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主义”的谱系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从对汉代政区地理的考察中至少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看法：一是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最底层统治完全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控制手段加以维系，道德教化在这个行政治理占绝对优势的系统内所起之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二是最基层的单位如县以下之亭、里等区划细胞控制能力的大小与更高一层行政单位的幅员息息相关。这样就造成一个后果，即行政单位面积越扩大，人口数量越增多，势必也会使基层的吏员数目随之增加，统治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到最后很可能因不堪重负而走向崩溃。秦朝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即是一个实例。 “儒”还是“吏”：统治成本制约下的选择 秦朝的郡县制统治框架的设计，完全违背了殷商时期强调血缘和礼仪在维系道德人心方面具有软约束作用的政治控制原理，而采取了极端的官僚技术治理原则，这套原则使用起来十分功利和实用，但在资源的投入方面要求太高。比如如果整个的体制都在预设人性难治，落实到实施层面就需大量使用严刑峻法对人身加以管制，要维系律令系统的运转，还需要训练大量的官吏进行管理。既然在整个设计框架中剔除了血缘伦理亲情治理社会的有效性，“吏”的控制理念不仅充斥着上层而且渗透进社会，奉行的是所谓个别人身支配方式，有学者称之为“法家式的单子论”。我的理解是，“单子论”的特点是吏胥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的个人实行治理，不大考虑人情伦理在构设人际网络关系时的作用，更不承认“道德”对社会控制与皇帝的统治会具有显著的支配性影响。但吏胥面对单子个人的控制要行之有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控制疆域的实际范围（而非名义范围）要相对狭小，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口密度也须相对较为稀疏，如此较易在上层机构和下层社会基本一体化的状态下实施律法。秦朝基本具备了这个条件。汉代如前述有放弃在珠崖设郡的例子，说明恪守《禹贡》舆图的边界，“以经断事”存在着人为想象和实际运作的差别。 秦汉官僚制的运行特点展示的是鲜明的功利主义品格，官僚机构充斥的都是通晓文法事务的法家官吏，判别政绩优劣也是以对效率的贡献为准，而忽略官僚自身具备的人格道德修养，故在“贤”与“能”的选拔标准上偏于“能”的一面。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献策由郡国每年推举贤人作为官僚候补，开始稀释重“能”的倾向，而乡举里选制的实行也使官府在选拔官吏时开始倾向于民间舆论中的“道德”评判之含义，登用标准上看其能否举为孝廉，也须考虑其在乡里的道德行为，而并非单纯的行政能力。

内容概要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书籍目录

自序

上编：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儒学

一 “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

“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道德实践”的问题

中华帝国气质的变化与“道德主义”的兴起

“讲学”以“正君心”：道德实践的发蒙

“儒学地域化”的底层实践：道德约束转化为治理规范

“儒学地域化”的危机及其在近代的残存形态

赘语：道统的坍塌

二  近代“东亚”的构建与儒学的命运

“东亚”概念的含混性

中国“华夷秩序观”的文化遗留与民族国家理念的冲突及其调适

中国构造“东亚”想象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日本的“脱亚”心态及其历史根源

韩国的位置

结论：“东亚”想象的谱系

中编：道统•政统的历史构造与兴衰轨迹

三 “文质”之辨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

“文质”之辨与“三代”黄金期的建构

是“反智”还是“反知”？

“文质”辨析与明清易代

“文质”之辨仅仅是对历史黄金期的复归吗？

四 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治理技术

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阐释与清史研究新境的拓展

清朝“大一统”话语与早期全球化视野

清朝的治理技术与官员的政治执行力

如何从新的角度观察“身体政治”

五 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

“新清史”与“旧清史”研究路径的差异

“新清史”研究的盲点之所在

清史研究出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余论：我看“大一统”历史观

六 中国艺术表达中的“隐喻”传统与历史写作

史学危机与“隐喻史”研究的兴起

“隐喻史”表现之一：诗词隐语与绘画主题中所表达的士人心态

“隐喻史”表现之二：不同艺术作品隐喻中所表现出的历史变迁

结论：“隐喻”解读对于历史书写的意义

下编：超越“地方性”：思想与方法

七 “危机意识”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历史观念变迁

“危机意识”对应三大问题

“列文森悖论”的有效性及其修正

从“帝国”到“国家”，从“国家”到“社会”

“封建”意义的现代表述

“危机意识”的转变与“地方史”研究的兴起

走向“实践观”的新史学

八 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1978－2008）

从论证政治“合法性”到诠释社会“现代性”

“逆现代化行为”出现后的“国学”和“地方史研究”

“大叙事”的回归与史学方法的多元性发展

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

九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

“宗族”、“庙宇”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从“地方性知识”到“地方感”

政治变迁的地方性逻辑和跨地方性逻辑

跨区域研究的前景

十 “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的发展

从“古史”到“近史”：日趋单调的历史？

“历史学”人类学化的贡献及其危险

“在地化”的认知经验与“感觉主义”

“英雄史观”的回归？

十一 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

什么是“现代政治”？

作为问题出发点的 “身体”

“空间”的含义

“身体”→“空间”→“制度”

“社会动员”与“国家”

十二 中国的“另一个近代”

无法步入“西方式近代”的焦虑

沟口雄三学术世界里的“地方”及其修正

中国革命发生学

“风景”的再发现与“劳动”的再定义

“群众动员”与“民主”

“抗争性政治”与“颠倒的想象”

作者简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

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超越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十余年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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