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论-大道哲学通书-第三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朱熹正是从这些天道义理的价值论出发，评价历史人物，看待不同时期的人心人性及其历史本质的。朱熹认为：“大凡自正心诚意以及平天下，则其本领便大。管仲资禀极高，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作得许多事。自刘汉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宽大。隋以拒谏失国，故太宗不得不听人言。”天资高不能代替学问，无大学问则做不出大事业来。而学问之最大者，是天地性命之理，是天道义理与人心人性。因此在朱熹看来，历史是外皮的事，没甚要紧，要紧的是心性义理，是历史功业建立在何种心性理论基础上。若“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另作一个伎俩商量请示，不亦误乎！”④于何处立身，构成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也构成了历史上的善恶邪正。朱熹正是从这一基础理论出发，评价汉祖太宗之治与尧、舜、三代之不同的： 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质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来谕所谓“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者，正谓此也。⑤ 在朱熹看来，历史功业，做得尽与不尽，全在于心中有没有天道义理，全在于治世立于什么样的心性理论基础上：是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还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是出于天理之公，还是出人欲之私。以天道义理治天下，则天理流行，处处是公；而以功利目的治天下，则人欲横流，处处是私。后世英雄治世，虽有暗合天理者，然而由于胸中不怀天道义理，处处以浅薄的功利目的为出发点，自然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而天下也必流于私欲与纷争。 与朱熹不同，陈亮则是从自然主义心性论出发，并将其合理化，来评价历史人物，看待其时代本质的。陈亮认为：“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个人。”不论是圣人，还是一般人，“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①人只是这个人，心只是这个心。圣人之于天下，大其眼而观之，平其心而酌之，不使当道有弃物而道旁有不厌于心者，而应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然后功用于天下。在陈亮看来，“波流犇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为贵耳”。而“若于万虑不作，全体洁白，而日真心在焉者，此始学之事耳”。陈亮所谓的真心，就是气质之心，也就是人的物欲之心，食色之性。圣人大眼观之，平心酌之，立功业于天下的，就是这种心性。这实际上是将人的物欲之心、食色之性理性化，即把它看成是天然合理的，然后看历史人物于此做得尽与不尽的。所谓做得尽，“遂其性”，就是能够以人的物欲之心、食色之性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治理天下，使这种心性得到充分发展，达到功利目的；而所谓做得不尽，人性“有时而乖戾”云云，就是这种人心人性受到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致，因而历史功业还不够理想，还没达到尽善，如汉唐之君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陈亮评价历史人物及其功业，是与大道哲学的价值法则及人的心性义理无关的，而是以自然主义心性论为基础，以浅薄的功利目的为合理性的。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目的工具合理性，而不是价值合理性。其特点是，以功利目的为合理性，否定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这在建立历史功业的目的与方法方面，更显示出了他与朱熹之不同。

前言

　　《盛衰论》自序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历史也许是一条河。它浩荡不息、波浪滚滚，然不论是巍巍尧舜，还是堂堂秦皇汉武，依然只是东流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历史也许是一条江。它波涛汹涌，白浪如雪。荡舟其上，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然苏子站在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赤壁上，却悲歌：“大江东去，浪陶尽，千古风流人物！”稼轩登上满眼风光的北固楼，遥望神州，则感慨：“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不尽流！”而萨都剌登上石头城，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六朝形胜地，惟剩下青山如壁，更是感慨：“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历史也许是无数的陈迹。但不管是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还是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三峡楼台，五溪衣裳，皆不过是过眼溪山，旧时相识，如今秦耶汉耶？魏耶晋耶？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皆被风吹雨打去。　　历史也许是一部史书。然而那书中的人物、事件、年代，皆不过是遥远的知识与记忆。它编织了什么？复合了什么？附会了什么？其真情何在？只有天知道。这也就难怪临川先生感叹史书“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了。　　这些感慨，这些悲歌，这些叹息，并不仅仅是追问“历史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寻求历史的本质，寻求历史究竟有没有真理性？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它究竟是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堆成的，还是有某种法则和必然性？其兴也，亡也，盛也，衰也，治也，究竟是转头即空的虚无存在，还是有着某种盛衰治乱之理？人在这种兴衰存亡中的价值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是我看江山多妩媚，江山看我应如是？还是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历史只是一条被恶魔所铺设的毁灭价值的道路？一句话，如果历史活动所弥漫呈现的只是些陈迹和假象，那么，历史之真又是什么呢？这种最真实、最纯粹的存在，又怎样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历史盛衰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哲学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想写一本历史哲学的书，以解决历史的纯真存在及其价值意义问题。　　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对历史的关注及其哲学思考，是非常不同的，或有的压根儿就不太注意这样的问题。如印度虽有很高的“吠陀”文化，然由于这种文化尘芥六合，梦幻人生，视天地万物及整个尘世为虚妄，而把抛弃这一切，追求不生不死、永恒常在的梵天境界，视为最高理想。这自然使他们对社会历史的盛衰不太介意，因而对历史也就缺乏哲学的思考。西方民族虽有历史意识，但他们从古代希腊时期起，所关注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人命运问题。这发展到中世纪，就是关注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于这两者之中，关注天国要比关注人类世俗的社会历史更为重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所表现的历史哲学思想，就是这样。而历史的绵延，及社会存在的严峻事实，因其零乱或较之诗歌缺乏“哲学味”，而被哲学的思考所忽视。直到17、18世纪，这些被忽视的东西，才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中国民族则不是这样。自我源于何处？祖于何处？从古到今，一直是他们很关心的；特别是列祖列宗的功业及盛衰成败，更是他们所关心的。《诗》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厥初生民，时维姜源，克禋克长，人弗无子”。《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可以说，社会历史的绵延与盛衰，一直是中国民族关注并思考的两大哲学主题。因此，我在完成了《大道运行论》、《绵延论》之后，就开始围绕着盛衰问题，着手写一部中国历史哲学。　　盛衰者，历史之现象也。所以盛衰者，千古之义理也。研究所以盛衰之理，方是历史哲学。因此，本书作为历史哲学之研究，虽不能不涉及一些历史事实，但其研究任务，不在于指一政之得失，陈一事之利病，更非编年史式地记录历史事实，而其所论，也不屑于描述摘取壅蔽繁琐之历史现象，而是以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为大背景、大立场，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打通千古治道，以求盛衰治乱之理。具体地讲，就是察古今盛衰治乱之大端而疏理之、会通之、规矩之，将整个研究集中到几个有关盛衰治乱的大枢机、大根本、大哲理的问题上，以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之，以求其至正贞一之理，求其司马光所说的“治乱之道，古今一贯”；“治乱之原，古今同体”的存在。若不会通古今之道、天下之理，只据繁琐壅蔽的历史事实，这自然是不行的。朱子曾说：“《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出那形而上者。”本书的研究，既非《易》之以形而上的本体，推演出形而下的诸象数，也非《春秋》之以形而下的诸社会历史现象，隐喻其形而上的真理，而是以大道本体的纯粹义理，带动上自伏羲、炎黄、尧舜，下通唐、宋、元、明、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于政道与治道上，说个究竟。因此，本书的副题是“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中国古代先圣明哲，论大道必经天下之大经，述盛衰定立天下之大本。我欲效之，著述此书。论叙之文，梗概其次如下：　　无最高法则，无社会历史之本体论，不可为历史哲学。特别是大道历史哲学，不能穷尽其理，没有最高、绝对、终极的存在为本体论，并且是真实无妄的，是不可作为历史哲学理论的。故作《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为第一章。　　历史的开出，即伴随着哲学的思考；而大道本体论的获得，也为历史提供了为治之道。为总述大道哲学的为治之道，故作《大道哲学：历史开出与为治之道》为第二章。　　历史盛极必衰，剥而后复，其盛衰运演，不仅有其自然法则，更有其运演的根本力量、广泛因果及历史开合与几微之变。故作《盛衰运演论》为第三章。　　历史的本质，不是物的存在，不是政治、法律、制度，而是人心人性。天心即人心。人心人性不仅最终决定着历史的本质，也决定了历史的盛衰。正因为盛衰治乱系乎人心，所以有国有天下者，无不以贞正人心为根本要务。故作《论人心人性与历史的本质》为第四章。　　惟国德是立国之本。国运之长短，在于能否以天德王道仁爱天下；能否为民制产，建立国民生存的根基；能否为民立极，以诚天下之心；能否勿用非彝，追求永恒的法则；能否尚贤止健，聚集大批当国守正之臣。惟具此大德，才能国运昌盛久远。故作《论国德国运》为第五章。　　中国历史哲学，是以深厚博大的内圣外王之道为理想的，是以提倡德的哲学，反对力的哲学，为基本价值法则的，并且历史上的唐虞之治，为此树立了一个清明光辉的理想时代。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自然也应以这种哲学为根本理念。故作《论深厚博大的王道哲学》为第六章。　　体统、纲领、礼教，是立国垂世的根本大计。纲领不正，则国家无把柄；而礼教衰，则国家无盛治。故曰“人无礼不立，国无礼不治，纲不可易，纪不可乱”。其为法者，也是与德同原、大用一体的存在，是不可割裂的。故作《论体统？礼教与盛衰》为第七章。　　文化在国家民族的盛衰中，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而在诸多文化中，惟以学术教化人心，以文化理想统御政治之道，以广大悉备之道融合浃化诸族文化，以纯正厚重的风俗，建构历史的基业，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才能与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作《论文化与盛衰》为第八章。　　人和历史究竟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价值法则呢？以及怎样判断历史上的善与恶呢？怎样以良知判断致乎历史纯天理存在呢？凡此皆属于通向历史道路的价值论问题。惟遵守仁的价值法则，惟建天理良知的清明之心，才有清明之治。故作《历史价值论》为第九章。　　中国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仍然需要强大的哲学，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而不能割断历史，或把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变成无关紧要的存在。为走出现代性的遮蔽，为从大道哲学中吸取信念与精神力量，故作《论大道哲学与中国现代复兴》为第十章。　　全书十章，论大道，述盛衰，经大经，立根本。前两章总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及为治之道，三至九章分论历史运演、人心人性、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及价值法则诸问题，最后一章为继往开来，讲如何归复重建大道哲学的历史精神。整个论著虽显冗长，有不尽意处，然其契理举要，则守道不移，竭心尽力矣。　　中国自古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记言则有《尚书》，记事则有《春秋》。《尚书》以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讨论彝典，昭示恢宏至道，多属历史哲学本体论问题。而《春秋》纪人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则隐喻着历史哲学的整个价值论。自然，言不离事，事不离言。记事之《春秋》，则尤明王道之大法；记言之《尚书》，更尊天地之大义。至于《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之变，《诗》曰“于穆不已”的相续之理，以及《礼》、《乐》之和天地、调阴阳、叙人伦，也皆是历史哲学的大法则。章学诚曾言“《六经》皆史”。依我看，《六经》不仅皆是历史，亦皆是历史哲学。而且中国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价值法则，《六经》皆已具备，后世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虽有创造，然大多不过是发挥《六经》之旨。我之研究中国历史哲学，著《盛衰论》，主要是以《六经》为依据，为指归的。　　本部论著，从其他哲学家、史学家的著作中获益也是不少的。《论语》、《孟子》所讲唐虞三代天德王道之治，《老子》、《庄子》之言大道旷荡，蓄养万物，自不待言。《史记》、《汉书》二书之史实及所记礼乐、食货诸多制度，更为本部论著引以为据。特别是太史公《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精神，给了我写作此书以极大的鼓舞。《汉书》所记董仲舒之策对，匡衡之上疏，其言阴阳相荡，善恶相推，及大道万世无敞，为教化之本原，亦对我良有教益。其后，王肃废弃康成星相谶纬之学，辩诬而注疏《周易》、《尚书》诸经，王弼摈落一切象数，直达玄道本体，之注《周易》、《老子》，对我理解大道本体的至正纯粹，亦多有帮助。我从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所获得的知识，也是很多的。至于欧阳修《新五代史》对人物之善褒贬与价值判断，司马光《资治通鉴》善言道之得失、政之治乱，更为我所学习；二程以理气论盛衰，朱子治史“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更对我写作此书有直接影响。我从王船山的《六经》注疏、黄梨洲的《明儒学案》、顾炎武的《日知录》，以及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中，所获得的史料及理论观点是很多的。特别是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二书，我更是直接出入其中，获益匪浅。　　我从1997年底完成《绵延论》书稿，即开始本卷书的研究与写作，至今已历时四年有余矣。其间，除了大半年的时间从事《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即《价值实现论》三卷书的修订或增订工作，其他大部时间与精力，都用于本卷书的研究与写作上了。现在终于该结卷了。回忆这四年多的研究写作生活，觉得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严肃感。这一半也许是因为历史本身过于凝重，另一半大概也是因为本书所涉皆是治国安民的大事，不可不慎。写历史哲学，自然离不开历史，但我的历史知识是有局限的，特别是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实的考证，我实在不敢说自己有多少学问。好在本书不是编年史或历史考据之学，而是对历史上盛衰治乱的哲学思考。尽管如此，由于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而是从社会学、文化史及哲学史，走进这个领域的。因此，在本书涉及一些历史事实时，很可能有着落不是处，如果有误，诚请史学界的朋友们给予指正。　　在结束本卷书写作的时候，我已进入耳顺之年。遥想历史上的盛衰治乱得失，似乎又平添了一份成熟感。尽管这种感受来得太晚了，然我毕竟获得了它，并将终生享用它。这几年，虽白发频添，然文化道德使命感不减。此书结卷之时，外面已是新雨过后，春意勃发。心有快意，欣然命笔，赋小诗一首，以寄情志于此：　　风吹上新绿，雨过浥旧尘。　　万物皆生意，春蕴几度深？　　2002年3月10日写于花家地淡泊居　　2011年7月10日改于天通苑

内容概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为学术，以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大道哲学，推本子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著有三卷《文化价值哲学》《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另著有《文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书。

书籍目录

《大道哲学通书》序言
自序
第一章　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
第二章　大道哲学：历史开出与为治之道
第三章　盛衰运演论
第四章　论人心人性与历史的本质
第五章　论国德与国运
第六章　论深厚博大的王道哲学
第七章　论体统·礼教与盛衰
第八章　论文化与盛衰
第九章　历史价值论
第十章　论大道哲学与中国现代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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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哲学通书(第3卷):盛衰论(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是一部研究千古盛衰大枢机、大根本、大哲理的著作，一部将大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打通千古治道的著作，一部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治国安民、经世致用的著作。

作者简介

《大道哲学通书(第3卷):盛衰论(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著作。盛衰者，历史之现象也；所以盛衰者，千古之义理也。《大道哲学通书(第3卷):盛衰论(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的研究，不在于指一政之得失，陈一事之利弊，而是以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为大背景，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打通千古治道，以求盛衰治乱之理，或者说是以大道本体的纯粹义理，带动上自伏羲、炎黄、尧舜，下通唐、宋、元、明、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于政道与治道上，说个究竟。它囊括了一切盈虚消长之理，贯通了古今盛衰存亡之变；察古今盛衰治乱之大端，而疏理之、会通之、规矩之，将整个研究集中到几个有关盛衰治乱的大枢机、大根本、大哲理问题上，论大道，述盛衰，经大经，立大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历史运演、人心人性、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诸多问题。因此，《盛衰论》是一部治国安民、经世致用的著作。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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