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书评

惜哉王静安

书中透露了王静安先生与罗振玉早年过从事迹。王先生竟然被迫为罗氏倒卖古董，与商家讨价还价，获取佣金以贴补生计，看后直是令人唏嘘。一代学术天才却无经济独立，亦无人格独立可言。然先生一日不忘学术独立，身处艰难困厄，依然做出了开山辟径的学术成就，愈令我辈敬仰。相形之下，罗氏即显龌龊可憎，不但奴役驱使朋辈，进而剽窃占有王先生的学术成果，以致令人怀疑他的金石研究有多少是属于他自己的所得。也令吾辈对学术与人品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困惑。学术研究真的能客观独立于道德之外么？

近年研究陈寅恪书籍中的又一力作

该册为繁体横排。卞曾列陈先生门墙，该书史料详实珍贵，排版错落，考订细致，使人手不释卷，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可堪媲美，为近年研究陈寅恪书籍中的又一力作。文中对当时文史界巨擘多有涉及，往来书札弥足珍贵，交往间犹见古风。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与三联书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均由津门书法家陈云君题签，陈某曾从沽上书法大师吴玉如先生学习书法，小楷确有乃师风范，更可贵的是陈实为陈寅恪先生失散多年的堂侄，可见义宁陈氏诗书继世、家学渊博。卞氏书法亦师从迂叟，故前有玉如公哲嗣吴小如做的序，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是册可列为收藏。

我最钦佩的人，读后深感悲凉！

一直喜欢陈先生，是因为，一，陈先生一生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誓死捍卫，从未放弃，直到含恨离开这个世界。为此深深感动；其二，他的著作观点独到，总能在普通的史料中发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推论严谨，一环扣一环。所以他是我最为钦佩和关注的学者。文人的风骨、学者的严谨和对国家的真挚情感...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爱国不是挂在嘴边，而是用其一生去执着追求，然而，那个时代却对他万般不公。经受战乱，政治的折磨，却矢志不移。一生想写《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却因环境的干扰，无法完成，“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尊敬前辈是一道底线

严格地说，本书不足以称之为长编。长编首先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搜集资料和考证的方法。从这方面说，本书在资料搜集上还是有了很多补充，尤其如《陈葆君日记》之类的新资料，做了很多补充。但是考证方面就做的不是很够了。历来的长编之作都是有考证的，见诸于著作的是经过考异之后非常精审的结论，而本书在这方面不过只是资料的搜集，没有考异的过程。其次，长编的资料需要非常详细和全面。在这一点上，本书显然是有不足的，比如陈先生的重要的诗文信件摘录就有很多太过简略的地方，只能算是提纲挈领，不足以窥全貌。长编还需要把历史大背景描述清楚，这一点本书是有着重照顾的，比如从《共产党大事记》上摘录相关资料就是。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涉及忌讳和至今无法说清楚的问题不能展开，因此这方面还是比较简略。尽管本书在体例方面是有不少问题的，可是本书的规模是按照蒋秉南先生《编年事辑》的体例进行撰著的（虽然与《编年事辑》相比，本书没有在各年之后附上本年所撰诗文对窥视陈先生学术流变多有不便），因此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陈先生学术流变的记录和描述上。到目前为止，研究陈学的著作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余英时开山的心境派，此派注重大环境，主旨几乎是文化的挽歌，诸如《晚年诗释证》《最后的二十年》《与中国文化》以及去年的《诗笺释》都是此派；另一类是蒋秉南先生为代表的学术派，此派注重学术流变，主旨是学术传承，大凡《编年事辑》《谈陈寅恪》《史家陈寅恪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皆是此派。而本书同样也是这一派的。这一派多为与陈先生关系密切的朋友或者学生门人，其于陈学精要多有他人不能了解的心得体会，因此不乏靠得住的见谛。比如本书，关于陈先生49年以前的学术演变描述的非常清楚。特别是陈先生有志研究宋史一段，似乎为当下讲论陈学的学者们所不太谈起的。而本书对于陈先生早年初入清华国学院一段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读这些文字几乎能够想见当日先生的风貌，这一点也是超过《编年事辑》的。49年以后，尤其是66年以后，因涉时忌难以详述，因此对于《柳如是别传》方面的评价还是不算到位，但是原书幸存，这方面的不足终究可以有些弥补。卞氏多次强调，陈先生的志向是建立有“中国特色之东方学”“谋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这一说法基本是符合事实的，而这一点尤其是陈学门人总是在强调的。本书另外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列有《后谱》一卷，将有关陈先生的文献研究基本都列举出来了，这很方便研读陈学的后生晚辈。总之，陈先生“请俟来世”的遗愿现在才刚刚开始，研究陈学的学者们无论成绩如何意义几何，都是前辈，无论是余英时还是蒋秉南，路数虽有不同，却同有开山之功，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有一部能够全面研究陈先生学术的著作问世，至少一点点的努力还是让陈先生及其学术的影响渐渐扩大。如卞氏，终究亲闻亲见过陈先生的教诲，虽然历史风云变幻，难以预测，难以不被历史主宰，但是用平静的心情读读他们的文字还是能够在研治陈学的漫漫长途中得到很多启发。尊敬前辈是一道底线。

幾句吐槽，主要對鼎革之後

年譜長編大概是年譜對現代傳記的妥協。長編沒有對譜例和考證的嚴格要求，卻有羅列材料的自由，這大概就是中華書局最近出版的幾本近代人物年譜長編的原因。就此書而言，建國之後部分在人物名字、正文材料考證方面略為淆亂，但較最後二十年等書多出的共和國史部分，卻也彌足珍貴了。1923年（卷三頁80）引石泉、李涵文謂老陳對他們說起，曾在歐洲飯店裡“無意中和周恩來還有曹谷冰等三人相遇……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很雄辯，曹等三人都說不過他，惱羞成怒，動手便打，竟同時連我【老陳】一起打，我們一同退入老闆娘的住房，從裏面鎖上門，直到曹等走後才出來。”按周叔一張帥臉，不知道二人在房間中聊過什麼。直至鼎革後二人再未相見，倒是周叔屢次提及過老陳。1957年（卷七頁302）引梁誠瑞文“我們來到小樓下，果然門上貼著一副對聯……如今看到陳老先生的筆跡如故，便覺十分親切。”按老陳眼盲已久，書信、交代稿等均由夫人、助手代筆，為何會親寫對聯？或有兩種解釋：1.從現存手稿看，老陳夫婦筆跡略相近，陳梁關係未必很熟，梁氏誤認。2.1961年3月（同卷頁316）郭沫若訪老陳條載，他們對的對聯“好像是郭、陳一人寫半聯的。”且老陳視力沒有全失，寫個對聯應該沒問題。又梁氏此文謂老陳向梁氏詢問“錢鍾書現在在哪里”，是默存君在這本書中唯一現身之處。默存君和老陳的關係，從後來錢通和默存拒寫墓碑可看出，大抵老陳看好默存而默存不甚感冒爾。1961年（同卷頁315）引蘇維民文云人口普查中發現“1960年底全國人口為6.6207億人，比1959年底減少約1000萬人……人口普查各項資料匯總後，我們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淡淡一笑說：‘我從來不相信你們的那些統計數字。’”按韶山君有意買萌，大抵欲cos魯路修乎？對照1948年“季羨林論胡適”條（卷五頁248），季氏問胡適的去向，“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逃跑。但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絕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我這種推理是不是實事求是呢？我認為是的。”按可見韶山君比績溪君霸氣得多。然希甫先生這段推理，實事求是地邏輯混亂，聯繫到史筆掌故的文體，也可見其老油條之本質了。1962年（同卷頁323）載中央為顧及北高麗人的面子，遂不提其中有“東征”字樣的再生緣，將老陳與郭學士一起警告。大概不是因為老陳的低吟淺唱，而是郭才子的高音喇叭吧。1967年4月1日條（好日子，同卷頁341）引一通知中“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字樣。按不得不說白話文有降低官方智商之嫌。對照前面1927年引戴家祥書（卷三頁103）中引羅氏老賊（傅斯年給的稱號，見卷三頁106）祭王忠愨公文：“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按羅文雖無恥，倒也冠冕堂皇，更不用說古人詔令中如島夷索虜、么魔跳梁等之文采飛揚了。近代詔令、正義之書倒是倒退了。又“最大的一小撮”可謂此文亮點，所謂矛盾格(paradox)也，對照今日之百年老校有資格建新樓，考試寫古文以創新諸事實，或可入管錐續編。又，看了老陳和友人學生的交遊，如趙元任、胡適、傅斯年、俞大維等去國者和老陳自鼎革後當然無緣相見；然即使如吳雨僧、蔣秉南等與先生息息相關者，在最後二十年中和老陳相見的時日也不過月餘。先前看金庸小說是就覺得，東邪西毒等人雖打得熱鬧，但也不過每二十年打一架。友于如郭靖周伯通，父女如黃藥師黃蓉，在書中也有三十年不見、而一見面說了幾句話就作鳥獸散的記錄。蓋馬齒漸長，朋輩飄零如舊雨，實為開元天寶鬥雞兒如我所難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