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历险

章节摘录

　　韦伯不是革命者。他确实偶然写过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是“理想类型之建构的最重要例子”，所有那些使用马克思的那些概念的人都知道它们是多么地富有成效，只要他们把马克思描述为力量的内容看作是意义就行了。但是，对韦伯来说，这种调换是既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相兼容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借助于经济学的因果说明，在它的革命实践中，韦伯从来就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基本选择的出现。由此可以看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个伟大的精灵是作为一个外省的德国资本家在评判那些革命运动（他是1918年以后的德国革命运动的见证者）。慕尼黑暴乱曾把他最会说教的学生摆到了革命政府的首脑位置上（在学生面临镇压之际，韦伯在法庭面前为他辩护说，“上帝在其盛怒中使他成为了政治人物。”①）。韦伯只停留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真实事件中，他从来没有在1917年以后的革命中瞥见一种新的历史意义。他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对他来说不是革命，也就是说，不是对于历史整体的创造。他把革命主要描述成一种军事独裁，至于其余的，则是妆扮成政治人物的知识分子的一场狂欢舞会。　　韦伯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们在一开始时就说过，他有别于旧的自由主义。雷蒙·阿隆说过，他的政治，就像阿兰的政治一样，是一种“知性政治”。只不过，从阿兰到韦伯，知性已经学会了怀疑自己。阿兰推荐的是一种稍许简易的政治：每天只做公正的事，而不操心其后果。每当人们处于I临界情景时，这种智慧总是沉默无声，知性因此仍与它的原则相悖，有时是激进的，有时是顺从的。韦伯自己清楚地知道，知性只是在某些临界点之间才能自如地起作用。他有意识地赋予知性这一任务：把历史维持在历史摆脱了二律背反的区域之内。他不对知性提出一个孤立的要求。在一种我们并不能确保其最终具有合理性的历史中，那个选择了真理和自由的人并不能证明做出其他选择的人们是荒诞的，甚至他也不能自嘘他已经“超越了”他们。“一个领略过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的命运就在于知道，我们不可能通过完整地研究世界事件之如其所是来破译它的意义，相反，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出世界事件，对世界的洞见从来都不可能来自对事实的认识，因此，那些强烈感动我们的最崇高的理想从来都只是在与其他的理想（它们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神圣的，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一样）的战斗中才具有价值。”①　　韦伯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假设一种政治的九霄云外，也没有把民主制度的形式领域奉为绝对，他承认所有的政治都是暴力的，甚至民主政治也以其自身的方式归属于暴力。他的自由主义是好斗的（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英雄主义的。这就是说，他承认他的对手的权利，他不同意去仇恨他们，他不会逃避与他们的会面，为了说服他们，他只考虑他们自身的矛盾，只考虑用以反驳他们的争论。对于他所拒绝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他不想把它们置于不受法律保护之列，他没有放弃去理解它们。在帝国时期，他持反对潜水艇战争和支持一种白色和平的立场，但他宣称自己与那些杀死进入但泽的第一批波兰人的爱国主义者休戚与共。他反对左派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让德国独自对一战负责，并事先宽恕了外国人的占领），因为他认为对这种自咎的滥用会为明天酝酿一种猛烈的民族主义。但他又出庭支持他在和平主义宣传中受到牵连的学生们。尽管他不相信革命，他还是表达了他对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①和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②的敬意。他在大学内部反对政治上的歧视。他说，也许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会让一位学者准备去考虑历史的某一侧面，如果没有这些观点，这一侧面就会继续受到忽视。尽管他已经小心翼翼地在他的教学中抛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服务于某一事业或突出他的人格的东西，他仍然支持教授们的政治参与，只要是在讲坛之外，在用于讨论的一些论著中，在对手可以做出回应的一些公共集会中；只要学术的独白不被偷偷地用于一种宣传……韦伯于是维持着链条的两端。他于是让真理和决断，认识和战斗同时运行。他于是得出结论说，自由从来没有为某一压制挣面子。③　　这比一种妥协更好吗？在他的人格之外，他成功地统一力量的意义和自由的意义了吗？除了两者择一的方法外，还有同时满足两者的方法吗？当韦伯想要在这些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政党时，他是如此轻易地放弃了，他是如此快地退回到了他的研究中，以致人们开始认为他并不是很坚持这个政党，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超越的阻碍在那里，最终说来，一个不玩弄游戏规则的政党只是一个乌托邦。

前言

　　《辩证法的历险》是一部政治哲学作品，但它与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作品迥然不同。要真正读懂它，不仅需要了解其作者的一贯哲学思想，而且需要熟悉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必须重温“自由的冒险历程”①，尤其要了解“法国知识分子世纪”的“萨特时代”②。著名史学家维诺克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一词是1898年，即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开始使用的……在整个20世纪，我们都看到那些文人和艺术家通过‘知识分子’的角色，捍卫和平、自由与人权。”④他把所谓的知识分子世纪分成三个时代，巴雷斯、纪德和萨特分别为其象征。

内容概要

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知性的危机第二章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章  《真理报》第四章  行动中的辩证法第五章  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跋译后记

编辑推荐

　　莫里斯·梅洛－庞蒂，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本书借助马克思·韦伯的关于合理性的思想，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加以区别，并分析辩证法在这两者中的表现和命运。同时，批评了萨特奉行的“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

作者简介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劳—庞蒂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1955年出版。全书除前言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马克斯·韦伯的哲学思想；第二章论述由卢卡奇创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三章阐述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列宁主义；第四章论述“共产主义哲学中的二律背反”与“行动中的二律背反”；第五章评论萨特靠近共产党的激进立场。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书不是要在政治基础上，而是要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罗列经验。”即从政治着眼，考察本世纪以来辩证法思想的历史演变。书中通过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揭露“今天的共产主义”“抛弃了什么，对什么退让了”，从而阐明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和对列宁主义的仇视。在本体论方面，作者否认物质的客观性，认为物质不是指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而是仅仅指作为实践支撑点的物质，似乎离开实践，物质就不存在，只是抽象的“形而上学”。否认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不仅把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关系，而且宣称辩证法“就是连续的直觉，就是对有后果的历史的持续阅读”。自然辩证法“只是在一种次要和派生的意义上”才存在，它是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来的“冒险主张”和“最经不起推敲的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历史惰性”，正是由于把辩证法归于物质而造成的。在认识论方面，作者把主体性的“痛苦关系”看作“大体近似的”实践，但认为实践并不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是一种和阶级意识等同的东西。实践是“无产者的共同境况”，是“一种柔软的可以变形的体系”，“力学中的一种虚拟的矢量，一种祈求，一种状态的可能性，一种历史选择的原则，一种存在的草图”。书中指责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一种“独断论”、“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在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在历史观方面，作者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认为历史的发展变化不存在绝对真理，全是偶然性的堆砌，认为革命发生并不是历史的客观必然产物，并且把革命和专政对立起来，主张只要民主，反对专政，公开鼓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该书出版后，曾受到法国共产党的批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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