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书评

一个想法

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和钱穆与民国学风两文尤好，解释了在近世经史重构，和在现代研究方法下大量中西古今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史学家角色的转变，特别是重建了钱穆与晚清民国各种新学风的对话、辨证关系，以及其学术转向对现实的迫切呼应。本质上胡适和傅孟真的科学主义学术梦想在近代中国必然失败，去价值规范的学术中立和标准化的学术路径决定了“重估文明价值”“再造文明之梦”不足以应对左翼直接的意图伦理的现实政治指导（用唯物主义和马列进行研究必然得出同构的结论，中国社会必然的规定性反证革命的必然性，是必然证明必然，但直接热切的呼应了时代主题），也无法面对取中国文化精义，引导国民对国家、民族的基本“信念”，最终实现文化、科学、民主、革命四体同构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钱穆和戴季陶，乃至蒋介石本人，和更加关怀民族心性义理的“边缘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熊十力等。史学应有终极的价值关怀，是建立在价值中立化和学术规范性之上的，超越意图伦理的价值关怀，在近现代-国家民族建构，知识分子中心-边缘矛盾和外部的直接救亡威胁之下，时局并没有给胡适等文明-规范路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更深入的话语空间，而不得不陷入现实政治与现代学术的一团矛盾之中，如七七后胡适陶希圣条陈承认满洲国的时局策，九一八后傅斯年急做漏误的《东北史纲》等，多数是急切但无力、乃至错误和自我违背学术规范性的应时之声，，多重思想资源，多重问题背景，压力深重矣

文章汇编

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貌似会分门别类地总体介绍近代中国的史家和史学，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一本文章汇编，收集了王先生不同时期的五篇文章，而它们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有关，每一篇文章实际上都是一个专题的论述，是通过史家与史学来论证某些结论性的观点。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信息量很大，作者眼界深邃，不但让人了解到了许多并不熟悉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让人在对中国史学于近代的变迁有了一个广泛的认知，并且深刻体会到了民国时期整体的学术状态，实为受益颇多。

线性历史观与文化多元论

这本书的题目叫《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作者在序中交代，本书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第一篇“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作者讨论了近代中国史学三次革命中的第一次——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P2）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者认为，学界对这两篇文字的讨论多从史学的内部展开，忽视了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成这场史学革命，而这正是这篇文章的叙述重心。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格外重视“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些“概念工具”在传统中国很少出现，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们塑造了这场史学革命。此后，作者以梁启超为中心，梳理了“国家”、“国民”、“群”这三个晚清时期出现的新概念的形成与衍化过程。作者总结认为，梁启超开启的史学革命形成了中国“有史”、“无史”的争论，但无论是国粹派还是立宪派，不分“无史”论者或“有史”论者，他们最后都隐然认定历史应该是“民史”、是“公史”、是“社会史”、是群体的历史，这对后来的史学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P28）第二篇“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作者指出，相对于循环式的或退化式的历史观，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关于近代中国这一思想的历史源头，作者认为或与四种学说有关：一是康有为所阐发的“公羊三世说”；二是各种带有目的性、评价性的历史分期；三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欧洲“文明史”观。四是进步观和社会进化论。本文以第四点为论述重心。先是严复《天演论》所高举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对社会形成了莫大的震撼。继而一大批带有社会进化论意味的西学书目输入中国，线性历史观逐步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国民认识。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线性历史观的形成，并非出自史学本身的因素，而是一种现实的渴求。（P38）为了成了西方一样的强国，而将西方历史发展的历程作为世界的“公例”，中国也必须按照这一公例进行发展。此后“化经为史”、（P50）马列主义的“五阶段论”都是线性历史观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的结果。（P64）作者认为，这一单线进化的历史思维既规定了“公例”，又定下了进化的“阶段”或“阶级”，仿佛每一个阶段都需经理，不可跳跃，这就忽视了历史现象可能多元并存的状态，也忽视了历史状态可能出现进而复退，退而又进，进、退交杂的现象（P68）第三篇文章“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作者选取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廖平和其弟子蒙文通为论述重心，考察“化经为史”的学术变迁中，知识学人的心路历程。第四篇文章“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作者讨论了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与旧观点之间的更迭，认为傅斯年的新史料观基本是从西方来的，它深受知识界的信服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生态有关；同时，新史学观念影响力的逐步开展与史语所这个新的学术建制密切相关，同时也得益于与这一派史学关系密切的机构和刊物。在新的史学观念的影响下，治学方式从传统的读圣贤经典变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第五篇“钱穆与民国学风”，作者梳理了1949年以后钱穆的学思过程；重建钱穆与晚清民国各种新学风的对话、辩证关系；讨论了这个对话辩证历程的学术思想史意义。这三件事的梳理都试图对“如何同时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这一主题进行回应。其中，关于钱穆学思过程，作者叙述了钱穆与胡适的分合往事，借此认识钱穆思想的特质以及他与1920年代各种思潮的异同。（P166）应该说，以上者五篇专论文章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我因为研究晚清十年的修律变法，所以对晚清十年的学术史、思想史更为关注。具体在这篇文章中，前两篇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作者王汎森认为，晚清史学革命的发生，深受时代局势的促成，具体而言，正是政治思潮中诸如“国民”、“群”、“社会”等概念从西方席卷而来，才引发了梁启超等人历史认知的重构。同时，也正是西学的强大影响力，学习西方成为世界“公例”逐步成为晚清朝野的主流共识，因此线性历史观才得以大行其道，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对于线性历史观（社会进化论），作者有着“时代使然”的必然论调，但同时指出了这一单一认识模式的局限。实际上，这一观点在其师余英时新近著作《论天人之际》中就已然表达了。在该书的序言中，余英时认为，历史演进一元论及其近似概念的解释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些近似概念还包括西方中心论、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斯大林的五阶段论以及一度在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从而开启了作者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化多元论（见《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版，代序）

有2篇文章已收录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中了

1、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14、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103所以买这本书只能买3篇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