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书评

《新京报·书评周刊》：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美国世纪与传媒帝国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12/03/content_297341.htm?div=-1三本杂志，《时代》、《财富》、《生活》，改变美国传媒史，成就一个传媒帝国，出自亨利·卢斯。偏执、傲慢、中国、美国、保守主义，这些是亨利·卢斯人生中的关键词。近日，内地第一本正式卢斯传记、艾伦·布林克利所著《出版人》面世，由于传主的曲折的经历及其成就，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部现代传媒史，近代美国政治史，以及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一部近代史。阅读亨利·卢斯的传媒人生，以资参考。

天下有两种新闻

如果对中国时下的新闻杂志比较熟悉，你可能对《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新锐杂志要顶礼膜拜了，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拜错了对象。不是说这些杂志做的不好，而是它们只是追随者，美国人亨利-卢斯的追随者。不知道亨利-卢斯的人，可能大有人在，但是对他麾下刊物没有耳闻的人，我估计没有几个。敢问稍有学识的中国人，还有谁不知道《时代》、《生活》、《财富》三本杂志么？我相信，《时代》既有特色又有传播力的头像封面一定会深印在很多人、很多时代的记忆中。同毛泽东“欢送”的司徒雷登一样，卢斯的父亲路思义也于同时期来到中国传教，后来还做了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副校长——是他给卢斯取了个很中国的中文名字秦•卢斯。跟随作为传教士的父亲，卢斯在山东蓬莱小城登州度过了14年，14岁时单独前往欧洲，15岁第一次到美国，进入康涅狄格州Hotchkiss 学校。在课后，他一面担任侍者，还一面担任 Hotchkiss 文学月刊主编。1920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在那里成为骷髅会成员。1923年，当遥远的东方想起孙中山的国民党宣言时，大洋彼岸的卢斯也用创办《时代》杂志发出了他的媒体宣言，他将当时代表达新闻和意见的新闻文本改弦更张，他让新闻反映个人的观点，他还粗暴地强奸新闻技术，大大贬低“真相”作为新闻界硬通货的作用，同时追求新闻的文学化和故事化，小说写法的引用更是把每日的新闻报道变成了情景喜剧。此后14年，1930年创办《财富》杂志，1936年又创办《生活》画报，他以7年一本世界级杂志的速度，为他的传媒帝国垒石砌砖。每一个领域都被他开拓，并被发掘成为一个自由广阔的市场。在电视来临之前，卢斯以文学和娱乐的形式发现了新闻的另外价值。很幸运，卢斯厮靠自己的传媒哲学厮杀出了一片杂志帝国，于年富力强时，即实践了自己那个狂妄的梦想：“赚很多钱，多到没意义”，商业成功使他自视受神灵恩宠，同时又把他的职业视为神灵的感召，然后他为自己找到的使命是影响世界，工具则为他旗下杂志。 而有了钱的卢斯，却一点也不像个有钱人的做派，他不爱在生活享受上花时间，也不参加打网球、高尔夫此类运动，更不寻欢作乐，他的衣着对于上流人士来说，真是土的掉渣，不但如此他还经常搭配乱套，也不会享受美味，时时刻刻总是一副工作狂的姿态。但对卢斯来说，这算什么呢？卢斯公开说他的杂志具有强烈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同行中受到极大攻击，但他不在乎：“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 在《时代》，卢斯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是编辑的天下，在他旗下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人们告诉他无权将《时代》称为新闻周刊，因为充满个人观点，卢斯却说：“因为我萌发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尽管上过耶鲁大学，尽管进入了有钱人的上流社会，卢斯还保留着乡下人一样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卢斯曾告诉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1967年2月，亨利•卢斯死于心脏病。由他创立的《时代》40多年来第一次将逝者形象作为封面，为他的逝世制作了一期名为《朝圣之旅的终点》的报道，开头引用了卢斯的一句话：“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为自由而战的最前方的战壕里，指挥着一个小小的区域。”事实上，卢斯并没有以记者的身份写过报道，这个心怀天下拥有财势的中年男人，注视着世界，并且时刻准备着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以联合起来去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他一生，我想没有比这么说更合适了：他一生都想改变世界，杂志只是副产品！虽然三本杂志，让他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外行崇拜向往爱，内行羡慕嫉妒恨，外加不屑。但不管怎么看待卢斯，他开创的周刊这种新媒体形式，适逢其盛，《时代》主政，《财富》主商，《生活》主影，既有报纸的时效性，又兼具书本的深度性，左挖右掘，巧言令色，在各路领域内攻城略地，河山进退，为全世界的中产阶层提供了一种“中产的阅读”。在中国媒体市场化20多年的道路上，卢斯以他的杂志帝国为各路心怀梦想的媒体人树立了一座灯塔，遥遥在前。环顾国中媒体，无论是“媒体黄埔”南方报业，还是“京师庶子”新京系，或者邵忠这匹“民媒黑马”以及上海、广州的名利场杂志，几乎全不逃脱卢斯老祖的老传统，他地下有知，当为活着时影响中国不够、死了还能这般教化众生而欣慰吧！在大众消费的时代，他提高了快餐媒体的品质，在书与新闻之间，他用杂志巧妙地平衡大众的阅读口味，我觉得这是卢斯最值得称道之处，天下有两种新闻，他要做慢新闻。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一个比快的时代，他敢跟你比慢，并且能引导你慢下来！

是成是败？

读过此书之后，卢斯好像不是出版人，而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离婚、出轨等，更让人怀疑这是传教士的儿子吗？基督信仰何在？时代公司成功了，但是信仰消逝了。难到作者是美国民主党，丑化了卢斯？

他不是出版人，他是传教士

书名与其叫“出版人”，莫如改为“传教士”。卢斯终究还是“子承父业”，只不过他传的不是长老会，而是“美国教”，或曰“美国使命”，《时代》《生活》就是他的布道坛。一个成功的传教士，必定是位偏执狂，诚信自己信仰之崇高和事业之美好，百折不挠；而中国则是卢斯的心灵故乡，就跟每个人一样，容不得别人对故乡说三道四，一心期望故乡如伊甸园（美国）般美好。 全书翻译基本流畅。但是，第九章的翻译问题多多，多个人名未遵从约定俗成，比方司徒雷登译为“雷登 斯图尔特”，比方克劳塞维茨译为“克劳斯瓦茨”，比方亨利 斯汀生译为“亨利 斯廷森”；甚至连续出现编辑错误，如232页，“阻止”成了“组织”，“收音机”成了“录音机”，“印制（印刷）”成了“生产”，等等。另外，第十二章“冷战干将”也有多处译文与编辑错误，比如293页，应该是迪恩 艾奇逊即将出任国务卿，译文生硬翻译条件从句，会让人误读为阿尔杰 希斯将出任该职；而欧文 拉提摩，通常译为欧文 拉铁摩尔；301页中段，此处的“韩国”（南韩）结合上下文因该是“朝鲜”（北韩），“三八线”成了莫名其妙的“五四线”；302页中段“总统”错为“总理”；318页中段，有一处“她”错为“他”；等等。这些错误与全书的译文质量很不协调。这是怎么回事？扣除一星。

一本远远超越了人生故事的传记！

　布林克利向我们展示了卢斯是如何在短短十年之内彻底再造了杂志行业。《生活》杂志的吸引力似乎超越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卢斯本人在新闻界的影响力至今无人能及。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故事，一个关于功成名就的传奇故事。《纽约客》曾这样评价这本书：“布林克利卓越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使这本传记超越了一个人生的故事，这本书堪称一部现代政治史。”

传奇出版人亨利·卢斯传记问世

传奇出版人亨利·卢斯传记问世作者：盛韵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艾伦·布林克利（AlanBrinkley）为传奇出版人传记丛书又添力作，《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ThePublisher:HenryLuceandHisAmerican　Century）讲述了美国出版巨头亨利·卢斯的一生，卢斯的出版帝国曾经拥有《时代周刊》、《体育画报》、《财富》和《生活》杂志，可谓从方方面面影响了当代美国人的生活。卢斯的政治观念令许多人不适。他痛恨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并自诩为冷战干将。布林克利承认卢斯的保守政治观无疑影响了他拥有的杂志的　封面新闻。但布林克利也认为卢斯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他所谓的“美国世纪”，他通过杂志向全球推销了一种丰裕的美国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民主的概念。该传记猛料颇多，其中最怪异的一段是1960年卢斯甚至尝试了LSD药物，当时他的第二任太太、不羁的剧作家克莱尔·布思·卢斯百般引诱他体验药物致幻的“宁静”，以期拯救他们濒临破裂的婚姻。据说卢斯在用了致幻剂之后，坐在书桌边安安静静地开始读特里林的马修·阿诺德传记。无论幻景如何魅惑，卢斯依然信仰维多利亚时代的理念:责任和道德修养。除了描述卢斯的出版事业，传记作者布林克利还试图分析卢斯的性格。卢斯是个怪人，他不善交际，却有着疯狂的野心。他用自负来补偿心底的不安全感。比如，他曾说过自己比爱因斯坦还要聪明，因为爱因斯坦只是个“专家”，而自己是个“全才”。终其一生，卢斯担负着一种责任感，他的传教士父母要求他事事务必严肃，务必有着更高的追求。1967年卢斯去世后，他的媒体帝国也开始衰败，继之而起的是1974年的《人物》杂志。若是卢斯在世，看到那些平白浪费在明星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身上的版面，又会做何感想？

亨利·卢斯的偏执

[转贴]亨利·卢斯的偏执Thursday, June 29, 2006 6:36:41 AM亨利·卢斯, 时代20世纪美国新闻史上的巨头人物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在历史上是作为最伟大的发行人被人记住，与此同时人们奉送他的称号还有：“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教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的教育制度的总和”。 亨利·卢斯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有人说，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杂志新闻事业的革命。这个“偏执狂”首创新闻杂志的形式，创办了《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等著名刊物，30岁成为美国百万富翁，进入上流社会。美国杂志品牌的经营与延伸，对创意的无限推崇，对人力资源的发掘等杂志经营理念都是从他而开始的。他成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这一公司的主体后来辗转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新闻人和传教士 在《亨利·卢斯：创造美国世纪者的政治肖像》（Henry R. Luce: A Political Portrait of the Man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Century）中，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奉献，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罗伯特·赫兹斯泰恩教授对亨利·卢斯的研究胜过了传记作者斯旺伯格。他滑入了《时代》的风格， 大量使用象“独裁者斯大林”、“权威李普曼”一样免费的形容词，断章取义、混合比喻、折磨句法式的提出了“卢斯思想”的概念。他认为卢斯的新闻学是卢斯的父亲在中国宣讲的教条的世俗版本，总是尽最大努力确认新闻学就是传道福音。卢斯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 “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 卢斯将 20 世纪 20 年代表达新闻和意见的新闻文本改弦更张。卢斯让新闻反映他个人的观点，他粗暴地强奸了新闻技术，大大贬低了“真相”作为新闻界“硬通货”的作用。在《时代》周刊内部，风格决定内容，简洁性杀死了复杂性。小说写法的发明把每日的新闻报道变成了情景喜剧。卢斯杂志帝国包括了《时代》（ 1923）、《财富》 ( 1930 )、 《生活》 ( 1936 )、 《体育画报》 ( 1954 )， 每一个领域都被他开拓并被发掘成为一个自由广阔的市场。在电视来临之前， 卢斯以娱乐的形式重新发现了新闻的价值。他告诉《时代》的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开明新闻学的功能就是去指引和领导新世界。” 作为美国新闻界的顶梁柱，亨利·卢斯在世的几十年一直担负主要创造者的角色。教育家和宣传家、传教士和新闻人、好奇心和思想观念，这么多的矛盾在他身上一直纠葛不清。 是他把新闻的定义扩充到美国无数报刊杂志主编的身上，是他教育了老牌报纸如何去采访，如何去发掘新闻制作的广阔天地。但是他所喜欢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所看重的不是业主这个身份，而是主编这个职位。 在他出来混迹新闻界之前，新闻就是政治斗争和案例分析，卢斯将新闻拓展到了社会的细枝末节——医药、法律、音乐、书籍。而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人，卢斯还热心于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杂志反映他的整套价值观，利用他的杂志为共和党影响全国选民。从1940年大选起，他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一厢情愿的忠实喉舌。 卢斯不仅是个传教士的儿子，而且是个虔诚的清教徒，既追求财富，又讲求责任这一美国文化的特点在他身上典型地显现出来。商业成功使他自视受神灵恩宠，同时又把他的职业视为神灵的感召。他无休止地强调新闻应教育大众，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他自命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称自己的杂志是美国既成体制的代表（The Establishment）。 尽管后来上了耶鲁大学，进入了上流社会，卢斯还保留了乡下人一样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他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国世纪”，1941年2月他写下《美国世纪》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称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 卢斯告诉他的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新闻思想和观点。卢斯首创“群体新闻学”，在他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整个《时代》周刊是一台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巨大机器。 主编和 “双料使者”的斗争 卢斯公开宣称其发行的杂志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新闻同行中受到了极大的攻击。但是卢斯不在乎。他说：“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 卢斯首先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周刊是编辑的天下。人们还告诉他他无权将《时代》周刊称为“新闻周刊”，理由是杂志充满了他的个人观点，偏执的卢斯回答：“因为我萌发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卢斯是时代杂志公司的总编，也是《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编，无论发表什么文章，他都全权负责，掌控一切，谁也不能染指。一次，卢斯的一名高级记者曼宁焦躁不安，卢斯亲自飞到欧洲和他会面，劝他改变主意。会面后，爱才如命的卢斯彻底丧气，因为曼宁想当他这个角色。对于卢斯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来说，《纽约时报》主编的变更，连精明的读者也察觉不到，因为这样的大报，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鲜为人知。《时代》则不同，《时代》是编辑的杂志，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在周刊内部，主编支配高级编辑，高级编辑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记者，主编是凌驾一切之上的。 卢斯手下的记者被新闻历史学家称为“双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寻找事实真相，来佐证这个世界的变动；另一方面则与编辑部进行不断地斗争，寻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现。卢斯道地的记者好奇心和纯粹的传教士的个性分裂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严峻考验，而牺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记者的白修德。 　 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犹太人白修德，因为他实在太出类拔萃了——他的激情、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卢斯发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白修德也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1942年卢斯曾有中国之行，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结下深厚情谊，随后卢斯任命白修德为《时代》远东版主编。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而冲昏头脑，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44年，白修德发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遂发出抗议。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发不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卢斯的电文中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在冷漠的气氛中，白修德提出辞职，然后一鼓作气，写下了《中国的惊雷》。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那个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使得白修德伤透了心。其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 　　后来的事实证明，白修德是对的，而卢斯错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长谈。不久，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卢斯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亲密。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旁观者》(Adventuresof a Bystander)中分析中国管理文化是一种分化人事的文化，他比较了亨利·卢斯和毛泽东的管理方法，说毛泽东的政治手段，就是分化属下，令他们互相不信任，这样四分五裂的党派，自然无法可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杜拉克认为卢斯治理《时代》周刊的做法，正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因为卢斯在中国出生，所以他的管理方法是由中国文化学到的。 卢斯的中国情结 卢斯随作为传教士的父亲在中国山东小城登州度过了生命的最初14年，他的中文名字叫秦·卢斯。他在中国的童年过得艰辛无比，成年后他总是回忆起作为传教士儿子的悲惨之处。中国养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样依附在他身上。某种程度上，卢斯的存在是作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而存在。 卢斯一生数次访华，接触的都是少数上层人物。193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其后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1930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反共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一人。 置自己的记者从中国发回的大量客观报道而不顾，随心所欲地拼凑旨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宣传攻势，这对亨利·卢斯来说，只是一个前奏。一位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记者觉察到，随着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这些“仅一年前还揭露过河南的饥馑和中国必须匡正的时弊”的刊物，此时慌不择路，而变成了一部地地道道的宣传机器。“这部宣传机器一周接一周地炮制出的材料与国民党宣传部发表的消息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写得好一些，更容易为千百万美国人所接受”。 卢斯最常常说的话就是：“我只愿意当民主在中国恢复后的驻华大使。”晚年的时候，中国成为了共产党的天下。卢斯问一个手下多大了？手下回答：二十九。“多想回到你的那个年纪呀，”卢斯感慨万端，手下惊问为什么，“我是在一个叫做登州的小城长大的，现在那个地方已经被共产党接管，我殷切希望有一天回到那个地方，看它变成自由之乡。” 1940年代，《时代》周刊对中国报道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恐怕是美国任何报刊所无法比拟的，其报道的倾向性厚颜无耻。《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笔下的中国引人瞩目。那对漂亮的夫妇仪态万方，排练中的士兵让人难以忘怀。而事实上中国已经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从统计资料看，《时代》对华报道连续性强（平均每期1.2篇，90％登在国外新闻（Foreign News）的“中国”栏中）；覆盖面广；观点前后一致，倾向性强。专家研究后指出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但是这些历史事实却是为卢斯的编辑精心包装过的。 《时代》周刊的倾向性立场尤其表现在人物新闻上。蒋介石是《时代》周刊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蒋介石像曾六次登上《时代》封面，同一时期在报道中也经常出现蒋在各种场合着各种服装的照片。蒋的生平被数次长篇介绍，极富传奇。此外，在新闻报道中，综述和背景介绍中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华文化和孙中山思想的捍卫者、抗战英雄、反共排头兵。与之对应的，《时代》周刊称毛泽东为共产主义头子（Communist Bose），顽固的、个性化的、沉默寡言的内战专家、资深的共产国际分子。 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览历史，影响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对卢斯在中国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卫·哈伯斯塔姆这样锋利的批评家， 都只能把罪恶归咎给卢斯， 是它接着导致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 卢斯的“美国世纪”观点最后为美国强硬派人物福斯特·杜勒斯所接受和继承，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所以历史上有人不得不说20 世纪 50 年代被证明了是“卢斯的十年”。 《生活》周刊的辉煌与没落 2000年，美国时代集团宣布旗下杂志《生活》(Life)月刊5月出版最后一期。虽然在声明中没有使用停刊字眼，又称日后仍会不定期以《生活》的名义出版特刊或书本，但已变相等于宣布停刊。时代集团主编默勒在召集《生活》编辑部宣布有关消息后说：“没有人掉泪，我想部分原因是多年来有关《生活》寿终正寝的消息都不绝于耳。” 这是《生活》杂志自创办以来第二次停刊，上一次是在1972年。时代集团主席唐·洛根和《生活》杂志主编诺曼·珀尔斯坦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生活》是一种有价值和荣耀的特权。然而，尽管许多天才的出版者和编辑殚思极虑，但这本综合性月刊杂志还是难以为继。” 《生活》杂志由卢斯在1936年创办。卢斯和他的同事瞄准了机会，创办了这本图片杂志。在此之前，报刊杂志发表的照片通常都是预先约定的或是摆好姿势的，这也许与摄影机的体积大和易破碎的特性有关。随着轻便式照相机的面世，摄影界的革命开始了，摄影者们可以迅速捕捉一瞬间的影像。正是这种新型相机给了卢斯创办图片杂志的新意念。卢斯说：“为了使聪明的人们对普遍关心的事物做到见多识广，我们将为你提供每天的报纸、《时代》周刊和图片杂志。” 美国著名摄影家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摄的表现下班后的大坝工人的照片被选中作了《生活》创刊号的封面。杂志编辑在序言中写道，怀特的纪录美国第一线生活的照片“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杂志成立后，摄影记者成为了《生活》周刊的主角。亨利·卢斯的思路是，和传统的完全依赖文字记者和编辑的办刊方式相比，《生活》杂志更需直观和动感，一切都为了“图片，图片，还是图片”。“当然任何一幅摄影作品捕捉的都是生活的一瞬间，所以我们需要同样优秀的文字编辑，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字说明，让每一幅静止的照片都活起来！”。在亨利·卢斯看来，任何期刊的创办，和读者都应该是“交互式”的： “看生活(LIFE)，看世界，目击大事的发生，撞上贫穷的脸颊，感受自豪的手势与陌生的一切——机器、军队、人群、投在丛林中与月亮上的阴影；看人们的工作……看千里以外的万物，隐藏于墙后与屋内的一切；看危险袭来，男欢女爱与膝下婴儿缠绕……(我)看见了，所以我心生愉悦、困惑或茅塞顿开……” 该杂志最著名的商标是红底白字的“Life”字样。其中最著名的照片虽然没有成为1945年8月出版的杂志的封面，但这仍无损其作为最著名的庆祝二战胜利的照片，它捕捉了纽约的时代广场上一名海军士兵知道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搂着旁边一名陌生女子拥吻的瞬间。 《生活》杂志的大出风头还有一次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的1969年6月27日，那个时候拉尔夫·格雷夫斯刚刚接手《生活》周刊主编三个星期。越南战争好象远离美国本土，与美国人的生活没有丝毫的联系——《生活》杂志将这个谎言彻底打破了：平淡的一周，没有大战，阵亡的242名美国年轻士兵的头像就这样打破了国内的沉默，那些穷人、黑人、乡下人以及蓝领阶层的子弟的照片令人惨不忍睹，这是《生活》新闻报道的一个最高峰。 《生活》杂志停刊了，多数从事摄影的人士都表示了哀悼。但是正如视觉专家顾诤所说：《生活》的停刊除了电视和互联网的挤压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所代表的西方主流话语与价值观念的统治力量的式微。《生活》一直在用大量的图片宣传美国生活方式，证明美国生活方式的唯一正确性，这是一种将“事实简单化的线性的图片组合方式”，一种“影像快餐”。它在1972年的停刊原因在于“它所代表的保守清教主义的价值观受到1968年以后的多元价值的挑战而无所适从”。以“图片报道”起家，又因为“图片报道”而没落，《生活》杂志的故事作为媒介发展的历史一直被新闻历史学家所记忆。 《财富》的成功模式 《财富》周刊的创刊号在1930年的2月摆上了零售商的货架子，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亨利·卢斯创办《财富》是不幸运。对别人的指责与嘲笑，亨利·卢斯有他自己的打算，那就是——“1930年，意味着新的十年的开始”，而《财富》杂志也的确是当时全美第一份响当当的商业周刊。 1930年2月，第一期财富杂志与大众见面，3万份184页光艳豪华、近乎奢靡的创刊号照耀了亨利·卢斯的凌云壮志。在亨利·卢斯眼里，那些在华尔街街头踱着方步的商人们既没有什么教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良心，与其对他们风花雪月弗如对牛弹琴——那些拿了MBA学位的名校生与经济评论学家在亨利·卢斯面前也因此成了酒囊饭袋。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了亨利·卢斯的掌上明珠，“傲慢、尖刻与捕风捉影”成了一时的文风。摄影师玛格雷特·怀特等人亦功不可没，他们深入田间与工厂，用实实在在的生活将从前报刊杂志中的经院味一扫而光。 在卢斯看来，他要做的就是将那些灰心丧气的企业家们从办公室里拖到大众面前，让人们渐渐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指日可待。到1937年时，《财富》的发行量超过了46万份，作为华尔街的必读刊物，《财富》成为世界经济报道期刊中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亨利·卢斯认为商业是 “美国社会的核心”，商业行为保证了对自由市场的严格要求，从而能确立自由社会的基础。卢斯看出美国大多数生意人的昏昏欲睡、目光短浅，不配肩负责任。他决心挖掘出一批行为高尚的实业家为榜样。 卢斯的遗书中清楚地写到，他希望《时代》是一个有公信力的盈利公司。既强调社会责任感，同时兼顾利润。对《财富》杂志来说，新闻自由的原则更占上风。在公司内部有“国家”和“教会”之分。“教会”代表编辑部门，“国家”代表经营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历来有人为的争端。《财富》杂志绝对不会让广告、美元来左右编辑部的立场。《财富》的核心竞争力是“和资本主义的商业成功联系在一起”，它和《商业周刊》（定位为：影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福布斯》（定位为：对人物的关注和对私营企业的关注）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势的三家商业杂志。 如今，《财富》杂志企业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之间，以上一年销售额为基准对世界大企业进行排名。除了销售额之外，还要公布利润、资产、雇员等指标。《财富》杂志的企业评价以1995年工业公司与服务公司混合排名为重要分水岭。 1955年，《财富》接受一位名叫埃德加·史密斯的编辑的建议，开始以上一年销售收入为主要参数对美国500家大工业公司进行排名。1983年，杂志开始公布规模完整的美国500家大服务公司的名单。1995年开始，杂志开始不再对美国工业企业与服务企业分别排名，而是混合地排出美国500强。 《财富》杂志现任总编休伊说：“我们受抱怨只是因为我们把事实告诉了人们。古希腊有一个名言：你不能把报告坏消息的人杀掉，因为他只是一个信使。你对新闻原则的执着程度，也就形成你的公信度，这是你作为媒体的最大卖点。公信度就是新闻与宣传的最大区别。” 时代公司现在依旧是全球最大的杂志集团，拥有30多种期刊，其中有全球影响的就有八九种。1923年亨利·卢斯先生创办《时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本新闻类杂志；几年后创办《财富》时，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专门为企业、为老板办的杂志。时代公司的诀窍是：第一是注意培养自己的应变能力，杂志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第二是独特的公司结构。在时代公司，有两个并行的序列：“教会”与“国家”。“教会”是编辑系统，最高首脑是总编辑；“国家”是经营系统，最高首脑是总裁。“教会”不考虑广告不考虑挣钱，只考虑如何按他们的原则和理念办出一本读者信任的、最好的杂志；“国家”则负责市场推广和挣钱，他们决不对“教会”施加任何影响。 “全球500强企业排名”的成功以及两年一度的“财富论坛”的成功，是卢斯品牌延伸的一个最好案例。美国杂志把品牌当作生命，《财富》的成功模式多少启发了《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每年评选“美国大学排行榜”以及《商业周刊》两年评选的“25所最佳商学院”。 传媒帝国多元化 50年前，《时代》杂志要买下一家出版教材的公司，理由是那家公司能赚钱，时代公司的老板亨利·卢斯并不赞同这桩交易，他的理由是，所有他出版的东西——不管是《时代 》、《生活》、《体育画报》还是《财富》，都应该是他这个总编看过的东西，他不会去看一套套教科书，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呢? 这个理由并没有阻止《时代》杂志的收购计划。 事实上，亨利·卢斯的经营策略一直是扩张，他相信经济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他垂死的阶段，卢斯下定决心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让公司上市，变成公众公司；二是自己退休，将自己的责任一分为二，他深知“教会”与“国家”各自独立的重要性。因此自1964年起，这种结构就正式形成。卢斯先生想要创造的是一种体制，不管谁来都能够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行。而这个体制的背后是公司文化。卢斯的真正继承人在经营方面是安德鲁·海斯克尔，在编辑方面是赫德利·多诺万（Hedley w. Donovan）。 时代公司的奠基人亨利·卢斯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2000年1月10日早上，21世纪的引路人——AOL美国在线总裁史帝夫·凯思出任刚刚诞生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主席，合并后的公司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世纪联姻，钟声为谁而鸣？这个结合，在一般人看来，更像一次婚姻。 联姻的结果是一个超级媒体家庭的诞生，它将覆盖报纸、杂志、电视网、电影、音乐、卡通与互联网等多个媒体领域。 时代华纳的一个源头就是卢斯的时代公司，1923年由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布里顿·海登（Briton Haden）创办，它以印刷媒体起家，乘着摄影技术发展的东风，在杂志上大量采用图片新闻，成为图片新闻的先驱和出版业大亨。另一源头是作为电影技术受益者的华纳兄弟公司。华纳同样创始于1923年，1927年因制作第一部长篇有声电影 《爵士歌手》而声名大振。华纳公司的其他经典影片还包括 《卡萨布兰卡》（1942年）和《无故反叛》《1957年）等。1972年华纳公司更名为华纳通讯公司，并最终成为音乐和有线电视的主力军。 时代华纳是历经两次大型合并后形成。第一次是1989年由时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和华纳通讯集团合并；第二次是1996年时代华纳与特纳广播公司合并，将 CNN纳入公司，后者的创立者泰德·特纳（Ted Turner）成为时代华纳的副主席。时代华纳的版图内，有CNN、TNT、迪斯尼等电视台、多家著名的杂志、报纸、出版社以及网站，在音乐、电影和有线电视等领域也有极强大的竞争力。 1992年4月中旬《时代》以“最彻底的改革”面貌示人。该刊华裔老臣姜敬宽1993 年8月写了一本《 时代七十年》的书，在文章《<时代> 前途——新闻理想？商业挂帅？》中指出《时代》及集团旗下的《人物》、《娱乐周刊》等刊物，“和卢斯及他的伙伴所遵循的理想与道德基本原则 相去甚远。即是纯粹“为 利” (for profit)，而不是“为义”(for righteousness)。 在弗吉尼亚州的杜勒斯，“美国在线”的总部里有这样一块铜牌，上面写的是：“美国在线的任务：建立全球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中介，就像电话或电视机一般，甚至更有价值。 ”如今，在卢斯的《时代》杂志的遗产之上，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个当今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正在以制造全球最庞大的信息而狂飙突进。 附录：卢斯新闻思想要点 【群体新闻学】 (group journalism) 群体新闻学为卢斯首创，在杂志的编辑中，卢斯要求记者只写出新闻的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来决定一切，发挥编辑、撰述员、特派员和研究员的工作合力。整个《时代》周刊是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一台机器。卢斯认为这个世界只是他的记者和杂志对偶然事件的观察进行证实的固定模式。 【解释性新闻报道】（Interpretative News）解释性新闻报道也是卢斯以及《时代》周刊的贡献。一方面，《时代》周刊的写作内容丰富，手法生动，使得新闻变成故事一样吸引人；另一方面还能寓理于事，以事明理，点破事件的意义，缩小或扩大事件影响，它不靠改变新闻，而是利用各种手段改变新闻的意义，来发表无形意见，从而引导读者在不自觉中赞同它的立场和观点。 【人名创造新闻】（Name Makes News） 《时代》周刊的倾向性立场尤其表现在人物新闻上。卢斯认为，大量生动的人物新闻是《时代》的特色。《时代》周刊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就是封面人物。当代有很多批评家认为《时代》周刊陷入了封面故事的肤浅拼凑之中。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封面报道也是《时代》周刊的创举，杂志内页进行详细报道和论述的文章的主要文章，在封面上通过照片、图片或者标题加以突出。杂志的封面报道大概相当于报纸的头条新闻。《时代》周刊的编排制作方法，后来受到国内外新闻杂志的流仿。 【年度新闻人物】（Man of the year）从1927年起，每年年终《时代》周刊要选择对世界事态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为“风云人物”，也叫“新闻人物”、“年度人物”，用以提高杂志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核心辐射力】 一般公众对美国国外事务不太关心，只有大约25％的美国人对对外政策感兴趣，这些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能出国旅游，或出于职业原因对国际问题感兴趣，如记者、编辑、商人、劳工领袖、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一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其意见往往能传给更多的人，构成所谓“舆论精英”。在美国一直有“谁调动了精英，谁就调动了大众”之说。卢斯的读者群正属于“舆论精英”和“意见领袖”的范围。时代杂志是一系列光谱的核心，它的影响数量可以达到200万，而这些人可以传达给更多的受众。 【新闻周刊】(News Weekly) 新闻周刊一般被认为是杂志风格和出版期限的自我囚徒。他们每周发行一次，无法抢先发表新闻，需要足够的内部消息的逸事和珍闻。细枝末节对新闻杂志具有重要意义。新闻周刊的做法是从卢斯开始的。 【快新闻与慢新闻】 卢斯告诉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代》周刊是为“忙人”而办的刊物。 【教会与国家】 卢斯深知“教会”与“国家”各自独立的重要性。自1964年起，这种结构正式形成。卢斯想要创造的是一种体制，不管谁来都能够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行。“教会”是指编辑系统，最高首脑是总编辑；它的“国家”是指经营系统，最高首脑是总裁。“教会”不考虑广告不考虑挣钱，只考虑如何按他们的原则和理念办出一本读者信任的、最好的杂志；“国家”则负责市场推广和挣钱，他们决不对“教会”施加任何影响。

这本书是一部疯狂的赤裸的现代政治史

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的传记「出版人」预计再过一周就能上市了，这本书让人爱不释手，很有料，不只是人物传记，同时将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映射到了小人物的悲剧上，时代周刊利用信息不对称向美国人宣传了错误的中国形象，事实上西方媒体现在仍在使用这一策略。这本书是一部疯狂的赤裸的现代政治史

亨利•卢斯：他孤独地死于心脏病

亨利•卢斯：他孤独地死于心脏病2004年，《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书在中国出版，作者署名为“新闻自由委员会”，相信有很多人与我一样，对“新闻自由委员会”充满好奇，这个委员会成员的学科背景极广，涉及法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胡适先生也在其中，由亨利•卢斯于1941年捐款二十一万五千美金成立。亨利•卢斯创立了《时代周刊》、《生活》、《财富》这些世界新闻史上影响深远的刊物，为二十世纪最有权势的传媒人物，出资聘请学者研究媒体社会责任，决非作秀。从书的内容而言，更可窥见卢斯的社会情怀和文化理想，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制下，提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然而，一直以来，卢斯在中国是多重显影，他以支持中国抗日第一人闻达于国人，又以极度同情蒋介石政府而令人疑惑，他以他的媒体事业，在近十年中国市场化媒体发展过程中，被那些心怀梦想的媒体人，当做探索之途上的明亮灯塔，他也因对共产主义的极度反感，在政治历史研究者笔下，投下一个固执敏感的影像。艾伦•布林克利的《出版人》，是第一本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卢斯传记。布林克利是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其著作《美国史》曾于2009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他也是当时出面解释为何要把克林顿性丑闻弹劾案，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学者，所持的理由是，此案对美国近代史有重要意义。2010年，布林克利执笔这本《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在美国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关于卢斯的传记为数不少，布林克利版的卢斯传，颇有翻案的意味。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布林克利所看重的，是卢斯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财富与权势并非判断其成就的尺度。他在傲慢与偏见的对峙中，置入更多真实，让愿意理解卢斯的读者，可以摆脱原有的印象。1898年4月3日，卢斯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与司徒雷登同期到中国传教的基督徒。时代公司的辉煌，对中国问题的极度关心，传教士式的美国民族主义，是卢斯一生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对于前者，布林克利认为，卢斯出版帝国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全国性大众文化横空出世，为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服务。卢斯旗下的刊物成功而有影响力，但是“其广度、原创性与创造力与它们的缺陷同样伟大”，若没有亨利•卢斯，也会有其他的“亨利”出现。卢斯所不可替代的，是他独特的思想。布林克利并没有详细分析卢斯出版管理的理念，限于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也没有精确分析卢斯旗下杂志的盈利模式，而是检视这些杂志所刊出的内容，以此分析卢斯的思想与立场。卢斯于年富力强时，即实践了自己那个狂妄的梦想：“赚很多钱，多到没意义”，然后他为自己找到的使命是影响世界，工具则为他旗下的杂志。卢斯在自己的时代公司有过多个名号，而他一直把“总编”紧抓于手，这让他始终拥有改变杂志内容与主题的权力。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开始，卢斯热切关注世界局势，潜意识里希望自己成为改变世界的伟人之一，直至去世。在不确定的时代（二战、冷战），一个心怀天下拥有财势的中年男人，注视着世界，并且时刻准备着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以联合起来去影响美国的国际政策。布林克利结合时代背景重塑了卢斯的形象。这也是这本传记最为突出的特点，把卢斯的政治生活与思想作为传记主体。《纽约客》去年即称这是一部现代政治史。1940年1月，卢斯为《生活》写了一篇题为我们美国人的社论，明确提出美国必须联合英国，与德国纳粹抗衡，但是编辑不同意刊发如此直接的社论。一年以后，卢斯扩充了这篇社论，以“美国世纪”为名，发表在《生活》杂志。这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呼吁美国人介入战争，认为美国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与自由和进步相容的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上承担责任，声张正义，追求自由与真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善人，并称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卢斯对美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期待，如果再多一点想象力，几乎是后来联合国的职责，以及“拯救陌生人”的国际人道主义思想的雏形。只是当时战乱，他尚不能想象不同国家坐下来和谈，只能期待当时最发达的美国，能寻求与其实力相符的责任。本书作者布林克利对卢斯的中国情结写得非常仔细，涵盖了民国时期中美外交的重要事件，并涉及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如果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国际事务，当做是一个游戏，卢斯肯定是迅速通关，实现全球正义的玩家。可惜纸上谈得火热，现实终究冰冷。1967年卢斯死于心脏病，冷战的幽灵还在地球上晃荡。由他创立的《时代周刊》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将逝者形象作为封面，为他的逝世制作了一期名为“朝圣之旅的终点”的专题报道。报道开头引用了亨利•卢斯的一段话：“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为自由而战的最前方的战壕里，指挥着一个小小的区域。”成稿于2011-12-04《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美】艾伦•布林克利 著朱向阳 丁昌建 译法律出版社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