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书评

【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八）】 钱理群的情志学思（全）

【前言】谈到钱理群，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朋友们想必都不会也不应陌生。用钱师自己的概括，他在专业范围内有六大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间思想史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研究），专业之外有五大关怀（我与北大、我与贵州、我与青年、我与中小学教育、我与当代政治）。除此之外，他还给自己以七个命名（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幸存者，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真的知识阶级，思想者与实践者，漂泊者与坚守者），将北大和贵州作为他的两个精神基地，并把对鲁迅的研究和与青年的联系作为他重要的精神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面对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究竟应该如何梳理并试图理解钱理群老师在情感方式、人生志向、学术研究、思想建树等方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本文试图根据就《我的精神自传》及《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这两部著作的反复阅读，结合自己对于钱理群老师相关思想著作的理解与把握，围绕着以下这幅框架导图的形式，分别从情、志、学、思等四个方面向各位做简要铺叙及汇报。（一）情首先，从钱师的情感方式出发，至少要回到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高度缩影的家族史与个人史，二一个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当）代史与时代史，三一个是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史与心灵史。其中，就第一方面而言，钱师出身于世家，外祖父项兰生是晚晴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作为维新派人士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开时代风气之先；后又投身中国银行界，成为江浙实业界的代表人物。其父钱天鹤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都是同学；他们组织兴办的《科学》杂志，与《新青年》杂志一道在中国较早提倡民主科学。三哥在学生时代于重庆担任美军翻译，后进入外交界做到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二哥和二姐抗战时期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分别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和文艺工作的骨干。而小哥哥、小姐姐和钱师自己，则是新中国以后培养出的人才，分别在清华、北师大和北大读书，又都因为家庭问题被发送到边远的福建、新疆和贵州，而后又分别成为福州大学校长、乌鲁木齐市特级教师和北大教授。由此观之，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钱师的家庭中汇聚着中国各种类型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分裂的历史和分离的情感中所体现的极其丰富复杂的意味，也“从独特角度展示20世纪中国的现代经验史”（贺桂梅）。一方面，个体被历史困缚左右而呈现出彼此纠缠不清的紧张；另一方面，历史也与个人完全一体而呈现为个人的喜怒哀乐。因而，个人的成长与家庭的命运绝非与己无关的对象，而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作为钱师知识分子心灵史研究的对象，也是其自我呈现和言说的展开。特别地，这段将个体命运和家族命运血肉相连的历史，对个体及家族在身体、情感和心灵世界等方面的影响，正是钱师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的情感发端；而其个人情感与历史变动的紧张呼应，也构成了钱师情感方式的基本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老师所试图写出的历史复杂性，所主张的对历史具备的同情与理解，正如其所概括的“血肉之债”一般，成为其学术研究的情感动力。在此，我同意贺桂梅老师的点评，认为与其说我们缺乏钱老师们作为漫长而酷烈的20世纪历史的亲历者的经验，不如说我们缺乏钱老师那种背负历史债务的自觉意识——作为主动承担20世纪中国痛苦遗产的继承人，重要的不是债务，而是承担债务的勇气。（二）志其次，就钱师的人生志向而言，我想或许首先要回到钱师的问题意识和人生经历。作为出生在世家望族的精英知识分子家庭，他的问题意识必然是个人的，特别是要回到其少年时即已形成的内心困惑；作为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他的问题意识必然也是本土的，必须要去回应具体历史情境和时代环境的持续追问。在钱师这里，自1978年进入生命与学术的“探索、开拓”期的第一个十年起，他就讲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志向追求落实在以下两个中心：一是“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二是“自我的审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其中又混杂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品质：一方面，是基于自我反省、自我清理、自我惩罚的“还债”；另一方面，是一种甘愿充当“历史的中间物”和“后死者”般自我牺牲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将问题意识投射于人生志向的毕生求索的过程之中，钱师一以贯之的是他自觉、自我、自愿、自主地承担——首先是自我承担，其次是对学术的承担，再者就是对社会、对历史乃至对人类的承担。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劳动，它的意义与价值都是精神层面的。不管是历史的诱惑、语言文字的诱惑还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诱惑，都能让人们持有林庚先生意义下“婴儿的状态”以及《瓦尔登湖》里描绘的“黎明的感觉”这种“新鲜感”和“自由感”；而在这种生命的新生状态下长此以往，也就自然练就了“星斗其文，赤字其人”般的赤子之心。与此同时，在这份生命承担的过程中，钱师始终坚持自我生命与学术之一体性的自觉追求，坚持学术与时代和土地之血肉联系的自觉追求以及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能做到什么之自省性的自觉追求。就这样，他做着自幼年起就属于自己的大自然梦、教师梦、文学梦和学者梦，走着自己不易其志的文学研究之路、当代反思之路和知识分子之路。（三）学然后，由钱师的学术研究来看，以专业内外为界应当主要分为两个范畴。专业内的六大研究以鲁迅研究和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史为核心，专业外的五大关怀则以与北大和与贵州以及其与青年的联系为基石。而讨论钱师的学术研究，或许仍不得不再次回到他的学术情结。借用他自己的概括，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以及鲁迅研究，共同构成了他生命的四大情结。然而，无论是专业内外，支持钱师沉潜涵泳的学术动力始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自悔、自剖、自省、自赎与自救的、“知耻知罪”的、精英主义式的自我承担，通过将历史的苦难遗产转化为自我的精神资源，以达到他所谓“还债”和“圆梦”的目的，展开他人生和治学的道路。特别地，这个“讲鲁迅的”正是通过鲁迅和北大学生建立起精神联系的纽带，也正是在来到中国社会底层贵州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绝望之后，才开始真正懂得鲁迅。就钱师的“我之鲁迅观”而言，从50年代的初次接触，到60年代的开始研究，以及伴随着他在贵州十七年和“文革”前后的切身遭遇，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对于钱师而言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心灵的探寻》之《引言》）。从“硬骨头精神与韧性精神的结合”到“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采取了严峻的批判态度”到“历史的中间物”，钱理群老师对于鲁迅的理解和认识伴随着他自己的人生求索经历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并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在新的历史命运面前自我道路的思考与选择。就钱师身体力行的“接着鲁迅往下讲”而言，自1985年给1981至1984四届学生开设鲁迅研究选修课的机会，一直讲到2002年6月27日最后一课，连续十七年，钱师先后给二十一届北大学生讲鲁迅。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那样：“不管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在北大这里，却从未间断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与传递。我由此而坚信了鲁迅的力量：他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代中国；坚信了北大的力量：不管经历怎样的曲折，它永远是中国的精神圣地；坚信了精神的力量：人之为人，总要有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可以遮蔽于一时，这人的变动中的生命中的永恒却迟早要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我与北大》）。除了鲁迅研究以外，钱师的文学史研究、周作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间思想史研究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研究，也共同组成其专业内的重要范畴。而不得不提的，是那已渐行渐远的八十年代的北大校园，让钱师得以与五四传统最后地相遇，“师朱法鲁”的王瑶，“少年精神”的林庚，“五四”《学灯》的宗白华，清华大学院的吴组缃……但与此同时，无可弥补的知识结构、学术训练和语言能力的缺陷，以及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隔膜，或许也或多或少成为钱师这一代学人的历史的遗憾。（四）思最后，落脚到钱师的思想建树，就又不能不回到他那专业之外的思想关怀。在钱理群老师看来，他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地”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他将这种出没于“社会的顶尖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和学院与民间同时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从中不断吸取思想、精神资源，看作是最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他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基本经验。与此同时，作为其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对象和参与者，钱师与六代青年的交往以及由此形成的休戚与共、相与友爱的生命共同体是钱师最为重要和珍视的精神资源之一；而从鲁迅研究的思想资源中获得的自我命名式的人生期许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则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元素和存照。“幸存者”和“历史中间物”。经历过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特别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又在八十年代重回学术界之后具有一定发言权的学者，作为历史的“幸存者”，应有一定的历史责任感，书写被强迫遗忘的历史并挖掘被淹没的历史精神。特别是对于那些被毁灭了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而言，作为“幸存者”，则更是多多少少有一种义务和责任，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但与此同时，思想的禁锢和学术的断层，似乎又让这一代人既想承上启下却又力不从心。作为“历史中间物”，或许正是应当本着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清理、自我惩罚和自我牺牲的心态，充当沟通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桥梁”。特别地，就鲁迅研究而言，作为历史的中间物，连续十七年先后给二十一届北大学生讲鲁迅后，他也终将自动隐去，并期待于后来者。在他看来，真正与鲁迅思想相通的，将是当代中国的先进青年。因为他们与鲁迅同样处在历史的大开放、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有着类似的探讨与思考。更重要的是，正是当代中国的先进青年，他们有可能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鲁迅，既不如他们似的把鲁迅当作崇拜对象，又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轻率地否定鲁迅；在鲁迅面前，他们是平等、独立的，却因此而真正接近了鲁迅。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出远比钱师这一代更有出息的鲁迅研究工作者。而历史也要求如钱师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历史使命归结为“自己肩负因袭的重担”而为年青一代开辟道路——“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钱理群《悼“第一个倒下者”》）。“精神界战士。”受王瑶先师的影响，“战士兼学者”的学术道路，不仅是钱师理解其恩师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角度，更是其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关切。这里所说的的“战士”，当然是精神层面的战士，也即鲁迅呼唤与身体力行的“精神界战士”——把对现实和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换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然而，从哈姆雷特到堂吉诃德，是否常常因为思虑过多而产生了行动上的犹豫不决？思想的实现是否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以及，落实到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关心的到底是“应该”怎样还是“实际”怎样？在钱师看来，这样的学者兼战士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学术的继承与创造，阐释、传播民族文化、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又根据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并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则是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坚守，用在学术研究中确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去考量历史，做出了严峻的批判。同时，这也回到了鲁迅意义下真正的“精神界战士”，或用钱师的话来说，即是在兼具堂吉诃德气和哈姆雷特气的同时“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不要落入鲁迅意义上的“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三大陷阱，以至在“自我崇高化”的心理过程中完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奴化”。“真的知识阶级。”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出现的两极分化，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的关系早已不像毛时代紧密结合的景象，进而呈现出“人民至上，多数专政”的民粹主义式颠覆与知识分子“贵族化”式的自恋、自怜、自娱的两歧困境。那么，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及内部又应怎样承担独立批判的社会责任呢？就此，钱师又重新回到了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坚持反抗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态的奴役、压迫现象，因而永远不满足现状，做永远的批判者，并永远处于边缘位置；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在这个意义上，钱师将自己定义为“五四之子”，倾心于“左翼鲁迅”——与中国革命既有联系，又有深刻反思的“真的知识阶级”。在他看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须确立的大前提是，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放弃应有的社会责任，必须关怀现实和实际生活，必须和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的人民保持精神的联系，必须参与社会变革且建立思想与行动、实践的有机联系。因而，作为学者、教师、公共知识分子，因其中国社会现实和钱师自身思想的复杂性，他又是超越左右，以“战士”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介于“政治”与“学术”二元范畴，用文学研究历史，通过历史对现实发言并告诉未来。一路走来，正如钱师永远在路上的生存和学术状态；而他还将继续前进，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如鲁迅笔下的“过客”，只能拼将生命的最后之力，“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后面。”然而，在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这一选择的同时，钱师用着实是用生命在燃烧着他的情志学思，正如鲁迅所言之“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无论是永远前进还是不断逝去，这凝聚着钱师二十年的“精神自传”，最后都归结为对其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与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又将何以存在和言说。”而他也注定将继续思考着，实践着；漂泊着，困守着；存在着，努力着，彼此搀扶着……最后，不妨借用钱师三句“座右铭”作为本文讨论钱理群的情志学思的总结，也作为对于青年和我们的勉励和鞭策而“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心灵的探寻》之献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永远进击”；“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另：关于钱师的北大往事和与青年的林总，之前在“教育与青年”主题系列阅读中，我们曾和朋友们一起读过钱理群老师的《致青年朋友》并附导读笔记与各位分享，因而在此就不再重复。张熙2016年12月18-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