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章节摘录

六、化经为史社会进化论看任何事物皆认为有一个长期的进化历史，梁启超说，“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这个观点对20世纪初年的史学影响最大。把过去认为是一时一人制作之事物拉成一条逐步进化的轨道，把并时性的拉成是纵贯的、历时性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原本习惯于三代名物制度都是圣人制作的学者，如何转变他们的思维模式。刘师培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时，标榜自己与其他著作之不同点，就是要弄清“社会进化之阶段”，“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所以讨论任何礼俗、宗教、道德问题时，刘氏不再只当作某一特定时期圣人制作之物，而是配合着历史环境之变化来观察它们的进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有社会进化论，史家似乎还不知道怎么着手，反倒是前述《社会通诠》等社会学译本揭示了“图腾－宗法－军国”等等之类的历史“公例”，适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叙事架构（即“进化之阶段”）。既然这类“公例”是“万国各族”所共历的一“故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而期有长短”。

前言

我一向关心近代史学史方面的问题，但是从未有写成专书的计划，而是以有什么就写什么的方式，希望最后能累积成一本集子，题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在我原先的构想中，除了以前发表而未收入本书的几篇之外。至少还有一些正在构思的文章（譬如刘咸忻的史学）。但是因为平原兄最近积极催促我整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书加入“三联人文书系”，所以进一步的增添必须俟诸他日了。本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在将近三十年中，史学的意义、题目、史料、方法、概念、词汇、评价、叙事架构等都起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要想回过头去用传统方式写史，几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们多用“史”而罕用“历史”，近代则用“历史”而少用“史”。由“史”到“历史”，在隐微之间有某种深刻的改变，这一类改变在近代的史学实践中可谓不胜枚举。收在本书中的五篇文章，对前述变化有若干讨论，此处不一一介绍。在这篇短序中，我倒是想记录我在思考近代史家与史学时的一些想法。

内容概要

王汎森（1958— ），台湾云林人。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王汎森（1958— ），台湾云林人。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7）、《Fu Ssu—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2000)、《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01）。（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7）、《Fu Ssu—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2000)、《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01）。

书籍目录

序/1

1、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1

2、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

——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探讨/29

3、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

——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69

4、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103

5、钱穆与民国学风/141

作者简介/185

著述年表/186

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人文书系

作者简介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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