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章节试读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78页

到了廖平，他想在时势的迫压之下，更积极地维护或创造经学式的恒常道理，故用最权宜的手法搅乱了大量的文本。廖平一方面是史学的，一方面是哲学的。他欣赏张惠言、陈寿祺、陈乔枞的经学，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即是因为他们讲家法、重条例，比较能够忠实地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从某种角度说，即是比较重视学术史的还原。但这并不表示廖平是位史学家，他不安于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而要提高到一个层次来调动、安排，在真实与虚构的离合之间，建立一套义理系统。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54页

我们之所以能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完全是拜新史料之所赐，使得埋藏七八十年的一段曲折可以重见天日。在《胡适秘密书信及遗稿》中有钱穆的四通信，他们开始于1930年夏，结束于1931年夏，其中第一通是钱穆要求胡氏为其考证先秦诸子之书（即后来之《先秦诸子系年》）作序推介。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知，胡适先是为丁文江之弟丁文治可能补考向钱穆关心，钱穆回答说：“其令弟丁文治已以平日积分，酌定等第，可免补考”，接着说“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胡适日记中并未提及此事，而《先秦诸子系年》序亦未写，后来该书出版颇费周折，先是拟列入清华丛书，而审查未获通过，最后才由上海商务于1935年出版。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15页

从史语所与李盛铎往复商洽的过程中，亦可以再度看出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更迭。当交易将定未定之际，李盛铎表现出他所挂念不置的，仍然是将来万一在这八千麻袋中继续发现宋版残页，仍应归他。在这关键性时刻，陈寅恪在1929年3月10日写信给傅斯年，从其中可以看出新一代史学家所看重的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陈寅恪说：
此档案中宋版书成册者，大约在历史博物馆时为教育部人所窃，归罗再归李以后，则尚无有意的偷窃。……又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47页 - 钱穆与民国学风

“并非《新青年》所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流”（韩愈语）——不破除旧的，则新的不可能实现——式的思维。”
其中引用韩愈语误，应为“不止不行”，出自《原道》。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16页

所以当后来耗费大量人力整理这批档案而无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时，傅斯年会有所感叹，李济遂询以：“难道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30页

130页下引2：
兹引一列。1929年10月23日李济致傅斯年函：“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为要向地方上的'要人'表示好意，联络感情，所以同此边高级中学校长请了一桌客。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 —— 按，即在安阳挖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余今日乃知xx之尊也'。”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98页 - 从经学到史学（蒙文通和现代保守主义者的价值）

由廖平到蒙文通，捍卫传统的方式显然是有所不同的。经学家的廖平要把“理想”与“事实”合一，要把“研究”和“应用”合一，要用经学指导人们未来“应该”如何。作为一个史学家，蒙文通在晚年的《孔子和今文经学》中批评他的老师廖平“虽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但却把真正的三古制度搞得混乱了” 。从“理想”到“事实”之间，蒙文通走了漫漫长路，他的成名著作（《古史甄伪》）旨在呈现历史“事实”，把一个用美德铸成的黄金古代拆散了，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仍不忘保全某种程度的理想价值。在放弃了经学式的信仰，在菲薄圣人讥短汤武之后，他仍然回过头来，以一位现代史学家的身份重新估定儒家的价值。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74页

廖平对孔子前后的看法，王汎森认为和天台宗的“判教”也就是“五时八教”有关，这纯属胡猜。他之所以猜天台宗，无非是牟宗三最推重天台，用天台宗所谓的圆教说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而判教有多家，如华严、贤首的判教，即有名的五教十宗说。廖平怎么会了解这些，他的学问根底不在这。王汎森估计也就看了牟宗三那本书，对佛教，尤其是中国大乘佛教，根本是一知半解。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52页

有意思的是钱穆对胡适的一些猜测，也都透露出羡妒交加的情绪。胡适的一些未必有意识的举动，钱穆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加以理解。在这一次见面时，胡适因未携带自己的刮胡刀而坚持不肯留宿，让钱穆觉察到一种新知识领袖的傲慢，而即将分手之际，胡适匆匆撕下日记一页写了自己的地址给钱穆，后来胡适也未曾主动联系，令钱穆感到相当失望。失望其实正是看重的表现。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45页

1922年胡适反击《学衡》所写的新诗《题学衡》：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一本《学骂》！。。。。。。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54页

其次，历史人物的意志与目的有道德的优劣，人物的意志与目的有时候与这个巨大的进化历程“体合”，但也有许多时候是分开的，这就形成了梁启超所谓的“二义”，在道德伦理方面有一种吊诡性的意涵。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62页 - 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

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之所以能迅速占得优势，有其时代的背景。清末以来的中国在列强环伺之下，经历了空前的挫败，同时也对西方的文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欣羡，创造了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使得西方的线性历史架构对现实政治的走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51页

当中做的最突出的工作，是对经书中名物、制度、风俗等方面的研究。刘师培《古政原始论》、《伦理教科书》等著作中，大量讨论冠礼、婚礼、丧礼、士相见礼，乃至文字、宗教、族制、氏姓，其特色都是展现从某一阶段逐步进化到另一阶段的过程，勾画出一幅历史变迁的历程；而且往往帮这些后人看来庄严的礼制，找到“渔猎->游牧->耕稼->宗法”的发展历程。即便在讨论儒家有关朋友、君臣、兄弟、夫妇的道德观的形成时，也是以逐步进化的方式拉出一个由原始到文明的线性历程，完成了化“经”为“史”的工作。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70页 - 钱穆与民国学风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79页

1912年，教育部宣布废止尊孔读经，其影响固然不可过度夸大，但亦不可小看，制度性的规定毕竟产生大规模的影响，读经已经不再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而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对经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系施予最有力的抨击，“覆孔孟，铲伦常”的口号，影响异常深远，古来相传的种种正统观念彻底动摇了，划分知识群体的标准是“传统的”或“反传统的”，“中国的”或“西方的”。另一方面，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化，大学中的经科已成为众多人文学科之一，其任务与传统经学不同，它不再是生命的学问，而是成为众多学问领域的一种。从辛亥以来经过十多年，至少在主观层面上，人们觉得自己与“过去”应该是断裂的，不应该是延续的，断裂产生了距离，距离使得“审视”传统成为可能，当时虽然仍有一群研读经书的人，但是他们的取径变了，是以“观察”、“研究”者而非传统文化参与者的方式在阅读经典。经学没落，与寻求恒常道理的经学式思维的没落，只有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代才能体会，起而代之的是历史式的思维——那便是一切都在变，一切都会变，一切的变都会合理，恒常的世界破坏了，变成以人事证恒常之道理或以人事替代恒常的道理。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笔记-第155页

先说情绪上的原因。钱穆归纳他与胡适的交往，用了一个古典说：“颜斶见齐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终不前。”胡适这位名震全国的学者未能积极回应钱穆，或许不以为意，日记上也全未提及，但对一个自负的青年造成了心理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已经发生了，现在为一篇序文再度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