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请淡定》章节试读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欧阳应霁：“蜗居”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 欧阳应霁：“蜗居”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所谓“减法生活”，并不是抛去一切的“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尽量把家中自己不要的部分“砍”掉，用来填补自己所需要的。“蜗居”就是一个很好的“减法训练”，因为它本来已经是这么小的空间，你一定要做大量的减法，才可以挑出最好的放进那个空间里，选错的机会就少了，收纳进去的一切都是你喜欢、需要的。老实说，一个人真正喜欢、需要的也就那么几件东西。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102页 - 香港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剩男剩女”的集体讨论、集体焦虑？

林：这种焦虑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在香港不会形成“思潮”。比如说对香港人来讲，每年如果圣诞节要自己过、情人节要自己过，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一个欣赏我、喜欢我的人？这个“剩”的感觉，不是年龄上的，而是心情上的，或者说是自我价值上的。你刚才说天津网把“剩”的年龄定得这么低，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完全不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通过他的成长得来的。他们定这个年纪，就等于给你一个“截至日期”。假如过了这个日期你还没结婚，那你就没有价值了。人不是货物，人生不是超级市场。给“剩男剩女”定期先的做法，就是把人当成商品，保质期过了就作废。其实坦白说，你可以从这种新闻或者是媒体的手段，看到现代人是多么地没有安全感，现代人对自己是多么地缺乏认识——因为他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全书摘 - 全书摘

《同胞，请淡定》 许骥 著
序2.（潘国灵）如是者我进入城市人特质的思考。都说我们总是以差异来定义事物，那城市之于农村、乡镇，又有什么最基本的分别？社会学家朱克英（Sharon Zukin）对城市有一个颇一语中的的定义：“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如果农村、乡镇的人际关系是建基于宗亲、邻里、互相认识紧密相连的网络（如今在一些欧洲小镇电影中仍可看到的），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陌生人”。于大城市生活，陌生人的角色甚至比亲朋戚友重要。但如果纯粹互为陌生，关系并不微妙，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也把陌生人拉近自己想象的帷幕，同时又成为别人生活舞台的匿名演员，在地铁中，在街道上，在旅馆里，于虚拟的书面和微博；所有的戏码都是临时戏码，所有陌生人的相遇都是一次“错遇”，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场景置换，戏台随即瓦解。
序4.（潘国灵）由是我们又可回头说说城市的“物质性”。城市作为城市，当然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诸如鹅卵石、街灯、喷泉（今时今日当是音乐喷泉了）、广场（今时今日当是“时代广场”了）、步行街、摩天大楼、LED灯、钢铁、玻璃橱窗、地铁、高铁、国际机场（有些几个城市共享一个）；古城有城门，教堂城（cathedral city）有教堂，大学城有大学，等等。中国内地一、二线城市，这方面真是几年一个大跃进。但城市发展到今天，我们又知道，所谓“物质”又是非常“符号性”的。后现代城市，最大的物质生产就是“符号”本身——诸如无数的品牌（brand）、形象（image）、品味（taste）、生活格调（lifestyle）、城市名目等，以此来维系着一个景观化、节庆化的消费主义社会。城市人于此真的成为“最高档”的变种生物——因为最高档的“物质”就是符号本身；只有人类，才可将符号把玩得如此天衣无缝，以此来推动城市人那缺乏（lack）与欲望（desire）互相依存、亢奋与疲惫共生如老鼠滑轮般的循环机制。
自序4.（许骥）欧阳应霁——这个以让家居更美好为志业的大设计师——谈“蜗居”；
马家辉——这个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谈“蚁族”；
邓小桦——这个以保卫天星码头出名的新锐作家——谈“拆迁”；
林奕华——这个长久以来关注都市男女情感问题的大导演——谈“剩男剩女”；
邓小宇——这个从小就是童星的大作家——谈“富二代”；
汤祯兆——这个曾经十分成功经营电影周边产品商店的日本通——谈“创业”；
许子东——这个岭南大学的大教授——谈“考研”；
李照兴——这个往来于两岸三地的媒体人——谈“微博”；
廖伟棠——这个关心人类比关心自己更多的大诗人——谈“信仰”；
梁文道——这个拥有千万粉丝的佛教徒——谈“粉丝”。
这十个人，不敢说他们与这十个问题是“天生一对”，但也是“地造一双”。在为时近半年、频繁穿梭于各地的采访过程中，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总是能够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真知灼见。他们的视角，透露出洗尽铅华之后的淡定自如，有批判而没有焦虑，有愤慨而没有暴躁，有自信而没有自满。
自序6.（许骥）内地的经济学家喜欢讲“后发优势”，后发的优势何在？就在于能从像香港这样的“已发展社会”（developed society）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香港做得好的，我们借鉴；做得不好的，我们回避，学会淡定、冷静、理性地来看待问题。
18.（欧阳应霁）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完美”的居住空间，每一个真正合适舒服的居住空间都必须要由自己来打造。所以，再好的家居设计师能够提供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参考、一个建议而已。为什么很多有钱人的家完全没有“人气”，完全没有自己的性格？这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能请到最好的设计师，设计出一个其实应该属于那个设计师自己住进去的房子——那完全就是设计师自己的美学，而不是那个住的人。反过来说，要为一个客户去量身打造一个真正可以住进去舒服的空间，对我来讲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相信一个人真的可以有能力在短短的半年一年时间里理解客户的生活习惯跟方式。因此，我觉得真正好的居住空间，适合居住者的，必须由居住者自己来设计、来安排。
19.（欧阳应霁）我觉得“蜗居”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很有趣的练习。你会锻炼出一个更精准的挑选能力——什么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什么是需要放在这个环境里头的。怎么购买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怎么不买才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59.（许骥）当我们把香港作为楷模来学习的时候，“先行者”香港早已把目光方向更加广阔的世界。不少像邓小桦这样的香港人，不是关起门来敝帚自珍，慨叹香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之类；相反，他们总是觉得香港做得不好，做得不够。他们除了有一个纵向的坐标系（拿现在和过去比）之外，还有一个横向的坐标系（拿自己和别人比）。仅有前者，容易自大；仅有后者，容易自卑；只有当两个坐标系同时发生作用时，才能走得正。
75.（邓小桦）理论上所有的拆迁，其理想都是为了改善市民生活，增加GDP是一种次要的考虑，对不对？因为如果GDP增加了，但是人民的生活没有更加幸福，那GDP增加了干什么呢？这个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国库不是国家拥有，国库应该是我们人民共同拥有的，我是这样理解GDP——采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我是觉得所有拆迁都要跟幸福指数有关。
但是什么叫“幸福”呢？什么样的环境下叫“幸福”呢？香港现在是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幸福”的东西，它不只是一种豪华、大气、辉煌……的东西。现在我觉得，老实说，香港年轻人的口味都已经是“历经沧桑”了，我们就喜欢“真”的东西、“旧”的东西；要有时间的痕迹、要斑驳；我们要波西米亚，要废墟美学；我们喜欢限量，不喜欢大规模制造，不喜欢人人都用的牌子……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的状态，理论上文明进程会比较高一点。我觉得内地现在也有这种人，不过可能还不是主流。真正谈居民的“幸福”，当然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比如说，冷热水要好，要令老人家可以方便行动，要对残疾者是友善的环境……我们常常谈一个东西叫“社区网络”，就是说你觉得住的地方很幸福，你对那里有认同感，你对那里有“根”的感觉。这个感觉如何建立呢？就视乎你和周围的人的环境。我觉得，如果你住在一个非常冷漠和陌生的社区，是不会有幸福感的。
香港也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地方一定要拆，因为那个旧楼的情况真的很差。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保留某一些东西？”香港“市建局”也有一个部门负责“复修”的，比如说那栋大厦不一定要拆，如果业主对那个地方有认同感，就不需要重建，可以修复弄得漂漂亮亮。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所有东西一不喜欢就要拆掉。我知道内地是有这个情况，建成了十多年就爆破掉，全是“非正常死亡”。这种想法其实挺恐怖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上建了一个东西花了很多力气、心血、资源，然后拆掉他们，变成废料。我看那些爆破的图片，以前它们是多么漂亮，爆破之后全部变成灰尘，产生多少污染啊？我现在在观塘，它在拆楼，空气质量很差，谈何幸福？
80.（林奕华）淡定的相反是什么呢？淡定的相反应该就是焦虑吧？焦虑这个东西很好玩的，因为焦虑已经变成现代人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了，不然的话就不会有《绝望的主妇》啦。
焦虑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我个人的经验是，焦虑其实就是“不利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其实你都不会达到目的。你老是觉得，自己在一个不对地方、跟不对的人发生关系；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那么，“不利感”又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拿别人的“对”来当成是自己的“对”，而没有机会去看看别人的“对”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我们活在一个穿别人的衣服、穿别人的鞋子、讲别人的话，然后，再用自己的躯壳和灵魂去扮演别人的时代。不过你知道，你心里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只是你没有办法很清楚地去跟他对话。
你心里的那个自己，也许就像一个小孩子吧。因为他总是活在别人的身体里，别人的价值观令他不舒服，所以，他一直锤地板、一直哭、一直呐喊。我相信，他的声音你是听得见的，你是感受得到的。但是，你的人还是活在所谓“对”的别人身上。于是，就造成一个非常分裂、不安的状态。
我们要找一种方法去释放，让那个小孩子好好地成长，而不是把他越压越小。你知道他在哭，你不能把他的嘴巴封起来。他不会因为你封住他的嘴巴就停止生长。
所以，我觉得这些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太没有自己。
89.（林奕华）婚姻其实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一种关系；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平常所认为的那样，强调对方能提供你什么、能保障你什么，诸如此类。这种要求，就好像你把自己的将来都押在对方身上，像买一份保险。当整个社会都抱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的时候，婚姻就变成“打麻将”了——我拿着两张牌，你也拿着两张牌，我们就是要吃掉对方，我不放，你也不放；到最后，我们都摸清了，发现结果没有人和牌。我觉得，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婚姻的话，难怪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剩男”跟“剩女”。抱着这种观念的人都把“输赢”看得太重。对我来讲，婚姻只是人成长当中的一个经验而已。这个经验，如果能够走地久天长的话，我想，两个人会觉得很欣慰吧；但是不幸在成长当中大家有分歧的话，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有些人还是觉得彼此之间的承诺是重要的，但是这个承诺的“有效期”，不见得一定要一生一世。这个“有效期”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看得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需要；没必要说因为我们曾经彼此承诺，所以到了明明我们的脚，都已经长到穿不下那双鞋子的时候，我们还是硬要把脚塞进去。我们只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希望彼此之间是对对方好的，这就是信任。
147.（汤祯兆）香港人的性格呢，又是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没事做”的，几乎所有人在正职之外都会有兼职，并以此为自豪。你随便去问一个人好了，尤其是传媒人。比如你去问马家辉他的正职是什么。他未必会跟你说他是大学老师或者是《明报》策划人。香港人就是这样，喜欢表现得自己好像是“多功能”的，好像是不受某些东西束缚的。
161.（汤祯兆）因为这样的事情与朋友发生理念不合，我会想，朋友永远比生意重要，何必为生意伤了友谊，不如我撤股啦。
172.（许骥）“双视野人”在过去和现在乃至将来所发挥的作用，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几种不同的文化间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因为理解，所以宽容。假如是“单视野人”，往往会因为对外来文化缺乏了解而产生排斥心理。相反，只有越了解他者的文化，反而就越能做到兼容并包、水乳交融。因此说，上海之于中国的意义，其开中国社会风气之先的精神，便在于此。将来她要是还想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不得不依靠“双视野人”。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也希望像上海一样，成为时代之“风向标”的话，不是跟上海比经济，而是要跟上海比“双视野人”。
过去由于信息闭塞，“双视野人”的形成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是在今日，在互联网如此发达，搜索信息如此便利的情况下，我相信无论你身在何处，都有能力成为一个“双视野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想不想。许老师给考研诸君提出的建议“考研不如去留学”实际上也是劝大家有机会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努力成为一个华丽的“双视野人”。
177.（许子东）以前按照内地的说法，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其实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看法了。现代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人才，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基本的人权。所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要把自己当人才。而且，大部分大学毕业的人也没有想好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甚至于在选择读什么专业的时候还犹犹豫豫，就算是读了研究生以后，将来要做什么，还在犹犹豫豫。
197.（许骥）你可以说，微博太吵、微博太乱。但是，我们总不能要求一件东西从它诞生之日，便是完美无缺的。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道，一件事别说有百分百的好处，就算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好处，好处大于坏处，也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有些代价，我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不是牺牲少数成全多数，而是“宽容”。在一个纷扰的时代里，宽容尤其重要。胡适先生也说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214.（李照兴）从正面来看“微博体”，它可以帮助我们打碎思维，先从一些小点来，然后整合成文章。微博基本上是一种写文章前，整理自己思绪的“笔记”。“笔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前后或许会矛盾。但因为它是笔记，所以矛盾也没问题，它只是思路，不是最后的结论。它就像是你逐渐形成你对一个问题的看法的过程，等于作家的笔记；只不过以前是私藏的，现在放到微博上公开了而已。我觉得一个有驾驭能力的人，是能够善用这些碎片的。但问题是，现在玩微博的很多人，大家都误以为这些“笔记”就是最后的结论。从反面来看，假如一个人只停留在这些碎片上，不加以整理、不思考，或者只是千方百计想一些让粉丝觉得他很牛逼的话，这就没什么意思了。
218.（廖伟棠）我经常碰到的一种心态是：人人都想不劳而获。因此，他们总是骗人或者被骗。所谓“人心不古”，就是这样子。
225.（廖伟棠）我觉得信仰应该大于宗教信仰吧。其实，信仰就是你对某一种理念可以为之付出很多努力，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宗教信仰，反而有时候在中国会变成一种功利性的东西。真正属于内心深处的信仰是能提升自我的，而且是一种不计得失的东西，不是说你去信它你就能得到好处。甚至，真正的信仰可能还会给你带来“坏处”，可能会使你受到不好的待遇，但是你还是信它，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又或者，应该是一些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东西，才叫信仰。
231.（廖伟棠）原来我也曾经觉得中国人的民间信仰被破坏了，但是你看这十年来，你会发现那种东西已经深入到最底层的人民的心中。当他们需要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这根救命稻草，在“文革”过去了以后，它又浮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文革”破坏的信仰是“最大的信仰”，是对理想主义价值信奉的破坏，而不是对实际的宗教信仰的破坏。在“文革”过后，其实人们还残余着一些对人性的信仰；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那种下海的热潮其实是另一次对信仰的破坏。两种对信仰的破坏以后，人们的信仰就只能够保住宗教信仰了，而且是最低级、最实用的，财神、土地这一类的信仰。底层民众的思路是：哪个能救他，他就去抓哪个。
232.（廖伟棠）打击最大的就是“文革”，它把很多价值观都颠覆了：你诚实、你说真话，你会遭到坏的报应，这就是彻底把一个价值观（包括普通宗教里的价值观）都颠覆了。这时候你怎么办？好不容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正常的价值观又回来了，好不容易巩固了十年，一下子又被推翻了。几次三番下来，剩下来还在信仰理想主义的，或者信仰那种最朴素、最真诚价值观的人，就越来越少。大家都认为：做好事反而得了怀报，做坏事反而能赚钱升官。但是那种宗教信仰呢，它不会受这些影响，反而，你的生存境遇越糟糕就越需要，老百姓需要这种东西。
244.（梁文道）我们今天的中国，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就是：“热”。不只是世界上有中国热，而且社会上这几年一直有“热”的气氛。
这个“热”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的字眼中，比方说“热议”什么、某个现象很“热”……这种“热”蔓延到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模式上，我们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也是很“火热”的，我们在头脑发“热”地谈一些东西，但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冷却一些，淡定一点。
冷却下来去看到底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我们要慢一点、不要太快、不要太热、要降温、要减速。我们需要对我们遭遇的各种言论、各种话题、各种现象保持一定距离，缓慢下来去看，不要急于做任何的反应和判断。
249.（许骥）道长讲话的风格，是不太喜欢跟人分享他的个人经历，喜欢就事论事，用各种比喻来把问题讲清楚。他讲话，还有一种古希腊的范儿，喜欢不断地“设问”。
最典型的“道长式”语言是这样的——“今天的中国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几年我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他的说法我始终觉得有些蹊跷。什么蹊跷呢？就是……”你别小看这种讲话方式，里面可有大学问。
这种“设问”的讲话方式，是古希腊沿革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在讲者提问和自我作答之间的空当，能够暗示并带领听者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听这种讲话方式的人说话久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变得爱思考、会思考起来。
263.（梁文道）粉丝崇拜一个偶像，与其说偶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倒不如说粉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去崇拜一个偶像，其实是在利用这个偶像的一些形象，来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按照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说法，这代表了某种品味的选择。品味就是人赖以区分自己，并且试图在象征性领域战胜其他人的东西。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44页 - 梁文道的淡定-封页

我们今天的中国，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就是：“热”。不只是世界上有中国热，而且社会上这几年一直有“热”的气氛。
这个“热”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的字眼中，比方说“热议”什么，某个现象很“热”......这种“热”蔓延到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模式上，我们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也是很“火热”的，我们在头脑发“热”地谈一些东西，但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冷却一些，淡定一点。
冷却下来去看到底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我们要慢一点、不要太快、不要太热、要降温、要减速。我们需要对我们遭遇的各种言论、各种话题、各种现象保持一定距离，缓慢下来去看，不要急于做任何的反应和判断。
例如，什么叫粉丝，什么叫偶像，我们不要急着去判断是好是坏，不要急着去说什么是正面影响、什么是负面影响。在搞清楚什么叫“正面”、“负面”之前，不妨先研究它是什么东西、它影响了什么；然后，你才能说什么是“正面”的、“负面”的，而且你还要思考，你所谓“正面”是什么意思，“负面”又是什么意思；最后，才能加以判断。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更淡定一点去看这个世界，去经历今天这个社会。
——梁文道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178页

许子东——
不能从一个人做事的动机，来否定他所做的事。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31页 - 文革没有造成对一些民间信仰的破坏吗？

原来我也曾经觉得中国人的民间信仰被破坏了，但是你看看这十年来，你会发现那种东西已经深入到最底层的人民的心中。当他们需要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这根救命稻草，在”文革“i后，它又浮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文革“破坏的信仰是”最大的信仰“，是对理想主义价值信奉的破坏，而不是对实际的宗教信仰的破坏。在”文革“过后，其实人们还残余着一些人性的信仰；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那种下海的热潮其实是另一次对信仰的破坏。两种对信仰的破坏以后，人们的信仰就只能保住宗教信仰了，而且是最低级、最实用的，财神、土地这一类的信仰。底层民众的思路是：哪个能救他，他就去抓哪个。
许：以前的那种对理想主义的破坏，造成现代人特别虚无，老一辈经过理想主义的人会告诉年轻人：”你们搞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搞过了，你们再搞，结果就是我那样，所以你们还是不要去理想主义了。“
廖：打击最大的就是”文革“，它是很多价值观都颠覆了：你诚实、你说真话，你会遭到坏的报应，这就是彻底把一个价值观（包括普通宗教里的价值观）都颠覆了。这时候你怎么办？好不容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正常的价值观又回来了，好不容易巩固了十年，一下子又被推翻了。几次三番下来，剩下来还在信仰理想主义的，或者信仰那种最朴素、最真诚价值观的人，就越来越少。大家都认为：做好事反而得了坏报，做坏事反而能赚钱升官。但是那种宗教信仰呢，它不会受这些影响，反而，你的生存境遇越糟糕就越需要，老百姓需要这种东西。
许：所以到现在，你觉得中国人还信仰什么东西？
廖：你可以通过一切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手段不重要，目的决定论。最后，大家只根据胜利与否来评判你，这是最可怕的。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192页

微博语言的特点，是要能够吸引眼球和引发讨论。但是，任何一个观点，都不代表世界这个多姿多彩的光谱。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18页 - 廖伟棠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亟须树立一种“非功利性的信仰”。就是说，我去做一件事情，不一定会得到实在的好处，但是我还是要去做。
这样一种非功利性的，也可说是对“理想主义”的信仰。比如，基督教徒在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还是坚持信教，那才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说当我信了教，我可以得到金钱财宝。
另外，基督教不许诺你在现世能得到幸福，这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你可以觉得它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精神鸦片”；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要求你即使没有好的收益的时候，还去坚持你的信念。
所以，我希望同胞们起码有一种对精神的信仰——即除了物质享受以外，还要有精神的追求。
至于建立信仰的手段，可以有很多。不一定通过宗教，也可以通过艺术、哲学，总之是你用心去做好一件事情，端正你的生活态度，不要老是存着“心眼”。
我经常碰到的一种心态是：人人都想不劳而获。因此，他们总骗人或者被骗。所谓”人心不古“，就是这样子。
但这也不能怪这些人，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是：你踏踏实实劳动，你得到的收获反而是很少的，甚至是得不到收获。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104页 - 中国男人从来没有长大

许：你上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女强人想要不被“剩下”就去“姐弟恋”吧，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林：我的意思是说，“姐弟恋”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男女关系模式。因为中国的男人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成熟跟长大。中国的男人从他爸爸生他出来之后，他就是要做他爸爸的一个复制品。中国的男人很有趣，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做男孩，很快就要变成一个“小男人”了。他妈妈强迫他做“小男人”。他妈妈为什么要强迫他做“小男人”呢？因为很多妈妈对待儿子的感觉，其实跟很多爸爸对待女儿的感觉很接近，就是他们都把理想的那个爱情对象投影到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可能他/她结婚以后，那个理想的他/她已经离开他/她的躯壳了。所以，下一代就是当初对方给他的一个希望的延续。
我常常觉得，中国的男性当中，恋母的特别多，因为中国的男孩子大多数跟妈妈沟通多于跟爸爸沟通。所以，很多时候妈妈影响他的意识形态跟观念是更深层次的。爸爸给他的影响，很多时候对我来讲只是在地位啊、行为啊，而不是在思想上的。因此，我常常觉得，中国的男人很容易让女人失望。表面上，他可以让女人觉得可靠，但是跟她久了之后，她才发现原来她是跟他妈妈结婚了。男孩没有机会成长为男人，就立刻变成“小男人”，然后等结婚了之后，这个“小男人”才暴露出来。这时，他的妻子不得不当个“大女人”——什么事情都要我来做主，什么事情都要我来摆平。但是很多女人是不想当“大女人”的，于是便感到失落，只好把希望寄托到她的下一代身上，她的下一代又从“小男人”开始，不断轮回 跟重复。
许：“姐弟恋”有助于中国男人长大吗？
林：没用。“姐弟恋”不会帮助中国男人长大，只是说它就是某一种中国男女关系的现实：女的一定比那个男的成熟。
感想：
“姐弟恋”，女人照顾男人，女人比男人成熟，这一观点在认识的熟人、朋友中也有提及，也有验证。
之所以在许多事务上男人能够得到女人的照顾，一方面是由于男人所处的“社会位置”决定的，因为是男性，所以能够理所应当地得到家中继承的财产，成为对家庭的经济水平有决定权的一方，并且一部分男性承担起家中主要收入的来源，即便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却有基本的养家糊口能力，使得女人依然依赖女人组成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第三者，女人到了适婚年龄后必须结婚，受到的种种限制条件是多余男性的，女人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更多，也使得女人不得不求助于男性的“合作”。
使得男人无需具备太多优良的品质，依然可以很有市场。
“女人照顾男人”的模式由此而生。
女人常常渴望寻找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男人”去引领自己。
可能是出于女人对男性的“思维”优势的一种本能被吸引要求。
实际上，男性常常比女性更长于逻辑思维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就由此比女性更加优秀，优秀还有更多其它的构成要素。
女人应该追求能够吸引自己的男性。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林奕华：时代不鼓励思考造就“剩男剩女” - 林奕华：时代不鼓励思考造就“剩男剩女”

焦虑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我个人的经验是，焦虑其实就是“不利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其实你都不会达到目的。你老是觉得，自己在一个不对的地方，跟不对的人发生关系；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那么，“不利感”又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拿别人的“对”来当做自己的“对”，而没有机会去看看别人的“对”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我们活在一个穿别人的衣服、穿别人的鞋子、讲别人的话，然后，再用自己的躯壳和灵魂去扮演别人的时代。不过你知道，你心里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只是你没有办法很清楚地去和他对话。
你心里的那个自己，也许就像一个小孩子吧。因为他总是活在别人的身体里，别人的价值观令他不舒服，所以，他一直捶地板、一直哭、一直呐喊。我相信，他的声音你是听得见的，你是感受得到的。但是，你的人还是活在所谓的“对”的别人身上。于是，就造就一个非常分裂、不安的状态。
我们要找一种方法去释放，让那个小孩子好好地成长，而不是把他越压越小。你知道他在哭，你不能把他的嘴巴封起来。他不会因为你封住他的嘴巴就停止生长。
所以，我觉得这些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太没有自己了。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96页 - 这和”剩男剩女“的产生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都那么”单一标准“的时候，大家都用同一标准去选择对象，女生觉得理想的男生就只有一种，男生也觉得我要的女生就是一种。然后他们都把选择对象当做一种”购物“，好像走进”超级市场“，只要看那个包装能否抢到他的眼球就好了。因为这些人是不会看里面的内容的，所以都在经营”封面“，他们卖的不是书，只是封面。问题是，封面不能只作为封面而存在。封面可以五彩斑斓，但是翻开封面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剩男剩女“的其中一个吊诡是，表面上看我们可选择的另一半好像很多，但其实并没有，因为所有人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大家在互相挑选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迷失在表面，只要一翻开”封面“就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说：”哦，上当了。“所以”剩男剩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我来讲，并不是性格怎么样，而是这个时代不鼓励每个人活出自己的性格，所以到最后，外部的不一样只能骗人三时两刻。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33页 - 北京，一个扭曲梦想的地方

许：那在北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廖：在北京看不到，看不到宗教信仰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朋友中，最早是没有一个人有宗教信仰的；但是，这几年很多人都信藏传佛教了，有的因为流行、有的是很认真的。好多人是去了西藏以后就被感染了，而且觉得像西藏人那样有一个很虔诚的信仰，可能会活得意义大一点，就不会觉得活得是那么虚无的。但是”泛泛的信仰“是有的，我最认同的是对文学、艺术的信仰，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那种信仰，就是”为了文学我可以去舍弃别的东西“，这样的人在北京其实也有不少。他们绝对是有信仰的，他们能够抵得住别的东西的诱惑。
许：如此说来北京还是可以的。
廖：在北京还好一些，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堕落的是那些二线城市、一些省会城市，最可怕。比二线城市再小一点呢，反而又会碰到有一些很坚持自己信仰的人，虽然他们有很多很”傻“的地方，很多盲点，但是你不能否认他们那种虔诚，很令人感动。比如说，前两年顾长卫那部电影《立春》，讲的就是小镇青年对艺术的信仰，虽然很傻很盲目，对艺术的创意也不多，但你不能否定，他们对艺术的信仰、那种纯粹，跟一个大艺术家对艺术的信仰是别无二致的。
许：你在于陈冠中、颜峻合写的《波西米亚中国》里，写一个叫朝伟的香港朋友的故事。他是怎么去北京的、他去北京是为了什么，为了追随艺术信仰吗？
廖：对，他是被我”骗“去的，绝对是为了追随艺术信仰。他是一个画家，也不是名人。我去了北京大半年以后呢，他也来了。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前卫艺术的进修班，是一个北京艺术家开的，他抱了名；反正我在北京租了房子，他就来蹭我房子住，无所谓的，于是他就来了。他来读完这个班以后想留在北京，结果有点惨，他只能去做屏幕设计：因为在北京，你要做一个艺术家难度是很大的，大家人竞争了，尤其是你不懂得那些社交啊、潜规则啊的时候，你光凭自己的作品，很难冒出来。所以，慢慢地他就变成了一个平面设计师，在北京做广告公司。我很痛心，我想，既然这样的话，那又何必来北京呢？可能在香港做同样的事，能赚更多钱——这就是北京的吊诡之处。很多人抱着梦想来北京，最后北京把你的梦想扭曲了。你清醒也好，不清醒也好，你慢慢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就是你只能按照北京的规则生存下去。我之所以离开北京，也是想避开这一点。因为我要继续在北京待下去，我也要无形中被很多明规则、潜规则影响；反而回了香港，很多东西明了很多。
我回来以后，朝伟还在北京待了一年，然后也回来香港。他回来香港以后，命运很捉弄他，他又认识了一个北京的朋友，于是他又要不断地去北京，现在他又去北京长住了。但他有一点很好，他是一个很闲云野鹤的人，穷也能生存，富也能生存，贫富都不能改变他。他回香港的时候，在一个广告公司做过艺术总监，也算是工资蛮高的。但后来做得不爽，又辞掉了。辞掉了以后他就一直做零活，每个月收入几千块钱，勉强过着日子，他也觉得很快乐。他倒是在这一点上，变得很有波西米亚精神了。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24页 - 信仰不等于宗教信仰

许：你觉得什么是信仰呢？跟宗新信仰是一回事儿吗？
廖：我觉得信仰应该不于宗教信仰吧。其实，信仰就是你对某一种理念可以为之付出很多努力，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宗教信仰，反而有时候在中国会变成一种功利性的东西。真正属于内心深处的信仰是能提升自我的，而且是一种不计得失的东西，不是说你去信它你就能得到好处。甚至，真正的信仰可能还会给你带来”坏处“，可能会使你受到不好的待遇，但是你还是信它，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又或者，应该是一些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东西，才叫信仰。
许：香港人中有没有这样的信仰？
廖：往小里说，在香港，坚持写作的人就是有这样信仰的人。因为在香港，写作几乎不能带给你任何的好处。往大里说，在香港有一些追求民主价值的人：或者说，为了中国的未来去奋斗的人，这些人，我觉得就是具备这样的信仰的人。
许：在香港做文化的话，基本上会很穷，是吗？
廖：穷也不会，只是说如果你把这些脑筋拿去做别的事情，你肯定会赚更多钱就是了。香港有一点好处是，社会的规则还是比较完备的。比如说你在香港做艺术、做文化，你肯定不会饿死。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放弃了、离开了呢？因为他们所画的精力，如果用在做生意上，他们会赚更多，不会这么累、这么苦。这其实也是我们说的信仰问题，你选择信它，你就预备了为它做牺牲。而且慢慢的，牺牲变成了一种”乐趣“，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子。你要是现在给我一千万，让我养尊处优地去写作，我可能写不出来东西。
许：在香港做文化人会像”隐形人“一样？
廖：不能这么说。这些年算好了，香港的年轻艺术爱好者多了，可能跟经济危机有关。以前在香港，只有有钱有势的人会受到崇拜，会成为别人的偶像，现在多了一些文化人成为别人的偶像。但其实香港文化人对这已经习惯了，宠辱不惊。你看梁文道就会知道，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是一个好事，这样能够令你更专心写你的文章，你是用你的文章来立命的，而不是你的名气、知名度。内地文化人很容易被那种虚荣、那种媒体的光环冲垮。
许：在香港，有信仰的人要做这么大的牺牲，那么信仰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带有”英雄主义“的东西？
廖：也不是英雄主义。不是刻意要去牺牲的，只是客观上有这样的结果罢了。做文人，当你去到一个贵族的地位，或者一个富翁的位置，你再去写，它已经变味了，你的位置决定了你再也不能写出那种东西了。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82页

TVB电视剧之所以受到万众追捧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它拍得有多好，而是因为TVB电视台是个免费的电视台。——免费，正是香港人的死穴。凡是只要不收钱，香港人就趋之若骛。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88页 - 林奕华：时代不鼓励思考造就“剩男剩女”

林：大家还是把婚姻当成是一个很大的“赌博”，或许说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我在想，如果我要结婚的话，我会再什么样的状况下结婚呢？ 也许是我跟对方在某个人生阶段，觉得我们很想生活在一起；同时，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对对方有一些想要“承担”的感觉，那我就会去结婚。但是，有可能在这段婚姻关系里面，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大家都成长的步调不太一样，或许觉得好像缘分去到某一个阶段， 它就走出了另外一种关系来的话，那也许就会结束这个婚姻了。然后我再往前走，她也往前走，各走各的。
对我来讲，婚姻只是人成长当中的一个经验而已。
我觉得有些人还是觉得彼此之间的承诺是重要的，但是这个承诺的“有效期”， 不见得一定要是一生一世。这个“有效期”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看得到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需要； 没必要说因为我们曾经彼此承诺，所以到了明明我们的脚，都已经长到穿不下那双鞋子的时候，我们还是硬要把脚塞进去。我们只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希望彼此之间是对对方好的，这就是信任。
婚姻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我们面对。第一是时间，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自己的认识，都是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的。
我没有数据来支持香港是不是已经进入“剩男剩女”时代这个说法，我只是觉得香港没有像内地那样子去把“剩男剩女”当成是一个可以消费的话题。我觉得现在内地跟日本有一些相似，对于社会上的文化现象，或者是由现象所潜生出来的流行字眼，或者是所谓的“关键词”都比较敏锐。内地媒体一致都在找一种“时代精神的符号”， 这个“时代精神的符号”可以让大家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话题， 让我们好像都能在“符号”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香港人感知自己存在的方式跟内地人不一样，香港人是用实际的例子来感知的。内地人希望从八卦当中挖掘到更多的，内部的，深层的东西， 因为他们喜欢用论述的方式讨论事情。香港人喜欢口口相传的一些故事。
我们的媒体并没有像内地那样，有那么多的卫视，网站，周刊都需要“标题”。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媒体决定了一些议题可以被放到多大。
当我们都那么“单一标准”的时候，大家都用同一标准去选择对象，女生觉得理想的男生就只有一种，男生也觉得我要的女生就是一种。然后他们都把选择对象当作一种购物，好像走进超级市场，只要看那个包装能否抢到他的眼球就好了。他们卖的不是书，只是封面。
他们完全不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通过他的成长得来的。他们定这个年纪，就等于给你一个“截止日期”。人不是货物，人生不是超级市场。给“剩男剩女”定期限的做法，就是把人当成商品，保质期过了就作废。
所以人们不关注两个人结婚了以后是不是幸福，只问你有没有结婚。人们觉得你嫁了一个富豪，富二代，他们就觉得你很幸福。他们只从物质的角度来考虑。
媒体不止是我们说的报纸，杂志，电脑或者网站，媒体更是一种空气，它是来设计我们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既不要被“剩”， 也不要被“被”， 你要懂得去认识自己，然后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你会得到一种力量。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80页 - 林弈华谈淡定

淡定的相反是什么呢？淡定的相反应该就是焦虑吧？焦虑这个东西是很好玩的，因为焦虑已经变成现代人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了，不然的话就不会有《绝望的主妇》啦。
焦虑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我个人的经验是，焦虑其实就是“不利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其实你都不会达到目的。你老是觉得，自己在一个不对地方，跟不对的人发生关系；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那么，“不利感”又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拿别人的“对”来当成自己的“对”，而没有机会去看看别人的“对”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我们活在一个穿别人的衣服、拿别人的鞋子、讲别人的话，然后，再用自己的躯壳和灵魂去扮演别人的时代。不过你知道，你心里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只是你没有办法很清楚地去跟他对话。
你心里的那个自己，也许就像一个小孩吧。因为他总是活在别人的身体里，别人的价值观令他不舒服，所以，他一直捶地板、一直哭、一直呐喊。我相信，他的声音你是听得见的，你是感受得到的。但是，你的人还是活在所谓的“对”的别人身上。于是，就造成一个非常分裂、不安的状态。
我们要找一种方法去释放，让那个小孩子好好地成长，而不是把他越压越小。你知道他在哭，你不能把他的嘴巴封起来。他不会因为你封住他的嘴巴就停止生长。
所以，我觉得这些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太没有自己。
——林奕华
感想：
当我们敞开心扉，跟与自己价值观不相同的人沟通的时候，我们由于自己的“对”和对方的“对”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地跟对方沟通，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求同存异”
自己内心的小孩只能跟他人心中的小孩（可以讲是各自的本心）在有共同点的地方交汇。
或者说有可能创造出共同点的地方交汇，这时候，这两个小孩是彼此影响的，共同作用，创造出两个与之前的小孩不同的小孩。
要打开自己，去接受不同的思想、去思考是否如此、去剔除跟自己的价值观不吻合的地方、去接受彼此间的不能交融。
人只能成为自己，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即便是夫妻、情人，也只能成为自己身边”最熟悉的另一个人“。人生道路，说到底是自己一个人的道路。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63页 - 梁文道：我宁愿没有粉丝

所谓独立思考，并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你运不运用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只不过你的独立思考有的时候没用起来。比方说，正常情况下你知道一个人杀人是不对的，但是今天你的偶像杀人了，这个时候你觉得他杀人都可以原谅。这种时候你不叫没有独立思考，只是这个状况下你没有运用独立思考。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61页 - 什么类型的粉丝比较能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韩寒的粉丝吗？

梁：这只能从具体的时空来讲。韩寒的粉丝也许会在某一个时空条件下会有正面的影响，但不一定永远都是。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象真的是很不公平、很成问题的，他的粉丝们也纷纷支持他们的偶像，也提出了类似的挑战、质问，假如是这样的情况，你当然可以说是正面的了；但是也许不晓得哪一天，韩寒突然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而那个观点事实上是很负面的一个东西，他的粉丝也去支持，因为他的粉丝在那一个刹那，考虑的并不是正面还是负面，考虑的只是支持我的偶像，你说在这个情况下，它还是正面的吗？那就不一定了。
因此我说，粉丝本身并不存在好或坏，它是看处境而定的。你说粉丝盲从也好，无知也罢，这就相当于你的好朋友、你爱的人、你的家人可能做错了一件事，你还会支持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分析就是把他的偶像当成他爱的人、家人。对家人的爱是对是错，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有没有错，很不好说。所以，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正面或负面。
我们有时候也把偶像的效应过于放大了。比方说，是不是只要是家人做的事，我们都会百分百无条件支持呢？我觉得这倒也未必，我们不要把粉丝都想象成铁板一块。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家人做的事，你也不一定会完全支持，都是每一个具体情况下的计算与考虑，对不对？所以不能以为一个偶像任何时候都能转移他的粉丝到其他领域去。
历史有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候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局限的。比如说，香港过去有些明星，他分析相当多，粉丝喜欢看他演戏，听他唱歌，也去买很多有关他的产品，去搜集好呢多关于他的材料，也很狂热；但是突然那些明星要出来竞选议员了，他的粉丝也不一定投票给他。为什么？因为那是到了不同的领域，到了不同的领域之后，他的粉丝也许考虑的是别的事情。
许：我看过你一段视频，跟观众说不要看太多电视，看太多电视人会变傻。但很奇怪的，你越是这么说，人家越爱看你主持的电视节目。就像韩寒一样，他有时候讲的一些话，是带着一种嘲讽粉丝的意味的，但是他越是这样说，粉丝反而越爱他，这是为什么？
梁：我觉得这是粉丝自己产生的一种“差异认别的需要”，跟我或韩寒本身关系不大。什么叫差异认别的需要呢？偶像跟粉丝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像一种宗教的代替。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解魅”的世界，去魔化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再有魔力了，包括神在内。现在是世俗化的，充满理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底下，有一些位置空了出来。那么，这个空出来的位置由谁去补上呢？资本主义就为我们制造了许多偶像。
我们对偶像的崇拜有时候是来自心理的需求。比方说，我们过去可能崇拜某个图腾，图腾对于一个图腾的崇拜群体来讲，它就像一面标志，作用是区别开了你跟其他群体。现在图腾哦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偶像。对于粉丝来讲，他崇拜偶像，这个偶像对他来讲有个区别的作用。例如，所有人都说：”我崇拜郭敬明。“忽然有个一人说：”我觉得郭敬明太俗，我崇拜韩寒。“你会问：”韩寒跟郭敬明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你看郭敬明，像哈巴狗一样去讨好自己的粉丝，韩寒就不会这样。“所以他会把韩寒对粉丝的那种嘲讽，当成了一个足以区别他这个粉丝群体的一个身份的标志。粉丝崇拜一个偶像，预期去崇拜一个偶像，其实是在利用这个偶像的一些形象，来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按照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说法，这代表了某种品味的选择。品味就是人赖以区分自己，并且试图在象征性领域战胜其他人的东西。
文学界常常会出现一个情况。我举个例子，像雷蒙德卡佛。一开始没怎么注意他，慢慢出现一小帮人喜欢他，说他好，后来广泛了，普及了，越来越多的人崇拜他、说他好，这时候就会出现另一批人说：”卡佛哪里好呀？“然后转而崇拜一个大家还不认识或者罕为人知的作家。他们可能会说：”你们都喜欢卡佛，太俗了，我喜欢的人他才叫真牛啊，他的文学作品才叫有深度啊！“有时候这种你喜欢谁叫俗，我喜欢谁叫雅的讲法，与其说表达的是真正地对那个作家的作品的判断，倒不如说其实是利用作家来区分你跟别人。你喜欢的一个很冷漠的作家，他难道就真的比那些很大众的作家——比如昆德拉——更好吗？未必。
许：许知远说崇拜韩寒的人是”庸众的胜利“，是不是指大部分崇拜者缺乏独立思考？
梁：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所谓独立思考，并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你运不运用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只不过你的独立思考有时候没用起来。比方说，正常情况下你知道一个人杀人是不对的，但是今天你的偶像杀人了，这个时候你觉得他杀人都可以原谅。这种时候你不叫没有独立思考，只是这个状况下你没有运用独立思考。
我想说的是，许知远的那篇文章太简单化了，韩寒的粉丝群体是不是都是”庸众“呢？在我看来不是的，因为所谓的他的粉丝群体不一定是许知远所想象的那么狂热，他们很多人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对这些读者来讲，韩寒的文章写得很好，他们很喜欢他。我喜欢韩寒，并不是说他写了以后，我就不用再思考。而很可能是韩寒写出了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因此我认同。就比如我读海德格尔，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很佩服他，这时候能不能说我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的人呢？不是的。
许：许知远说，对韩寒的崇拜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表现，你怎么看？
梁：的确会有这种状况，这也是我常常批评的，等于把偶像当成一个生活的慰藉，这是所有的文化工业都会有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新想法。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评论家就曾批评好莱坞电影，说它制造太多的幻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忍受的。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香港流行”工厂妹“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香港是”加工重镇“，工厂很多女工，那些女工生活很苦闷，她觉得生活没什么希望，就跑去看电影。她在电影里看到一些”打工皇后“，觉得她可以跟她们一样，突然有一天，公司的”太子爷“会看上她，她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在看电影的一刹那，她觉得有希望了，舒服了。这样的电影其实起到了一个消极的作用，使你能够忍受本不应该忍受的状况，你本应该力求在社会上改变它的，但是你放弃这个想法了。
但有时候这种消极的作用又可以变得很吊诡。比如说你去看这么一部电影，假设有一部电影讲的不是这个”工厂妹“被”太子爷“看上，相反的，这个”工厂妹“是起来搞革命了，带领她的同伴们去推翻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你也一样可以看得好爽，你走出电影院，你在想象中完成了一场革命，然后继续在生活里做牛做马。
我想说的是，没错，我承认，也许有人会读了韩寒的文章，就觉得已经批判了这个社会，这就相当于一种良心的消费。就像很多人看社会写实纪录片，就容易产生这种想象。日常生活中他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去做，但他看了好多纪录片是讲中国的弱势群体多惨多惨，这时候他发现他旁边的人都在看冯小刚，他会觉得：”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看来看去都是这种娱乐大片。我就不一样了，你看我看的全是讲建筑工人多凄惨，讲矿工的生活是多悲哀的片子，我多有良心啊！“但事实上，你可能跟那些看冯小刚电影的人一样，你也什么都没做，你没付出过任何东西，你只是把看冯小刚电影的时间拿去看了这些纪录片。但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良心上比别人有优势，你就觉得你良心了一把，这种情况就是消费良心。这种对良心的消费，就等于我们说去看韩寒的文章，透过看他的文章你觉得你批判了一把，你也有良知了一把，你也勇敢了一把，但问题是，这情况跟韩寒本人无关。
感想：访谈的技巧，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直接问出来，不要假设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被访谈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思考，给出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无论如何，这个答案还是被解答了。这是被访谈人的思考，对访谈人来说，是一个启发、参考。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103页 - 你觉得华人社会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婚姻呢？

这跟我们历史上是一个“伦理社会”有关系吗？很注重伦理关系、家族关系。
林：你从哪里看得到中国人很重视婚姻呢？
许：你看，亲戚之间会把“有没有结婚”当成一句问候语。这难道不说明中国人很看重婚姻吗？我觉得，这背后是跟中国人很注重“伦理”有关系的。中国人讲究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讲究家族要繁衍下去。
林：那不叫伦理关系，叫权力关系。伦理关系在我看来不只是在算人头。伦理关系是在问：他跟她相处得好吗？不是在试探、算计对方的底细、动机。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政治。所以，我反而觉得“重视伦理关系”可能是一个外观，但实际上讲的是比较和竞争。假如真的“重视伦理关系”的话，更应该关注的是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但中国人并不喜欢谈为什么要结婚，只问你有没有结婚，结婚之后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所以，大家关注别人的筹码，多余关心别人的生存状况。对我来讲，“关心”是什么？就是你要问好多问题——一个人是不是到了适合结婚的心理年龄呢？有没有遇到好的对象呢？什么叫好的对象呢？等等。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人的婚姻是政治、是权力？因为对中国人来讲，以上每一个问题都牵涉到一些利害关系。当你听说一个人没结婚的时候，马上就把一个比较同情的态度放进去，觉得这个人现在处在一个“不利”的状态；你不会说：“对，这个人就是不适合结婚，他现在一个人过得很好。”如果我定下二十六七岁这个期限，唯一的解释是从生理的角度说，他的精子和她的卵子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最佳生育年龄，能生出最好的孩子。这个东西，到最后难道不是非常政治的吗？我为什么要生那么好的孩子？原因就是要保证你自己留下来的“东西”是最好的。那为什么要是最好的？“赢”嘛！你要在最“对”的时间做最“对”的事情，就是为了不要“输”。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在谈“赢”跟“输”吗？
感想：
为什么周围的人婚姻生活都如此不幸福？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把婚姻当作政治，当作改变命运或者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杠杆。
如果以个人的追求和利益为中心，那么“政治”只可以解决个人利害的问题，当然不能满足两个人之间情感的幸福。
两人情感的幸福还来自于彼此把对方当作自身的一部分，把两个人当作是“一体的”，彼此之间不求回报的“关心”和“照顾”。
这种不求回报的“关心”和“照顾”来自于：被对方吸引而自发为之付出的“爱”，而非基于自身追求的有预设条件的“爱”。

《同胞，请淡定》的笔记-第260页 - 如你之前所说，很多偶像都是被媒体塑造出来的，那媒体是不是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梁：媒体的责任是什么意思呢？道德责任吗？它为什么要有道德责任？如果粉丝跟偶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话，没有正面负面、好坏之分的话，它就没有必要有道德责任感，虽然偶像的形象确实是媒体塑造的。这就等于，我们不会说车子能够发动就是轮子的责任。车子能走，是轮子起到的作用不假，但是你不会说这叫轮子的道德责任，它这是客观的机制，那不叫责任。媒体的机制就是如此，它的责任不在于考虑偶像会对粉丝造成什么影响，它的责任在于它在制造偶像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什么细节问题呢？那就要回到媒体的专业伦理上。所谓媒体的专业伦理就是说，媒体在报道一个人的消息的时候，有没有尽力去确实报道的消息，有没有力求全面，就这么简单。但是有时候，媒体并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可能是只报道了一个人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可能没有去确证，也没有力求客观，这种情况下就有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就跟我们刚才讲的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无关，它是媒体本身的专业伦理问题。崇拜一个偶像，跟把这个偶像呈现出来的载体要区分来看。好比我喜欢喝这个咖啡，我干嘛要去关心帮我端咖啡出来的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不对？我喝这杯咖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