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是书生》书评

是讲故事还是在制作出版物？

读完学位已经筋疲力尽，于是在刚刚入伏的夏季打开了这本书。可是，它却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第一，书的副标题是“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可是，潘先生讲故事的方式很是特别，特别到让我觉得先生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抒情。好比一个红卫兵登上黄山时，他不说黄山的云黄山的树黄山的奇黄山的险，却一个劲地说“黄山啊，你真黄啊，你怎么这么黄啊！”就以第一篇《中研院院长和政治：以蔡元培为中心》为例吧。如果说第一页只有最后一行提及蔡元培，是在总论，还情有可原，但接下来一大段，只是综述蔡的学行，隔靴搔痒。第四段终于讲故事了，一开头就是“例如”，不得不给人这样的感觉：叙事拙劣。再读下去，故事讲的是1923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军阀政府的抗争，这个故事中的蔡元培虽然与政治有关，但它与后来（1927年成立筹备委员会）的中研院有什么关系呢？不懂。即便是讲这个故事，也应该好好的讲啊。可是，在征引了蔡元培的登报的启事之后，作者又开始了议论，引出陈独秀对蔡的批评，让我看不懂，不知道作者讲述的这个故事，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接下来，故事讲才到1927年，即便如此，其中的故事也是支离破碎，不时地夹杂着作者的自说自话。哎，不想说了，读完之后，我写了八个字：“内容空疏，言意不彰。”我说的对不对，大家自己去读吧。第二，《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有甲乙丙三辑，其中，丙辑的内容让我瞠目，请看：研究院大事简编；；研究院组织法；研究院研究所组织规程；研究院研究中心组织规程。这个丙编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是：153-214页。试问：这是您潘先生的“著”么？还是您潘先生为凑一本书来骗我的钱？或者，是出版社搞得鬼，您潘先生半推半就？第三，是语言，我就不多说了，第118页末段：“不过，这段师生因缘的故事，却不是任何政治力量能从历史中剔除抹杀的。”我依稀记得，类似的话语前文已经出现过。我当时只是在这页做了标志，至于我说的对不对，语义重复处在哪里，已经没有再读的兴趣了，连寻找也不想了，恕罪。

是真名士自风流

这是一群大名鼎鼎的书生，包括：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郭沫若、赵元任、陶孟和、董作宾、李济、顾颉刚、吴晗……他们聚集在一个名为“中央研究院”的机构，留下无数传奇逸事。其中，有他们为学问而执著追求的悲喜，有他们对社会事务孜孜关怀的入世情怀。该书依据多方面史料，辑录“中研院”大事及组织规程，并配备八十余幅历史老照片，追踪“中研院”众书生的典故和风范，生动讲述“中研院”这方清醇的学术天地，在世变大局里，历经什么样的曲折反复，才得以维存长续。 书写得普通，书中的人物却无疑不动人。

《何妨是书生》：天方夜谭中研院

《何妨是书生》：天方夜谭中研院中央研究院，原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创建于1928年，49年大陆易帜，随蒋介石政府迁至台湾，现直接隶属于台湾当局，屹立至今八十多年，仍是华人学术社群里的巍峨殿堂。从北伐成功到1936年，是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当时政府修建公路、创办现代企业、整饬国防工业和军备、启动中央银行及进行货币改革……光从教育上讲，一批留学生以及城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办了很多大学，现在中国大学的地理分布，基本就是在那时奠定的。柔石的小说《二月》，写知识分子的探索，最让我动心的，不是里面青涩又绵邈的爱情，而是陶慕侃、萧涧秋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身上，那种热衷教育、关心民生的单纯、热烈的情怀。中央研究院就在这个黄金十年中茁长起来，一个由政府扶持的现代学术机构，靠着一群善于独立思考与判断，乐于批判性地看待事物的人，不无艰辛地建构着社会文化秩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代学人的坚守，影响深远。与政治权力秩序之外，建立一个以学术为基的文化秩序，对于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若以“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作为标准，来评判当时的中华民国，德理可赞之处颇多。中央研究院的出现，实在是当时掌权者的贤明之举。黄仁宇分析抗战前的国民党，谓其建立了高层结构。中央研究院是这个高层结构中的精英集中地，在文化上即占有终极意义上的道义力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是如此。在抗战前建立下层结构的中国共产党，于民穷财尽之时建立新政权，此后局势跌宕不安，至文化大革命，政治深入日常生活，完全颠覆了社会秩序。而在国民党权威统治下台湾，部分知识分子因其学术成就而逃离政治受难。两相对比，即可发现，一个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秩序，而文化这一维的秩序，是可以在譬如政治、经济等秩序失常的时候，担任起维护基本日常生活尊严的功效的。因为文化站在人的经验内容这一面，无论一种社会制度或世界秩序多么具有压迫性，它都不能控制人的一切经验内容。晚清的中国社会即是一例，传统文化有其深刻的内在延宕，虽时局动荡，但是没有大规模的践踏人性的事件发生。潘光哲的《何妨是书生》，带着对先贤前辈之风的崇尚心情，津津乐道逸事典故，期欲探此一方清醇学术天地为何如此超凡脱俗，其中也包含了对现在学术环境的些许失望。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创院院长为蔡元培，一开始便积极争取独立自主的学术空间，毫无妥协。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还在谈论教育之独立，前人开拓的道路，我们活生生地往回走了几步，怎么说都是悲哀之事。身份既是一种社会产物，又是一种社会过程，这在蔡元培身上有所体现。蔡元培的一生，历经从帝国到党国的变迁，走完了从士大夫蜕变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从帝国翰林到北大校长再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一路追求自己的理想之境，无惧政治权威，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中研院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任院长，即为胡适，任职时，已是1957年，胡适当年在就职典礼上，以中研院院长的身份，跟蒋介石对抗，径直说“总统你错了”。中间17年由朱家骅担任代理院长，原因是当时蒋介石一心想把自己心目中的人选推到院长的位置上，而当时的院内知识分子坚持独立自治，与当局僵持不下，以表学界正气、理想、不屈等义。中国现代学术建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却是很高，参与初创的人员，大都是经受了欧美大学学术训练，目睹人家学术自由天空的一流知识分子。自己亲炙建制，多取拿来主义，见好就用，又有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之人格坚守，不屈不饶，自尊而自信，离一个美丽文化新世界，几乎近在咫尺。中研院在几年的时间内，网罗了很多学术新秀俊彦，日后发展壮大，根深叶茂，竟成为日后很多学术界耆宿追源溯流之地，确实是历史的异数。掌门人们的谨严治教、取材有道，功不可没。许倬云回忆到初到中研院，“入所（中研院史语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此规矩由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所定。1941年青年才子王叔珉携自己得意诗作拜见傅斯年，呈请指导，傅斯年略翻诗作，询问得知王叔珉想研究《庄子》，便背诵“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一章，一阵怡然自得，即收束儒雅笑靥，严肃告诫：“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文章！”当时被傅斯年训得心里发怵的小年青，现在已是学术大家，三年不许发文章，其意在培植学术实力，有其功必有其效。学者荐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研院人才输入渠道。推荐者以自己的名望与建树，将有望雄积勃发的后学之秀推荐入院，后生小子成就一番学业后，师承之恩，知遇之喜，佳话连篇比如陈寅恪和周一良。“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傅斯年把梁思成推荐的王世襄拒之门外，把陈寅恪推荐的张荫麟拒之门外，则是成就了中研院的另一种佳话，抬高门槛选人才，不看情面，只看质地。《何妨是书生》到49年之后，就不再往下讲。首批中研院81位院士，在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的49年，各自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去台湾者仅11人（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胡适、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占院士总数的13.5％。潘光哲是生于台北的中年学者，笔书往旧佳事，即便是怀着对现实的某些批判性的情绪，也难抵温情脉脉不自禁。而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研院49年迁至台湾后，大部分院士留在大陆，结果晚境悲凉者多，建树得意者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倒成了一副魔咒，秉持者厄运连连。塔哈尔•本•杰隆在他的《思想被废黜》中反复强调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一旦批判性的思考遭到弃绝，让形形色色的荒诞念头自由泛滥，一旦怀疑精神——无论是方法上的，还是战略上的——销声匿迹，这时个人就不复为个人，他融化在人群之中，变得平庸浅薄无所作为，也就丧失了自己的面目。”本书原题为“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与“何妨是书生”相比，更为贴切。潘光哲写中研院为青年学者自由翱翔的学术天地，举周一良为例，周由陈寅恪推荐入院，后赴美留学又回国任教，回顾生平往事，周一良著有一书《毕竟是书生》，雾失楼台，云迷五色，纷华落尽，毕竟书生。读书人于出世入世间往复徘徊，理直气壮入世者，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是积极参与政治者，入世而成就一部豪壮喜剧者，在近现代中国史里，委实难寻。成稿于10-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