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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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ISBN:9787542829528
作者:任鸿隽
页数:771页

内容概要

任鸿隽(1886-1961),著名的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主要创建者之一,任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

书籍目录

目录绪论一、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重刑轻民的原因二、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阶段与相应的特征三、清代民法的地位与特点第一章 清代民事立法概况第一节 入关前的民事法律规范一、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相应的法律地位二、确认国有土地所有权和计丁授田的分配制度三、以借贷为主要内容的债法四、带有满洲习俗的婚姻与继承

作者简介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1886年生于四川省垫江县。1913年,他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1914年夏,他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科学》月刊也于同年正式问世,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任职期间,充分发挥该会职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综观任鸿隽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中国科学传播事业的开创者,是探索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开路先锋,是现代科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那个时代的拓荒者。 
科学,是任鸿隽一生生命的中心点。他的思想和著述,仍然是今天的我们观照科学、思考科学的起点。比如时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任鸿隽早在1914年留学期间就曾发起“科学救国”运动;比如时下倡导“科学精神”,任鸿隽早在1916年就发表过《科学精神论》的文章,1939年撰文指出要通过科学教育来“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再比如时下非常关注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而在任鸿隽的著述目录中,长长地排列着《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科学之应用》、《科学与社会》等“先问其道”的文字……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推进科学、弘扬科学文化,任鸿隽先生闯出的路都对我们会有重要的启示。
本书围绕“科学救国”这一主题选材,包括论文、评论、讲演词、会议报告、序跋、译文、信函等,凡80万言,100余篇文章。全书分为5个部分:“追问‘科学之为物’”是其早期(1914年至1918年)对于科学概念和意义的思考、“播撒‘科学种子’”是其1918年至1926年左右倡导科学研究的文章、“运筹‘因材而笃’”主要是其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职期间对于科学政策的思考和探索、“痴情说‘国策’”主要是其倡导把科学作为国策的建言、“漫述‘前尘’”则是其对本人生平和工作的回忆和总结的文字。这些文章既反映了任鸿隽的一生轨迹,也折射了我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在阅读中,该“文存”使大家重新回到了那个中国现代科学“刀耕火种”的年代,感受到了那一丝丝创业的艰辛和暗夜中烛光的温情。
任鸿隽的主要贡献和著述是在20世纪前半叶完成的,他去世也有40多年了。他的文集虽然“迟到”了半个世纪,但“拓荒者”撒下的“科学种子”必将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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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文/江晓原   来源:科学时报一本近800页的精品图书,《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在上海2002年8月隆重召开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成为赠送给正式代表的一份厚礼,引起了普遍赞叹。当初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来和我接洽此事时,我真是不折不扣的“喜出望外”──作为大会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当时我正希望提高礼品的文化含量。  当年任鸿隽赴美国留学,很快成为当时留学生界的领袖人物。1915年他创办《科学》杂志,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他创建的“中国科学社”,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坚持到1960年,终于寿终正寝;至于《科学》杂志,经多年停刊之后,总算有一份名称相同的杂志至今还在出版。任鸿隽的名字也许对今天的年轻人已经陌生,但他实在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如今要通读此800页的大书,绝大部分的人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将此书当成一座丰富的矿藏,从中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乘兴发掘了一阵,颇有所获,这里先报告和今天有着某种联系的几项。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近年学术界颇有争论的问题。而任鸿隽早在80多年前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表达了明确的意见,见于他发表在《科学》创刊号上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先看他的傥论:  今夫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知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之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周秦之间尚有曙光,继世以后乃入长夜,沉沉千年,无复平旦之望。何彼方开脱之易,而吾人启迪之难也?……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  他明确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他所找出的原因则是“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这个原因,今人听之,也许不过泛泛而已,但是对于任鸿隽来说却非同小可!他的一生事业,正是针对这个原因而设的──办《科学》、创科学社,数十年心力,目的安在?不就是要将“研究科学之方法”引进中国吗?  “海龟”如今也是热门的话头。留学归来,金光灿烂,忠悫者自是报效祖国,奸猾者难免招摇撞骗。报效祖国,常苦于学非所用;招摇撞骗,自乐在吃喝嫖赌。而早在1915年,任鸿隽在“归国后之留学生”一文中,已经为我们报道了这两方面的生动例子,其一见于他的“同学某君”归国后写给他的信:“此间亦有留美学生会,月聚一次,……会中无他事,唯大饮大嚼及叉麻雀牌耳。”对于这些“自命曾受新教育之人”,不能用宝贵光阴做有益事业,却“博弈饮酒以终日”,任鸿隽当然是痛心疾首。  第三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是关于大学理科教育应该采用英文教材还是中文教材。最近国内颇有鼓吹使用英文教材者,有的学校还对能用英语授课的教师给予奖励。对此我们看看任鸿隽在1933年发表的“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一文,别有趣味。  那时大学理科教材中还是英文的居多,而任鸿隽虽是留洋归来,却主张应该尽量使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文教材。他对于当时英文教材占主导地位表示遗憾,找出的原因有二:“一是教者及学生们还不曾摆脱崇拜西文的心理,以为凡学科能用西文原书教授,便可以显得它的程度特别高深。”二是中文教材水平太差,难以择用。他还在统计数据中找出依据:当时中国在生物学方面进步较快,结果当时生物学教材中,中文教材的比重远远大于其他各科。在这里中文教材的比重似乎成为该学科进步程度的一个指标。  如今当然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的绝大部分理科教材都是中文的。现在主张用英文教材者,多半是着眼于增进与西方接轨的程度、加强和西人交流的能力之类,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采用英文教材,甚至以英文授课,利固有之,弊亦难免。困于语言而降低程度,还只是表层问题,也不难解决;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各科课堂上都弃母语而不用,长此以往,会有什么后果?此事利在表层,在眼前;而弊在深处,在久远。任氏之言,不可不思也;推行政策,不可不慎也。  最后再说另一个眼下许多人士感兴趣的话题,即所谓“李约瑟难题”,对此任鸿隽也早有高见。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任鸿隽就是这样翻译该书书名的(我们现在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头两卷在1954年、1956年出版于剑桥,1957年任鸿隽就写了两篇书评进行介绍。他还对今天的“李约瑟难题”作了他自己的解答,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的原因有两条:一是“缺乏科学方法”,二是“急于追求应用”。旨哉斯言!半个世纪过去,这两个毛病,我们恐怕还没有改掉吧?  任鸿隽本人虽然没有在科学前沿上做出多少贡献和成绩,但创办《科学》,创建中国科学社,传播科学,梦想以科学救祖国,追此一梦,就可以不朽。其实任鸿隽所做之事,殆可一言以蔽之,曰“科学文化”而已矣──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任鸿隽,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文化人”呢?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科技传播的领军人物,可惜被埋没了,现在知道的人不多,当年毛泽东就是他们办的杂志<科学>忠实读者.竺可桢/李四光更是其中的撰稿人.解放后任老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后来想再重整旗鼓也不怎么可能了.当今的上海科技出版社就是他们当年科学社的化身,这几十年出了好多好书,也算是优良传统了吧.希望能给任老前辈一丁点心灵上的慰籍.
  •     多好的任家花园,多好的任家人.几十年的沉沦终有尽头!不过,这本书到手时,像旧的,有污损.打电话给当当,说送20元购物卷,不知道会不会真的送来,呵呵.
  •     非常好,其中论述“学生不是学校的主人”的观点非常棒。
  •     被人遗忘的任鸿隽绝对是大师级的人物,虽然过去100年,他的思想也不过时。在追求功利的当下,我们国家更需要科学精神,唤醒全民族的科学意识,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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