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章节试读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48页

第2段第2行 黄宗炎 当为 黄宗羲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69页 - “朴学”

正统派(朴学)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128页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法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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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定论不为过.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71页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
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
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
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
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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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枪.不喜.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92页

　　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据家之每立一说，亦循此步骤也。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69页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本文与曹伯韩在《国学常识》中的介绍互为对照：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1597712/
又参见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对清代学术的介绍：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6506315/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45页 - 《清代学术概论》导读 朱维铮

一，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一九二〇年十月。正如作者自述，它本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就是说原来没有打算写成一部书。如胡适在一九二三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一文中，论及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新民丛报》所作政论文的效应所说，“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但文章与学问，属于并不同归的殊途。梁启超不是思想家，但对古今中外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也不是纯学者，但也许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好考察“学术源流”。“以史论为政论”。注：此据陈守实师说。陈先生早岁在清华研究院为研究生，导师即梁启超。可见，《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
二，梁启超与“五四事件‘《清代学术概论》初稿问世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年有半。梁启超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却可以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这时正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同时又作为京沪名流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的代表，不断将列强间关于”交还青岛“的所谓交涉过程，电告全国。中国专使五人，首席为北京政府前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次席为广州非常国会副议长王正廷，而代表中方与日使争论的主辩手，则是驻美公使顾维钧。梁启超的机变显然超过王正廷，在四月三十日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秘密会议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之后，他立即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身份，致电给他的密友汪大燮、林长民，报告这一消息，”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长民自然会意，得电立即捅给报界，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注：电文载《申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受王正廷指斥的鼓动，相信陆徵祥、顾维钧都属于北京政府派入和会专使团内的”卖国贼“。中国人本有将”治国“视作”齐家“的延伸的传统，即如受《新青年》熏陶而自命”新潮“的北京大学学生，也没能脱出将家族利益作为判断国政是非尺度的成见。王正廷的指责，迅速引起北京学生的回应，进而查找政府中的”卖国贼“，确定为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便是顺理成章。
三，”迷梦的政治活动“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末，梁启超是以鼓吹”全盘西化“论扬名于世的。那时他的西化论，名曰”变法维新“，内容很简单，所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逻辑是不错的，却也证明他对所谓西学西政的了解，不过限于在华西方传教士所办《万国公报》与广学会诸译著所介绍的那些皮毛。而且他所仰慕的西化模式，实际上是黄遵宪所介绍的日本”明治维新“。如所周知，梁启超流亡日本，虽成为他的老师康有为创设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俗称保皇会的要角，乃至被时人看作这个古怪组织的副首领，但他的言论，却表明他对模拟明治维新愈来愈不感兴趣，相反却与章太炎恢复旧谊，愈来愈倾向后者鼓吹的”排满革命“论。梁启超本有历史感，行前又向往民主革命，因而对独立战争造成的美国状况，无论政俗民情，都好刨根问底。美国民主过程经历的错综斗争已令他惊愕，美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复杂矛盾令他瞠目，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同一法制下的白人社会和华人社会，在”政治能力’方面的巨大反差。他到处搜集华人社会状况的资料，用他所谓卢梭式的民主自由尺度衡量，以为中国人非但缺乏“市民资格”、“国家思想”，更缺乏造成西方精神文明的“高尚之目的”，“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说法其实是黄遵宪“专欲尊王权以导民权”的回声，却又是十多年后孙中山“建国三阶段”的先驱。章太炎早称梁孙“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由此也可得一证。梁启超原把袁世凯当作曹操，指望他“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以奏整齐严肃之治”。问题是倒袁后北洋军头们群龙无首，南方各派军阀也无所忌惮。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朋友，除拥戴皖系军头段祺瑞组阁外别无选择，却急于制订一部宪法收拾人心。困难在于谋求国际支持以恢复“中央集权”。他力促段祺瑞宣布对德绝交，却造成重开的国会内各派系剧烈争吵，并造成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黎为驱逐段下台，解散国会，招请辫帅张勋入京，以北洋制北洋。不意张勋立即与康有为合作，演出了“文武二圣‘拥戴亡清废帝重坐龙庭的”丁巳复辟“丑剧。当然，他与段祺瑞”再造共和“，不仅成为段内阁的财政总长，还使他的对德奥宣战的外交谋略化作实践。他没有想到藉此诱导日本向段内阁输血的”第二次善后大借款“，却使他栽了大跟斗，仅任财长四个月便黯然下台。
四，映现危机意识的”心影“《欧洲心影录节录》是梁启超于一九二〇年三月返国伊始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它的首篇《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又分为上下篇，分别题作《大战前后之欧洲》、《中国人之自觉》，先后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连载，立即引起轰动。引起轰动的主要是文中的两个见解，那就是对”科学万能“的诅咒，对”东方文明“的讴歌。他同情”五四事件“的爱国学生，却反对”五四运动“表征新文化的方向。引录如次：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道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低树立不起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沈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着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的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升腾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的。这回大战，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用不着指出这段话在经济学政治学上的理论偏见。单看他把”弱肉强食“，说成科学破坏旧宗教就伦理权威所诱发的恶果，便是反历史的。可是梁启超提出了”五四’新青年虔信“德、赛”二先生能就中国所存在的悖论，却是对那时代社会思潮的主流的一种针砭，则无可否认。他的针砭本身也属于悖论，如他在批判“科学万能之梦”一节“自注”所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早在本世纪初就和章太炎共商编纂一部《中国通史》。时过十六年，即游欧前一年，梁启超在被迫退出民国政坛后，曾把独力撰成《中国通史》当作主要事业。计划照例半途而废，但显然更增强了他的历史感。
五，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注：罕有人注意梁称孔老墨三大圣，实为否定孔子的独圣地位，而他以为老子才代表中国哲学，而墨子更是与西方古典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圣者。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梁启超在提出这设计之前，先对“故步自封”和“沈醉西风”两种倾向，都报以嘲笑，至少表明他对那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四维方式，是不满的。只是梁启超总也忘情不了政治。注：《改造》创刊号出版后，前揭傅治致张东荪书，说梁欲“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但徒然表现他“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思前顾后，可为寒心”云，便反应了共学社内部的一种情绪。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论晚晴部分，以夸张失实的笔触，彰显今文学运动以及“排荀运动”，所寄托的“微言大义”，是重要的
六，并非治清学史的第一人我虽然没有胡适自诩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却因为浸淫于史学太久，凡遇我认为对习史者至关重要的时、地、人、事四要素，必定要征而后信。《清儒》是章著《訄书》重订本的第十二篇。这个重订本于一九〇四年首刊于日本东经济，与梁著《近世之学术》同年。
七，章太炎和梁启超，兼及刘师培周予同先生首先指出这一点：“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注：见周予同讲授、许道勋笔记整理《中国经学史讲义》。由于章太炎的文笔，以古奥著称，而且如同《訄书》重订本的其他论文一样，《清儒》也劈头便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化总趋势说起，而进入正题，又假定读者对清帝国的全部学术论著及其作者，都同他章太炎一样熟悉，需要的只是厘清史实和揭示底蕴，结果此篇纵使有注释，仍显得异常难懂。
为了便于读者比照，现将我旧作的《清儒》提要，转录如次：
本篇是对清朝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史的系统总结。原篇分三节。首节分析“经”的性质，认为同世界文明古国的记录一样，是夹杂着神话迷信的古史，硬拿来搞“通经致用”，结果既不通历史，又危害政治。次节说乾嘉考据学者恢复了把六经当作历史研究的传统，所以在学术上放出异彩；但朴质的考证，不合文士的口味，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于是又有欣赏《公羊》三世说的常州学派出现，于是又有调和汉、宋学以求名的陈澧等出现。末节是关于清朝经学研究具体成果的评论。最后针对康有为等否定考据学作用的意见，认为考据学家强调无征不信，竭力搜集证据，到未来的历史家应用时，便会看到这种朴实的东西发出的光辉。全篇虽对清朝今文学派的批评有失公正，对戴震一派的估价也未免过分，但材料丰富，分析清楚，是近代总结清学的首出作品。以后，刘师培著《清儒得失论》，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等，都明显地以它为继续研究的起点。人所共知，“保存国粹”说，在清末民初曾颇为风行。……一九〇二年秋天，梁启超有创办《国学报》的计划，他的理由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论调同梁启超以往憎恶“旧学”即清代汉学的说法完全相反，而酷肖章太炎的口吻。注：黄遵宪不赞成保存国粹说适合于中国，劝告梁启超要办《国学报》，“略迟数年再为之”，理由是：“日本无日本学，中古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已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十八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汉学表征的“复古”思潮，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也是又章太炎在清末首唱，并由《国粹学报》的主将刘师培等多方发挥过意见。《清儒得失论》，着重通过明学与清学的比较，通过揭示清代学者之“病”，说明学术与政术、立言与事功的矛盾关系，认为清廷的文化政策，将大批杰出学者驱如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而在实践上无所作为乃至卑污从俗，“其学愈实，其遇愈乖”。
八，非天才的天才论述然而，在“五四运动”后，刘师培已在运动高潮中死去，章太炎还健在，却似乎已经失去了重论清学史的劲头。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在学术上也曾私淑章太炎，其实对清学史，特别是晚清学术史，缺乏了解。如前所述，梁启超于一九一八年赋闲时期，便曾为子女讲授“前清一代学术，……可见，他对前请学术，由重作反思，到与欧洲文艺复兴初作比较，而后为降书作序，“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也就是契机由萌而“动”，至少已历时两年。梁启超仅用半个月左右，便写成了五六万言的长文，而且是寓论于史的学术著作，而且稍事增改即出单行本并赢得风行不衰的悠远效应，这在本世纪的学术著作史上是少见的。没有对材料的辛苦爬梳，没有对种种矛盾陈述的认真理清，没有对何谓历史实相的细致考察，没有对已有旧论新说的多方比照，没有对历史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是不可能对业成过去的某种历史现象洞幽发微的。人们常常用效应作为判断学者资质的尺度，却往往忽视历史学家的才学识的增长过程。据钱钟书《石语》所引，熟悉晚晴“故事”的陈衍，在梁启超去世后，曾称道他作条陈的本领，说是别人以万言书还不得要领的献策，他只消五千字便说得很分明。《清代学术概论》叙述明末到清末近三百年的学术进程，凸显所谓“时代思潮”为主线，以佛典所谓生住异灭的流转来比喻清学的蜕变，择取既有研究成果另叙事可信，照顾逻辑首尾一贯以自圆其说，行文简洁明快，似论从史出而实寓论于史，令人读来忘倦，不知不觉入其彀中。因此，《清代学术概论》又堪称一部天才论述，越是离著作者情境更远的读者，越易将它看作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较诸章太炎、刘师培的同类力作，这部小书反而后来居上，成为清学史入门必读的经典性名著，那缘由很发人深省。
九，自己给自己作盖棺之论蒋序同意《清学概论》的基本思路，所谓“由复古得解放”，表征“清学之精神”，随即便就史论史，向老师提出四点疑问。
一问明末入华的耶稣会输入的西方科学，为什么酷好欧洲天算地理的清康熙晚年“中辍”？
二问清初顾炎武、颜元等力倡的“致用之学”，为什么到后来“转入经典考据”？
三问考据大师戴震的理欲论，真合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回应是一片沉默？
四问鸦片战争后清廷设江南制造局译西方科技书，何以当时通西文者并不参与维新运动，而由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天下从风，“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当然还有五问：“五四”后竞言新文化，实际呢？“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实用的意思”，难道这正是“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的同义语吗？因此，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自称“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却又批评自己“数十年来日在旁皇求索中”，最后估计自己的未来：“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133页

任公自评：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又曰：平心而论，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此语如“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之意，有此语便可为思想界又一谭嗣同。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119页

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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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素王”！“教主“！“国师”！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28页 - 导读

朱先生高级黑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36页 - 导读

朱先生又在说笑了。。（瞎说什么大实话啦Orz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9页

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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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哈〜胡适好羞射哦！！！！

《清代学术概论》的笔记-第57页 - 十一

刷新了我对考证派学者的认识，并不只是会翻书的呆子，还会想问题。。。戴震好样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