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国之梦》书评

重寻旧梦意如何？--读《任鸿隽文存》

文/江晓原 　 来源：科学时报一本近800页的精品图书，《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在上海2002年8月隆重召开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成为赠送给正式代表的一份厚礼，引起了普遍赞叹。当初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来和我接洽此事时，我真是不折不扣的“喜出望外”──作为大会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当时我正希望提高礼品的文化含量。　　当年任鸿隽赴美国留学，很快成为当时留学生界的领袖人物。1915年他创办《科学》杂志，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他创建的“中国科学社”，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坚持到1960年，终于寿终正寝；至于《科学》杂志，经多年停刊之后，总算有一份名称相同的杂志至今还在出版。任鸿隽的名字也许对今天的年轻人已经陌生，但他实在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如今要通读此800页的大书，绝大部分的人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将此书当成一座丰富的矿藏，从中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乘兴发掘了一阵，颇有所获，这里先报告和今天有着某种联系的几项。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近年学术界颇有争论的问题。而任鸿隽早在80多年前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表达了明确的意见，见于他发表在《科学》创刊号上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先看他的傥论：　　今夫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知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之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周秦之间尚有曙光，继世以后乃入长夜，沉沉千年，无复平旦之望。何彼方开脱之易，而吾人启迪之难也？……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　　他明确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他所找出的原因则是“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这个原因，今人听之，也许不过泛泛而已，但是对于任鸿隽来说却非同小可！他的一生事业，正是针对这个原因而设的──办《科学》、创科学社，数十年心力，目的安在？不就是要将“研究科学之方法”引进中国吗？　　“海龟”如今也是热门的话头。留学归来，金光灿烂，忠悫者自是报效祖国，奸猾者难免招摇撞骗。报效祖国，常苦于学非所用；招摇撞骗，自乐在吃喝嫖赌。而早在1915年，任鸿隽在“归国后之留学生”一文中，已经为我们报道了这两方面的生动例子，其一见于他的“同学某君”归国后写给他的信：“此间亦有留美学生会，月聚一次，……会中无他事，唯大饮大嚼及叉麻雀牌耳。”对于这些“自命曾受新教育之人”，不能用宝贵光阴做有益事业，却“博弈饮酒以终日”，任鸿隽当然是痛心疾首。　　第三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是关于大学理科教育应该采用英文教材还是中文教材。最近国内颇有鼓吹使用英文教材者，有的学校还对能用英语授课的教师给予奖励。对此我们看看任鸿隽在1933年发表的“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一文，别有趣味。　　那时大学理科教材中还是英文的居多，而任鸿隽虽是留洋归来，却主张应该尽量使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文教材。他对于当时英文教材占主导地位表示遗憾，找出的原因有二：“一是教者及学生们还不曾摆脱崇拜西文的心理，以为凡学科能用西文原书教授，便可以显得它的程度特别高深。”二是中文教材水平太差，难以择用。他还在统计数据中找出依据：当时中国在生物学方面进步较快，结果当时生物学教材中，中文教材的比重远远大于其他各科。在这里中文教材的比重似乎成为该学科进步程度的一个指标。　　如今当然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的绝大部分理科教材都是中文的。现在主张用英文教材者，多半是着眼于增进与西方接轨的程度、加强和西人交流的能力之类，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采用英文教材，甚至以英文授课，利固有之，弊亦难免。困于语言而降低程度，还只是表层问题，也不难解决；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各科课堂上都弃母语而不用，长此以往，会有什么后果？此事利在表层，在眼前；而弊在深处，在久远。任氏之言，不可不思也；推行政策，不可不慎也。　　最后再说另一个眼下许多人士感兴趣的话题，即所谓“李约瑟难题”，对此任鸿隽也早有高见。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任鸿隽就是这样翻译该书书名的（我们现在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头两卷在1954年、1956年出版于剑桥，1957年任鸿隽就写了两篇书评进行介绍。他还对今天的“李约瑟难题”作了他自己的解答，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的原因有两条：一是“缺乏科学方法”，二是“急于追求应用”。旨哉斯言！半个世纪过去，这两个毛病，我们恐怕还没有改掉吧？　　任鸿隽本人虽然没有在科学前沿上做出多少贡献和成绩，但创办《科学》，创建中国科学社，传播科学，梦想以科学救祖国，追此一梦，就可以不朽。其实任鸿隽所做之事，殆可一言以蔽之，曰“科学文化”而已矣──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任鸿隽，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文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