学家们表面上在就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实际上他们是在帮我们当下的人跟古人沟通。 达恩顿强调：“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那么如何来实现呢？达恩顿告诫我们：“虽然对‘生活的意义’这样的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历史学家要进入已逝的世界，靠方法理论那一套是不行的，还需要大胆想象，需要放下成见，不拘泥于定式思维。我们可以对未来抱着怀疑的态度，但面对往昔我们不能不感到谦卑。”

文化史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德、法、日、西等多国文字。是达恩顿在文化史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本书还展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人物心理及其当时人们针对不同政党、政见的反应，也试图阐明了大革命的发展趋势及其最终结果的原因。

已经阅读，很有意思，特此推介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名的欧洲文化史专家，也是在当代西方声名显赫的新史学家之一。1939年出生于纽约。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奖金、美国的国家图书评论奖；以及法国的美第奇奖提名。在研究对象上，罗伯特•达恩顿总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１８世纪法国的出版商、地下文学和落魄文人，形成了他研究法国启蒙运动的独特路径——“观念的社会史”。他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力图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追踪思想观念的传播。《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是一部集中反映达恩顿在历史和媒体文化方面关联的思考的文集。其主要关注点，正如达恩顿自己在导论中所表露的，“这本书既讲历史，又讲媒体和媒体的历史。本书有四个目的。第一，是要显示过去如何作为暗流存在于当下 （第一部分）。第二，是要通过个案来分析媒体的作用 （第二部分）。第三，借本书的写作过程来昭示媒体研究中的历史向度 （第三部分）。第四，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探讨宏观历史以及与历史相关的其他人文领域 （第四和第五部分）。”在书中，达恩顿实际上是把自己对历史研究的心路取向自上而下地分成了四个层次去思考和介绍：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这本书总共收录了达恩顿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需要写下的15篇系列文章。其中的意图，让我们用达恩顿自己的话来概括：前6章，“不是给学术杂志和学者们写的，针对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专业读者，而不是12岁的女孩。假想那些编辑、制片人和其他经营媒体的人的左边是作者的话，那他们的右边就是这些读者。这些论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文化中介及其运作过程。我在同文化产业打交道过程中有些体会，栽跟头的事很多。这些经验对我很有启发，如果别人想知道怎样从办案人员那里套出新闻，怎样编造电视剧本或摸准编辑室的路数，我这本书至少有点可读性。”而后9章：“是学术性的，但是我希望它们也能让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专业读者感兴趣。尽管我看不到这些读者是谁，就像我看不到月亮的另一半，但我绝不低估他/她们。读者应该得到更丰盛的精神食粮，可媒体只提供简易快餐。所以我斗胆给他/她们奉上一份没掺水、没打折的学术晚宴。”在这些论文集中，达恩顿特别注重希望能让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专业读者感兴趣，因此写得生动有趣，并不同于纯学术性研究的抽象和晦涩难懂。这些关于社会、文化和思想史中的林林总总和风云变幻，能够潜移默化地让读者知道历史学家都在干什么，也让读者知道，历史学家们表面上在就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实际上他们是在帮我们当下的人跟古人沟通。达恩顿强调：“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那么如何来实现呢？达恩顿告诫我们：“虽然对‘生活的意义’这样的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历史学家要进入已逝的世界，光靠方法理论那一套是不行的，还需要大胆想象，需要放下成见，不拘泥于定式思维。我们可以对未来抱着怀疑的态度，但面对往昔我们不能不感到谦卑。”

我来丰富一下介绍吧！大家可以更了解这本书

目录导论第一部分 大潮下的暗流第一章 拉莫莱特之吻第二章 波兰要自由第二部分 传媒第三章 见仁见智的电影《丹东》第四章 电视：一封给电视制片人的公开信第五章 新闻事业：“有闻必录”与“合辙即登”第六章 著书立说与学者们的生存策略第三部分 白纸黑字第七章 书籍史话第八章 文学史上被遗忘了的中间人第九章 阅读史初探第四部分第十章 思想史与文化史第十一章 思想观念的社会史第十二章 心态史第五部分第十三章 历史与知识社会学第十四章 历史与文学第十五章 历史与人类学

翻译的人名小问题

《新文化史》中很多翻译的人名已经做过更正了，如布劳岱改为大家熟知的布罗代尔，但《拉莫莱特之吻》中又出现了人名翻译问题，刚读到26页，“兰肯式的对历史事实的执著”，译为兰克更好，也不用特意在页末加个译者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