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第一辑)

章节摘录

书摘    婉转是“米塞斯”的语言特征。但“逻各斯”仍在故事的转变中发挥作用。在图表1中所显的几个转变包含了对可疑的陈述的纠正。例如，故事1的叙述者通过不把圣人阿迦斯闼亚与寺庙相联系来纠正朱维奥·杜伯利关于阿迦斯闼亚在寺庙中祭祀的结论。我将称这样的转变为批判的转变。这里我不是取“批判的”一词俗语上的含义，而是起用批判(krtikos)的根本含义，“能够辨认和决定”以及起用“文本批判”这一术语，它指决定正确的读物和编辑文本。我的故事中的所有转变，可能还有其他故事中的转变，可以被描述为婉转的或批判的。(在图表1中，婉转的转变被标以“E”，批判的转变被标以“C”，未转变的传播未标识。)我相信这样一种术语学在使用图表来表示其他虚构的传说的原创体和发展体的进化过程时会发挥一些作用。例如，英国的皇家马车从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向一种来自仙境的车辆的进化的转变可以被描述成是婉转的，而当代终止后一种含义的改进则可以被称之为批判的。至于神话和历史的问题，这种区别可以帮助我们把历史写作中的事实和神话成分分离开来。    让我们回到阿迦斯闼亚——奥罗宾多的故事的转变上来。故事l的叙述者在P40所提及的原始资料的影响下通过婉转地转变Pl0中的两个术语，首先把阿迦斯闼亚带到了奥罗宾多的静修处(而且，在我已从自己的叙述中省略的但毫无疑问是故事1的叙述者所知晓的文本中，有更完整的描述)。f2’l这种转变部分地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它的最初的观众是一群孩子(他的第一个叙述是随后在1967年以孟加拉语文本出版的一个非正式的谈话)。拥有这样的观众，他不必自找麻烦去检查他的原始材料，而代之以依赖自己的记忆。这种记忆，与所有人类的记忆一样，是不完全的(即容易介入回归线的转变)。故事2的叙述者，流行的学术成就的一个写作者，婉转地把故事1中的bidyalaya与阿迦斯闼亚联系了起来，但批判地压低了称圣人阿迦斯闼亚与奥罗宾多有联系的调子：“(奥罗宾多)定居在……离传统中记载曾一度是处于具有传奇色彩的阿迦斯闼亚的庇护之下的伟大的吠陀学中心不远的地方。”故事3的叙述者，本地冶里博物馆中的秘语的一个写作者，在谈到阿迦斯闼亚和静修处时是婉转的——“(朱维奥·杜伯利)曾说他有理由相信阿迦斯闼亚的静修处与今天奥罗宾多静修处的主要建筑正处于同一位置”——但在谈到巴哈尔盘时稍微有点批判色彩，说它们表明了Vidyastham——一座梵语大学—硷元9世纪时位于那里，并可能从一个更早的时期就开始了。最后，故事4的叙述者(以上曾引证)把批判一股脑儿都抛在了脑后，虽然她的确是用了虚假的学术成就来美化她的故事。    在传播中始终明显的这种虚假的学术成就，存在于它的最重要的特征中，并是它的现代性的一种迹象。除了一个以外，几乎所有的叙述者都向科学资料和权威寻求证明。朱维奥·杜伯利提到可靠的原始资料以支持他的书面叙述，但从这些推论中任何学院派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疑窦。大多数叙述者提到了朱维奥·杜伯利的证据，但主要是依仗于他的权威。在他们的手中，那个法国人自身经历了一种婉转的转变。那个殖民地中学(大学)的教师(教授)成为了一位法国大学的“著名”教授。随后他成为了一名考古学家，最后成为“著名的法国考古学家”。这表明了当传说在20世纪被虚构时，它趋向于使用科学——我们盛行的文化“神话”——的叙述。    婉转的和批判的要素在故事的发展中皆发挥着作用，婉转的思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图表1中所列出的谱系表明了真实的材料向虚构的故事的进化的转变。用相同的材料来创造一个真实的叙述是可能的“大约1000年以前，一个学术机构显然在现在是本地治里城的地点上被建立了。在1748年，一座供奉伊舍瓦兰吠陀神殿(湿婆神)的寺庙被法国人摧毁了。现在在同一地点上或其附近竖立起了一座大教堂。一些被用来建造教堂的石头上有提及湿婆神的铭文”。这些资料的缺乏关联性使之成为一个无聊的故事。当这些相同的片段被用来建立现存的故事时，这些说故事的人便提供了婉转的联系以及其他的改进，以使这些故事更加有趣和更能使他们和他们的听众高兴。“米塞斯”使用了“逻各斯”的材料，并将他们转变成为一个彻底虚假的故事(用“逻各斯”的术语)。在另一方面，阿迦斯闼亚——奥罗宾多的故事是由四个真实的陈述所组成(更确切地说，四个从显然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得出的陈述)，但这些陈述在它们的传播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婉转的曲解，其结果是处于现在形式之下的这个故事不再与真实的过去相符合。用普通的语言来说，这个故事是虚假的。    普通的语言经常是不精确的。在上述最后两个句子中的重要的单词——“真实的”、“虚假的”和“符合”——都有哲学上的不确定性。但没有一个当代的历史学家，基于他们对已知文献资料的工作，可以坚持说奥罗宾多的静修处位于圣人阿迦斯闼亚所建立的一个静修处的位置上。那么阿迦斯闼亚一奥罗宾多的故事在三层意义上是一个神话：(1)它是一个包含有解释某事物(一个静修处的建立)的超自然存在的故事；(2)它是一个基于拥有规范的功能(建立现在与某个英雄过去的联系)的未经证明的假设(阿迦斯闼亚在本地治里出现，朱维奥·杜伯利的杰出，等等)之上的叙述；(3)它是一个明显虚假的看似历史的叙述。所有这些(用麦克尼尔的话说)“超越了所有的合理怀疑而被建立”，但就像其他这样的证明一样，它“仍然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如果只在政治领域而非演讲室内对它进行讨论的话，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能变得有意义。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个与阿迦斯闼亚一奥罗宾多的故事有惊人相似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印度最有爆炸性的政治事件的焦点。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座名叫巴布里·马斯杰迪(Babri Masjidi)的清真寺成为了印度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紧张状态的焦点。1992年10月6日，它被一群印度教暴徒所摧毁，但它的幽灵一直萦绕着印度政治。许多相信这座清真寺位于罗摩(R ama，指RamJanmabhu-mi[罗姆衍摩布胡靡])的诞生地上的印度教徒要求在这个地方建一所寺庙。穆斯林要求重建清真寺，而一些自由主义者则要求建一座宗教交流的和世俗的建筑物。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构成上属于非宗教的印度政府已经无法处理这件事了，紧张的状态再度升起。    印度教和穆斯林——世俗两方都引用了“科学的”历史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要求。我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重复被呈现在法庭、政府委员会和不同的出版物之上的大量的证据。我将冒险下一些总括性的评论。世俗一方拥有一些作为他们的伙伴的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与主要的大学有联系。……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卷首语历史学，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全面的，又是相当普遍的。说它全面，因为它包括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观念、历史哲学、历史认识史学方法、研究领域，历史写作，研究手段等等；说它相当普遍，因为它在世界各地，不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变化。    20世纪历史学的变化，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历史学的变化往往在时间上走在前面。不论是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新新史学；还是后现代主义、“语言学的转折”对历史学的影响都是如此。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发达地位，它的历史学在全球的影响就比较大。俄罗斯历史学的发展变化非常值得注意，不论是“白银时期”、苏维埃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时期都是如此；它既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又免不了外界的影响，它身处东西方之间，似乎一直在摇摆中探索自己的道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学，虽然也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但其民族特色是很鲜明的，在20世纪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我们往往知之不多，因此更应努力弥补，否则我们对世界史学的了解将是不全面的。    第二，历史学在20世纪的变化，贯穿整个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尤其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    第三，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获得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社会，而不能闭关自守。历史学阿样如此。    现在说说我国的历史学。中国史学有着世上罕见的悠久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这同国际史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史学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呢?有两点似应特别注意。    首先，在新世纪要使我国的历史学具有崭新的面貌，就必须进一步融入国际史坛。既要对国际史坛的最新发展及时了解，又要让国际史坛及时了解我国史学，从而增进彼此问的了解并扩大我们的影响。我们应努力跻身国际史学家的行列，尤其是一流史学家的行列，与他们加强联系、对话和合作。    其次．我们应该充分研究国外的史学，学习借鉴它们一切有用的东西，吸取它们发展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但我们绝不能照搬它们的一套，避免有意无意地运用它们的概念、模式、体系去分析、总结、规划中国史学的发展。应该看到，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优势、规律。我们的任务是根据中国史学的实际去探讨、研究，总结出带有自身特色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方法和发展规律来。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要充分参照、借鉴国外史学。没有这种借鉴，我们的研究和总结就不可能具有当代的水平；但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中国史学自身，而只是运用外国史学的理论成果来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至多只是把中国史学作为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一个新的带有东方特色的例证罢了。这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只有从中国史学的实际出发，运用一切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参照一切有用的东西，总结出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理论和规律，这才是真正的创新，才是对国际史学宝库的丰富和巨大贡献。    鉴于以上考虑，我们决意创办《史学前沿》。    这套丛书的立意是立足中国，面向全球。为此，我们特地聘请了20余位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为学术顾问，其中有1 2位外国学者。这些外国学者不仅有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还有来自俄罗斯、波兰和墨西哥的学者。作为学术顾问，他们将为本丛书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学术交往作出贡献。    此外，我们还与国外著名的史学杂志和丛刊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每辑都将从这些杂志和丛刊中选载相关的文章和资料。    以上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本丛书与国际史坛的联系。可以帮助读者及时了解国际史坛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为此目的，本丛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主要篇幅译载国外的论文和资料。    在译文的选择上，尽可能首选国外的最新成果和前沿的东西。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前沿”是从广义的意义上说的，或者说从相对的意义上说的。只要是有某种创新的内容，某种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某种有意义，有价值，或者需要了解的东西，都可以包括进来。并不是只有西方的东西，或者后现代，先锋派，标新立异的东西才算“前沿”。    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同样具有这个特点。本丛书正是以历史学的新发展为重点，同时兼顾其他相关学科，努力体现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并着眼于最新的变化和前沿问题的探讨。    本丛书还将努力对中国史学进行新的探索，并围绕这个课题进行讨论。    总之，本丛书的主要特点是前沿性和理论性。既要及时了解国外史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理论方法论上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又要结合中国史学的实际，进行新的探索，并努力加强我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对话。    以上是我们的设想。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将努力做地好些，更好些。

书籍目录

卷首语 /陈启能伊格尔斯与海登·怀特的辩论  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 【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旧事重提：历史编纂是艺术还是科学？ /【美】海登·怀特书写历史  书写历史 /【美】伊曼钮尔·沃勒斯坦  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 /【西班牙】乔斯·卡洛斯·贝尔梅霍·巴雷拉  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 /【俄】S. A. 艾克什穆特  历史知识与历史真实：为“内在的实在论”辩护 /【荷兰】克里斯·洛伦兹  神话历史 /【美】凯利  神话、历史和理论 /【美】彼得·赫斯  历史在重演吗？ /【英】阿诺德·汤因比  德国历史中德回忆文化 /【德】约恩·吕森、弗里德利希·耶格尔  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用处 /【美】海登·怀特  接受理论和历史含义的阐释 /【美】马丁. P. 汤普逊  再释历史的崇高：史学中卑贱的非审美化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  章学诚之史观与现代解释学 /王晴佳访谈与对话  文化之重要——戴维·S·兰德斯教授访谈录主题书籍索引

作者简介

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

     《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

     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

    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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