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爸巴金

章节摘录

插图：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四爸在一九二三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一九四一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一九四二年，四爸第二次回家。这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荣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捉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这时，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同学题词。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早在一九四二年，巴金就勉励他的侄子“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巴金对读者的爱是很真诚的。一九八七年，巴金返回阔别二十六载的家乡，无数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巴金长期患帕金森氏症，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最近，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巴金的旧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许多国际友人、读者主张恢复巴金旧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对为此花费国家的钱。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广大读者理解巴金的心，他们热爱巴金的作品，同时更敬仰巴金的人品。鲁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对巴金作出评价，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八二年，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但丁国际奖”。一九八三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一九八四年，巴金在香港获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巴金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一九九○年，巴金先后获苏联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这些充分说明了巴金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巴金更属于世界。他的文学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瞩目。给我的题词裱成～张小单条。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偶尔和我玩儿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作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作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不用说，我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一九七三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了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怀和尊敬，企图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人眠。我想起早在一九三六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日以继夜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讲真话的作家——巴金“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作家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巴金于一九。四年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伟大的“五四”运动，对巴金产生了重大影响。年轻的巴金在成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自称为“五四的产儿”。为了追求光明，一九二三年巴金和他的三哥，离开了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巴金旅居法国期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迄今为止，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已满六十周年。六十年来，除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笔以外，巴金勤勤恳恳地写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约一千万字的创作和翻译著述。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几代青年。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广泛的赞誉。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巴金

后记

我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写有关巴金的文章，第一篇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以后逐年积累。一九九八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与巴老给我写的一百零二封信合编出版了《巴金教我做人》。二○○三年，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加上新写的短文和有关日记，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该书出版前，《北京晨报》以连载的方式选登了其中十几篇。该书出版后，全国不少报刊选载。有的事先与我联系，有的则没有通知我。二○○五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的《传记文学》栏目，由优秀播音员白钢连续播放了《我的四爸巴金》的主要篇章，收听率比平时翻了一倍。我深知，读者喜欢这些文章，是出于对巴老的尊敬和关怀。这次出版的增订本，增加了五篇新写的文章和一篇讲话，附录了我二○○四年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文化演讲中的《我心中的巴金》。我多次说过，这些文章原本是独立成篇的，成集时难免有重复之处。特别是附录《我心中的巴金》，概括了《我的四爸巴金》的主要内容，只是省略了很多细节和我的情怀。增订本收集了我有关巴老的文章、日记和演讲，读者可根据需要和兴趣翻阅。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出版和播放的朋友。

内容概要

李致（1929- ）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第六届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15岁开始学习写作，1949年前曾在成都、重庆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一百多篇习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往事随笔”为总题，先后出版《往事》《回顾》《昔日》《我与川剧》《终于盼到这一天》等散文随笔集，并编选《巴金的两个哥哥》《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等书。 现为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巴金研究所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书籍目录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讲真话的作家——巴金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两个“最后一息”巴金的心春蚕巴金回故乡寻找童年的足迹巴老回乡记要——摘自一九八七年的日记偏爱川剧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巴金二三事巴金与《雷雨》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劫人的友谊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白发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不知如何弥补心留巴老家难以忘却的关怀不忍告诉巴金永恒的手足情带来光和热的人大妈，我的母亲一定要学好中文——珊珊不忘巴金的叮嘱终于理解父亲照片引出的亲情“巴金赠书”章巴老的头像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一九九五年）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一九九七年）唱片《小宝贝》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后一次握手——在巴老弥留之际附录一我·心中的巴金——在上海“走进巴金”系列讲座上的讲演附录二“我们的关系不同！”——忆沙汀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忆李健吾何日再倾积愫——怀念曹禺支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所知道的张爱萍探又兰大姐后记（一）后记（二）

编辑推荐

《我的四爸巴金》编辑推荐：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作者简介

《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在巴老进入百岁之际，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以此书作为百岁礼物献给巴老和热爱巴老的读者。现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增订本。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在与巴老多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的为人有不少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为了倾诉自己的感情，李致从多方面写出他心目中的巴老。到目前为止，李致写了约二十万字的随笔和日记，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文学报》、海外中文报刊以及四川、北京、天津、吉林等省市的报刊上。这次增订，并配有百余幅新老照片。

对李致写巴老的散文，评论家吴野写到：“由于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人物传记、辞典一类文体难以涉及的生动细节，因而早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作家马识途在题为《情深文自茂》一文中谈到李致，他说：“巴金的人格力量，无疑在他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要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困难的。”

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读了李致的近作，挥毫录清人张问陶诗句“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以赠李致。

《我的四爸巴金》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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