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交织》书评

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方法论（不算是书评）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1959-）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当代著名汉学家，多年从事中欧文化交流史研究，代表作有《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等，并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方法论有所创获，给予后学诸多启发。2002年他曾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专刊上发表论文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贤将该文中译并发表在《清史研究》上，名为《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该文以18世纪末至20世纪出现的他者哲学为出发点，结合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文化相遇历史的方法论。作者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尤其是有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为例，首先讨论了曾应用于明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研究的三种分析框架——传播类框架、接受类框架和创新或建构类框架，随后提出了以前三类框架为基础的互动交流类框架。具体而言，传播类分析框架以传播者（即传教士）及其贡献和影响为主体，接受类框架受“中国中心观”影响而看重文化传播中的接受者。这两类框架的长处在于符合我们关于知识交流的经验，但是问题在于，二者均隐含了对“纯粹的沟通”和“相等”原则的预设，前者关于“影响”的定义需要反思，而后者则会把我们引向交流的不可实现性。创新类框架强调的则是接受者及其文化的形象是被文化传播者建构出来的这一符号事实，这一框架的长处在于对主体的关注，但是它的问题在于交流的缺席，接受者的角色和位置很可能被否定。互动交流类框架当时更多是处于理论思考阶段，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前三种方法的基础之上，它接受交流包括传播和接受的看法，也接受“影响”以及“误解”的必然性，但是认为传播与接受应该是双向的，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与接受者的互动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播者”、“接受者之接受再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信息”等。与创新类框架相比，接受者也建构、施加权威，并参与到传播者中，已完成接受者自己的事项，传播者和接受者被理想地视为平等的参与者，但是受制于双向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处境中。总而言之，互动交流类框架试图理解文化相遇产生的创新、其内在关联如何，并试图解释不同的理解方法，同时虑及传播者检视自己的思维并提出反对周围主流思想的能力。钟鸣旦认为，历史可以被视作“关于他者的艺术”，历史研究本身是两个主体——历史上的文本和历史学家的文本——的相遇，与他者的对话影响了历史学家的自我理解与身份认同。 2008年钟鸣旦出版了专著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通过本书的“导言”和“结论”，可以确定这项研究是钟鸣旦对上文所述“互动交流框架”的一次有益实践。此书的主题是讨论礼仪尤其是丧葬礼在17世纪中欧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之所以选择礼仪作为研究视角，“是因为以前对中西交往尤其是对17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宗教教义和西方科学，而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礼仪研究却被忽略了” 。此项研究既得益于又推动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范式的转变，那就是关注文化互动的新范式。此书只关注丧葬礼是因为作者认为它处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则是在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之后，葬礼发生了何种变化。将研究时段限定在17世纪首先是因为材料的丰富性；其次是由于本书并不把“礼仪之争”这个已被学者广泛讨论的问题当做重点；最后一个原因是17世纪具有几个特别适合从文化碰撞角度进行考察的典型特色——研究样本足具代表性且规模有限、中欧在文化再生产方式上的相似性，以及中国人在交流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一文中已经有所涉及。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中国和欧洲的丧葬礼仪”介绍在16世纪末中西相遇之前中国和欧洲各自的丧葬礼仪，重点描述其基本结构和本质特征以及10—16世纪所经历的变化，为后文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作者通过比较得出17世纪中欧丧礼的主要差别在于丧礼的角色。在中国，家庭成员是主要角色；而在欧洲，丧礼的主要角色是作为礼仪专家和职业司仪的教士。简而言之，中国的丧礼是家庭礼仪，而欧洲的是教会礼仪。角色在丧礼中的活动也不同，这可以从规定性文本中看出来，中国的《家礼》主要规定仪节举止，而欧洲的《罗马礼书》则主要规定丧礼上应诵读的经文。而就祷文而言，中国的祷文是献给死者的，而天主教的祷文是献给天主的，这一差异揭示了中西思想形态的不同，中国人坚信此生和来世的连续性，在中国也不存在像欧洲那样身体和灵魂截然分开的极端二元论，而且认为生者和死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流。这些差异似乎证明，中国人更注重正行，即礼仪程序的正统，而天主教欧洲则更看重正信——教义与信仰的正统。第二章“传教士关于中国丧礼的知识”考察17世纪欧洲原始民族学所描述的中国葬礼。这些类型丰富的文献反映了作者们对“他者”的体验，可以从讲述者如何看待自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的角度来对进行理解。但是在描绘“他者”的同时，自我形象也得到凸显，这些材料突出了17世纪中西丧葬活动的差别，不仅加深了我们对17世纪中国葬礼的了解，也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欧洲人如何比照西方葬礼来解释和体验中国葬礼。第三章“天主教葬礼的逐步本土化”和第四章“公开展示信仰的葬礼”讨论了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之间葬礼所发生的变化。第三章对照中西文材料追溯了天主教葬礼在中国施行的过程，概述了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在葬礼上的态度转变，可以分为几个文化互动阶段。起初是传教士纯粹主义的排他态度强调严格的天主教葬礼必要性；后来他们逐渐开始容忍某些形式的中西礼仪并存；之后是中国天主教徒的实验阶段，引起了中西礼仪的交织和天主教礼仪规范的重新修订以适应中国葬礼的基本结构；最后是17世纪60年代中国天主教葬礼的本土化，丧葬礼仪进入到普通教徒团体的礼仪活动之中。作者认为导致这种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葬礼的开放性质，那些与天主教团体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国人成为了葬礼演变的催化剂。同时，中国士绅抬升《家礼》、抵制佛道的潮流也促进了天主教礼仪的接受，导致中国天主教葬礼看起来是围绕儒家内核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礼仪变体。第四章指出，1671年以后在传教士的推动下，天主教葬礼已经成为反驳天主教徒不孝指控的鲜明而自觉的“策略”，中国的“文化强制”使得天主教偏离了最初设定的方向。在17世纪前半叶传教士在礼仪的交织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既能把一些中国仪式并入天主教礼仪又不被认为是偶像崇拜或者迷信，而到这一时期问题则转为如何运用或至少包容这些仪式才能显示天主教徒同样履行孝道，这一侧重点的变化清楚地反映在葬礼的公开展示上，并使葬礼具有了双重含义。中国的“文化强制”使天主教价值观念传输中占主导地位的说教模式转变为礼仪的模式，传教士的具体角色也随之改变，从价值观念的传输者转变为需要服从隐含在中国礼仪框架之内的权威和价值。第五章“作为团体活动的葬礼”对新创立的中国天主教葬礼展开了个案研究，以1685年广州草拟的《临丧出殡仪式》所确立的指导方针为分析对象。新创造出来的中国天主教葬礼以通行的中国葬礼为框架，其中嫁接了天主教葬礼的内容，但是新元素也给基干带来了变化，那就是天主教团体扩充了中国的家礼，此外还有一个新特征——团体的礼仪活动中语言的主导地位超过了行动。而这种试图通过葬礼来展示自己的天主教团体被作者定义为“有效礼仪的团体”。第六章“天主教与邪教礼仪”的主题是礼仪交流引发的紧张，尤其是传教士有关正确实践的指令性决定对中国礼仪造成的变化。这一章考察了哪些礼仪被认为是国民性的、政治性的而非迷信，进而被容许，而对那些被认定为迷信的礼仪同样有所关注。作者由此得出了一个礼仪悖论——通常被认为重视正信的天主教开始强调正行，而康熙皇帝却忽略正行而关注思想的纯正。传教士们想将礼仪的正确含义和意向传递给信徒，由此他们必须将内在的意向外在化，这是导致中国天主教团体内部紧张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这种紧张也有助于说明这些团体的包容性或是排他性。第七章“皇帝对耶稣会士葬礼的抚恤”继续对上文述及的礼仪悖论进行探讨。皇帝对内廷传教士葬礼的抚恤鼓励了传教士和天主教徒们关注葬礼问题的主动性，但同时他们也被皇帝的主动所束缚，他们死后被遵照以中国传统习俗为主导的礼仪安葬。这种情形之下传教士不得不向中国礼仪妥协，连对送葬游行的评价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第八章是本书的“结论”，作者首先用《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一文中提出的四种分析框架来说明了此项研究的方法，即采用互动与交流类框架，但是又在不同层面运用了传播类、接受类和创新类框架来分析具体问题。接下来作者继续了之前就已形成的用“织布”比喻来形容文化相遇和互动的思考，考察在互动得以进行的中间地带，传播者和接受者如何交流进而得到创造性的成果。这一比喻意在强调由于文化碰撞而导致的葬礼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有助于说明虽然一般认为礼仪专属于某种宗教或文化传统，但它们也可以发生变化并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礼仪相互交织。但是，织布的比喻也有其局限，例如，它可能会导致互动的结果是预先设计好的这样的看法，或者它暗示了文化间的和谐互动；此外织布的比喻还有些机械，不如其他比喻比如“嫁接”那样生动、有活力。在这一章，作者对前文提到的“有效礼仪的团体”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西方和中国的宗教表达方式在形式上的特征。最后，礼仪在新身份认同的构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新创的中式天主教葬礼不仅确认和巩固了参与者的天主教身份，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在广阔的中国社会内部融合成一体。简而言之，此书是从文化接触的角度以互动和交流分析框架为方法来对17世纪发生在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社会文化之间在丧葬礼仪方面的文化交流的一项研究，其创造性的成果就是中国天主教葬礼。在这场互动中，作为传播者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强制”下不断调整自己传播的信息和态度，而中国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接受者也都按照自身的传统来对信息进行不同方式的理解，在作者所言的“协商”之下，经过复杂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带有身份认同功能的中国天主教葬礼。此项研究是对钟鸣旦提出的互动和交流研究范式的成功实践，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和视角。但是正如作者所言，17世纪的中欧文化交流具有一些典型特色，这些特色增强了研究的可行性，但是如果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其他具有不同特色的时段，例如研究样本规模过大，或者是中西之间的权力相差悬殊，不知这一分析框架是否依然可行，这恐怕要留待其他研究者用实践来检验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