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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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7
ISBN:9787807453673
作者:羅琤
页数:384页
内容概要
罗琤， 1979年生，江西南昌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现当代宗教史。涉及佛教和基督宗教。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青年课题一项（近代上海地区基督新教出版机构研究，201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课题一项（金陵刻经处研究，2005）。在《图书馆杂志》、《当代宗教研究》、《金陵神学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合作点校书籍一部（瞿宣颍《铢庵文存》）。
书籍目录
序一……晏可佳序二……吴格引言 一、金陵刻經處與近代佛教研究回顧 二、本書研究方法 三、本書寫作目標和結構第一章 金陵刻經處的創立(1866—1911) 第一節 金陵刻經處創立的歷史背景 一、晚清佛教的艱難處境 二、居士佛學的轉型 三、世界佛教的復興運動 第二節 楊文會和金陵刻經處的成立 一、楊文會生平簡介 二、金陵刻經處的成立 三、《金陵刻經處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的制定 四、金陵刻經處地址的變更 第三節 金陵刻經處辦學和各項事業的開展 一、金陵測量會的成立 二、祗洹精舍的興辦和中止 三、佛學研究會的創設 四、楊文會的逝世和金陵刻經處董事會的成立第二章 金陵刻經處的發展(1912—1966) 第一節 民國初期至抗戰時期 一、中國佛教會的創立和解散 二、金陵刻經處研究部的創立和《大藏輯要》的刊刻 三、支那内學院的創立 四、輔仁社事件始末 五、南京淪陷時期的金陵刻經處 第二節 抗日戰争結束至國共内戰時期 一、楊氏後人《為金陵刻經處告十方書》的發表 二、金陵刻經處董事會七次特别會議的召開 三、金陵刻經處董事會董事的擴大和金陵刻經處監事會的成立 第三節 1949年後至“文革”時期 一、陳義的逝世和楊氏後人證持金陵刻經處的種種努力 二、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的成立和對金陵刻經處接收工作的開展第三章 金陵刻經處的組織機構和經營 第一節 晚清時期的組織機構和經營 一、經書局 二、祗洹精舍 三、佛學研究會 第二節 民國時期的組織機構和經營 一、金陵刻經處董事會沿革 二、金陵刻經處人事變更和經營 三、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和支那内學院 第三節 1949年後的組織機構和經營 一、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 二、中國佛教協會領導下的金陵刻經處 三、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编纂委員會南京编輯小组第四章 金陵刻經處的刻印經籍和流通目錄 第一節 金陵刻經處的刻印經籍 一、晚清時期刻印經籍一覽 二、民國時期刻印經籍一覽 三、1949年後刻印經籍一覽 第二節 金陵刻經處的佛經分類體系 一、歷代佛經目錄分類概述 二、金陵刻經處佛經分類體系的形成 三、金陵刻經處佛經分類體系簡評 第三節 金陵刻經處的流通目錄 一、佛學書目表 二、民國十年流通經典目錄 三、民國二十年流通經典目錄 四、1956年流通經典目錄第五章 金陵刻經處的見存版片和各地刻經 第一節 金陵刻經處見存版片 一、各地刻經機構經版 二、各地寺廟經版 三、見存版片一覽 第二節 金陵刻經處刻印要籍簡述 一、馬嗚宗經籍 二、禮儀類著作 第三節 各地刻經機構合作刻印經籍 一、江北刻經處 二、北京刻經處和天津刻經處 三、江西刻經處 四、其他刻經機構結語：金陵刻經處與近代學術 一、獨具世界眼光，以期弘法全球 二、通過中西對話，促進宗教交流 三、立足傳統佛教，推動中日交流附錄一 金陵刻經處大事記(1865—1981)附錄二 大藏輯要目錄參考文獻後記
作者简介
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中一個重要機構，為晚清佛教復興奠定了基礎。
本書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金陵刻經處的文獻學著作。由金陵刻經處的建制、沿革和刻經事業入手，詳細敘述了金陵刻經處的建立和發展，考證相關人士，并整理了金陵刻經處自創立至1966年所有出版經書與經版目錄。在此基礎上，探討了金陵刻經處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本書為中國近代佛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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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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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翻看这本书，发现有一个问题。本书（《金陵刻经处研究》）说：“民国四年（1915），欧阳渐设立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见本书第六十五页）。但是，吕澂所写《吕澂自述：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載於《世界哲學》2007年3期 ）上面说：“1914年冬间，欧阳先生办成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这里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出入，不知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创办时间到底应以那一年为准？ -
《金陵刻经处研究》 罗琤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年7月第一版 366页，36.00元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晚清思想界，以佛学为其中的一股伏流。而这股伏流的源头之一，正是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人，1837-1911）及其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年轻时因读《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而信佛，集合同道创办金陵经书局，开始从事佛书佛画的募刻流通，此即金陵刻经处的前身。后得南条文雄（1849-1927）等人之助，杨文会从日本寻回很多隋唐佛教古德佚书，由金陵刻经处重新刊印，在晚清民国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因此，研究金陵刻经处历史，实为解明中国近代佛教史乃至晚清民国思想史的一大关键。 上海社科院宗教所青年学者罗琤新刊《金陵刻经处研究》一书（下文简称《金研》），可以说是国内有关金陵刻经处历史的首部专著。《金研》专从文献方面论述金陵刻经处的创立、发展、组织和经营，介绍刻经处流通经典目录和见存版片，兼及同时期他家刻经处的活动，使用或披露了许多珍贵史料，如金陵刻经处藏欧阳渐《金陵师友渊源录》，金陵刻经处1965年油印本《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上海图书馆藏1956年《金陵刻经处流通经典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支那内学院申请备案的各项文献》，南京图书馆藏《欧阳渐居士信札》稿本，南京市档案馆藏《支那内学院拆迁文件》等，令人耳目一新。笔者长期请购金陵刻经处刻本佛典，一直留心有关杨文会生平和著述的研究，现拟从文献方面对《金研》作一初步述评，供作者和其他同行参考。 现存杨文会传记史料，在做严密考证鉴别之前，都不能轻易使用。中文史料方面，比如关于从光绪四年（1878）到光绪八年（1882）杨文会偕长子杨自新随曾纪泽首次西使法英的时间行程，《金研》附录一“金陵刻经处大事记”认为光绪五年“正月初四，杨氏父子抵达英国伦敦”（第285页），恐怕不对。曾纪泽使团于光绪五年正月初三从巴黎前往伦敦，十四日返回巴黎，在此期间杨氏父子似留守巴黎并未随往（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11月第一版，第157、160页）。 杨文会在伦敦结识了正在牛津随马克师·摩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学梵文的南条文雄。关于杨文会初见南条的时间，据陈继东《清末佛教之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东京：山喜房佛书林，平城15年[2003]2月第一版；感谢张志强先生惠借此书）第473页引用的《令知会》杂志明治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第十号南条文雄撰《学窗杂录·萍絮快聚记事》，明确记作明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即公历1881年6月30日），《金研》第285-286页却将此事系于光绪五年（1879）之下，完全错了。这是关于日本方面史料的例子。 英文史料方面，美国学者尉迟酣（Holmes Welch）的经典作品《中国现代佛教复兴史论》（The Buddhist Revival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当然在《金研》引用之列。但是，引用不等于正确引用。比如《金研》引《史论》中一段点评杨文会的文字（第37、273页），译文就有问题：“杨文会创办的刻经处出版了一万本佛教经籍。他的学生中，有下一代佛教界僧侣和居士中的领袖人物。他发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僧伽学校复兴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到过欧洲的中国佛教徒，熟知欧洲科学，并将佛教纳入科学的层面，将其作为世界性的宗教进行思考。”“一万本”还是说少了，原文其实是直译《杨仁山居士事略》所说“流通经典百余万卷”（His scriptural press turned out over a million copies of Buddhist books）。“他发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僧伽学校复兴的重要性”这句（He started the revival of interest in the Dharmalaksana school），作者完全译错。“the Dharmalaksana school”并非“僧伽学校”，而是法相（唯识）宗。这句话意思是：“他（杨文会）重新引发人们对法相宗的兴趣。”最后一句应译“最关键的是，杨文会是第一个赴欧洲，熟悉欧洲科学，并在科学大行的世界里把佛教当成一种世界宗教来看待的中国佛教徒”（Most important of all, he was the first Chinese Buddhist to go to Europe,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European science, and to think of Buddhism as a world religion in a scientific world），并无“将佛教纳入科学的层面”之义。这段话出自《史论》第10页，而非《金研》所注的第8页。 有时偏僻的德文史料也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杨文会办僧学堂祗洹精舍时，传说有李梅庵所撰铅印章程一纸，作者似未见到原件，故而没能交代详情（《金研》第51页脚注2）。但该章程和祗洹精舍募捐缘起等文件曾被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全文翻译（“Ein buddhistischer Reformversuch in China”）揭载于《通报》（T'oung Pao, Ser.2, V.10, 1909, pp. 567-602），可惜除部分关键词外，未附汉语原文。尉迟酣《史论》多次引用福兰阁此文，且说章程和募捐缘起上有沈曾植（Ts'en Tseng-chih；《史论》汉译本错误还原作“夏穗卿”）、梅光羲（Mei Kuang-hsi）等人签名（p.295, note 22）。所“等”之人中，其实还包括蒯光典、陈三立和魏允恭。希望章程和缘起文的汉语原文能早日被发现。 杨文会在世时，对近代中国佛教已有“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的批评。在他去世后，欧阳渐任编校主任，与部分佛学研究会同志和金陵刻经处董事于民国创元后不久成立“中国佛教会”，上书孙中山对僧尼现状做更加激进的批评，孙中山复函表示同意，这一事件遂在教界引起轩然大波。《金研》节录的“中国佛教会”章程等文件，转引自尉迟酣《史论》（更精确地说是汉译本，但《金研》作者未注出），而《史论》则是转引自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9年9月第九卷第三期第140-155页惟幻所撰英文文章“Buddhism in Modern China”，因为尉迟酣当时未能看到章程原文。其实在《佛学丛报》民国元年（1912）11月第二期“专件”栏内，就有《佛教会大纲》、《佛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佛教会致孙大总统公函》和《孙大总统复函》四份文件的原文。现将《金研》所引尉迟酣《史论》汉译本重译的五条（第59-60页）与《佛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原文对照如下： ①英文汉译：佛教会应有权管理所有佛教组织的一切财产 原文：戊 佛教会有监督佛教公团一切财产上处分之权 ②英文汉译：佛教会应有权改组和振兴一切佛教界事务 原文：己 佛教会有整顿佛教一切事业促进其发展之权 ③英文汉译：佛教会应有权仲裁教派之间争议，维持正常的秩序 原文：庚 佛教会有调和佛教信士种种争竞维持其秩序之权 ④英文汉译：佛教会应有权要求国民政府的资助，以实施上述社会的、弘法的以及慈济工作 原文：辛 佛教会于推行改良社会之宣讲教育及救济社会之慈善事项时有通告民国政府请其如约保护之权 ⑤英文汉译：佛教会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均不应受政府干涉 原文：第二款第一条 佛教会在法律范围内之种种行为民国政府不得干预 ⑥英文汉译：在佛教会被承认为一个合法机构之后，国民政府应在宪法中加上一条专门法令，以保护佛教会合法权益 原文：第三款 民国政府承认佛教会后应订立保护专条列入法典 从《佛教会致孙大总统公函》来看，署名的佛教会建立人包括李翊灼、桂柏华、欧阳渐、蒯若木、孙毓筠、张世畸、陈方恪、濮一乘、黎端甫、邱之恒（欧阳渐弟子邱檗，字晞明，亦作晞运、虚明），人数不止“七人”（《金研》第59页）。至于《孙大总统复函》，《金研》根据尘空《民国佛教年纪》全文引用（第60页），文字与《佛学丛报》刊本详略颇有不同，应据后者加以校正。“中国佛教会”后虽解散，但开启民国时期僧侣居士争论之端。 欧阳由于介入“中国佛教会”事件，暂时离开刻经处，隐居江西九峰山耕读两年，民国三年（1914）始回刻经处重主编校。在此期间，欧阳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杨文会在世时认为“应刻”的经书，在他看来也要“缓刻”。这就与刻经处董事会中的守旧人物发生冲突。在佛学方面，杨文会根据《起信》《楞严》，有意建立“马鸣宗”，与欧阳渐后来视《起信》《楞严》为中土伪经伪论完全不同。《金研》第五章单立一节“金陵刻经处刻印要籍简述”（第239-250页），集中介绍刻经处所刻有自己特色的“马鸣宗经籍”和“礼仪类著作”。“礼仪类著作”仅介绍《蒙山施食略解》（光绪四年五月）和《放生仪》（同治十二年八月）两种。《金研》引用尉迟酣《史论》第295页注释21说：“杨文会对佛教修行仪式颇有研究……刻经处同治光绪年间亦刻印不少此类经籍。Welch认为，‘注意到哈佛大学藏金陵刻经处早期出版物是很有意思的，它们都是些普通的经典。……杨文会对法相唯识发生兴趣是在晚年，显然由于他的内弟从日本带来法相宗典籍之后。”《史论》这段话的大意上文曾有译述，其前后语境与“礼仪类著作”毫无关联，《金研》不知何故在这里引用。此外，“马鸣宗”和“礼仪类”经籍，与《因明大疏》、《唯识述记》、《三论玄义》、《中论疏》等相比，难当“金陵刻经处刻印要籍”之称。 真正的“要籍”还得算是刻经处刊刻的唐代法相唯识学章疏。杨文会去世前后，与金陵刻经处合作刻经的机构，也积极从事于法相唯识学章疏的刊刻。其中代表之一即短命而神秘的江西刻经处。《金研》第264-267页介绍江西刻经处，引用欧阳渐致梅光羲书曰：“江西刻成之者，有《二十唯识述记》、《辩中边论述记》、《声字实相义》、《异部宗轮论述记》、《十二门论义记》、《菩提心论》数种，皆邱虚明（按：即邱檗）为政，风雨鸡鸣，死生无退……相宗有不可刻于南京者，将刻诸南昌。”（第266页）《金研》以三部经籍代表江西刻经处，即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毗卢神变加持经》和《异部宗轮论述记》。最后一部原刻尾题“中华民国元年春三月江西刻经处校刊”（《辩中边论述记》刻印时间同），《金研》误引作“二月”。原刻“连圈计字共叁万壹千叁百贰十伍个”，《金研》误作“301325个”，比实际字数多加了一个零，上了“三十万”。 民国四年（1915），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侧龚家桥程氏空屋成立研究部，专门讲授佛学，为1922年7月成立的支那内学院的前身。研究部按照讲学研究的需要有选择地从事经书校刻，从1915年到1922年，共刻经书死使余种，自成系统（叶恭绰《施资所刻经典目录跋》）。这些刻本主要是唐人法相宗章疏，如窥基《般若理趣分述赞》和《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述记》，遁伦《瑜伽师地论记》等，但也不以此为限。从其集中校刻世亲的各种“释经论”、法救《杂阿毗昙心论》和普光《俱舍论记》，可以看出欧阳是在穷究“世亲学”，有意为其后撰写《俱舍论叙》等文作准备。 笔者一直在编写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和支那内学院刻经书目，这次见到《金研》第66-70页所开《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刊印经籍表》，才发现作者已将这件工作完成大半。该表分序号、经名、卷数、译作者、初刻时间、备注六栏，共著录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所刻佛典四十三种，可以说比较完备，但并非没有遗漏。如婆薮槃豆作、元魏沙门达磨菩提译《涅槃经云何得长寿偈论》（民国七年季春），玄奘弟子、唐代新罗圆测撰《解深密经测疏》（存三十四卷，民国十一年中冬），无著与世亲造、唐义净译《六门教授习定论·止观门论颂》（释迦应世二千九百四十五年），《金研》皆未著录。最后这一种是德国汉学家、佛教学者雷兴（Ferdinand Dietrich Lessing, 1882-1961）“捐银圆十五元为友梅光羲寿刻”，另以大字刻出雷兴德文原名，值得特别注意。 《金研》著录的研究部刻本，部分信息有误。如二种合册的真谛译《显识论·转识论》，《金研》误作《显实论》和《转实论》。三种合册的《菩萨戒本记·菩萨戒本宗要·菩萨戒羯摩记》，刻印年月并非“民国九年二月”，而是“民国八年十二月”。《菩萨戒本记》的作者不是元晓而是遁伦（也作道伦）。《菩萨戒羯摩记》译作者栏空缺，应按原书“唐沙门遁伦撰”补。作者于备注一栏，利用不够充分，多空白未填。如《解深密经注》，应备注“书前有欧阳渐民国六年仲夏叙”。唐昙旷撰《大乘百法明门论义记》，备注除已写出的“该书系周叔弢从敦煌（本）钞出”外，还应点明“书后有欧阳渐弟子邱檗附识”。《佛说出生菩提心经》应备注“有欧阳渐尾识”。《瑜伽真实品》应备注“含欧阳渐叙、《真实品》表和《真实品》本文”。《瑜伽真实品》刻于民国十年（1921），此时支那内学院已入筹备期，所以欧阳渐叙末会有“民国十年中秋宜黄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之语。这些都是研究现代佛学史的有用信息，作者应核对原书加以增补。 江西刻经处和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刻本，后来也被视为支那内学院刻本。自杨文会去世到内学院成立，金陵刻经处逐渐失去对学术界的影响力，成为一家纯粹的民间刻经机构。1955年，由于“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委会南京分部设在金陵刻经处（《金研》第153-156页），学术研究稍有恢复之象，但很快又被各种运动打断。《金研》虽对刻经处在民国及新中国时期的历史有详细交待，但已经和学术史没有太大关系。 《金研》作者所走文献学方向，我认为完全正确，从前以此方法研究杨文会和金陵刻经处而取得重要成果者，似仅陈继东一人而已。在《金研》作者搜集和刊布的第一手史料衬照下，以前所有关于金陵刻经处的“史论”或“史评”，立刻暴露其空洞和平庸。不过作者既以“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立足实证”、“提供翔实可信的研究基础”等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书中在录文、引文、译文、释文等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应尽量避免才是。笔者虽无写作博士论文和出版学术专著的经验，但深知做到高水平极为困难。希望年轻的作者能继续规范自己的学问，在文献学上“一条道儿走到黑”，将自己发现和参考的珍贵史料认真整理刊布，使更多学者可以利用，大家共同将此晚清思想界伏流的主要源头彻底查清。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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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感动之书。 -
资料挺详细的，前前后后也蛮清楚的，但是称为研究似乎还差了那么一点。PS作者的学识看起来不错，不明觉厉！ -
材料很多，似是汇编。没多少观点。这位姐姐七九年的，能做得这样，已经很好了。 -
影响了近代中国的金陵刻经处… -
做调研之用。 -
可叹可叹 -
圖書館借的，以後爭取自己買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