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书评

内地版本4

与河北教育版基本相同，均为止庵根据周氏家属提供的作者手稿整理而成的校订本，然而排印中的错字似乎还要更多些。未青出于蓝外，反倒等而下之，不能不说遗憾。唯一的优势是价格稍降，各网店的折扣也比较大，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容易见到的一版。

在周作人眼里那些革命党其实都是混黑道的

周作人百分百文人一个，又文雅又淡泊，不巧生为浙江人，那个时候的浙江叛党云集，公知遍地，个个都想过一把造反的瘾。浙江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太平盛世的时候，江浙两省就是状元窝，三年一次的全国公务员统考，榜单上最top的人一定是江浙人，更别说什么探花榜眼和那些二线进士了，更是天文数字，江浙两省就这么霸气。所以，判断历朝历代太平盛世的一个硬指标就是：苏杭的状元数目，数目多，就是盛世了，数目少，不是处在造反中，就是造反的前夜。所以大清快要挂的时候，江浙两省那些准备公务员考试的秀才举人们纷纷造反，走上了激情四射凶险浪漫的革命之路。很难想象，这些文弱书生，写得一手好字，吟得一口好诗，读得满腹诗书，又在江南烟雨中长大，想必也是玉树临风，风度扁扁。可是，这些知识分子居然也能一夜之间变成酷得要命的刺客，或者狂野奔放的革命者。文明与粗野的完美转换就这么简单，这些知识分子化身的革命党简直迷死人。但是周作人就不是这个style的，他就只可以吟风弄月种花养草和爱慕女人，就只能斯斯文文，他永远都不可能睡了一觉，早上醒来，就去革命，就去造反，就去做刺客。他永远都不能。周作人活在太平盛世还可以发个博文，做个公知；但是，生于乱世，他的命就不好了。另一个命不好的人就是民国第一美男汪精卫，想当年，小美男兼小秀才汪精卫被朝廷选中，公派留学，一边拿着朝廷的银子，一边做着反朝廷的事。做这种事，汪精卫就不觉得愧疚，反倒是他乡下的哥哥觉得这个小弟弟太忘恩负义了，太辜负朝廷了。汪精卫才不管这些，照样谋反，后来就跑回帝都，干了一票大的-----刺杀摄政王！小刺客失手被捕，随即在狱中诗兴大发，写了几首诗，瞬间在帝都流行开来，比如：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个风华正茂的美少年小海归，满腹诗书，貌比潘安，还是个刺客，当时的汪精卫一定是众多少女心中的男神级ICON。至少巨富之女陈璧君当时花痴汪精卫到极点。据张学良的八卦：汪精卫行刺前，陈璧君跑去跟汪精卫说：你明天就会去死，我也没什么可给你的，就和汪精卫xxoo了。后来，川岛芳子的爸爸肃亲王负责审讯汪精卫，觉得小汪同学是个人才，就没有kill他。可见美男的魅力有多巨大。话说周作人在日本时，周围都是打了鸡血要革命不要命的汪精卫式革命党。其中，就包括光复会龙头大哥陶成章。章哥后来被在上海滩炒股炒得一塌糊涂的小浙江蒋介石蒋中正暗杀掉了。那个时候，跟革命党里的一哥级人物陶成章相比，蒋同学只是个跑腿的小弟。在日本的时候，陶成章经常和周作人大谈革命形势，用周作人的话说：某处可以起义，用他们的术语说就是可以“动”。周作人说陶成章讲述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外交和军事，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章哥果然天生就是造反的料。周作人说，有一天，下雨天气，陶成章跑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日本警察在注意他，恐怕会搜查，这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在这里存放几天。周桑虽说是个知识分子，不亲身参与造反，但干些窝赃之类的事，还是很爽快的，于是就替陶成章保管他的“革命联络文件”。后来，陶成章来取革命文件，打开来看，原来是会党章程，和一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段子印制的，据说是专给“正龙头”所用。陶成章开玩笑滴说：“要封一个么？”。那些会党章程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述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

good

。《知堂回想录》后序的结尾他说“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吧’，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写的真好！！

龙井茶

曹聚仁评说周作人的文风如龙井茶，“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于此回忆录对我来说，我是不会喝茶，品味不出来。如果读者对当时的背景有所了解和认知，也会感兴趣的，此书备作资料查阅也未尝不可。 知堂老人坎坷大半生，至晚年，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其写作的用词相当谨慎，有时真有点不痛不痒的感觉。其生命中这最后的作品也不能直抒胸臆，是否真的是“文贵曲”？作为读者，如要估，很辛苦！ 或许经历会对人的胆量加上了锁，当年也曾有“不将袍子换袈裟”气概，如今只能在“寒斋吃苦茶”。

龙井茶——《知堂回想录》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的一部自述传，是作者最后，也是篇幅最长的作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连载的方式，首发于《南洋商报》。1970年在香港出版单行本。国内版本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6月印刷出版。　　曹聚仁评说周作人的文风如龙井茶，“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于此回忆录对我来说，我是不会喝茶，品味不出来。如果读者对当时的背景有所了解和认知，也会感兴趣的，此书备作资料查阅也未尝不可。　　知堂老人坎坷大半生，至晚年，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其写作的用词相当谨慎，有时真有点不痛不痒的感觉。其生命中这最后的作品也不能直抒胸臆，是否真的是“文贵曲”？作为读者，如要估，很辛苦！　　或许经历会对人的胆量加上了锁，当年也曾有“不将袍子换袈裟”气概，如今只能在“寒斋吃苦茶”。

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好伤心

没点年纪，读不了周作人，之前每翻每别扭，觉得无趣乏味又唠叨，不解为何鲁迅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把周作人小品文列为国人第一流，其它皆不入他法眼。看这回忆录，大概开始有点小感觉。周作人拿写文章当说话儿，说到哪儿是哪儿，也不修辞，也不夸张，读起来又似乎缺乏文采。一般人写回忆录，褒或者贬，无不快意，或兴高彩烈夸奖之 ，或唾沫横飞淹死之，再看周作人回忆，就是一路没有任何情绪地讲下来，也有褒贬，但不怒目，不嬉笑，就是一个老翁在路边讲故事，不管有没有听众，他一样絮叨不止。说自己的事，也跟说别人的事一样。看多了佛，体悟了道，就没了那么的感性，文学家爱抒情，是一种流行病，周作人有免疫力，不为此病所驱使。周作人说往事，亦臧否人物，但不做攻击，看不起的便是看不起。比如黄侃辈，罗家伦辈，他能以包容之心看待大多事物，不动肝火。年轻时尚有文字攻击的兴趣，待到年老，心中只剩一壶苦茶了。所谓客观者，这本书算得上是个范例。尤其今年读了几本回忆录之后，更觉如此。比如章诒和辈，宗璞辈，谈的都是史实，谈的都不客观。即便对自己亲兄弟，周作人亦当人看待而已，他不觉得自己对不起鲁迅，又觉得鲁迅实是他人生的唯一知己，对于谬托鲁迅知己者他发自心底的鄙视。三弟周建人在他眼里，简直不值一提，这本回忆录，似乎都未曾出现周建人三字。他曾写信给周建人，指责他与王蕴茹同居，意思大致是，王女士在你看来是个女神，实跟姘头没啥二致。李泽厚对周作人评价不高，认为他的思想与鲁迅比，有天壤之别，但在佛家和道学的修养上，亦是比较浅层的。深遂也罢，浅显也罢，但周作人悲天悯人的胸怀，对人类彻底的同情，以及对生活的无限投入，发自内心深处的孤独，却值得细细鉴赏。

一粒纽扣挡子弹 周作人终成汉奸

一粒纽扣挡子弹 周作人终成汉奸 柳已青 谈《知堂回想录》，不能避开版本。如今内地所见版本，依据的底本是香港三育初版本、再版本。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周作人回忆录》，这是钟叔河独具眼光编辑出版的，开一时出版风气之先，为读书人津津乐道。这个版本如今多在藏书家的手中，比较罕见。而1970年5月香港三育初版本，据说，在书肆搜求难度一点也不亚于所谓“宋版元椠”，已成为“新善本”。有一次，我在一朋友家中，欣赏他珍藏的上海书店的1981年影印版，也算开眼界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所读《知堂回想录》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止庵校订本。河北教育2002版的《周作人自编文集》，我曾经买过一套，非常喜欢那个雅致的封面。 当时读《知堂回想录》，囫囵吞枣，不知其妙趣。总觉得，读出知堂的滋味儿，一是需要年龄、阅历和学识，还需要心境。知堂的书，大抵在深夜读最佳，或者寂寥的时候，才会觉得其文平淡冲和的悠远和绵长。比如，知堂到日本留学时，最初住在鲁迅寄宿的地方，看到日本少女赤脚走路。由此洋洋洒洒写开去，如跑野马。想到古时中国江南同样的风俗，从张汝南的“江南好，大脚果如仙”，到李白的“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知堂中学、西学俱佳，他将一生的烟云尽收于一书，除了属于真实的部分，还有诗意的成分。我非常欣赏由事实生发的，那荡开的笔墨，恰似小说中的闲笔，很跳跃的，“一溜走如烟”，让人好生去追。 现在手边的一套《知堂回想录》，还是止庵的校订本。装帧、设计，乏善可陈，径直进入知堂的文本好了。 知堂诞生“是极平凡的”，但因为族人传言白须老人投胎转世，说他的前世是一老僧，知堂对这样浪漫的传说，是相信的。五十知天命之年，打油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他一再说，“寿则多辱”，事实上也是如此。 读过不少书，揭秘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公案，总感觉说了等于没说。还是忍不住，看周作人自己如何说。周作人“不辩解”，什么都没有说，但好似什么都说了。“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知堂就是这样的态度，对后来的下水也是如此。难怪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这样评价周作人：“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 如果说兄弟失和是影响两人生命中一件大事，那么，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将周作人推向另外一种人生。苦雨斋中日军的刺杀行为，对他影响太大了，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从此，周作人就当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历史就是这样荒谬，假如他毛衣上的一粒纽扣没有挡一下子弹，那他是个英雄式的人物。然而，他成了汉奸。 在时人和后人看来，周作人不应该落水。他的老友钱玄同宁因贫病而死，也拒不接受伪聘。有人说周作人落水是因为他的日本太太，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太喜爱日本的文化趣味。我觉得，这些因素都有，在周作人的精神深处，有一个虚无的黑洞，使他将名节之念、手足之情，都淡化了。孟心史卧病在床，曾给北大的同仁出示讽刺郑孝胥的诗作，周作人也看了，但无法对他产生触动。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审判时，他曾以看北大校产为自己开脱。对自己的人生，从不考虑他人和外界的评价和态度，这一点，周作人和张爱玲有点相似。 我在这篇文章中，一会把他写作周作人，一会写作知堂。是因为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和鲁迅失和的是周作人，下水的是周作人，一意孤行的是周作人。谈北大旧人旧事的是知堂，苦口甘口写吃食的是知堂，平淡冲和的是知堂。这也就是一个人的两面。 曹聚仁约请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最初叫《药堂谈往》。药堂，是他的笔名，他的这本回忆录中果然有中药味。当然不仅仅弥漫于“父亲的病”章节。周作人回忆起“父亲的病”，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看淡生死，没有悲切的意味，他的超脱在药味中。曹聚仁打了个比方，说周作人的文字是龙井茶，这种神韵，看上去无颜色，喝起来回味无穷。我觉得，《知堂回想录》也似一味中药。有时，药，也不是全用来治病的。

文人的立身和出处

在现代文学史的人物中，周作人先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其争议决不是在于文章，他的文章本身，经过时间的淘洗，是越来越无需争议了，当然除了那些要求完美的人以外。读书总是这样的，首先为其文字所吸引，那还是情绪、情感和审美层面的；接着是思想，而在分析某一作品的思想时，就会见仁见智了，原因是把自己的思想作为分析别人思想的基础了。我一向觉得，人本质上都是单纯的，如果能够真正的设身处地的去想，许多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比如周作人先生，他是一个文人，也许有知识有思想，但他却无法改变他的性格，在逃避不成的情况下，选择了屈服，而他的关于日本文化的认识更是促成了他的这种转变，在《回想录》他只有一些简单的事件的叙述，而把自己完全的置身了事外。我们总是很容易把想象当成了事实，特别是能让自己更高尚更正义更勇敢等等的时候，而忘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老话。有时候禁不住会想，如果再过五百年，人们会更关注文化遗产还是文人的民族气节，我希望这是一个伪问题。文人是以文章立身的，我们说文章要表现我们的时代，要表现永恒的人性，两者虽各有侧重，但其实二而一，一而二的，总不会有人见过完全单纯的人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其文想起人，赞其文叹其人。也许人性比时代更长久，当我们观看远古的壁画时，也许很少有人会关心部落间的恩怨了，但那实在是太久了。久得我们无法想象了。而在周作人先生的那个年代，如果当其时当其事我们自己又会如何的立身处世呢？正是这些艰难的思考使我们成长。

一部回忆得不多的回忆录

“寿则多辱”，晚年的知堂老人如是自嘲。这话搁他身上，恰如其分。倘若1939年没有那颗铜扣替他挡了子弹，至少不会背负“文化汉奸”的恶名；倘若1948年就瘐毙在上海老虎桥监狱，也不会有后来两度“呈文”求死而不可得的凄凉晚景。天意弄人，让他从1939活到了1948，又从1948活到了1967。周氏晚年鬻文为生。虽然是上头“钦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外译者，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每月可得人民币200元，其间还一度提高到了400元，但怎奈家事所累，入不敷出，只得时不时另写些散文小品，托昔年的旧雨曹聚人在香港发表，赚点稿费贴补家用。《知堂回想录》就是周氏从1960年12月10日起笔，至1962年11月30日完稿，连载于香港《南洋商报》。照理说，像周氏这样历经了满清、北洋、国民党、日伪、中共新政权的五朝元老，还几度处在大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回忆录中必定干货不少。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且不说其他，单就是周氏昆仲因何分道扬镳以至老死不相往来、日据时代的那段是是非非、鼎革之后的坎坷心路，这些中国文学史上谜一般的话题，纵观全书，要么三缄其口，要么蜻蜓点水般轻描淡写，近乎不留痕迹。反倒是鲁迅故家、早年求学、北大旧人等早已在《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等旧作中屡屡谈及的话题被不厌其烦地浓墨重彩了一番。对此，周氏自有一番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其实，只要说真话，纵然寒伧，又何伤大雅！只不过其时的知堂老人早已是政治上的楚囚，纵是借他几副熊心豹子胆，也断不敢多言贾祸，多聊聊鲁迅那些事，既不会不为当道所容，又能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纾自己的孔方兄之困，何乐不为呢？“回忆”虽说是大大缩了水，但《知堂回想录》作为周氏晚年散文的代表作还是颇值得一读。有人说周氏散文的特点是“平淡冲和”，若依了小子的愚见，其实就是一个“淡”字，谈到如同无尽的白开水，淡到让人觉得纵然无边落木萧萧下，但他只是一个静悄悄的冷眼旁观者。不过这淡中又透着些苦，说不出来的苦。真是如同在寒斋之中喝苦茶，回味无穷。写回忆录难，写说真话的回忆录更难，以周氏的特殊身份写说真话的回忆录就更是难难难。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位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近代文学的翘楚就用这样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给自己的文字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