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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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大学
出版日期:2003-10-1
ISBN:9787300047898
作者:杨念群,黄兴涛,毛丹
页数:900页
内容概要
杨念群，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杨念群自选集》、《空间 记忆 社
书籍目录
1、纪念梁启超先生《新史学》发表110周年。《新史学》是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
2、继梁启超之后，中国当代学术界精英孜孜探寻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在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法学等多维度学科交叉背景下对“中国史学究竟应往何处去”这一议题作了“波澜壮阔”的研讨和阐发。
3、 角度精妙，观点新颖，见解独到—— 朱苏力：为何若现代人殉情会受到鄙视，而梁祝却成为流传千古的凄美爱情悲剧？赵丙祥：礼物和礼品一样吗？作为历史研究一般概念的“礼物”与王权之间有何关系？毛丹：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正义面目，2400多年来人类的政治禀性究竟改变了多少？
编辑推荐
从所周知，《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特别是中国史学从此变成了“世界史”叙述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史学》已远远不仅与梁启超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已成为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
作者简介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套装上下册)》为我国现当代学术实力的一个集中反映。全国三十多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粱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论域，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地方性知识、后现代等命题进行阐发，微言大义，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今后史学研究的探索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是一部在梁启超之后尝试展现当代”新史学”全貌的文粹，一部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研讨框架而策划的论文集著，一部中国史学界首次多学科交叉研讨会的全景记录，一部集萃了九大学科顶尖学者探究历史新型范式的长卷!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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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到复旦听了一个新文化史和上海史的研究讲座，对现时代盲目追求西方史学后现代主义潮流的习气很是厌烦，尤其是对里面一个叫蒋竹山的台湾学者，每以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台湾做的如何如何，以西方汉学之标准为治学标准很是讨厌，亦是学界盲目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凡治学者都要拿个海外博士文凭，嘴上挂几个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名词，这就叫优秀学者，简直可笑众所周知，西方史学风气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转变很快，往往是以一个治史模式一阵风的席卷所有领域，比如前一段时间所谓的新文化史横行，也就是无论政治史军事史研究都要带个文化理念去进行研究。而现在新文化史也不怎么行了，又弄出一个所谓的新实践史。仿佛只有按照西方流行什么治史才是佳作，这种观念实在是荒唐可笑由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历史比较长远，在政治史军事史上很多细节都已经搞清楚了，不同正反观点都已经谈过了，所以才产生后现代主义众多史学方法，因为按照普遍模式研究已经无可研究，所以必须突破途径进行创新研究。比如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几乎每个细节都有众多的研究著作，从正面肯定论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修正主义史学的全面否定论，到后来两者的中和，对于大革命细节研究和各种观点表达的著作已经层出不穷，无可研究。所以才会出现另辟蹊径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诸如新文化史之类对于中国来说，近现代史研究探索史实才是刚刚开始，史实重建远未达成，由于体制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长期是由国共两党的革命历史观所统袭的，无论晚清史民国史还是文革史，都是一团浆糊，很多细节都没搞清楚，而这些细节完全可以颠覆国共官方的史论，比如宋教仁刺杀问题，比如对孙文的一系列秘密外交的评价问题，比如国民运动土改中的暴行问题。而不同观点也就是修正史学观点，往往被套上翻案的帽子，连晚清史都不可以随便表述（茅海建因反对这种所谓狭隘排外的爱国史观写鸦片战争都惨遭打压，更别谈其他），何谈其他了。在很多细节观点都没有充分表达的前提下，盲目跟风跟随西方史学模式，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其次，由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料的掌握不足和对文化传统之不了解，有很多观点往往建立在隔靴搔痒之上，经不起基本的考证和辩驳，比如所谓的佛兰克的白银资本之类，都是在对东方无所了解的前提下写成的，而这样的书往往在中国被大吹特吹，仿佛西方流行什么观念，中国学者必依之而行才叫有学问，实在是太可笑了其实研究历史最关键的还是史料。把细节搞清楚了无论你什么观点角度都可以，缺乏史料的所谓新颖角度和观点都是建立在流沙河上华而不实的东西，关系到这次论会，比如对比近代上海粪便处理问题，有一女学者述及西方近代处理粪便和近代上海不同是文化差异造就的，其实甚为错误，其实西方在前近代之前也和上海一样，无论巴黎和伦敦都是臭臭的，甚至不少就把粪便倒入河中的现象，只是到了近代建立下水道及其他城市工程后才随之产生近代文明的观点，这并非天生的文化差异造就，而是随着近代化的发展而随之产生的态度观念，在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的前提下就胡乱言语，难怪研究政治史的要看不起这些只会高调西方新名词的研究所谓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了，连老夫这种圈外爱好者的知识层面都不具备，更别论史学界中人了 -
因为上课的需要，所以拜读了久闻大名的《新史学》会议论文集，其中读到了秦晖先生的大作《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看完之后便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之所以会选择读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以及出路的探索比较感兴趣。因此，在开卷之前，我对于秦晖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然而阅毕，不仅没能解惑，反而疑惑丛生，而且也不赞同秦晖先生在文中的某些论调。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一个难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无数知识精英便开始做了不同方向的努力，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等路径。其中以“全盘西化”最为激进，虽然胡适在其后改用“充分世界化”，但是“全盘西化”这一口号还是更为深入人心，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以及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实在与秦晖先生颇为相似。大概从题目来看，读者可能以为秦晖先生希望从中西会融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独特之路，然而从行文来看，秦晖先生却预设了一个“全善的西方”以及“全恶的东方”（也就是中国）的这样一对概念，秦晖先生在论述西方历史的时候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在论述中国传统之时却是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来考虑中国，这让人十分怀疑秦晖先生实际是臆想了一个理论体系，而实际是在影射什么。具体来看，秦晖先生认为儒家所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与现代的平等观念抵触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与西方——或者说是秦晖先生臆想的西方——相抵触的。然而，秦晖先生没有注意到的是，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不是指政治学或者是哲学上的自由平等观念，而是在《孟子》中孟子对于世界的一种普遍论述，其意思就是差异是普遍的，世间万物有差异是很自然的，不能强使之“齐”，然而秦晖先生却生硬的将之解释为平等，实在是让人很困惑。另外，秦晖先生对于西方的友好已经到了有点肉麻的程度，其在文中说：“西方人难道会把《圣经》当敲门砖，可以考出高官厚禄就看看，不考就不看了。”（p362）首先不论秦晖先生将《圣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是否合适，单单是将《圣经》如此理所当然认为是西方人必读，且是自动自发的读的书是不客观的，《圣经》在西方普通民众中是否能达到这种自动自发的程度是值得商榷的，而回看中世纪的历史，《圣经》研究的功利色彩似乎并不亚于同时代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地位。秦晖先生在文中多次批评儒家有一种“小圈子”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滋生以及纵容了腐败的发生。但是要“西儒会融”的秦晖先生，还是应该多注意一下，孔子在《论语》中便说“小人党而不群，君子群而不党”，“群”是否就是代表了秦晖先生所说的“小圈子”是值得商榷的。秦晖先生所说的“小圈子”实际上更接近于孔子说的“党”的概念，是以利益为结合基础的，而“群”则是以共同的理想和政治志向为结合基础的，两者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所谓“小圈子”并不是由儒家思想所产生的，而更多的是制度的产物，也就是秦晖先生说的“法道互补”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产物。然而，秦晖先生一方面论述儒家思想实际上在古代历史中一直是边缘化状态，而另一方面又把制度所催生的腐败，归因于“边缘化”的儒家，好像也不太厚道吧！当然，秦晖先生大作思想深厚，博大精深，又岂能是我辈所能讨论的，在此仅仅是提出自己一点的困惑和感想，不敢题之为商榷，只是一点凌乱的感想。
精彩短评 (总计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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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课的需要，所以拜读了久闻大名的《新史学》会议论文集，其中读到了秦晖先生的大作《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看完之后便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之所以会选择读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以及出路的探索比较感兴趣。因此，在开卷之前，我对于秦晖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然而阅毕，不仅没能解惑，反而疑惑丛生，而且也不赞同秦晖先生在文中的某些论调。
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一个难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无数知识精英便开始做了不同方向的努力，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等路径。其中以“全盘西化”最为激进，虽然胡适在其后改用“充分世界化”，但是“全盘西化”这一口号还是更为深入人心，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以及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实在与秦晖先生颇为相似。
大概从题目来看，读者可能以为秦晖先生希望从中西会融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独特之路，然而从行文来看，秦晖先生却预设了一个“全善的西方”以及“全恶的东方”（也就是中国）的这样一对概念，秦晖先生在论述西方历史的时候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在论述中国传统之时却是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来考虑中国，这让人十分怀疑秦晖先生实际是臆想了一个理论体系，而实际是在影射什么。
具体来看，秦晖先生认为儒家所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与现代的平等观念抵触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与西方——或者说是秦晖先生臆想的西方——相抵触的。然而，秦晖先生没有注意到的是，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不是指政治学或者是哲学上的自由平等观念，而是在《孟子》中孟子对于世界的一种普遍论述，其意思就是差异是普遍的，世间万物有差异是很自然的，不能强使之“齐”，然而秦晖先生却生硬的将之解释为平等，实在是让人很困惑。
另外，秦晖先生对于西方的友好已经到了有点肉麻的程度，其在文中说：“西方人难道会把《圣经》当敲门砖，可以考出高官厚禄就看看，不考就不看了。”（p362）首先不论秦晖先生将《圣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是否合适，单单是将《圣经》如此理所当然认为是西方人必读，且是自动自发的读的书是不客观的，《圣经》在西方普通民众中是否能达到这种自动自发的程度是值得商榷的，而回看中世纪的历史，《圣经》研究的功利色彩似乎并不亚于同时代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地位。
秦晖先生在文中多次批评儒家有一种“小圈子”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滋生以及纵容了腐败的发生。但是要“西儒会融”的秦晖先生，还是应该多注意一下，孔子在《论语》中便说“小人党而不群，君子群而不党”，“群”是否就是代表了秦晖先生所说的“小圈子”是值得商榷的。秦晖先生所说的“小圈子”实际上更接近于孔子说的“党”的概念，是以利益为结合基础的，而“群”则是以共同的理想和政治志向为结合基础的，两者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所谓“小圈子”并不是由儒家思想所产生的，而更多的是制度的产物，也就是秦晖先生说的“法道互补”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产物。然而，秦晖先生一方面论述儒家思想实际上在古代历史中一直是边缘化状态，而另一方面又把制度所催生的腐败，归因于“边缘化”的儒家，好像也不太厚道吧！
当然，秦晖先生大作思想深厚，博大精深，又岂能是我辈所能讨论的，在此仅仅是提出自己一点的困惑和感想，不敢题之为商榷，只是一点凌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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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53/4981 -
写的很好，不知怎么推荐不了，遗憾 -
楼上所言和我所言有何矛盾？所谓反精英史观转向平民史，说的俗点就是从上层政治历史转到下层百姓吃喝拉撒的边角料，这和西方政治历史叙述百花齐放，叙述穷尽，另辟蹊径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出现是分不开的 -
有保留的同意，对于史料的重视基本是对的，但从不才的领域来看，史料的绝对求真并非著史的关键。当时一个老师对我说，治学如同扔鞋子找路，先可能从某种思辨，冥想的可能找一个方向，扔出鞋子，再追随鞋子的方向寻找路径。当然，这种从思辨出发治学的方法，本身就很西方。但是我也不掩饰对这种方法的痴迷。 -
没读完 -
“秦晖先生大作思想深厚，博大精深，又岂能是我辈所能讨论的”——看来确实不平等啊。 -
同意楼上。其实当代西方史学一直有用底层的琐碎逻辑来解构线性因果宏大叙事的倾向。但在当代中国，这种针对性其实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是一个不必挑战的空壳，而中国的史学传统本来也更重史实本身而非因果联系，这样在缺乏西方新史学针对对象的前提下把新史学当成时髦来追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研究这类话题。更重要的是在缺乏治史基本功的情况下治出来的成果经不起进一步推敲。 -
这套算是我的历史学启蒙书吧，至少把人名认全了。 -
楼上上说的很好，我接着楼上上的问，考据不是西方的吗？ -
两年后再阅。 -
因为有某某老师所以加一颗星吧…… -
新史学搞的当然也是历史细节，但对比传统政治史研究来说，呈现的是琐碎化，角落化的东西。多关注的是下层的，角落的，零碎杂乱的东西。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屠猫问题之类。而中国近代史的主体内容实际上都没搞清楚，法国大革命史实承认有个别地方不清楚，然而历史主脉部分的事实各种观点和想法基本已表露无遗。而中国近代史研究远非如此，上层的政治决策，事体大端的评价和细节事实上主干很多都是不清的（中国这样集权型国家，上层决策人物研究远比下层社会更关键紧要，因为一个决定影响到亿万人之生活），远未到跟随西方史学走琐碎化之路的时候。
两者背景环境都大不一样，西方民住社会，上层决策基本呈现庸俗化透明化特点（民住体制的特点),而中国上层决策往往暗黑操作却决定亿万人命运.西方史学研究主干基本搞清楚了后搞琐碎化角落的史学研究,而中国史学主干部分远未研究清楚,两者时段也大不一样 -
受到一些启发。 -
新史学不是因为旧史学已经做不出多少东西所以想换方法，而是新一代人看不起旧史学的方法，觉得有很大的弊端。今天，以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西方历史家还是有很多，只是不占主流。 -
对于杨念群先生，我同意楼主的批评，因其常有史料基础不足而以论代史的倾向。而对于这本书的另一位编者黄兴涛，并未发现其史学研究较大的漏洞。证明同样打“新史学”大旗，实力的不同和工作努力程度的差异导致最终成就悬殊。 -
虽然是03年的讨论，但值得一读 -
我也有保留同意。我就遇到过和楼主提到的粪便问题相似的情况，某海外研究者从图像认为上海19世纪末沿街下店上宅打破了传统合院居住模式因此具有现代性，估计研究者连周庄都没去过。这是治史基本功不足努力不够的结果，与新史学之类是否有价值无关。法国大革命绝不是楼主说的每个细节都搞清楚了，新史学搞的也是历史细节问题，也需要传统史学的基本功训练。我们没必要唯今天时髦的研究视角不代表我们必须把传统史学做得没有可做才考察其他史学领域。 -
前段时间到复旦听了一个新文化史和上海史的研究讲座，对现时代盲目追求西方史学后现代主义潮流的习气很是厌烦，尤其是对里面一个叫蒋竹山的台湾学者，每以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台湾做的如何如何，以西方汉学之标准为治学标准很是讨厌，亦是学界盲目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凡治学者都要拿个海外博士文凭，嘴上挂几个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名词，这就叫优秀学者，简直可笑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风气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转变很快，往往是以一个治史模式一阵风的席卷所有领域，比如前一段时间所谓的新文化史横行，也就是无论政治史军事史研究都要带个文化理念去进行研究。而现在新文化史也不怎么行了，又弄出一个所谓的新实践史。仿佛只有按照西方流行什么治史才是佳作，这种观念实在是荒唐可笑
由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历史比较长远，在政治史军事史上很多细节都已经搞清楚了，不同正反观点都已经谈过了，所以才产生后现代主义众多史学方法，因为按照普遍模式研究已经无可研究，所以必须突破途径进行创新研究。比如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几乎每个细节都有众多的研究著作，从正面肯定论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修正主义史学的全面否定论，到后来两者的中和，对于大革命细节研究和各种观点表达的著作已经层出不穷，无可研究。所以才会出现另辟蹊径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诸如新文化史之类
对于中国来说，近现代史研究探索史实才是刚刚开始，史实重建远未达成，由于体制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长期是由国共两党的革命历史观所统袭的，无论晚清史民国史还是文革史，都是一团浆糊，很多细节都没搞清楚，而这些细节完全可以颠覆国共官方的史论，比如宋教仁刺杀问题，比如对孙文的一系列秘密外交的评价问题，比如国民运动土改中的暴行问题。而不同观点也就是修正史学观点，往往被套上翻案的帽子，连晚清史都不可以随便表述（茅海建因反对这种所谓狭隘排外的爱国史观写鸦片战争都惨遭打压，更别谈其他），何谈其他了。在很多细节观点都没有充分表达的前提下，盲目跟风跟随西方史学模式，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其次，由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料的掌握不足和对文化传统之不了解，有很多观点往往建立在隔靴搔痒之上，经不起基本的考证和辩驳，比如所谓的佛兰克的白银资本之类，都是在对东方无所了解的前提下写成的，而这样的书往往在中国被大吹特吹，仿佛西方流行什么观念，中国学者必依之而行才叫有学问，实在是太可笑了
其实研究历史最关键的还是史料。把细节搞清楚了无论你什么观点角度都可以，缺乏史料的所谓新颖角度和观点都是建立在流沙河上华而不实的东西，关系到这次论会，比如对比近代上海粪便处理问题，有一女学者述及西方近代处理粪便和近代上海不同是文化差异造就的，其实甚为错误，其实西方在前近代之前也和上海一样，无论巴黎和伦敦都是臭臭的，甚至不少就把粪便倒入河中的现象，只是到了近代建立下水道及其他城市工程后才随之产生近代文明的观点，这并非天生的文化差异造就，而是随着近代化的发展而随之产生的态度观念，在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的前提下就胡乱言语，难怪研究政治史的要看不起这些只会高调西方新名词的研究所谓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了，连老夫这种圈外爱好者的知识层面都不具备，更别论史学界中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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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很赞，感谢各位 -
多数文章挺有启发，杨念群当主编比当作者优秀，因为问题意识好，但实证能力蹩脚嘛，哈哈 -
有一年在上图一个下午翻完上下卷！因为很多东西都长得很象！ -
质量很高的论文集，对中国当代学术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走向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现在要读的话翻翻目录就好，大家应该都有新思考和新成果了。 -
我专业和历史没关系,但对历史很为痴迷,其实新文化史是偏向社会史之类的下层史学,每个层面都需用学者研究,这无可非议.我所反对的是盲目追随西方潮流,也就是认为西方流行什么.就是什么研究高档,甚至一窝风的去追风,事实上,我们研究所经历的阶段和西方大为不同,西方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下放到下层的社会研究之类,也是经历长久的一个过程之后的.而我们近代史研究的主干部分,事实上众多细节都没搞清楚,远没到一窝风去追随琐碎化研究,并以此认为有价值才是高档研究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群众闹事是否与幕后指使,限于资料关系,有很多东西是永远搞不清楚的,就如同基若夫和宋教仁谋杀案一样,可能永远都搞不清楚,但关于法国大革命政治史主干部分确实是观点众多各异,基本都阐述的差不多了.而中国近代史研究则远非如此
法国大革命中的屠猫问题如果结论牵涉到大革命民众心态或者掌权者的算计这种层面当然有益，但象蒋竹山这样以为历史研究都要研究杀猫杀狗之类才叫高档,才叫跟的上潮流,这完全是非常可笑的言论.如果学者在晚清史民国史很多政治细节主干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全部去研究现代军装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塑造.民众杀猫杀狗杀昆虫对社会新旧转型的塑造之类的货色,并以此认为这才是研究历史,这才是高水平,那么我们离开历史探索只会越来越远 -
十年前的集子，思想的碰撞还是很激烈的。 -
这本书展示的“新史学”的风景视野很宽、很驳杂，同时治学方法和进路不确定、也包含着来自“他者”的信息，阅读的时候也会不自觉被“他者”吸引。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史学处在转型期所以才有这种景象呢？论文集太长了，注重阐述学术的发展而对于自己的课题往往点到为止，不过可以看一看学者的关注在哪里。 -
对了解国内史学进展很好的读物 -
作为了解用，看史学如何新？ -
“对于大革命细节研究和各种观点表达的著作已经层出不穷，无可研究。所以才会出现另辟蹊径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诸如新文化史之类 ”
显然作者对新文化史起源不甚了解。新史学是因为二战后反精英史观的平民史开始出现，对白种男人的史学叙述进行纠正，加上反越战等现实关怀，是一种很大思想背景的转向。 -
所谓的方法也好弊病也好,正是和所谓传统史学已经研究走向穷途,无甚可展开深入一样的意思,你所谓的白人历史,所谓主流精英历史也好,正是因为阐述够多,所以要别开生面,才有新史学
任何时候个别人研究总是有的,但不占主流人数少是事实,正是源于中西研究阶段的不同,所以根本不需要盲从西方的潮流,中国政治史深受革命历史观伪造篡改垄断,在精英政治史和所谓主流历史上根本没有深入展开研究,需要研究的东西多着呢,晚清和民国史每个事实几乎都需要重新考证,过去的很多所谓结论都是可以颠覆的,因为过去的很多结论都是建立在革命历史观下,以政治强暴历史而得出的.西方则已经了这个阶段,中国远没有 -
考据可以追到从顾炎武到乾嘉学派的传统，或者追到更早，至少有非西方的源头。这种寻找可信的证据的历史研究方法恐怕全世界的严谨史家都需要吧。 -
这套书，我买了，还推荐了朋友买。真的还不错。虽然读的感觉是文字艰涩深奥，但是它体现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对话，思考很深刻。著作中的作者都是当今在思想学术领域活动极为活跃的学者。他们的专著，很多是历史研究生的必读著作。他们可以说是新史学探索的开路先锋吧，也可以说是受西方史学思想极深的学者吧。 -
900多页的论文集果然只能一次挑几篇读读～ -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历史不是道德的铺垫，而是诗意的穿越，历史研究可以以知识为主线，吸收多学科的优点，寻求各学科的课通约之处，重建知识史，促使知识的可持续发展，以此来记录中国人诗意的栖居和精神的延续。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记于武昌南湖之滨。 -
哎，我只能一声叹息了 -
我和楼主的专业不同，我出身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市史和建筑史，所以对于史明正从近代北京城市管网设施的变化解读现代化史，邱仲麟研究明清两朝北京用煤导致城市格局的变化以及近代北京供水方式的演变等等，都觉得非常有价值。从建筑史领域，研究宫殿相关的是政治史和礼制史，而研究城墙防御设施相关的是战争史，而与日常城市生活相关的日常史则与城市街巷布局方式密切相关了。
当然，从整个史学史脉络来讲，新史学显然被追随时髦的人高估了，很多相关研究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之后的史学研究，类似季羡林《糖史》这样以糖的生产和运输联系到古代中西交通的诸多细节问题的作品作为传统史学的作品关注的领域其实涵盖了新史学的很多东西。我是欣赏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日常史的，对新史学稍有涉猎不敢多说。法国大革命中的屠猫问题如果结论牵涉到大革命民众心态或者掌权者的算计这种层面，其实研究与传统史学没太大差别，如果只是就屠猫研究屠猫，那与中国古代乾嘉学派琐碎考据的末流有一拼了。
还有，似乎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群众闹事是否有幕后指使，指使者是谁都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