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科学 常识》书评

流畅的哲学

个人认为，只有极高水平的人才能写出这样貌似“通俗易懂”的书。因为，只有把西方生硬的概念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才能这样流淌地写出来。对比国内研究哲学的同仁们，写着别人弄不懂自己恐怕也弄不懂的欧化文章，陈嘉映的工作实在值得赞扬。

哲学的前途在哪里？

现在，想要一名哲学家为科学说几句好话是不太容易的。在哲学家看来，科学及其方法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以前对世界的解释，是哲学家干的事，现在是科学家们在做了。因此，哲学家总是想尽办法降低科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所谓构建主义和反实在论做的就是这种工作。陈嘉映身为哲学家，尽管他极力想做到公平，但整部书还是充满了对反科学人士的深深同情。所谓常识，只是对现象的描述，不具有理论性和解释性。对常识的解释不再是常识，而是一种理论，理论揭示的不是现象而是本质。哲学与科学都是解释常识的手段，正如本书所说，两者有共通性，实际上，科学的前身正是哲学（狭义）。按理说，只要有大量的常识积累，再通过哲学的方法，就能达到科学的彼岸。可为何现在哲学与科学势同水火？作者的答案是，科学已经不受常识的束缚，科学违背了常识。陈嘉映先生可能不愿承认，科学来源于常识，同样也改变常识创造常识。说科学违背常识，这个常识可能就是你个人的、或者你周围的一般见识，甚至按照后现代哲学家（如果他们真能被称为哲学家的话）的说法是一种社会建构？举例说明，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优于其他人种是一种“常识”,一个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和男人无任何差别是一种“常识”，这些常识难道无需检验吗？很可惜在这个方面哲学无能为力。

科学的外衣

李文倩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是一种治疗。治疗的对象，当然是疾病。具体点说，是思想的疾病，是错误的思维方式。思维与语词相连。因此，错误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语词的误用。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先行穿过语词的荆棘丛，在危险的地方做上标记，警示人们此路不通。这样的工作，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与传统哲学家构筑理论大厦的方式不同，当代哲学家的工作，是多么的琐碎和细小。哲学关注大问题，当然。但在当代哲学那里，对大问题的关注，往往是从很细微的地方入手的。由此，只是将哲学笼统地理解为玄乎的大话，只能表明自己对当代哲学的无知。基于如上对哲学的理解，我认为教会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是一项重要工作。正是这一原因，构成了我尝试写作此文的内在动力。这篇小文的内容，先是对“科学”这一概念做大致的分析，搞清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之后，我会对误用甚至滥用“科学”的原因，提供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当然，这里的工作，只停留在非常表浅的层面，目的是对常识问题的澄清。至于本文涉及的诸多大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说。在中国大陆，人们像滥用狂犬病疫苗一样，滥用“科学”。语词使用的混乱，正是观念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很常见，在学术界也是如此。针对这一现状，第一步的工作，是回到科学本身。只有搞清这一点，我们或许才能认清，在何种意义、哪个层次上使用“科学”一词，才是准确而妥贴的——而不至于只是把“科学”当成一件漂亮的外衣，一个迷人的标签，或打击思想对手、验证自身高明的武器。提及“科学”一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由此，如果说有一个笼统的“科学”概念，它一定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自然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物理学。因此，所谓笼统的“科学”，是指在某一方面很“像”物理学的一些学科。正是基于这种相似性，它们被认为具有科学的特征，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的家族。但不应忘记的是，这一“科学”家族（或称宽泛意义上的“科学”）的形成，基于某些非常核心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科学形成的核心因素，即物理学的典范性特征，据有关学者研究，主要有两条：一是充分的数学化，二是科学的实验方法。在思想上为科学奠基的，最切近的两个人，是笛卡儿和培根。这两条之中，第一条更为根本。举一个例子，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最关键的一步，是采用了概率统计的数学方法。关于“充分的数学化”，请注意限定词“充分”，这里的意思，其实是说，科学在根本上说，主要是用数学这种语言来表达的。这也就是说，那种偶尔画几个表格，填写几个数据的研究，本身并不就是科学。理由很简单，数学在他那里，只是辅助性的，并非作为最主要的语言来使用；或者说，这里的数学化，只是非常表面和局部的，而不是“充分”的。第二条，科学的实验方法，意味着理想条件的设定。当然，还有实验仪器的精密化（数学化），等等。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问题，但它用一种有别于哲学、常识的方式来处理，即所谓实证。数学不处理经验世界的问题，因此不是科学。陈嘉映指出，我们一般说“经验科学”，因无法显出这种方式的特殊性，因此他认为用“实证科学”一词更好。科学的实验方法，在关于自然物的研究中，在不小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在关于社会问题、人类精神状况的研究中，有着根本上的困难。正因为这一原因，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才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区分开来，也才有我们今天关于文理科的划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使用“精神科学”一词，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在下面讨论相关问题时，我会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有复杂的原因。但其最初的源泉，根植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在那时，科学与哲学之间，并无明晰的划分或界限。这只是一个太过粗梳的大概。但因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本文主旨，在此不再多谈。不过，这里顺带说一两句，对某些热衷于将中国古典文学划入科学世界的学者，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古典文学与科学根本上是不搭界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无论如何自我标榜，都不是科学家。理由很简单，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两个标准。本文关心并要处理的中心问题，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分析。上上段分析的“科学”概念，是最典型意义上的科学，或曰自然科学。这是“科学”一词最基本的用法。但在此用法之外，还有一种广有影响的观点，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提供的。他们认为，所谓科学，就是对某一知识领域的系统探求。“精神科学”之说，盖由此也。如此说来，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所探求的知识范围，不免显得狭窄。黑格尔式的哲学体系，才是包罗万象，穷尽一切知识领域的，这样一推，哲学就成了科学之科学，或曰最高的科学。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哲学。历史证明，哲学家们的这一观点，不过狂妄之语，遭到当时及后世科学家的冷嘲热讽。同时，在此哲学基础上的知识观，即通过系统地知识探求，建立自足知识王国的宏伟设想，也不过虚梦一场。在当代世界，探究知识的工作，越来越琐碎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有力地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用法中“科学”概念的虚妄。但尽管如此，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科学”用法，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本文之后的部分，还将提及。接着要分析的，是“社会科学”这一概念。首先要明白，社会科学不是典范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应是清楚的。“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孔德的功劳。他大致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涉及人类社会，因此更为复杂。因此，在他那里，真正成熟意义上的科学，即社会科学。但“科学”的这一用法，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在当代，“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广为传播，有其内在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典范性学科，是经济学。经济学之为科学的理由，就是前面提及的“第一条”：充分的数学化。经济学家通过建构复杂的数学模型，试图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学问题。但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一般仍不会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穿上白大褂，在某一实验室完成实验。这一通俗的解释，无非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社会科学”中“科学”一词的用法，本已是扩展性的了，也就是说，其严格性已打了折扣。因此不允许再无限制地“扩展”下去。但我们说“社会科学”这一概念有内在的理由，并不表明其没有可议之处。正如孔德所指明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充分的数学化”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实验的失败，其后果是可控的。而社会领域的实验，是不允许失败的，因为一旦失败，将造成巨大的灾难。将某些冠以科学之名的教条，通过权力之手，强行推入社会领域，其所造成的灾难，相信有心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在所有学科中，人文学科离科学最远。而在人文学科中，离科学最远的，是文学。当然，我们可以在最根本的层次上，说真善美的统一的；但要注意，这样说时，并未取消文学与科学间的巨大差异。理由很简单，即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一不能实现充分的数学化；二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在实验室完成。林毓生说“人文科学”这一概念不通，我基本认同。归根结底，想提醒一点，即不是所有的学科，都一定是科学。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毕竟有其限度。维特根斯坦说，科学是使人重新入睡的途径，这一点不可不察。“科学”一词的滥用，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中，有其具体的原因。本文下面的内容，即对此做一点尝试性的分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科学”是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有如下分析：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种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史达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保罗•约翰逊的分析，可谓精辟。简单一点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所宣扬的“科学”，只不过是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本性上讲，恰恰是最不科学的。认清这一点，并非意味着我们在抛弃陈旧意识形态的同时，放弃对观念问题的探索。正好相反，要想真正抛弃意识形态化的教条，必须正视观念问题，并通过自由思想，以观念击败观念，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思想、知识创造扫清障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股强劲的“乾嘉风”，开始席卷中国学术界。以至于到今天，连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也不顾研究对象的巨大差异这一事实，生拉硬扯般地将乾嘉诸老，追认为自己的知识祖先。平心而论，乾嘉学派的工作，在纯粹知识论的意义上，并非毫无价值。但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绝不是胡适所说的“科学精神”。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在其根基处，一定是与自由连着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而只有实用技术；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家，而只有知识工匠。由此，自由的敌人，就是科学的敌人；没有自由的“科学”研究，就只是一件光鲜的外衣，顶着“科学”之名，迎权力之风招展。二○一一年十月二日于李劼人故居博物馆边上

伪证并不能毁灭一个理论

只有一个新的、更成功的理论才能取代旧理论。认为从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就更有理性思考的意识，那么这样集中体现的民族意识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认识或者是作者提出的哲学-科学理论？

全書摘抄（理論，pattern，概念，數學的精確性，學習、機制、預測）

哲学科学常识2015-11-21 22:18:59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读到他论证地球处在宇宙的中心，论证天只有一个，论证宇宙是有限的，他要论证这些，就说明有人曾提出相反的主张，主张地球不处在宇宙的中心，主张有多重宇宙，等等。要是道术不曾为天下裂，就不会有哲学了。2015-11-21 22:20:40科学主义，像别的很多主义一样，多半是反对者使用的名号。2015-11-21 22:30:04有一个所谓“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有他特殊的关切，因有此一问。但一般说来，这个问题是应该倒过来问的，即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科学？换个问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游戏。我反过来问，是因为在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点上，中国和大多数民族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按常情，我们只有针对比较特殊的事情才能问“为什么”。村头老张家生了个毛孩，大家问这孩子为什么浑身是毛，孩子浑身长毛是个例外，不正常，我们才会问“为什么”。谁也不问：老李家的孩子为什么生出来不浑身长毛？反过来，灵长目动物都长一身毛，人不长毛，不正常，于是动物学家就要提出各种理论来解释咱们人类为什么是些“裸猿”。“李约瑟问题”之所以有它那个提法，是因为西方的思想、制度等等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发展当作是正常的，当作正道，你要是和它不一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如果不从这种西方中心来看问题，更好的问法就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是西方怎么就发展出哲学-科学。2015-11-21 23:17:08阴阳是到处可见的两分法的一例。波斯教把万物分成光明的和黑暗的，恩培多克勒分出友爱和憎恶，中国则有阴阳。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事物分成两大类，人分男女、君臣、贵贱，天分昼夜、阴晴、寒暑。如果阴阳只是所有这些两分的总称，那么阴阳并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天地日月有阳有阴也罢了，树叶也要分出阴阳来，朝上的一面是阳，朝下的一面是阴。”翠缕问：那扇子呢？扇子正面是阳，反面是阴。这算什么理论呢？阴阳也可以被理解为概念在形式方面的二元性。有冷就有热，有高就有矮，有因这个概念就有果这个概念，有集体这个概念就有个体这个概念。这种形式方面的二元性由于缺乏结构，也是不可能基以构建理论的。关于阴阳的概念思辨必然是空洞的。阴阳之能成其为理论，既不在于它只是从现象上着眼把万物分成两大类，也不在于它提示了概念在形式方面的二元性，而在于它被视作元素或原理。从纯形式方面着眼，概念只会是成对的或曰二元的，而元素可以是一种、两种、五种、一百零六种。另一方面，元素的分类不同于万物的分类：元素不是事物的类，而是事物的始基。元素不等于事物，泰勒斯认万物的始基为水，但万物并不直接就是水。始基通过某些机制构成万物，造就芸芸万象。“万物负阴而抱阳” 指陈任何一物中都含有阴阳这两种始基，不是像翠缕所能理解的那样，单在于把天下万物分成一半阴一半阳。阴阳一开始被理解为自身包含构造机制的元素，伯阳父论地震可视作这种原始阴阳理论的范例：“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元素一开始通常被理解为自含动力的东西，进一步发育的理论则倾向于把元素和促动元素活动的力量或机制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在恩培多克勒那里看到元素和动力分开的例子：友爱和憎恶不是元素，他另有水、土、气、火四大元素，友爱和憎恶是使这些元素聚合或分离的力量。与此相似，当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结合以后，五行扮演了元素的角色，阴阳则转而成为力量和机制。机制中最简单的也是最自然的一种是先后顺序。阴阳观念和时序观念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结在一起，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注：元素與動力（機制）的分離2015-11-21 23:17:56五行说一开始像是个归类游戏。归类的根据，在于现象的相似性或其他的现象联系。2015-11-21 23:18:53现象的一一对应提示某种更多的东西，那就是各个领域的整体结构上的对应。我们在一个领域里发现了某种最简单的结构或曰现象样式，pattern，就可以尝试把它套到另一领域中去。顺序、秩序是一种结构，一种简单的、简明的结构。春夏秋冬是有顺序的，东南西北也是有顺序的。一旦发现并掌握了这个顺序，我们就可以从世界的这一部分推断出另一部分。一旦春配了东，就可以从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共有的顺序推断秋配西，然后配金，配刑，等等。2015-11-24 00:28:27希腊哲人还从一般的自然图景来论证地球是圆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说中，土和水有向下运动的自然倾向，土石往下面落、水往低处流，久而久之，它们就会大致处在同样的高度上，或说，处在与地心大致相同的距离上，否则按照自然倾向它们就要继续向下运动。土和水向下运动的倾向早晚要把地球造成一个圆球。2015-11-24 00:48:07天球越增加越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标准的说法是五十五个。但是即使五十五个天球仍然不能充分说明行星运动，而且，多重同心圆模式无法解释行星亮度的变化。因为不管你加上什么样的天球，它离地球的距离始终相同，因此看起来应当始终亮度不变。于是，天文学家逐渐不再增添更多的中间天球，而是发展出了均轮和本轮的学说。2015-11-24 00:45:42“由于没有一种力学理论，希腊人总是努力把所有复杂的〔表观〕运动还原为他们所能设想的最简单的运动，即均匀的圆周运动及其叠加。”2015-11-24 00:47:49为了在数学上逼近行星的真实轨迹，本轮越加越多，可是尽管这个体系在数学上不断逼近实际观测资料，但它越来越不像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么繁复的体系不自然，因为上帝似乎不会设计这么繁琐的一个宇宙。科学史家认定，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托勒密体系的天文学家把偏心圆、本轮等等视作数学工具而非物理实在。托勒密本人似乎也提示，他的模型只是一种数学上的解决。在古代人那里，数学和实在是两回事，数学上的解决不代表实在的图画。不少论者认为托勒密体系是“操作性理论”。大致上，操作性是说，它考虑的不是物理真实，但是它在某个方面是有效的。2015-11-24 01:13:10不过，说到理论整体性，我愿特别强调，亚理士多德体系的整体性不是像近代物理学那样依赖于数理推论上的一致，而是像库恩所指出的，更多依赖于各个论点及其互相联系的自然可解。地球是不动的，这当然是迎合我们的常识的，我们感觉不到地球正在以巨大的速度旋转。地球处在中心，所以天上的东西会掉下来，这是我们常识很容易达到的结论。星星都镶嵌在一个天球上，所以所有的星星都在同步转动，这也是对常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古典理论并不止于理论上自圆其说。所以，单说理论整体性还不够，这里涉及的是理论与常识的深层观念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和自然常识联系在一起的，他所表述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原本就深深埋藏于我们的常识之中。扎根在容格等人所说的认知原型之中。“亚理士多德有能力以一种抽象和逻辑一致的方式表述许多关于宇宙的自发的感知，这些感知在他给予它们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之前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孩子的观点、原始部落成员的观点以及心理退化病人的观点以惊人的频率与他相似。”2015-12-04 11:51:52如果说经验含有经受、遭受的意思而观察则较多探究的主动性，那么，实验就是在某个明确的目的的指引下进行的。经验是我们不期而然的遭遇赠与我们的，实验却是设计出来的。我们经验，无需理论，而实验的设计却总是由理论指导的，弗拉森甚至说“理论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是实验设计的一个要素”。2015-12-04 11:51:38实验通过改变实验条件来改变实验结果。事件被分解为各种条件，或者说，自然被条件化了。由于条件的明确分离，实验比观察更明确地把经验统一体中的主体成分和客体成分加以区分，从而更有效地清洗掉经验中的主体成分，保证了事实的纯粹性。2015-12-04 15:11:41有关丘吉尔的事实是一些分散的事实，而有关首相的事实却多多少少组成一个整体。丘吉尔长得胖胖的，这和他爱抽雪茄没什么联系，他爱抽雪茄，和他成为二战时的英国首相也没什么联系。关于首相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你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所以在政府里会被委派一个很大的官儿，因为你是很大的官，所以才有资格代表你的国家发言。关于首相的事实互相之间有联系，有内在联系，这些事实组成了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们互相联系组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我们说，首相是个概念。2015-12-04 15:12:37如果一个专名定型了我们的某种理解，它就有意义，事后诸葛亮、诗坛拿破仑就是这样使用专名的。这样使用自然品类的名称就更常见了，蚕食、千金就是现成的例子。2015-12-05 15:12:51物理学要求其概念尽可能是可操作的，而可操作无非是说，我们能找到某种办法用测量值来定义这一概念，这种测量至少应该在原则上是可能的。我们的自然概念不是为测量而设的，例如日常的自私概念在物理学意义上是不可操作的。不妨说，自然概念本来是些定性的概念。科学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把这些自然概念转变成可测量的概念。迪昂曾概括物理学理论的四个操作特征。其中第一个是，物理学概念要求它能够令物理性质的每一个状态都和一个符号相应，因此，这个概念标识某种维度〔dimension〕。新物理学逐步把它所借用的自然概念转化为量度的维度。为建构理论而新创的概念，例如质量，则一上来就是维度概念。“近代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步……把关于光、声、力、化学过程以及其他概念的模糊思想转变为数量关系的历史。”2015-12-06 15:20:11“数学是精确的”这一说法的远为重要的意义是说：数学是明确无歧义的，数学描述和数学推理具有唯一性。笛卡尔赞美数学的明确性，就是着眼于数学推理的唯一性。从人皆自利可以推出母亲在和女儿利益冲突时将保护她本人的利益，也可以推出她将保护女儿的利益，这是因为自利概念或自我概念包含着丰富的或曰芜杂的〔视你的立场而定〕内容。而从2+2只能推出4。所谓数学论证的严格性及其结论的确定性，也就由此而来。2015-12-08 15:26:40假说需要验证。而对这种外部验证来说，预测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库恩总结出了评价科学理论的五个尺度，第一个就是理论预测的准确度――然后依次是一致性、视野的广度、简单性、丰饶或曰富有进一步的生产潜力。马赫甚至把预测成功视作一个理论是否可被接受的唯一标准。2015-12-08 15:30:39我们曾提到，预测的能力并非科学所独有。有多种多样的预测、预言、期待、臆测。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是通过掌握规律来进行预测。常识也发现很多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常识也能“预言”。谁都能“预言”夏天之后是秋天。然而，“掌握春夏秋冬的规律”这话是应当留神的。我们说到掌握规律，其典型是在外部资料中发现规律。而像春夏秋冬这类现象样式，早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经验之中，与其说它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东西，不如说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属于我们的认知原型，即我们依以掌握其他事物的经验基础。在经验范围内，谈论“规律”或“发现规律”是十分可疑的。当然，我们也不说“经验到规律”，我们说经验到某种相似之处，经验到某种样式，pattern，体察到某种样式。缘于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说我能预言夏天之后是秋天。相反，在日常生活里，说到预言，通常是说预言那些一次性的事件，例如是否会发生战争，谁会和谁结婚或离婚。注：memory and overfit2015-12-08 15:33:55一旦掌握规律，解释和预测就成了一回事。规律是没有时间性的，或者，时间作为一个外部因素被纳入到规律之中。在数运与数学一节，我指出数与自然规律这两个概念的紧密联系，它们都是脱去时间性的概念。规律对未来和以往一视同仁，能够对以往事件做出说明，就能够对未来事件做出预测，秋天跟着夏天若是个规律，那我们就不仅能解释为什么去年夏天之后来了秋天，而且自然能预测今年夏天过后也是秋天。在这里再特特谈论预测没有意思。这并不是我们在科学实践中实际上看到的预测。掌握这种所谓“经验规律”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社会科学大半停留在这个阶段，恐怕也将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物理科学早已超出了这个阶段，它深入到规律背后，发现产生这些规律的深层机制。引力是一种机制，它不仅说明为什么苹果落到地上，也说明为什么行星的轨道是圆的，也说明为什么潮起潮落，而这些现象并无表观的相似性。二元二次方程公式也是一个机制，你代入不同的数字，它就产生出不同的得数。你得到的不是现象的重复。各种输入和各种输出并不呈现表观规律。化学元素形成一个周期，但这些元素的现象却没有对应的周期，它们之间互相反应所产生的现象更不形成直接对应的周期。注：mechanics2015-12-08 15:36:27理论的普遍性不是靠在广度上外推，理论的普遍性是深度带来的。没有哪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是根据现象的重复预言它还将重复。科学是通过发现机制做出预测的，通过对机制的把握，它能预言一种从没有出现过的新颖现象。注：机器学习如何发现机制？2015-12-08 15:39:12科学理论不是预言已经发生过的现象还会重复发生，它根据机制预言新颖的现象。2015-12-10 00:12:57维特根斯坦的大意是说，怀疑总是特定的怀疑，怀疑是需要理由的。这不是一个告诫，而是一种描述，即是说，没有理由的怀疑没有意义，没有理由的怀疑我们听不懂。例如你走到我面前用右手指着左手说，我怀疑这只手是否存在，我会听不懂你怀疑的是什么〔32节等处〕。我们的确可以想象一种语境，在其中你这话是有意义的，例如你虽然眼睛看着这只左手，但你却指挥不了它，它触到任何东西都没有感觉，等等。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怀疑，从而也是一种有可能被消除的怀疑〔372节等处〕。2015-12-11 20:36:07思辨理论借助体现在常识中的、尤其体现在概念语词中的道理来解释形形色色的事实。各种各样的常识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不相连属的道理，那些深层的、相互具有较为紧密联系的道理沉淀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哲学-科学向常识要道理，必然会常常把眼光投向我们的基本概念，通过概念分析来挖掘包含在基本概念中的道理。伽达默尔说：先于科学的知识是由我们的语言的世界定向植在我们之中的，（它实际上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科学”的基础，）……先于科学的知识，或曰前知识〔Vorwissen〕，当然不是可凭靠来对科学进行批判的法庭，而且它本身倒要承受来自科学的种种批判性的驳议，但它是且始终是承担一切理解的媒介。多看笔记 来自多看阅读 for iOS

哲学是个什么玩意

谈哲学，我想先谈一下中国教育。在近代的中国教育体系里，重理轻文显而易见，包括现在也是，理工科的数量远大于文科生数量。其实这也是苏联模式的一个缩影，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人才培养。姑且不论这种人为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利与弊，起码回顾自己接受的教育历程，缺少哲学这门课程。我们大家都知道哲学这门学科，但有几个人可以一言以蔽之，哲学是什么？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直到现在，虽然读了两本有关哲学的书籍，仍然不敢说可以精准定义哲学。但起码我可以这样讲：哲学，目的在于解决困惑，解释一切，而手段，则是思考、推理、思辨。所以说，世界上的任何学科，都隶属于哲学，这么说绝不夸张。记得高中的一位美女老师无意跟我说过一句话，物理学家大多数都是哲学家。我将信将疑，没时间追问和思考这个与高考无关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回想，那句话却为我的现在既有埋下了伏笔，你可以说这是必然也可以说这是偶然。注意，上一句话绝不是文字游戏，这在哲学上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命运”、“缘分”这种词其实并不神秘，这里暂不细谈。广义的哲学确实宽泛，说包括所有学科毫不夸张，因为哲学家的野心和魄力就在于，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去解释一切事物，这就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心理等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本论》（我没看过）讲到经济学，原因也在于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唯物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的唯心论无所谓好与坏，因为这两种体系的目的都是要解释一切。哲学重视体系的建立和思维方式以及过程，对思考的结果倒是退而求其次，这是我的暂时观点，不一定正确。狭义的哲学指自然哲学，它是科学的前身。这样讲大概就知道哲学有多么的伟大了。自然哲学起源于希腊，自然哲学到科学不是突变，而是循序渐进的，过度的，递进式的。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两个人，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个人恰恰是把自然哲学过度到科学的里程碑式人物。自然哲学和科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我尽量简单讲并且力求精确。自然哲学，也是靠严格的推理论证，但是对数学要求和专业知识储备却几乎没什么要求，原因在于，推理论证所依赖的是眼见为实的经验。而科学则不然，它需要数学工具来精确刻画、需要理想实验模型以去掉不必要的干扰因素进行更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得到的结论甚至和经验相反！自然哲学是追求真理，科学也是追求真理，这种殊途同归的精神都值得尊敬。所以从个人观点来讲，我极其尊重亚里士多德，他几乎是完全凭借自己的思维能力，继承和建立起了庞大的自然哲学基础，它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困惑和现象。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哲学家都是各自自成体系，单兵作战；而科学则不同，它是继承关系，需要团队合作，靠的是积累。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已经和科学分道扬镳了。科学这个子嗣甚至有些凌驾于哲学之上，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哲学，本意是爱智慧，也即是热爱思考。所以说，哲学是一门培养思维方式的学科，通过学习哲学，不仅可以通过它了解并掌握其他学科诸如宗教、心理、社会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可能是我太过自大，我觉得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生，都讲不清出什么是哲学，因为哲学本身就是跟自由精神、独立思考有关的一门学科，是一门很私人化的、很自我的学科。这让我想到了即将到来的一件事情。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其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是这个校训被腰斩前是这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虽然我们并没有像禁毒一样禁止哲学，但是我们所接受到的哲学教育，却和政治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往往联系在一起，这是片面化的哲学，即便它很唯物很科学，但哲学的最大意义在于思辨过程。

上篇不错，下篇太啰嗦

上篇分析回顾了人类的思想史，很多观点很有意思很有启发。不过下篇就絮絮叨叨反复讲哲学的存在必要意义，上世纪科学发展出博弈论和心理学，以及对复杂性的研究，已经触及了原先以为不能被科学解释的社会、文化、伦理和艺术。加上本世纪初人工智能的发展，哲学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哲学探讨的人类思维的方式已被生物学、博弈论、人工智能所替代，除了作为历史被人研究以外，基本没什么用了。就像佛洛伊德对心理学的作用一样，佛洛伊德开启了心理学研究，哲学促使了科学的产生，佛洛伊德的种种理论都已被现代心理学摒弃了，同样哲学也被现代科学摒弃了。此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承认这一点。

海德格尔的乡愁+维特根斯坦的结论

踏踏实实、不带装腔作势的为学态度在国内哲学学者之中已日渐稀罕，陈嘉映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本书便是一个极好的范本。在穷尽了逻辑和经验证据之后，哲学的终极论争总会回归凝结到态度/意见之争，哲学-科学之予我们这个民族终究是舶来品，于是对于大部分文科出身的国内哲学学者而言，基于数学（人工）语言从而独立于常识、继而渐进蚕食了哲学的科学，总让他们心有不安。陈嘉映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也透露出类似的海德格尔式的“哲人之乡愁”。不过比起当下国内盛行的那帮犯了哲学乡愁病的家伙一味沉迷在“后库恩主义反攻”的颓废，他更愿意忍受哲学的任务仅在“以理性的态度从事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可以看出陈嘉映对哲学归宿的定位有着浓厚的维特根斯坦色彩。然而仔细审视当下国外的研究进展，老维的哲学遗产早已并不像当今国内学人想象的那么厚重了。当我们在学术杂志上拿“自然主义”当作时髦的关键词时，人家早就已经借鉴和内化科学方法论生产出了一大批富有生机的哲学著述了。其中的某些成果已然成为当下讨论语言哲学、知识论、心智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新常识”了，并且这些新思想的生产过程绝非只是借助了“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至少像J.Fodor,R.Millikan和T.Williamson这样的一线大牛是不会承认这点的。此外，陈嘉映在阐释“哲学”、“科学”和“常识”的三个核心概念的关联问题上，并没有达到当代分析哲学所要求的那般清晰透彻。不过这也难怪，毕竟陈嘉映的行文宗旨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而这本书毕竟只是一个通俗的历史描述。

上

昨晚看完上篇。整理一下思绪，因为看的时候没有做笔记。至今为止，书本为我理清一些很重要的关系。希腊语“哲学”的原始意义其实暗藏着一个前提，那就是理性思考和理论思考的结合。从这个前提来看，包括中国儒道释在内的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有着重要的差别。后者最终发展出科学，而前者则几乎沦为常识。理性的概念。我们一看到理性这个词，往往会将之与感性相对立，并将其界定为非感官唯一的认知，而感性则是感官唯一的感知。这与初民的认知习惯和能力似乎有所相悖。其实古义的理性，是包括感官的感受的，与常识较为接近，与巫术等神秘主义倒是有相对之处。理性的发展让哲学从巫术和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思考世界本源和意义的系统。但是，是否理论化成为东西方哲学的分水岭。中国的哲学至今缺乏理论化的思考，到现代也仍然是引经据典，宏大而无当。科学。科学是不是哲学的终结者？我的看法为否。自哥白尼-伽利略天文系统取代亚里士多德以地心说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后，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一大批近代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涌现。数学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不仅仅证明日心说的正确与否，更重要的是，数学的发展催生了实验和仪器的发明，而进一步在微观和宏观上大大拓展了哲学的思考范围。哲学的框架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但是科学却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力。但从目前的科技看来，似乎有一种可能，就是科学到了尽头，仍然无法解决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只能再次请神上台。而哲学在逻辑和语言学等方面的拓展，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则可能返归常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东西方哲学都回归到一种李泽厚所说的“实用理性”。只不过，届时，人类的幸福感是否涛声依旧，却是不得而知的。在我看来，哲学、科学和常识都不回答这个问题。期待下篇的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