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章节试读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笔记-欧陆论战六十年：社会学立学战争———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 - 欧陆论战六十年：社会学立学战争———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

“（社会学是）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胡乱拼凑……所谓作为哲学科学的又一门‘新科学’的讲法是站不脚的，而作为一种经验性学科，又毫无新意。它的新奇之处只在于作为社会学，是基于粗鄙的实证主义立场，闯入哲学和历史学的领域。”---------贝奈戴托·克罗齐

一.序言：一个幽灵，一个社会学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欧陆的建设期和巩固期，那些变换不定的社会政治架构得到了克服，新的架构经历早期某些关键时期后，似乎开始有效运作了。在法国，是世俗的，以社会为取向的第三共和；在帝制德国，是威权主义的科层制国家主宰着社会；在意大利，基于北方城市精英集团和南方乡村精英集团的相互依赖关系关系，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就是这样的架构，孕育出自觉，自信的社会学运动，一场事关社会学的学术战争迫在眉睫了………………。
二.马克思·韦伯的困境:来自巴黎的噩耗
1917年11月15日，埃米尔·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社会学战士，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因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一战战场，受到极大的刺激，在巴黎去世。他是社会学卓越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在世界社会学发展和社会科学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死讯传到德国，正同样致力于反战活动的另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敏锐的意识到，虽然他和涂尔干之间存在着传统自然主义立场和反自然主义立场的对峙，但随着涂尔干公千古，这一回，社会学真的危险了。
此刻，一场事关社会学存亡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德国社会学界体制化进程仍然毫无进展，韦伯本人甚至一直未能获得教席。从普法战争之后一战前，德国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各学科的英才层出不穷，成为了令人瞩目的学术巅峰所在，如果在这里不能取得成功，社会学就如同尚未被加冕成王一样，始终留有遗憾，甚至无法完全使人认同，获得最终的学术地位。
饱含忧伤和镇定，深知形势严峻的马克思·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了名为《学者的职业和使命》的报告演讲。报告简单回顾了欧陆各国社会学界、团体及各阶层自社会学正式建立以来引发全面学术战争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号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开展“立学救亡”运动。
十九世纪中期，在后世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努力下，社会学确立了在一般科学分类中的地位，并且初步论述了它的研究对象、一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但是，以“实证哲学”为基础的孔德“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统称，其内容有许多含混不清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在研究对象上它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并未明确，标志一门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尚付阙如。
在1870年到1930年的六十年间，社会学开始面临着科学—建制性困境与政治—建制性困境，社会科学领域里其他各学科，诸如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同时向草创的社会学展开了全面进攻，企图将社会学这一概念收编到自己学科的范围中去。
这一时期，社会学思维的所有主线，都是要对抗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成为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诉求。
但各学科领域已经非常稳固，人才济济，建制化成熟，影响力巨大，难以动摇，与社会学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这时，天降奇才，社会学的救星———涂尔干出现了。

三.涂尔干传奇：一个社会学家的史诗 （上）
涂尔干上任波尔多大学教授的时间是1887年，他成为巴黎大学教育部终身主席的时间是1912年。 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四面楚歌，到所向披靡，敌人望风而逃。二十五年间持续不断的战斗，并一步步取得胜利，在同道们各自为战的情形下，一个人披荆斩棘。
他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到今天，也没人想明白。或许用他的一本著作可以解释——————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显然，连死亡都已经通透了的人，都有一个特点——————特别能战斗。

这是属于社会学的光荣，也是属于涂尔干一个人的传奇。
1858年4月15日涂尔干出生于洛林（时属德国），这个被选中的少年将继承了孔德的自然主义立场和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前提的社会学，踏上拯救这一学科的道路。
1887年，涂尔干在法国的波尔多大学夺取了经济学的教学席位，举起了社会学的大旗，社会学立学战争正式爆发。消息传遍欧陆列国，一众社会学先贤大受鼓舞，1893年，后世以帕累托原则闻名的维弗雷多·帕累托也在瑞士洛桑大学夺取了教席相呼应。社会学以野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张开来，1895年，涂尔干再接再厉，在波尔多大学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的威势横扫法兰西，立足西极，辐射欧陆。
一发不可收拾的涂尔干于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在涂尔干节节胜利的鞭策刺激下，勒普莱主义者和“反动社会学家”沃姆斯也开始崭露头角，后者创立了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看似社会学在法国陷入了一场“内战”，但实际上随着讨论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增进了国际社会学交流，社会学所受的关注度和认可度大大的提升了。1902年，令人敬畏的涂尔干受邀，进驻巴黎大学执教，至此涂尔干已经成为无人可挡的学术权威。
就在这时，灾难性的事件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
四.帕累托的三个关键词：伟大、深刻、悲剧。

维弗雷多·帕累托，伟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意大利人，却出生在巴黎，成名于瑞士，是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学界一般认为, 帕累托更多地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他在社会学思想史上往往被人忽视。相较于他的巨大成就和社会学贡献来说很让人同情，与他同时代的涂尔干和马克 思·韦伯都被尊称为“社会学三巨头”（另一位是忙于共产主义的卡尔·马克斯），在这些巨擘的光芒笼罩下，加之他在经济学上同样显赫的声名，注定了他的悲剧。
在瑞士洛桑大学就任之后的帕累托热心于向祖国意大利传播社会学思维，他的精英理论也相当的独到精辟，他分析指出，当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统治精英固守着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不思进取时, 下层社会的精英分子就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 推翻统治精英, 打破旧的社会秩序, 实现新的社会组合, 以取得统治阶层的地位。这种精英分子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因而能够取代前面已经衰落的精英分子。当这种精英分子同前面的精英分子一样成为日趋保守, 不思进取的贵族阶层时, 就有可能被下一轮精英分子所取代。所以, 帕累托说: “ 新的精英通过不停的循环运动, 从社会的下层阶级中冒出来, 登人上层阶级, 在里面发展壮大, 随后衰落, 被消灭, 消失。这一现象是历史的要旨之一, 要理解社会的伟大运动, 不能不了解这一点。” 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的墓地, 是精英继往开来的历史。
帕累托的社会学思想的伟大、深刻和悲剧在于:企图以科学精神理解社会学, 努力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经验—逻辑科学, 然而他的社会学思想的非理性主义或形而上学结局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失败。
1906年，在意大利学界和文化上具有支配地位的著名批评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向社会学开火：“（社会学是）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胡乱拼凑……所谓作为哲学科学的又一门‘新科学’的讲法是站不脚的，而作为一种经验性学科，又毫无新意。它的新奇之处只在于作为社会学，是基于粗鄙的实证主义立场，闯入哲学和历史学的领域。”意大利的社会学思维没能挺住观念论的大举攻击，帕累托发展社会学的努力在祖国意大利遭受了沉重打击。
当世社会学三大支柱之一的溃败，使得社会学看起来已经岌岌可危了。


五.涂尔干传奇：一个社会学家的史诗 （下）
1908年，连续折损教席的经济学家们借势再度发难，他们宣称“社会法则必须想物理法则那样，并在这个原理上的基础上奠基一门科学。”涂尔干迅速做出回应，他前往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踢馆，并毫不谦虚的放话说“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并非毫无价值，但仅限于研究极少数现象，比如人口现象。除此之外，它就得让位于一种全面得多的社会视角，也就是社会学的视角。”在涂尔干的笔下，经济学之于社会学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式的支配关系！
1912年涂尔干因为可观的影响力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育部终身主席。他随后毫不客气的将这个职位改名为“教育部和社会学部主席”。到1917年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奠基人去世之际，法国各大学都增设了三个有社会学称呼的席位。

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凯姆，你是传奇。
六.最后的斗争：胜利还是失败？

受到涂尔干之死的激励，马克思·韦伯也开始了负起夺取教席，发展德国社会学乃至支撑欧陆社会学发展的使命，（虽然此时帕累托仍屹立在瑞士的洛桑大学，但经济学家的出身使得他受到法意学界夹击，身兼洛桑学派中心人物的帕累托双线作战，势力孤危，无法独自坚守社会学立场。）最终在他去世前不久的1919年，凭借他在凡尔赛和谈中的表现和起草魏玛共和国而取得的巨大威望，他在慕尼黑大学就任了德国第一个社会学教席。这标志着社会学在大学的成功建制化。
同年，维也纳引入男女平等选举，从此社会民主主义在城市参议院、州议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中始终获得绝对多数，维也纳因此被称为“赤色维也纳”，在这一政治背景下，社会学短暂繁荣起来。
到了1930年，欧陆各国已经设立了好几十个社会学专门教席，但这时，涂尔干，韦伯，帕累托已经相继去世，失却了灵魂人物和领袖的社会学已经放弃了绝大部分此前的雄心，其倡导者选择了一种稳妥的制度策略，尽可能的而减少与其他地位稳固的学术领域之间的对抗。无比哀伤的说，这也意味社会学规划已经失败。
但在1870年到1930年这六十年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学通过一场在席卷欧陆的强劲的学术战争，奠立并巩固了一门作为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社会学的“立学战争”至此堪称已经取得胜利。没有人能否定社会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本文结合作者浅见，加上文学加工，以求达到一片欢乐的效果，偶起兴趣，而作者最近事物繁多，细节多欠琢磨，学术控见谅。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笔记-第50页

“战后的学科发展，既受到“科学化”动力的塑造，比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系统理论或量化的思路，也几乎在同样程度上受到“职业化”趋向的影响，无论“职业化”指的是行政管理培训还是政策分析，并以“职业化”作为“政治学科”这门学科和建制的界定标准。”

就此认识看来，在传播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同样出现类似的状况。传播学原本就脱胎于创建不久的社会学中，其学科创建者多数来自社会学领域。为了得到学科建制的合法性，以美国学者为主流的传播学界过多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本学科遭遇到抛弃抽象化解释社会现象时，又陷入了以“职业化”为趋向的学科建构。就当前中国传播学教育来说，“职业化”成为传播学发展前进中的一大阻碍。

第二篇文章虽论述政治学科的发展艰辛，实则勾画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陷入困境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