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行纪》书评

战时中国的日常群像

《寻路中国》、《江城》等“外国人看中国”之类的著作走俏国内大抵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本土报道（无论来自媒体、网络抑或公知）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委实尴尬得令人难堪。在此背景下，另一本报道抗战中国的《战地行纪》想必也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两位作者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甚至不是专业记者而是诗人和小说家，他们所写的这本旅行札记也充满各种夸张和相互抵牾的错误信息（受文化差异、通讯技术和战时环境所限），但正因其无利害关系的局外身份，他们所留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才具备一种相对客观性，为我们还原、补充、修正了抗战初期的中国风貌和日常群像。奥登与衣修伍德的中国行始于1938年1月，终于该年6月。在此期间，两位作者辗转广州、汉口、徐州、西安、金华、上海，足迹远至西北和东南前线。他们不仅采访到了国共两党的要员、外国传教士和医护工作者、士兵和平民，还有日本代表和已与日本签订协作条约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向读者们介绍了第一手战争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本日记体游记，该书并没有落入此类作品常有的流水帐模式，而是有故事，有观点，有谐趣，总之，是一本线索零散而主题高度统一的文学味浓厚的书。比如对人情的刻划，便体现出两位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在他们笔下，杜月笙一手血腥一手慈善宛如“戴帽子的斯芬克斯”，从公共形象转入私人领域的蒋介石姿态僵硬得如同“被罚站的学童”，而从中共核心出局的博古，则是一个时常哈哈大笑、以至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的乐天派……这些叱诧风云的历史人物，在此展现出我们因种种事由而无从知晓的另一个面向。而对战争的刻划，更显见两位作者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徐州期间，适逢台儿庄大捷，他们不似中国官方那样刻意赞美胜利，而是转笔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我们都很兴奋，除了一个中国医生，他变得忧郁起来，陷入了沉思。他有一个日本老婆。”战时人心的迂曲复杂是跨越国界的，即使言语不通，也足以在作者们心中激起阵阵涟漪。事实上，对于所有人而言，中国能否战胜日本，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作者们却坚信中国必胜，我们会奇怪他们的这种信念是从何而来的。是客人对主人的客套之辞？抑或“正义战胜邪恶”的天真想法？都不是。而是从他们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中所作出的判断。彼时中国军备老化、设施陈旧、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换作任何一支欧洲部队都会质疑战胜日本的可能性，但中国军民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作殊死战斗，其牺牲精神令作者们印象深刻。我们今天会根据种种政治和经济因素作出战争推测，而对“精神”这样难以量化的东西嗤之以鼻，但在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中，“精神”确乎可以成为民众赖以坚持的支柱。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将这种“精神”轻巧地诗意化了：“战争定然是这样吧——只是块穷土恶壤，中国那鲜花盛开的丰饶大地上的一小块死亡之地。”他们没有看到苦难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百姓细水长流生活的一部分，“血肉”铸就的长城当然也不是几颗炸弹便能轻易摧折的。不过，作者们还是能从这样的恒久中看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普遍缺乏团队合作与公共精神，动辄拳脚、一盘散沙的内耗从高层一直绵延至民间，而缺乏法治和道德监督的商业欺诈、食品安全问题也因战争大行其道。当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试图根治这些问题，但其改革正如所有古代中国“自上而下”的变法一样，缺乏形成共识的坚实社会来承接，来谋划，来互动，以至成了又一种中央施加基层的理想型和抽象性框架。作者们据此预言战后中国将面临比战胜日本更艰巨的任务：疾病（医疗）、危房（住房）、垃圾（卫生），和文盲（公民教育）。此言诚哉，孰料历史的发展并不尽遂人愿。奥登与衣修伍德短短五个月的中国行，印象必然是浮光掠影和浅淡粗疏的，其大英帝国臣民的优越感、西方文人的“雅痞”劲儿，也从叙述中时不时冒出来。不过他们与中国保持一段距离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从鲁迅痛定思痛的“民族劣根性”视角中移出焦点，得以观察十年前还被其大力鞭挞的麻木围观同胞溅血的中国人，是如何自救的。而75年之后，我们也尚能从中见到自己斑驳的身影，可见该书仍不失当下的镜鉴意义。

“武汉会战”前的流光飞舞——读《战地行纪》

在跟随衣修伍德的旅行日记，走进他们从香港进入中国到从上海离开中国的这段时光，被衣修伍德在这本《战地行纪》中提到的伊文思和卡帕同一时期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时不时出现在脑海里，让人想起著名战地记者卡帕的那句名言：“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不管多少人曾质疑衣修伍德和奥登是否真正直面了战火硝烟，在本书中，他们由始至终也如卡帕一样努力地持续不断地接近他们想要看到的真相，即便面对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即便面对种种文化障碍，他们依然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更为精彩的是，在《战地行纪》中，他们实实在在地在汉口亲历并记载了抗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战“四二九空战”。同时细心计算一下他们离开上海归国的日子，正好是“武汉会战”全面开始——安庆失守的日子。因而也可以说，他们在“武汉会战”的前夕，为这场战役做了一次预检。而非仅仅是在上海与四个日本人做了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 在中国如此短短的日子，他们乘火车乘轮船乘汽车甚至竹轿，走过了空袭中的广州，两次进入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汉口。在郑州和西安，衣修伍德写下如斯句子——“若郑州意味着种种疾病，西安则意味着谋杀”，甚至差点“乐不思归”滞留九江，在南昌寻新四军不遇，在金华给三百个学生演讲，与特派记者彼得·弗莱明经历梅溪的失守，从温州乘外籍船到上海……匆匆在路上浮光掠影般的日子，注定他们无法深刻认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仅仅只能一窥当年“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陇海线一路的碎影，但另一方面清晰明澈地留在文字里的，却是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深刻”或者“犀利”，无一例外地呈现着他们的开放的思想。随着阅读《战地行纪》的深入，在他们行走在“武汉会战”前夕中国战火纷飞的焦土中，闪过脑海的，不仅仅是衣修伍德和奥登正在经历的时空变换，更是他们所遇见的政界、军界、文化界的那些人物，“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传教士”，特别是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杜月笙，邵洵美、凌叔华，甚至中国生理学之父林可胜等等，一点一滴地在他们的文字里呈现出另一面。 同期阅读此书的好友与我交流的时候说：“这里面有个陌生的中国。”她甚至曾怀疑，在奥登与衣修伍德遇见的那些人物，那些事情，真的是否存在？他们所遇见的，很多很多的，我们从来不曾看见的——那些英文很流利的中国人真的是我的同胞？那个在九江的堪比今日星级的修道士风格的酒店“旅途终点”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人物是否真的有他们看见的另外一面？比如：对于那个影响中美交流很深的史沫特莱女士，在他们的眼中是“像极了俾斯麦”，“红军是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整个生命——是她的丈夫和孩子”。更为微妙的是形容蒋介石“看上去就像是个乡村医生”，而“蒋夫人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知道如何应付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类型的访问者”，“基督徒将军”冯玉祥是“那种如鲸鱼般庞大而仁慈的人物，无言而自威”，博古则是一味“哈哈大笑”的，杜月笙是领导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中国式的斯芬克斯”，等等。至于路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精明而懒惰的老蒋，荣誉感强烈身体羸弱的杨少校，因拍照而索钱的乞丐，强壮的苦力，甚至衣修伍德细致描写的那个拾取他们丢下硬币的小孩等等，这些描写都让中国读者感到陌生和惊异。 扪心自问，那些被衣修伍德和奥登从头至尾深恶痛绝地随地乱吐痰的人，绝对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呼啸山庄”清理的那些被褥和窗子，依然在我们身边。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来去年一直在重看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深深的一抹人道思想的悲哀，抹不去地留在字里行间，即便衣修伍德描写这些事例时笔下英式的幽默时常能让我莞尔一笑。 而奥登，对于中国人他留下了这样美妙的句子：“中国人迷人而又纯真，他们有两种面容——一种如花朵般漂亮却全无生气，一种长得犹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是不是这位著名的诗人用了这样琢磨不透的形容方式表达了只能意会的他心中的中国？还是他那种欧洲人的眼光无法认识中国？奥登说“我们感觉中国人只是在说着他们欲令自己相信的东西”，他们看得多么清晰——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这样回答：“不，没有被打败。”“这是战略撤退。”衣修伍德早就断言：“在这个城市，强权政治的视觉生命比任何言辞都更为无情。”这就是“武汉会战”前的中国。真实么？虚假么？答案在读者心里。 有趣的是，奥登曾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范围”，同时，他还说过：“中国绝对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国没有可能去理解。撇开战争不谈，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至于最后这一句，是属于旁观者清，还是属于“一个旅行者的认知”，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了。

反战的信念，人道的情怀——读“奥登文集”之《战地行纪》

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读了些外国现代诗歌，其中就有英囯诗人奥登的作品，说实话，没有全看懂。不过，奥登的名字倒是记住了。前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奥登文集”的第一种《战地行纪》，笔者先睹为快，以期对这位在英国和世界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诗人、作家有进一步的了解。《战地行纪》并非奥登一人所写，除了第一部分“从伦敦到香港”（十四行诗）、第三部分“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附诗体解说词”出自他的手笔，本书的主体部分“旅行日记”，其实由他的好友衣修伍德所著。1936年，奥登与麦卡尼斯前往北欧旅行，两人合写的旅行读物《冰島来信》在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后，颇受好评。奥登受到鼓舞，写信告诉朋友：“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出版社趁热打铁，在次年建议奥登再写一本旅行读物，但条件是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奥登于是决定与好友衣修伍德到中国去，这本《战地行纪》便是两人此行合作的成果。由于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从1938年1月底两人由香港进入广州，到6月12日从上海离境乘船返回英国，奥登与衣修伍德在中国呆的时间不到五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很难保证他们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是特殊时期的、战时的中国，因此他们的观感难免有浮光掠影乃至未知所云之处。正如“奥登文学遣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所言：“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地理环境中试图摸索出自己的方向时，他们对中国的描述有时故作天真，有时故意落入俗套，如此行文，目的当然在于强调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意识。”有鉴于此，当我们看到书中描写两人居然在中国餐馆中发现“食用蟑螂”，由中国人食竹笋进而推断中国人会吃竹子，就不会太过惊讶了；对于书中提到的他们刚到中国时，他们的英国同胞荒诞之至的提醒“不要和一群中国人打交道，不然会感染斑疹伤害”，也大可不必介怀，付之一笑足矣。尽管如此，作者的左翼反战倾向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在本书中却表现得淸晰而自然。这与奥登1937年去过西班牙内战前线有关，也基于他深刻的人道主义理念：“无论是谁，若他剥夺了一个无罪之人的权利，他就是野蛮人。”在中国旅行期间，奥登与衣修伍德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善良；目睹了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在伤兵医院里，由于缺乏消毒剂，医生只能用活杀后温热的鸡肠替代；因为缺少病床，伤员们只好躺在稻草堆上，三人合盖一条毯子；由于手术器械匮乏，不少重伤员无法做手术而痛苦地死去。两人也了解了中国士兵的纯朴和勇敢，在南昌机场，卫兵坚守哨位，不顾日本人的炮火，奋不顾身跑向炸弹坑里插上警示旗，以保证援华抗战的苏联战机返航时安全降落，不少战士为此中弹牺牲。正是这些所见所闻，促使两人坚定地站在了受难与抵抗的中国人民一边。奥登说：“两个月过后，我们变成了中国和传教士的支持者。”在访华之行的最后一站上海，奥登和衣修伍德曾与四个衣冠楚楚的日本人有过一次午餐，面对日本人的虚伪和狡诈，两人针锋相对，义正辞严，“他们的城镇被焚烧，他们的妇女被奸污过么？他们挨过炸弹么？我们的四位绅士无言以对。他们只是眨巴着眼睛”。强烈的正义感跃然纸上，令人感佩。奥登和衣修伍德在中国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上至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冯玉祥、吴铁城、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中间包括女作家凌叔华、翻译家叶君健、史沫特莱、路易•艾黎、铁路工程师、有留洋背景的中级军官，下至警察、苦力、黄包车夫，等等。作者善以简练生动的文笔，传神地勾勒出这些人物的个性特征。比如，形容站在照相机前的蒋介石“明显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 描述宋美龄着装高雅，有“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因为她能根据不同的场合灵活地变换自己的身份，而且应付裕如；说史沫特莱有“男子气的下巴”、“像极了俾斯麦”，她会为八路军装备简陋，没有鞋子穿而坐立不安，立即设法去解决，对这位美国女记者的神经质与热情似火刻划得入木三分。更可贵的是，作者眼光向下，把笔触伸向了底层的民众。在广州火车站等候前往汉口的火车时，几百个蹲坐在尘土里的苦力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他们只有等权贵显要、有身份的人都上车后，才被允许爬过栅栏，打仗般地拼命奔向还剩些许位置的牲口车厢；繁华的“远东巴黎”上海，那些在蓄电池厂干活的童工因铅中毒而牙龈中出现的铅线，胳膊和腿上布满克罗米疮疤的剪刀厂工人，棉纺厂中因吸饱粉尘而患肺结核的女工们，以及黄包车夫们穷困的惨状，都让作者难以忘却，于平实的记述中流霹出他们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真挚的人道情怀。奥登相信：“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秉持这样的宗旨，《战地行纪》中的叙述虽然有走马观花、甚至不尽准确的痕迹，但作者坚持以客观独立的视角，不受他人左右地写出自己的见闻和思考；尽管同情中国的抗战，但也非一味地唱赞美诗。对于当时囯民政府发布的战报中习惯于粉饰现实，把败退说成战略“转进”，从上到下都一味地夸大战绩，对于他们观察到的中国民众的一些陋习和民族弱点，书中多有记述，也不乏善意的批评。读《战地行纪》，让我想起了以《寻路中囯》、《江城》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彼得•海斯勒。奥登、衣修伍德与海斯勒一样地才华横溢，都写了有关中国的纪实作品。不同的是，海斯勒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余年，无论在观察中国社会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是仅在中国旅行不到五个月的奥登、衣修伍德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独立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依然保证了《战地行纪》拥有独特的价值；而且，就文笔和可读性而言，也毫不逊色。

“武汉会战”前的流光飞舞

“武汉会战”前的流光飞舞文 蓝文青读《战地行纪》的时候，正是属于海洋性气候的上海最冷的冬末春初，寒雨和春雪的交织，昭告春天不远，也昭告寒冬未走。就像 1938年1月到6月间，二十世纪著名的诗人奥登与作家依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纪》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短短的光阴，特别是3月到5月之间，他们在中国抗战的东南西北前线，经历过的那段很多中国人都快忘记的著名的“武汉会战”的残酷岁月。那段岁月，也正是抗战即将进入僵持状态的前夕，最残酷日子即将到来的前夕。在跟随依修伍德的旅行日记，走进他们从香港进入中国到从上海离开中国的这段时光，被依修伍德在本书中提到的伊文思和卡帕同一时期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时不时出现在脑海里，一一对应在著名的战地记者卡帕那句“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的名句。不管多少人曾质疑依修伍德和奥登是否真正直面了战火硝烟，在本书中，他们由始至终也如卡帕一样努力地持续不断地妄图接近他们想要看到的真相，即便面对重重物质上的困难，即便面对种种文化障碍，他们那么努力接近的短短的一瞥之中，他们依然是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更为精彩的是，在《战地行纪》中，他们实实在在地在汉口亲历并记载了杭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战“四二九空战”。这也注定了他们笔下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同时细心计算一下他们离开上海归国的日子，正好是“武汉会战”正式全面开端——安庆失守的日子。因而也可以说，他们在“武汉会战”的前夕，为这场战役做了一次预检。而非仅仅是在上海与四个日本人做了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在中国如此短短的日子，他们乘火车乘轮船乘汽车甚至竹轿，走过了空袭中的广州，两次进入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汉口，在郑州和西安，依修伍德写下如斯句子“若郑州意味着种种疾病，西安则意味着谋杀”，甚至差点“乐不思归”滞留九江，在南昌寻新四军不遇，在金华给三百个学生演讲，与特派记者彼得•弗莱明经历梅溪的失守，从温州乘外籍船到上海，匆匆在路上浮光掠影般的日子，注定他们无法深刻认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仅仅只能一窥当年“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陇海线一路的碎影，但另一方面清晰明澈的留在文字里却是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深刻”或者“犀利”，无一例外地呈现着他们的开放的思想，他们，在二十世纪那些黑白分明的年代里，他们依然保持的知性和人道，无论是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对日寇的憎恶，还是对当局种种表达，宣明而真挚，良善而不偏激。在读《战地行纪》的整个过程里，随着阅读《战地行纪》的深入，在他们行走在“武汉会战”前夕中国战火纷飞的焦土中，一本本读过的不仅仅是抗战的书籍一一在脑海里闪过，不仅仅是不是依修伍德和奥登正在经历的时空变换，更是他们所遇见的政界、军界、文化界的那些人物，“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传教士”，特别是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杜月笙，邵洵美、凌叔华，甚至中国生理学之父林可胜等等，那些曾经在别的地方以别的方式接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那些曾经在我自幼的认识里构建的很多印象，一点一滴地在他们的文字里呈现出另一面，虽然不至于完全改变，却已经带来一个不曾看见的那一面，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对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更有深刻的意义。同期阅读此书的好友与我交流的时候说：“这里面有个陌生的中国”，她甚至曾怀疑，在奥登与依修伍德遇见的那些人物，那些事情，真的是否存在？他们所遇见的，很多很多的，我们从来不曾看见的——那些英文很流利的中国人真的是我的同胞？那个在九江的堪比今日星级的修道士风格的酒店“旅途终点”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人物是否真的有他们看见的另外一面？比如：对于那个影响中美交流很深的史沫特莱女士，在他们的眼中是 “像极了俾斯麦” “红军是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整个生命——是她的丈夫和孩子”，更为微妙的是形容蒋介石“看上去就像是个乡村医生”，而“蒋夫人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知道如何应付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类型的访问者” “基督徒将军”冯玉祥是“那种如鲸鱼般庞大而仁慈的人物，无言而自威。” 博古则是一味“哈哈大笑”的，杜月笙是领导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中国式的斯芬克斯”，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则是“有点像一个普鲁士军官，最不可怕的那种”，那个忙着“工业合作运动”的路易•艾黎“一个矮壮结实的新西兰人”已经可以定义为“三线建设”之始作俑者。等等，至于路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精明而懒惰的老蒋，荣誉感强烈身体羸弱的杨少校，因拍照而索钱的乞丐，强壮的苦力，甚至依修伍德精致描写的那个拾取他们丢下的硬币的小孩等等。这些描写都给了读者一个惊异的陌生的震撼，同时，也给思想开放的读者们更大的开阔的文化交流空间。扪心自问，那些被依修伍德和奥登从头至尾深恶痛绝的那些随地乱吐痰的人，绝对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呼啸山庄”清理的那些被褥和窗子，依然在我们身边，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来去年一直在重看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深深的一抹人道思想的悲哀，抹不去的留在字里行间，即便依修伍德描写这些事例时笔下英式的幽默，时常能让我莞尔一笑。 而奥登，对于中国人他留下了这样这样美妙的句子 “中国人迷人而又纯真，他们有两种面容——一种如花朵般漂亮却全无生气，一种长得犹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是不是这位著名的诗人用了这样琢磨不透的形容方式表达了只能意会的他心中的中国？还是他那种欧洲人的眼光无法认识中国？对奥登，对今天的我们，或者说，对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陌生的。而奥登和依修伍德给了如此犀利的答复——“我们感觉中国人只是在说着他们欲令自己相信的东西” 他们看得多么清晰——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这样回答“不，没有被打败。”“这是战略撤退”依修伍德早就曾言：“在这个城市，强权政治的视觉生命比任何言辞都更为无情。”这就是“武汉会战”前的中国。真实么？虚假么？答案在读者心里。至于让一些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如上表达，“奥登文学遣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早已经留下了如斯解说：“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地理环境中试图摸索出自己的方向时，他们对中国的描述有时故作天真，有时故意落入俗套，如此行文，目的当然在于强调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意识。”文化的差异是如此巨大！真的是这样的吗？即使语言不通，即使文化阻隔，即使交通阻断，即使物资匮乏，好在依修伍德和奥登还是留下了一本留存至今的“史料片”，特别是记录下著名的“武汉会战”前夕的“史料片”——《战地行纪》，留给读者自己去鉴别了。有趣的是，奥登曾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范围”，同时，他还说过：“中国绝对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国没有可能去理解。撇开战争不谈，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至于最后这一句，是属于旁观者清，还是属于“一个旅行者的认知”，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了。而作为中国读者，能有机会通过依修伍德的眼睛看见那时候的中国，哪怕仅仅是一窥一瞥，那也是一件幸事。合上这本书，依修伍德平和幽默的文字下，奥登略显陌生的诗句里，历史，湮没在时光的长河中，等待读者在浮光掠影中开启。《战地行纪》便是那一抹老电影一般的流光，请捕捉它，探究它，回味无穷。【刊登】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3/20/nw.D110000zhdsb_20130320_2-09.htm?div=-1《中华读书报》【原文地址】天涯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50117&PostID=49659577网易 http://iwen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430144220131220103179/

《战地行纪》读后感：愿世界和平

【摘抄】journey to a war1、中国人的思想天生不会被神秘事物吸引。它关注的是实用伦理。它要求的是达成良善生活的七德行。它对现世的兴趣程度远远超过对来世可能性的兴趣。于是这些年轻人——不管他们多么快就掌握了神学的思辩技巧，不管他们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有多聪明——在今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倒退到哲学上的异教信仰。2、中国，农业社会。我有一千亩地。我有是个儿子，他们各自只有一百亩地。在中国没有什么大地主。每个中国人都一定要有座房子，他必须要娶妻生子；如此他才能取信于社会。3、战争是轰炸一个已被废弃的军工厂，投偏了，炸死了几个老妇。战争是拖着条烂腿躺在一个马厩里。战争是在谷仓里喝开水，担心着自己的妻子。战争是山里几个不知所措、极度惊慌的人，对着灌木丛间移动的某个活物射击。战争是无所事事地等上数日；是对着断了线的电话大声喊话；是不停地走路，没有睡眠，没有性爱，不能洗澡。战争是如此紊乱、低效、令人费解，而且多半是个运气问题。4、在这个城市，社会两极间的鸿沟如此难以逾越。这里不可能有妥协。而我们自己，尽管辗转走访了很多贫民窟，尽管做了很多笔记，尽管确实极度震惊和愤慨，仍然无可避免地属于另一个世界。最终，我们总是要回到壹号府邸吃午饭。【读后感】愿世界和平一开始看到书名的时候，以为这是一本枯燥的史学文献，看了以后才知不是。虽然仍是历史，但是很真实，很平易近人的语言，没有历史书那种无表情的叙述风格。这本书一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衣修伍德和奥登的日记，主笔是衣修伍德，但内容是结合了两人的日记重新整理过的。第二部分是奥登写的十四行诗集，老实说，没看懂。但第一部分也很值得看。在日记里，衣修伍德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战争中的中国，一片人心惶惶的景象。这里头，文字所描述的场景远比平日在电视里看到的战争场面更震撼人心。平日电视里看到的是紧张的战争场面，但这日记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写的，他所看到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交战场面，而是处于战争中惶惶不得安心的百姓、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迷信用活鸡血消毒伤口的伤兵、热心负责的国际医生。从这些日常的场景中，反而才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看完这本书，我很感慨。很庆幸出生在和平的年代。无法想象爷爷奶奶那一辈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真的，愿世界和平。不要有战争。书中这段话最让我透不过气来：战争是轰炸一个已被废弃的军工厂，投偏了，炸死了几个老妇。战争是拖着条烂腿躺在一个马厩里。战争是在谷仓里喝开水，担心着自己的妻子。战争是山里几个不知所措、极度惊慌的人，对着灌木丛间移动的某个活物射击。战争是无所事事地等上数日；是对着断了线的电话大声喊话；是不停地走路，没有睡眠，没有性爱，不能洗澡。战争是如此紊乱、低效、令人费解，而且多半是个运气问题。衣修伍德列举了几个他们来中国后所观察到的生活场景来谴责发起战争的人。当我把里面的受害者都想象成自己时，我无法想象自己该怎样生活得下去。现在想想，那种通过鼓吹暴力、鼓吹发动战争来表明自己爱国心的人简直是在耍流氓。太不负责任了。他们这是在泄愤，而不是爱国。他们没有想到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苦难。假设真的发生了战争，现在这种平静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不能悠闲悠闲地去买早餐，去逛菜市场，去上班，也不能安安心心地睡觉，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中，这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吗？我无法想象。突然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美好。愿世界上那些还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能早日脱离苦海。愿世界永远和平。也愿国人能理性爱国。

重返抗战现场

《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三章中，堂吉诃德得知传记《匪夷所思的拉曼查绅士堂吉诃德》记载了自己挨过无数棍棒的事实时，心生不悦地说：“有些情节本来就不会损害和改变传记的真实，如果会令传主尴尬，何必还要写出来呢。事实上，埃捏阿斯并没有维吉尔写的那么仁厚，尤利西斯也不像荷马描绘的那么睿智。”狡黠机灵的卡拉斯科学士知道了他混淆了传记与文学，便向他解释说：“诗人可以不必拘泥于事实，而是按照事物应该具有的样子去吟去咏；史家却不能写应该怎么样，只能写实际上是怎么样，而且还不得对事实做任何增删。”因此为堂吉诃德作传就不能回避他挨打的事实。卡拉斯科学士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差异的说法看似有理，实际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较为粗浅的理解。史家再现和串联历史事件本身就有一定叙事逻辑，加上他们使用的叙事工具——语言——必然受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等各种因素影响，因此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是对过往事实的择录整理，不可能完全忠于事实本来混乱无序的面目；而文学，包括以虚构和想象为主的小说，反而可能（当然，只是可能）在叙事中抵达比历史叙述更高层面的真实，吴承恩的《西游记》魔幻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但不乏对现实的折射讽喻，卡夫卡的《变形记》情节荒诞怪异但反映人性之真实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海明威在《战争中的人们》的序言中就向作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言归正传，就中国的“抗战”这个庞大主题而言，其历史叙事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且层出不穷，这里暂且不论。而当时的文学家亦大多自我设限于启蒙人生救亡国家的文学理想，以从意识形态出发取代从经验出发，作品触及真实的范围和深度难免有限，于是不到一个世纪，关于抗战中国的种种细节便尘封于历史烟尘与文件档案中了，倒是“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式的荒谬叙事频频出现在大众眼前。因此，英国作家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据他们1938年上半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整理创作并于1939年4月出版的《战地行纪》被中国引进出版，可以说为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重返抗战现场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抗战”大主题增补了一个新鲜的、有距离的、文学的视角。《战地行纪》的正文由三个部分组成：《从伦敦到香港》收录的是奥登在轮船上、在澳门和香港时创作的六首诗歌；《旅行日记》是衣修伍德根据他和奥登分别撰写的中国日记整理完成的日记体散文，占了全书大部分的篇幅；《战争时期》则包括了奥登的十四行组诗《战争时期》和一首自由体长诗《诗体解说词》。《旅行日记》是全书最具可读性和史料价值的部分，它详细记载了奥登和衣修伍德从1938年1月28日离开香港前往广州，到6月12日离开上海这四个半月里的全部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广州、汉口、郑州、徐州、西安、九江、南昌、金华、丽水、温州和上海等地，几乎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衣修伍德用详细生动的笔触兴味盎然地叙述了他们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的感性认识：如作为战时“首都”的汉口“隐藏着的所有线索，足以让一个专家去预测今后五十年的事件”，位于中国两条铁路干线会合点的郑州是“一座强盗、赌徒、妓女和小偷之城”，西安“因其巨大的监狱围墙，自身倒反而被挤缩得很小”，而从江中望去“令人难忘地呈现出一个大都市的外观轮廓”的上海，其背后“根本没有任何城市的迹象”；如宋美龄“是个小个子的圆脸女士，着装高雅，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很活泼，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蒋介石并不像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那样“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反而“和蔼而腼腆”，拍照时“明显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李宗仁“非常礼貌，肤色较黑，嘴巴很大，眼睛深邃而机智”，杜月笙的脸“就像从石头里劈砍出来一样”，而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将红军当成了她的整个生命，她的丈夫和孩子……不难看出，衣修伍德和奥登打量中国的目光仿佛打量一个无序的新世界，带着好奇和不解，他们的观察止于表面，流连于细节，而这，正是对那个时代缺乏感性认识的读者所亟需的。《旅行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真的，中国之行是如此神秘难解，以致会让你最终充满了某种绝望。早上，奥登听到了一声爆炸，就跑到大路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看到一个军官对着他的手下滔滔不绝地训话，还有一群农民在烧一本旧书。接着，一个女人跑过来，在军官面前扑通一下跪倒，一边哀号一边哭诉。军官将她扶起来，然后，两个人马上相当自然地讲起话来，仿佛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这是他们整个中国之行所有见闻的浓缩版，置身于一场大战中，经历过空袭深入过前线，采访过最高领袖也接触过最底层的人民，历史就在眼下发生，却如阅读一本荒诞小说，每个字每个词都认识都清晰，就是无法理解它们的含义。后来奥登也说过，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可以理解西班牙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是他了解的欧洲文化，但中国人和中国的事他不可能理解，文化差异和语言不通必然成为共情的障碍，因此《旅行日记》并不试图理解中国人，也尽量不评价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士气，只是事无巨细不论好坏地记载他们的见闻和第一印象，它固然不可能反映1938年上半年抗战中中国的全貌，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奥登和衣修伍德自身政治立场、道德判断和东方式想象的影响，却因为他们有距离的冷眼旁观而获得了一定的客观性。读完《旅行日记》再读《从伦敦到香港》和《战争时期》，才能更好地理解奥登深刻冷峻的诗句，从“日新月异的西方虚伪而庞大，却对之肆意轻侮，/长久以来，这个如花朵般隐忍的民族/已在十八个行省里建起了这个尘世”里看到他眼见被入侵的、忍辱负重的中国后对西方文明产生的反思，从“他们活着，受着苦；已尽了全力：/一条绷带遮蔽了生气勃勃的人世/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认识/仅限于手术器械提供的医治”里读出他对伤兵的深深同情和忧虑，从“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他双眼紧闭躺在一条厚棉被里，/然后就泯无踪迹”里亲眼见证战场上的残酷，以及诗人对人性哪怕是战争中正义一方人性的悲观，而事实上，也正是在这首诗里，奥登流露了他后来也表达过的对中国的看法——“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如果说《旅行日记》呈现的是画面和细节的真实，是走马观花式的察看，那么十四行组诗《战争时期》和自由体长诗《诗体解说词》就是对战争的俯瞰和凝视，它是粗砺的完整的，超越国家和时代，趋向真理，而这就是海明威所说的“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的文学作品。此外，《战地行纪》一书还附录了奥登和衣修伍德在旅行途中拍的照片，政治人物，军队将领、地方官、士兵、知识分子、劳动者等各阶层中国人，以及驻华大使、特派记者、传教士、外国商人、医生乃至日本哨兵等各国人士，这些已成历史的灰白面孔在白纸显影出真实的另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