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文化》章节试读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08页 - 对完整性的渴望

对完整性的渴望在年轻人身上表现最为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年轻人普遍流露出焦躁不安和困惑的情绪，甚至同共和格格不入，他们在诗人身上寻求救赎之道，也有些人另寻其他方式，激烈的与平和的兼而有之。……他们一致在寻求生命的一种有机哲学。
要为这些青年运动及其许多相关活动勾勒出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轮廓，是不可能的。……他们像一群严肃而叛逆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他们也几乎都是来自中产阶级……他们为自己营造避难所，以有别于他们无法尊敬或所不了解的德国，他们把自己的行为看成像是一种实验，企图把曾经被邪恶力量所破坏的原始联系恢复过来，总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批判承认的世界。
……许多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吧理想化和浪漫化的中世纪德国看成是现代重商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避风港……“这段不是出现青年漂鸟（Wanervogel）的期间，论其特征就是年轻人对老一代的抗争。”……这些青年漂鸟一直在寻找温暖和同志情谊，他们想挣脱琐碎的中产阶级文化的羁绊，追求一种不受酒精和烟草所污染的干净生活，而且最主要的，他们想建立一个超越自我利益和丑陋政党政治的共同生活空间。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90页 - 父亲的复仇

当时德国年轻人会全面倾向右翼，可说部分起因于情绪上的不安，有不少风行的小说都是处理高中学生自杀的题材，这类作品的广受欢迎反映了一种极为严重的现象。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23页 - 对完整性的渴望

兰克之后的这一代历史学家遂表现出一种冷血理性主义和半调子神秘主义混合的态度，他们把军队和国界往前推进，越过了国际政治的棋盘，然后同时又沉湎于“历史”的神秘性工作，这在德国而言，是必须演出的一个神圣部分，也是必须履行的一个神圣任务。他们一致认同民主帝国主义者瑙曼为国家主义所下的定义，在他看来，对德国人而言，所谓国家主义指的就是，德国人必须将自己的影响力遍及于全球各地。因此，一旦战争来临，他们便毫不迟疑赋予政府无上的权力，以便其执行散布德国文化的特殊任务。在他们看来，德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他们要借此对抗俄国野蛮的大众社会、法国衰弱无力的沉沦堕落，美国的机械式梦魇以及英国粗俗不堪的重商主义。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73页 - 父亲的复仇

（托马斯·）曼自从早岁就不断生活在内心的冲突之中，他读了许多德国浪漫派的东西，他特别崇拜瓦格纳、叔本华和尼采：这些都离不开生之爱和死之爱的冲突及艺术创作和身体束缚的不协调，还有病态的天才和扭曲的健康之间的对立等等这类德国文化中的固有主题。曼早期的作品如《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东尼欧·克鲁格》（Tonio Kröger）等也都大抵离不开这类主题的描写，而这两本作品正是曼的成名作。年轻单纯的汉斯·卡斯托普深深为某些冲突折磨着：平地上健康的世界里有着一番事业等待他去做，但是疗养院里充满死亡气氛且又问题重重的世界似乎更为吸引他，他在那里染上肺疾成为一个象征——在《魔山》一书中所有事物，包括汉斯房间的号码，都带有象征意义——他暗地里迷恋上死亡的象征。……有一次他（托马斯·曼）谈到《魔山》这本小说时就说，贵族政治带着浪漫主义的姿态拥抱历史，即多少和死亡攀上关联，而民主政治则是生命的朋友。然而，死亡之爱多少还是带有肉欲的成分，曼最后不得不承认此一事实，野蛮主义并非一无是处。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28页 - 对完整性的渴望

我曾称之为“对完整性的渴望”（the hunger for wholeness)的这种情感和反应的复杂性，如今经过检验之后，竟然演变为其原因一股巨大的恐惧：对现代化的恐惧。滕尼斯和霍夫曼斯塔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所使用的抽象字眼——人民（Volk）、领袖（Führer）、有机体（Organismus）帝国（Reich）、统治（Entscheidung）、社群（Gemeinschaft）——所显露的不过是一种寻根和组织团体的需求，伴随而来的则是对理性的排斥，并指向直接行动或投向偶像型领袖人物的冲动。对完整性的要求因而总是被着仇恨的外衣、政治或私人的世界变成一种偏执狂的世界，大家互相为敌：非人的机器、资本的唯物主义、无神的理性主义、无根的社会、都会犹太人以及那个叫做“城市”的吃人怪物。……特勒尔奇在他死前不久的1922年，不得不提出一项严重警告，他认为德国政治奔向成为“神秘主义和野蛮的结合体”。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55页 - 儿子的反叛

表现主义寻求这种信任之际，他们为大众提供了许多不同的主角角色：局外人、受苦受难者、自我弃绝者、妓女。但是大抵说来，他们的作品中都弥漫着一个这样的共同的主题：儿子对父亲的反叛。艺术对人生的批判至此可说至为明显：表面看来在诠释战后的十一月革命，实则影射了对父权的反叛。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14页 - 对完整性的渴望

他（海德格尔）的哲学的情感面很清晰明了：人被丢到这个世界上来，迷失和害怕的感觉兼具，他必须学习面对空无和死亡。理性和知性对于存在的奥秘可以说完全无济于事，海德格尔自己不也说过，思想乃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人发现他们的处境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变革处境”（Umsturzsituation），这是一种革命的处境，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解决问题，不管是建设或破坏，都无关紧要。海德格尔个人的生活——他的鼓励、他农夫般的外貌，他的地域性观念、他对城市的厌恶——似乎更加肯定他的哲学，这种哲学明显排斥现代城市生活的理想主义文明，是一种遁世的虚无主义。不管《存在与时间》这本哲学著作的主旨是什么，以及围绕其旁的其他著作所代表的是什么，海德格尔的哲学显然在于贬抑魏玛这个理性的创造者，相对的，反而在于提升诸如纳粹之类的活动，他们用血思考，崇拜他们的领袖人物，赞扬并且实现谋杀，汲汲营营想逃脱理性的钳制，一路奔向死亡的陶醉拥抱。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03页 - 对完整性的渴望

现实会制造意识形态来解释和证明这种情况，德国在知性方面的领导人物，诗人和大学教授等，会和国家方面达成一种非正式的、无言的协议：如果国家不干扰他们的私人生活，并允许他们在哲学和宗教方面适度发表非正式的意见，那么他们就缄其口不批评政治，甚至不去触碰政治。席勒的著名语汇“思想自由”（Gedankenfreiheit）怎么看都不像是带有激进的意思，霍尔本曾经写道：“思想自由，不管怎么看都绝对有必要，至于社会和政治权力，多少会引发个人的欲望，但其必要的程度却要小得多。”事实上，“德国在18世纪的整个知性运动，其真正目标无非在于追求个人的教育，至于政治方面的诉求，也只是其附属而已。”德国人的世界——诗人在此以模范和代言人的姿态提供他们的帮助——也因此一分为二，一个是寻求自我完善的较高层次的领域，他们在教育上寻求文化的成就而不过问政治，另一个则是浸淫于人类事务中的较低层次的领域，他们只追寻粗俗的实际事务并在其中不断地妥协。所谓的“人文理想”（Humanitätsideal）在19世纪初由文化人如洪堡所大力提倡，是一种高贵的理想，这种观念可说针对当时的体制和流行做法提出了相当中肯的批评。然而其双重性却很容易流于粗俗化，后来也的确真粗俗化了，沦为一种口号教条，把冷漠的习性代入存在的较高形式，最后不得不把受过教育的德国心灵拿来和英国或法国的商人心态相提并论。事实上，从“西方的”价值脱离出来并加以超越，乃是德国此一意识形态所要努力的一大课题。这里所谓的“粗俗的理想主义”（Vulgäridealismus）并非指政治上的中立，这种观念基本上把服从和权威看得很重，超越在争论和党派活动之上，自以为是，保守，而且经常也是反动的，是既定秩序的一个有力支柱。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89页 - 父亲的复仇

政治化的青年运动和学生组织，起先都是附属于右翼党派，但随着时间进展则是逐渐被纳粹渗透和掌控，纳粹终于成为年轻人的代言人。他们看得很清楚，创建共和的那些人——他们眼中所谓的“十一月罪人”（Novemberverbrecher）——都是中年以上人士，不仅年龄上是如此，其思考方式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老大的共和。他们没错，但也不对：纳粹的作风不单是反动而已，他们的一些观念，不管是虚无主义或是极权主义，都是在反驳旧帝国的威权体制，同时也反抗濒临死亡的共和体制的现代化民主理性作风。有些右翼青年团体的领导者的确是革命主义者，或是视死如归的青年，他们身上充满血气方刚的热血，闭着眼睛到处横冲直撞，不管他们要求的是可以组合他们精力并强制他们服从至上的领导者，把他们带回纯粹的君主政体，或是要求一种普鲁士式社会主义的独裁政体，结果都会是他们牺牲自己的青春并把自己束缚在政治冒险和狂乱的意识形态上面，或是伪装成新形式的老式工业和军事官僚机器上面。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68页 - 父亲的复仇

在表现主义的年代里，表现主义的气息始终饱受批评。“表现主义者，”霍尔本说，“想要一种新的文化，这毕竟是少数，而这些人都走向了德国式的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韦伯就曾经把表现主义称为是一种“精神的麻醉”，同时将之拿来和空洞的神秘主义相提并论，他认为此刻大家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客观性，“这才是通往真实性和良心教育的道路”。诗人里尔克对新形式的东西充满兴趣和认同的感情，甚至还准备要推崇海姆（Heinrich Heym）和韦费尔等人所写的表现主义风格抒情诗，却于1919年说表现主义虽然大有可为，却不幸走入岔路，他了解这种艺术风格的起源，却不相信这种风格可能唤起“兄弟爱”，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充满自我矛盾，最后只会徒然沦为绝望的呐喊而已。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4页 - 诞生的创伤

从1918年到1919年冬季发生的一些时间，以及紧跟而来几年间的骚动不安，不期然粉碎了帝国崩溃初期大家所怀抱的远大期望，革命曾经以各种理由让许多人兴奋雀跃，但其过程和结果却叫许多人大失所望。许多新的保守主义者对于共和所引进的一些革新措施总是摆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态度，而基金主义派又大力杯葛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残余物。整个魏玛共和在其批评者看来，似乎太过于成功而让他们觉得不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对共和心怀希望的人而言，这个共和又显得不够成功。早在1918年12月，里尔克就已经不再怀抱任何期望了，他说：“假借大颠覆知名，旧的习气还是根本未改。”依他看来，整个革命一开始即操纵在一群少数的野蛮政客手里，其他大多数人则是莫名其妙被卷进一种“政治的业余爱好”（political dilettantism）。…………1919年5月1日，这是国定假日，克塞勒说，整个庆祝活动看起来像是“为一场错误革命而举行的国殇”。不久之后，大家就习惯性地以一种轻蔑的口吻把1918年简称为“所谓的革命年”。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83页 - 秘密的德国

贝尔（Hermann Bahr）这位不遗余力的毕生研究克莱斯特的剧作家和批评家，在1927年曾这样写道：
“回想我小时候读克莱斯特的记忆可说相当模糊，我们在学校几乎没听过他的名字，我们的教育并不教导我们去认识他，他的名字到了1870年之后才出现，谢勒（Wilhelm Scherer）和他的学生记起了他，布拉姆（Otto Brahm）写文章介绍他，甚至在接掌‘德意志剧场’并未忘记上演他的剧作。尽管如此，克莱斯特在当时还是尚未成为众人认可的作家，这必须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大家才真正开始认真去关注他，而大家开始对歌德投以认真严肃的目光，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然而，对着新一代刚刚经历战争洗礼的年轻人而言，歌德显得太冷酷、太僵硬，在他们看来，他身上的混乱不够多。这批年轻的一代觉得他们正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骚乱经验，他们期盼能得到有关这场不公正悲惨命运的澄清，组后终于在克莱斯特身上寻到了慰藉，因为他始终都在追寻澄清他那令人困惑的命运。诚然，还有另一层因素：克莱斯特在他的作品中那个为某一特定人类——普鲁士人——塑造类型和表达形式，这个民族通过他去了解自己。他已经不单是诗人，倒是他的诗以具体形象行走在我们中间。”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页

魏玛时期人们读的主要是歌德和席勒。盖伊谈到：两位诗人都是非政治性作家，前者根本就避免政治题材，后者则把政治行为贬为政治行为的附属物。他们所诉求的显然高于政治之上，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助长某种更低层次的东西--野蛮。盖伊的野蛮指什么呢？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94页 - 父亲的复仇

这则笑话跟中国古代的一则故事有关，据说明朝第二个皇帝在位期间，有一个名叫王龙的著名刽子手，他处决犯人时以快又狠而闻名遐迩，但是终其一生他一直抱有一个很难以实现的秘密愿望：砍下犯人的头，头仍留在项上不落地。他不断练习，却老是打不到这个愿望。最后终于有一天，他76岁那年，如愿以偿。那天他必须一口气处决好几个犯人，照往常那样，他以极快速度一个个斩落人头，直到轮到第12个犯人的时候，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刀砍下，结果那个犯人不但头没落地，还往前走了好几步，甚至还爬上阶梯，犯人很生气对王龙说：“你为什么不立即让我断气？你砍其他人都那么干净利落！”那是王龙毕生事业最伟大的时刻，他终于实现了秘密愿望，这时他脸上轻轻抹过一丝诡秘的微笑，对着犯人说：“请你轻轻点一下头，拜托。”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10页 - 对完整性的渴望

哲学家保罗·瑙托尔普（Paul Natorp）对这些年轻人的行为非常关心和同情，但是他早在1920年却为这种热烈行径的价值感到怀疑且提出警告，他说，这些青年漂鸟轻佻的非理性主义作风，他们寻求灵魂却对心灵的不信任，很容易形成错误的理想而导向反社会的行为。“你们害怕你们的自我在所有有关人的愿望和认知事物上会瓦解分裂，你们因而注意不到，如果你们排斥整个人类所拥有的那个庞大且必要的部分，就绝不可能得到完整性。你们追求人的不可分裂性，却又任其被撕裂。”
然而瑙托尔普的警告完全没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种如脱缰野马一般的新浪漫主义和滥情思想，并未随着战争的洗礼及和平的到来而收敛。……结果是导向有行动性的、不可理喻的及非政治的社会主义……许多团体不断在分裂，对团结和谐的努力也徒然无效，最后大家只好把目光固着在年轻人的经验上面，当时许多着重于描写学校生活和年轻人活动的小说即可证明此一倾向……

《魏玛文化》的笔记-第192页 - 父亲的复仇

瓦赛尔曼已经在他的小说中以同情语调说明了“年轻学生的无助处境”，在他的年轻主角背后，他写道：“是一场争斗，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场社会动乱，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民族主义者，前后左右完全看不到任何诚实和理性的迹象，他的本能遂被扭曲成为憎恨。”他特别强调，并非所有行动都是有益的，我们不能为行动而行动。“并不是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是罪犯，并不能说只因为他比大20岁就是个白痴，也并不是每一个50或60岁的人都是反叛者和敌人，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是蠢蛋，也不是每一个儿子都是英雄和殉道者。”……此外，哲学家阿斯尔特（Ernst von Aster）在他的文章中特别剖析了他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形而上学”，他指出别人说过的：年轻人对权威和传统的反叛以及盲目追随“领导者”，此两种现象竟然会联结在一起，这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