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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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ISBN:9787563374977
作者:熊秉真
页数:360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寻找历史上的孩童  一、孩子在哪里?  (一)人们从来在乎孩子吗?  时间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世界上少有什么恒常的事,不但海会枯、石会烂,沧桑总在彼此反复,连众所公认的真理也寿天无定,路人皆知的常识更是忽无忽有,命运似乎可以完全飘忽无定。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让人诧异,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过时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个现成的例证。  首先,如果要学究式地略做推敲,就会发现历史学这门知识而言,要想在中间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道理无他,说穿了,历史与其他的学问一样,是门十分“势利”的学问。大家都听过,“知识即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Power is knowledge)。不少意义上,各类有权有势的人不单掌握了知识的内容,而且界定了知识的定义,想想中小学历史或者一般通史所涵盖(及忽略)的部分就可知道。成王败寇的结果,有地位有影响力之外,历史上所谓的“重要”和“意义”常是经如何一番过程而拟定。  历史学跟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卑微、尚无显赫势力、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或事,年幼的孩子不过也属于“空白”现象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假使历史没有特别歧视儿童的话,它最少是重视了其他许多东西,是代表当时大家的公众价值所在(值得一记、值得注意的事物)。其实作为一个钻研的对象,在人的知识旅程中,“儿童”的浮现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现象,而这现象的发生,背后颇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故事。  (二)注意到孩子的是些什么人?  就历史而言,史学界刚开始“发现孩子”的时候,注意的焦点其实还不在小孩本身,而是一些别的问题。一位法国学者猛然回顾起法国及西方“童年”的历史,他的兴趣不全在追究孩子自己,而是想追溯时光之流中所谓“心态”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在一段长时间里,任何社会对人、事、物曾有的态度,及这类态度本身的转变过程。譬如《西方文明对死亡的态度》(Western Attitude towardDeath),就是这位为史学(后来也包括不少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掘出儿童问题的Philippe Ari6s先生的另一本名著。后来经一番考证辩论,他发现以前的西方人曾颇有一段“恶生而好死”的时候因为历史上曾有很长的时间中生活困苦而不定,大家既躲不了死亡的阴影,无知小民甚至真觉得生不如死,宗教也让大家向往天堂。至于后来开始觉得死亡陌生、冰冷、可惧是死亡率降低,近代医药兴起、平均寿命期望增长,“死亡”现象陌生化等等许多复杂因素逐渐汇聚而成的结果。这种广义的心态史,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一部分,它有兴趣了解的不是已成形的思想,像哲学那类由特定的人写下来的清晰的思辩,而是一群人在有意无意之间,日常起居之间所展现对某种东西的态度或感受。从这类追踪之中,人一开始就警觉大家对天天在身边打转的人、事、物不一定就会有某种清楚、有意识的觉察,同时却花许多时间在凝想些一辈子也许都碰不到、也用不着的东西。“儿童”或者“童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被略过了的俯拾皆是却浑然不觉的事情。这类研究中大胆的假设,吓了大家一跳,譬如说西方人虽然生了许多孩子,死了许多孩子,当然也接触过许多孩子,但一千年来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孩子是么。另一方面,让人忧喜交杂的是一旦大家逐渐“发现儿童”以后,整个近代社会在态度上反而对孩子生出不少要不得的关注与约束,而这些可能比漠视或误解更糟糕的重视与认定——以他的观点来看——反而常是另一些破坏性措置的开始。这个例子说明,史学可以从许多角度触及“儿童问题”,心态史不过是其中之一。社会史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尤其是社会史中的家庭史,因家族中的各种成员,当然应该包括小孩在内,不管做为粮食等资源的消耗者或决定家庭繁衍的继承者,家庭史中都有一部分不能不谈到幼龄人口。何况时间上愈往古代追溯,平均寿命期望越低,未成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就愈大。近代以前一般而言各传统社会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与婴幼儿,从一个公允与完整的认识角度而言,这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的境遇显然是历史学不能不理会的部分。  再有,从事思想史的人偶尔也会注意到与儿童相关的问题讨论,尤其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常常会追到孩子身上,因为人性论所探讨“人性”到底是什么,一个机械性的解决之道,常是把问题追究到人生最初发生的时刻,假设“最初的人”可能也就是“原本酌人”,最后往往引出“童心是否等于人性”的议题。类似的讨论,中国、西方哲学家都屡有发挥。  另外,关心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人,也容易涉及对儿童的管理、指导与教育方式。常常议论、规划各种教养方式,而所设计教养方针,又往往与其对人之本性——“人原本是什么东西”,或者“人最初是怎么回事”——之认定有密切的关系。历代相累,这些塑造者与哲人也为历史留下不少抽象式的对“人之初”与“人性”的讨论素材,其中多有触及孩子的痕迹。  (三)年幼的生命留下了哪些痕迹?  撇开过去学究式的史学规范不管,没有人能否认过去千百年间,有许多孩子活着,那么关于他们的生活,历史上所留下资料能刻画出怎样的一些痕迹呢?纯从资料上来说,问题好像不难解决,中国过去的确留下了好几类可以透露儿童生活情状,或者曾经影响童年经验的文献:譬如前面提及的思想家、哲学家,留下的主义、主张,让我们知道社会上的成人为了造成所谓的“理想国”,尝不断提出大家该如何管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主张。这类声音对儿童童年而言,可以说是一些“训示性”、“指导性”的素材,像中国上古的《礼记》,里面对最小的孩子都有非常多的规划和构想,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礼记》是一本教导人如何应对进退的典籍,后代的教训俗文,可说是此文化传统的一种延伸。另外实际从事育儿教育工作的父母师长,他们需要各种“幼蒙”材料,包括教导成人如何训儿的原则与方法,与教小孩时直接使用的认字习韵,说天说地式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童蒙训》等。胡适的父亲老年得子,担心自己可能看不到小孩长大,在小儿子三岁时,就用毛笔写了一篇“学为人诗”,告诉孩子希望他学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现仍存在台北南港的胡适纪念馆中。  另一类信息,可说是“描述性”、“记录性”的材料,描述着小孩生活的模样,曾有的经验。历代留下的个人传记,开头时有几行描述传主幼时情事;年谱也有执笔人整理谱主小时的重要经历;士人写给自己手足亲人书信,时偶或叙及幼年的一些追忆,若暂不管其中的复杂性和营造性等问题,这些都可视为有关过去儿童及童年的宝贵记录,经过仔细整理分析,可成追究、重建过去儿童世界的起点。另外还有一些集体性的载记,像过去中国的家谱、族谱中,有时包括整个家族如何处理幼龄成员的问题,寡母、孤儿每个月应得多少米粮、银钱,一年两季可有多少布帛为衣,各房智愚不等之子弟需如何求学习艺,各谋生计等等,都可与上述个别性的记述,互为对照、彼此补充。  第三类可称为“实证性”或“技术面”信息,譬如“医书”。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有幼科的地方,这些旧时幼科的医生,因需照顾啼哭疾苦中的小孩,虽亦有其文化偏执,但对儿童比较不容易空执理想或虚拟美丽,因为孩子日常实际的状况不但是他们的职业收入所系,更是他们天天必须应付的问题。他们记录中的小孩子,有姓氏、有背景(家长职业),说明籍贯、年龄,随而载记其临床资料,罹病前的饮食居摄,出现哪些症状,经诊断后所开之方,所予之药,数天后复诊情况等。有时观察跟踪一个孩子相当一段时间,同时用以教导解释给习医的子孙徒弟,可以应付类似毛病,用什么办法判定寿天生死。医书因而变成了解过去中国儿童生活实况的一种宝贵信息,尤其过去多半医生终生在同一地区工作,传授子侄生徒,数代行医之下,累积数百年的数据,形成一种描述性的生物统计。一个地区的小孩饮食营养如何?健康型态有什么特征?是否有季节性、地方性疫病?他们的物质生活在改善还是在恶化中?各个阶层呈现哪些不同的习性状况?往往从幼科医籍,尤其是医案的汇整之中可以得到重要的解答。医生记录有时不全为了自我标榜,也有教学示范之用,影响科技人员塑造其资料的理由与写传记、营造理想国度的文人不尽相同,务实和职业上的因素,不能使他们完全脱离迷信、误导、困惑,但毕竟留下了一些有关过去儿童生活、疾苦的音讯。  实证和技术性消息的另一部分是法律档案,中国的法律档案后人的挖掘仍然不够,其中透露的有关儿童和童年的信息更是全未“出土”,包括律令中规定各种对孩子减免的规定(当英国人还在吊死三岁小孩时,中国的法律早有规定九岁以下儿童犯罪得以减刑,一如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或残障的依等地宽赦一样);少数实际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刑案判例,如清代留下的刑案资料中有一个小孩跟另一个小孩玩耍,不小心掷石致死的例子,法律上如何处置。这些资料目前尚未做系统式整理,经过一番爬梳思考应可看到过去儿童世界的另一面像,尤其是若干下层儿童的身影。经济史的材料中也有些儿童的侧影,如有形或无形的“童工”的问题(儿童在家庭及家庭外参加生产的情况);人口的资料中“溺婴”的现象,刚出生的小孩或多余的女孩,逢饥荒时,常遭溺毙,特殊情况下杀婴也会涉及已数岁的女童及男童;政治性的材料中也有牵涉及儿童的,战争时十岁以下的小孩不但可以上战场,更常在政治事件中被屠杀,或遭政治运动波及,命运大变。辛亥烈士如林觉民或秋瑾的孩子,以及莫名地被拱上皇位又被扯了下来的幼帝溥仪,他们的遭遇,或者非比寻常,未尝不在催促着我们面对儿童与政治的关系,或者政治对幼龄人口激烈乃至寻常的影响力。  第四类是“艺术性”或“想象性”的材料,如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西游记”、“目莲救母”、“哪咤”、“封神榜”等,是一些受小孩欢迎、某种程度上呈现儿童心态与性格的故事;“二十四史”中,各朝共留下了二百六十四首童谣,或是有意编造,或是流传民间,有时跟时政有关(如饥荒时民间流传:“老天爷,老天爷,你耳聋来眼又瞎,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或对官员的讪笑。宗教材料中也有些与小孩的祸福有关,如“三太子”、“保生大帝”、“月老老”、“注生娘娘”等,或有专门保护小孩的神,或以人生少年阶段为影射的呈现(如“金童玉女”、“妙善公主”)。加上故宫看到的绘画、瓷器、竹雕、景泰蓝中,都有些小孩的身影,虽然以前大家不太注意追问这些艺术品上的小孩到底是象征性的儿童或是真实的自描,但是这些实物上的形象所透露出某些与小孩相关的信息值得进一步解析。譬如货郎图、婴岁图、耕织图中所见小孩玩的玩具、小孩家具、小孩所穿的衣服、其发结装扮,小孩追逐分享的食物,建筑中留给小孩活动的空间等等,许许多多的蛛丝马迹,不论是直截的影像消息或是经过曲折方法转换后的象征性、典范性呈现,莫不等着更详细的解读,更系统的考证,以求得出一些综合性的认识。  (四)他们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因为种种不同的讯息,来自不同角度,种种际遇下流存至今,直接间接关系着过去孩子的活动与处境,汇总起来,可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片断,可告诉我们一个关于过去孩子怎样的一个故事呢?细想起来是一个复杂又诱人的挑战。这种种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有关儿童与童年历史的素材,保证我们在中国历史中寻访孩童踪迹之想不致落空,而且收获必定丰盈有趣。但是其实,材料之繁复,面貌之多异,内容之曲折,同置案前,不免也激起了许多疑难的问题,是以前西方少数涉猎儿童与童年史的作品似乎未尝遭遇,也没有提起的。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讲,这些由训示而描述,由实证而想象,由精神而物质等种种不同的关于过去儿童的材料,当然呈现了一个多元与多重面貌的中国历史上的儿童与童年。一方面,我们知道儿童与童年的经验,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势力和文化因素所共同经营(譬如说,家庭中的父母、学塾中的师长、专业的幼科医师,乃至法庭的官员、说故事的艺人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看来儿童与童年一向就有许多的面相。这不只是说,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族群地域,不同性别、阶级的孩子,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儿童际遇,而且表示同一群孩子,甚至同一个孩子,从来有着一个以上不同的“小世界”在他的人生中运行,因着上述的各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也因着儿童日常生活情境多重与复杂的组合方式。  如此的了解,自然又牵扯出另外层次的一些考虑。譬如说,这各种不同的素材所代表的不同影响儿童生活的社会因素,它们彼此之间在基本假设和终究价值上是完全一致,相融合的吗?还是在大方向和看法上有重要的歧异与冲突?又如,这各类不同的文化力量、文化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上关系如何,是各自为政,毫不相涉吗?还是彼此互动,甚至互补互助?  还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力量,让人不由地要追问儿童及其童年环境外塑与个人自主的问题,以及受成人左右或有儿童主体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去中国虽一如其他社会,有种种规范,塑造与教导,保护儿童的措施,但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所亟需厘清的,正是这些形式和制度上的力量,除了宣告型的表文之外,其实际的作用力与局限所在,及在一个所谓成人权势,大人掌握的秩序之下,孩童还有没有,或者能有何种的自主性空间,以及所谓自我中心儿童立场下的感想与活动?这些材料所引出的复杂问题,不能不以思索材料再予回复。

前言

  对儿童与儿童问题的追寻,与其说是十多年来的一种执著,不如说是一种终生不得其解的大惑。这深深而严重的困惑,自童稚而与龄俱长,挥之不去,不觉间竟化为若干识知上的访求。其实,眼前史籍之间的纵泳,扉页之际的徘徊,与大学选课时遍搜儿童史而不着的失落,少年时以童心稚语编为故事小说,甚至三五稚龄穿凿园圃,晃荡林时无尽的惘然、无由的纳闷,情怀上会无二致。儿童与童年,一如生命和世界,是个迷人、难舍的问号,更是一串无始无终的惊叹。一旦加上时光和地点、历史与界域、环境与自然的思虑,更成了个无比动人,一去难回的迷魂阵,下面的喃喃之语,有探险途中兴奋忘情的叫嚣,更有跋涉颠簸时叨叨絮絮的排解。集之以献曝,虽有志初阶而稍息的意思,更有些冀逢山奢徕友伴的觊觎。

内容概要

熊秉真,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曾任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所教授,现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致力中国历史上儿童生活与健康问题研究经年,发表相关中西文论文数十篇。成书者包括《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1995)、《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台北:联经,1999)等,另编有《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9)。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寻找历史上的孩童
第二章 为童年写史
第三章 环境的堆砌与塑造
第四章 社会与文化脉络
第五章 省思与争辩
第六章 人事与情感
第七章 接近稚情的世界
第八章 历史上的儿童与童年的历史:代结语
参考书目
附图图录

作者简介

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儿童,便是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部分。是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成年人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研究者探索的眼光。事实上,传统中国瀚如烟海的史料里,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变、出人意料的有关儿童与童年经验的资料。作者试图借着对这许许多多中国历史例证的研究,能够挑动人们去发现隐藏于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在翻找挖掘的过程里,我们将不得不同意,每一首童谣稚语,每一个深埋尘土之下的玩具游戏,都是一颗可端出另一个世界的沙粒,可以透视宇宙一刹的永恒露滴。
自序
对儿童与儿童问题的追寻,与其说是十多年来的一种执著,不如说是一种终生不得其解的大惑。这深深而严重的困惑,自童稚而与龄俱长,挥之不去,不觉间竟化为若干识知上的访求。其实,眼前史籍之间的纵泳,扉页之际的徘徊,与大学选课时遍搜儿童史而不着的失落,少年时以童心稚语编为故事小说,甚至三五稚龄穿凿园圃,晃荡林时无尽的惘然、无由的纳闷,情怀上会无二致。儿童与童年,一如生命和世界,是个迷人、难舍的问号,更是一串无始无终的惊叹。一旦加上时光和地点、历史与界域、环境与自然的思虑,更成了个无比动人,一去难回的迷魂阵,下面的喃喃之语,有探险途中兴奋忘情的叫嚣,更有跋涉颠簸时叻叻絮絮的排解。集之以献曝,虽有志初阶而稍息的意思,更有些冀逢山奢徕友伴的觊觎。
书呈八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起始的两章,从不同的角度,力索历史中孩子的踪影,是在观念“打开心内的门窗”,也是材料和方法上的引介。随后的文章,则分述近世中国儿童成长的外在环境,哲人对儿童及童年曾有的论辩争议,以及儿童自身生活经验之挖掘与重现。外在环境之抒,或以家庭人事之组合与生死苦乐之缘由之说,或以稚龄幼教之启迪,与性格和价值观之塑造为述。思想上的争议,则择异军空起的阳明学说与独树一帜的李贽激辩,与为近世中国儿童论述之表征,并与衍为近代思潮根源的西哲洛克、卢梭之言相照。其实要说议论,不必全局于思想争议,一个世代对任何人群、事物“意见”之衍生变革,更常有直接化为活动措置者。因之,乃以有明而晚清、民初塾学教材之产生与演化为例,一示近世中社会力多变后,儿童之属性亦随幼教之普及,与内容、气质之转化,逐有化私为公,捐家庭而入国家之走向。至于一探儿童自身生成之经验,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面对所谓重建或再现儿童生活之“主体性”问题。于此,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过去儿童的营生,有无其别于成人之主体性可言(此问题之答案毫无疑问是一个肯定的“当然”),而是经何曲折巧妙的方法,循何点滴之珠丝马迹,让此一从儿童(成长者)本身出发的生长经验与童年时光,再次重现大家眼前。文中两章分以情感世界与稚情的音容、举止为例,试示当时情境之恢复,整体历史旧观之再现,以及文字语言(传统史学研究所执之文献素材)资料之外,另辟蹊径,细聆言语之外的啼嗔之声,凝注其喜怒奔跃之表情行止,甚至细较思量一个婴儿踢打迎拒种种动作,这些对一群笔不能书、口不能言的稚弱生命,莫不是他所肺腑之声,在一番更细致的史学方法,更尽力追求同情之了解的史学观念下,当然应该可化为某种直截的历史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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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人教导我们,读书不要看人写的坏,要看人写的好,要清楚好在哪里……想起这一诲训,我以下的文字徒增我的困惑与惶恐。前日耐着很大的性子,一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句地把《童年忆往》看完了。这个书是我们领导推荐的,同事们必读的,也就是为了做好工作必须了解的一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封面上除了印着书名外,还加了一个类似副标题的说明“中国孩子的历史”。因此,前年刚拿到这本书时,很期待它的内容主要在叙述过去历史上中国儿童的生活的方方方面。然而,此书正文的第一段就把我“难”住了。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时间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世界上少有什么恒常的事,不但海会枯、石会烂,沧桑总在彼此反复,连众所公认的真理也寿夭无定,路人皆知的常识更是忽无忽有,命运似乎可以完全飘忽无定。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让人诧异,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过时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个现成的例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段话要讲什么意思?随后一琢磨,心里有个疑问出来了——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段话以时间的广延无限为前提,继以说明人类识见的有限性:从长时段来看,当时当下的观念未必具有真理般的确信。然后,结合第二段的内容,这才知道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引出第二段话:历史学里几无孩子的踪迹(作者的原话是要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这话说得太满,不免想想我的一位老师当年提醒我的话:说有容易,说无难。)。而第一段话关于时间无垠、识见有阈的话,要表明的是关于孩子的历史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结合起来看,开篇的这段话可以这样写:人类的历史只是宇宙漫长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片断,在这其中,人类的识见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识见里,我们往往忽视了作为人类成员一份子的儿童的历史。但是,我很奇怪,作者熊秉真女士为什么不这么直截了当地表明观点。因此,我就把这本书搁了起来。直到几日前,再度翻阅,仍然很是反感她这开篇的第一段话。于是就与我们单位的台湾同事通了个电话,谈了近半小时。她讲,台湾与大陆在用词与行文方面确实有些不同。台湾人用的一些词里,都有文言文的渊源,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共识,不必再费心解释,比如她自己用“不器”二字为题写文章,但是大陆的杂志编辑却需要电话来问她,什么是“大器”。听闻她的话后,我对大陆学术期刊编辑的文化水平就有点担忧了。我这位台湾同事说,熊先生的这本书是个融汇贯通的著作,但是要是看不下去,就不看吧,读书是要看状态的,有些书再过年年,或许就读出味来了。她自己也是前后翻了三回,才看完的。然而,我到单位有些年头了,同事们都读过的书,我还是要读一下的,以免日后谈论起来,不知他人之所云。前日终于下了决心,用最笨的法子,找出每句话的主谓,寻出每段话的主题,就这么读完了。读完之后,之前的困惑还在:这真的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很有质量的著作吗?作者真的是融汇贯通了儿童史吗?既然困惑还在,说明我对这三个疑问没有肯定性的答案。另外,还加上了另一个困惑,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是因为学识不够,所以没有读出真正的味道来吧?因此,怀着这种心思,我想找个书评来看看,豆瓣上有一个略长点的书评,其意在褒扬与转述,其文笔也与熊先生的类似。此外,并无其他有点趣味与见解的书评了。因此,我的困惑只是加深了。毕竟,这个书得到的都是正面的评价,国内的读者多以颂扬为主。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讲点自己个人化的感受。在写个日记时,我想起书橱里,数年前读了一章的《文明进程》(诺贝特·埃利亚斯),那也是花了工夫的,只是如今已忘了一干二净,留下的一丁点印象是作者在写作时,有些很清楚的理论假设,在论证时加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以细节来展现其思想。或许我当初读《童年忆往》时,也有这样的期待吧。但请恕我愚钝,未能读出熊先生执著追寻的中国儿童史,有何基本的理论假设。关于《童年忆往》一书的理想构建,我读到的是她引用了Philippe Aries的《Centuries of childhood》,还有西方学者关于这本书的后续相关研究。她反复“提及”(不是“论证”)儿童史的研究方法(或称方法论。方法与方法论也是我没搞明白的词,见笑了),其中国特色的部分仅在于她强调要用多种材料:医书、年谱、传记、绘画、书信、训蒙材料、法律档案、民间故事、童话……她或许应该加上墓碑、佛教造像等等吧。列举并分类材料的来源,确实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但是,对我这个不懂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去理解与重述这些材料。而且,理论是从学识里来的,不是从材料里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用的恰是些普通的素材,作出来的却是别有韵味的中国史。因此,我说她只是在反复提及儿童史研究的方法,比如,对自传性材料要作历史文化的分析,要区分其中有无隐讳的说此,却未能论证这些方法如何转化为理论。作者显然是要以中国儿童的历史为对象,来展现儿童史研究的可能范式。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观察她的论点、论据与论证结构。从论点来看,作者对此书的定位似乎是有问题的,以“中国孩子的历史”来说的话,她应该致力于中国孩子的历史形态,或者以活动场域、行为举止、思想见解等方面来分述,提出某些归纳性的论断;或者取历史上关于孩子的识见为线索,以各种材料为证据来证实或者澄清;又或者纯为理论建设服务,提出关于中国孩子的某种假设,以历史上的诸多素材来逐一验证……总之,“中国孩子的历史”有多种“通常”的写法,但是,熊先生所取的一种法子,却让我很是摸不着门道。她的论点侧重于儿童史应该如何研究撰写,而非中国儿童究竟有何历史。又或许“中国孩子的历史”这几个字,只是出版社的一种噱头,不是熊先生的本意?此处还要提及的是,熊先生出自于其本人、无有西方理论背景的、关于中国儿童的论点,多数是通过设问的方式来提出的。比如“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怎样才算是儿童的天性、童真自然的表现?”(p.66)这也无非就是在问“大家心目中的‘童年’和‘儿童’到底是什么意思?”(p.21)而且,我个人以为,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清楚,并无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也难界定儿童的天性与童真,这个问题,不问还好,若是问了,却是导向了一个坏的路子。另外,熊先生提出清代中叶以后,中国幼教有一个“由家庭而社会、由父兄而师长、由塾学而制度、由制度而入国家的发展过程”(第四章,p.164),这倒是个很新鲜的观点。我尚未读完中国幼教史,因此,也不能评判是否确乎如此。但从熊先生的书来看,她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远远不够的,其论证是以分散各章节中的相关内容来呈现的。她谈及照顾孩子的成年人(第六章),谈及训蒙(主要第五章、第七章),谈及亲长自课(主要在第三章),又略一提及清末的学堂与学制(第四章),就把此一非常重要的观点当成定论写了出来——她并不是着重指出的。熊先生之所以没能着重指出中国幼教的历史轨迹,个人以为其原因在于,她的写作并未认真区分儿童的生活场域,另外,她没有分析中国儿童教育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很可能是因为缺少相关的知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童年忆往》第五章中,她明知从历史比较的学理上来说,将王阳明、李贽与洛克、卢梭放在一起谈论是很不妥当的,但却依然强为之辞,说了一些话,从这些话里,可以读见她是相当缺乏教育理论的修养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观念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知识,本就无比较的价值;而且抽离了教育实践的现实形态与生存空间,单独谈论教育观念的异同,也是十分荒唐的。此外,个人以为,她颂扬李贽《童心说》之类的论断,放在这一著作里也显得很不妥当。“夫童心者,真心也”,这是在浊世要正世道人世的话,非要把它指认为是中国的某种儿童观,这是我不能认同的。《童年忆往》这本书,虽然我是花了一整天工夫的,但是,作者成文,恐怕是一整年的光阴,其思索过程,或许又是几十年的岁月。因此,我只是翻阅了一遍,不敢说我把握住了该书的基本观点。以上提及的只是一些我个人存疑的地方。以下要谈谈这本书的论证风格。自小学高年级阶段就没写好过议论文,因此,如何论证观点,这一直不是我所清楚明白的。后来训练写英文的“八股”作文(提出观点、分述观点、重述观点)时,老师们教的法子是,每段的第一句话写出观点,然后再补充说明(其实是反复性的缀言),接着就是举例,此为“论证”。但是,读老外们的著作,常常见到开段第一句话或者结段末句的观点,很少见有举例说明之类的“论证”,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不过,我在熊先生的书里看到了这种英语“八股”作文式的论证。她很喜欢这样的论证:“段锡朋(1897-1948)幼时家贫,曾出处借贷。农村子弟如蔡廷锴(1892-1968)、何廉(1895-1975)等自幼即与父祖一同耕种,参加生产。幼儿如薛光前(1910-1978)……”(p.298)在有这些话的前一页,她还举例了戚继光(1528-1589)和何翔高(1865-1930)。所有这些举例,都来自年谱、自传、与他人撰写的回忆录。且不说,这些例子中的主人公童年生活的时代环境不同,就把这些跨越了几百年的人物并置而论,应也要做些必要的说明吧。然而,没有。这就是这个书里论证的特点之一。此外,熊先生很喜欢司马光先生砸缸的故事,文中提及多次,当然也有不少被她反复拿来证实不同观点的人物与旧事,此处不再翻书引述了。熊先生著作中的另一个论证特点是:她不喜欢用明白直接地话来陈述观点,她偏爱用双重否定的长句。这些长句损害了我不少脑细胞,此处以用一段,求同仁们给予帮助。“儿童之影响成长,虽与传统思考方向不合而受忽视,但与成人之影响儿童,是同一过程之两面流动。如果成人社会之一向有顾虑儿童之心情因素,未尝招致学者后人指其为无独立人格意志之历史人物,则儿童之行事感受,常因其周围人物环境而异,亦不过为人情之常,不应使之变成特别没有立场、不值得认识解析的一群”。(p.311)那日读完后一句,我随手改编了一下:“学者后人并不指责顾虑儿童心情的行为与想法,那么,儿童的行事感受随着世情而变化 ,有其立场,值得认识。”我一点也不确定我的这个改写是否契合了作者的原义。反正没有耐心再去琢磨作者这句话的语法结构了。该著作的论证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以“问句”来引入论证。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启发一个新的理论,确乎如此吧,但是,一堆的问题,相互堆砌,之间没有什么深层的结构,那么这些问题恐怕只是阅读的障碍了。本来一读到问题,就以为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要展开了。结果却发现,问题只是问题,只是为了发问,为了行文,而放置在那里。这也是我读《童年忆往》时很感苦闷的一件事。我很为熊先生感到遗憾的还有这样一件事:《童年忆往》一书的论据太少,种类单一。虽然一开篇,熊先生就谈到了治儿童史的各种丰富的材料,但是该书行文在采纳论据时,多数用的是年谱与自传性的材料,谈论蒙学是用的那几部书,也就是就书中的观点进行列举与说明,几乎不旁涉别的历史材料与他人观点。她虽屡屡提及医书中关于儿童的看法与士人蒙训中关于儿童的看法是不同的,却未见书中有一处是清楚明白地引证医书里的论断!即便她已有相关的专题著作行世,那也不影响她在《童年忆往》一书中陈述主要观点与证据吧?这一点实在让我很是费解。综观本书,虽然存在以上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但是,就事论事地来说,如果去掉封面上“中国孩子的历史”几字引发的期待,平心而论来看这本书的话,那么,这书的贡献确实如某些人说的,它是对中国儿童史研究的一个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中国儿童史研究的诸多主题与研究视角(我未能把握出是什么视角,台湾同事告诉我,他们台湾学者其实反对研究一开始就提什么视角,视角那是扎实的研究过程中自然会呈现的),确立了儿童史研究的诸多线索……但是,我个人还是感觉学术著作行文的首要准则应是:用词准确,观点明确,构架清楚。《童年忆往》各章节标题与其论述神貌相离,行文过重文饰,因辞害意,实在是很让人叹惋的一件事。此外,没读过几本书的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西方舶来的痕迹,其概念与思维方式,并不独到,却常遮遮遮掩掩,行文里总要表明自己有超出西学的见解,要讲出中国之特性。但是既然术语与理论都是他人的,怎么可能成就另一番中国学者的新气象。这也是我混上研究生后,一直很困惑的事。
  •     童年最近还是挺热的一个话题。这个书的写作思路借鉴了波兹曼先生的《童年的消逝》,特别是前面的部分。不过还是值得一读。买了。
  •     周作人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苦口甘口》一书中写就一篇颇有分量的长文——《我的杂学》,就中即涉及到儿童学这方面。说来,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素来为周作人所关注,早年曾有《儿童文学小论》一书,其后相关的论述亦在在多有。在周氏看来,“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氏的这番议论实在是道中了我们习见的对儿童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即是我们素来不很重视儿童学与儿童历史的探究追问,尤其是在历史研究上“儿童”角色的长期缺位。如今熊秉真教授的名作《童年忆往》由上海贝贝特引进出版,真是嘉惠学林的好事。展读一过,熊教授往来古今,钩沉掘隐,以历史时序为经,文化嬗变为纬,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历史上的孩童的红颜笑脸,挑动人们去发现隐藏于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先不提此书的具体研究路数,单这选题亦可见作者的眼光心力。长久以来,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一部历史学的论述多是名人将相的注解史与诠释史,以至流于拘执,失之片面。然而历史上大量存在且形态生动的一般社会人群的相互关系及他们的活动,可能更可让我们了解历史发展的动向和其中的演变更易。此番熊教授触及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部分——儿童研究,便是很好地延展了我们的认知视野与学术研究的幅员,且以其资料的全面占有、例证的丰富可读、言说的条贯畅达,使得历史研究从意义上到方法上得到整体改进,其意义自是大矣。作者一开始就与读者一道回顾检点了中西历史上的“儿童观”及人们对儿童问题的态度与体认,比如作者将西方卢梭与中国王阳明两者对待儿童的态度进行了对比观照。基于对自然哲学与个性解放的主张,卢梭希望人们考虑不用勉强方式塑造儿童;而王阳明秉持性善及良知说的观念,觉得应以激发、辅导、灌溉幼苗的心情来引领儿童成长。两位哲人在对待儿童的观念上如出一辙的深层原因即是同样对人性的深深认同。这其实并非小事。因书中早已告知我们,一个习于被指使的孩子,不知不觉间多会感染奴化思想,进而成人后或是成为卑顺的奴仆,或是得权后变成乖戾的暴君以弥补早年的心理缺失。而除非整体人群愿以更谦顺平和的态度来对待孩子,否则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终将只是纸上空言嘴上风暴。因成人与儿童其实互为表里,一体两面,而两者的价值观更是息息相关代代相传的。而正是基于成人与儿童实属人生不同阶段,并非截然割裂的观念,作者在书中十分关注中国历史上成人对孩童心智的启蒙培养。作者胪列史实,条分缕析,归纳宋元以后,抚幼与训蒙日益成为社会及文化关注之新焦点。而其间突出者三,一是思想对育幼训蒙在哲理层次的争辩,二是市面上形形色色训蒙教材的大量涌现,三是社会上逐渐增多的幼教议论及幼教作品。近世幼教文化的两大路向其实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学理纠葛。前者主张孩童要静,重管束;后者则强调自由,鼓励活泼。这样的观念亦多在各类训蒙教材中得到体现,由此可见,近世文化中的这两大学术路向不仅在精英思想层面掀起波澜,即使在孩童教育上亦多有所交锋,实在有趣。此后及至明清,民间识字率较之过往大有提升,出版亦极为改进,加之市镇勃兴,在这多重因素的酝酿下,先是推动了普及与提早幼教的方式,后又逐步补充以适合稚童的教材教法,由入理而入情,一波波幼教文化与幼教实践交互为用,终致蒙学与童年经验的新景迭生。作者在此深探历史研究的方法,认为“早年钻研近代史者囿于单线进化假设,固显简陋,代以辩证式理念而强调历史发展均具正反两面性,亦未能尽致其曲折之意”,因此,作者指出“习史者仍须藉反复推敲,不息之淬炼,捕其轴音,叙其主要”,而“由明清而近代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更替之中,幼教本身的变化,颇足托出若干公私情理领域之间重新营造的细节,”复“可与其他历史之脉动互议”。读到此处,不禁深深歆服熊教授的治史眼光和对已有历史研究的精准认识。可更为精彩的是熊教授并未对近世幼教文化与蒙学兴盛的现象不存怀疑,而是进而究问“人可不可能在近代之初变‘好’之际也同时滑下了一段上坡式的下坡,步入了自上枷锁的不归之途?”在作者看来,当这些孩童均能就学而有所依凭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正是进入“某种固定界定的情理”吗?也“未尝不是一种礼教将人情(野民)请之‘入彀’,社会势力将个人纳之‘入瓮’的过程”。诚哉斯言。读罢此书,我们不仅知道中国历史上孩童是生存状态,更多的恐怕还是明了文明教化与人生桎梏的一体共存。在析解与呈现这诸般历史面相的同时,我们也顺带梳理了过去数百年来人文的基本假设与儿童观念的嬗变演化,而历史自也展现了其繁复难言的纹路肌理与若隐复现的暧昧景观。不论是客观知识的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我们主观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我们探索的眼光。今日借熊秉真先生此书,我们从每一首童谣稚语,每一个深埋尘土之下的玩具游戏中窥察出中国近世历史与人文教育的别一面相,是殊为受益的。

精彩短评 (总计39条)

  •     熊先生的古白话功夫我真是领教了
  •     语言很优美,很书面化,读起来有些晦涩。
  •     书买了几个月了,一直没读完。这书要算学术著作一类,我先前看书名猜测是较轻松的所谓文化散文,其实错了。已读的部分中,最让人不舒服的是作者语言夹生,中西杂糅,且有病句,读得实在令人头大。如果你对学术书没有抗体,那就不要买。
  •     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有意思,结论没有特别的新意。材料似乎很有限,反反复复出现几本年谱,而且全文语言风格不统一,难道是民国特色?
  •     熊先生积二十年之力做儿童史研究,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书,是需要静下心来才能读进去,读懂的。
  •     系资料室的台版 ,导言 及第三章 环境的堆砌与塑造
  •     半文不白的简直让人想掀桌,这种写作风格真不敢恭维,要不是为了论文才不会看
  •     只是一本写给专业人士看的学术著作。缺少趣味性。
  •     书开篇所选的几副彩图精美绝伦。但很多章首所选图片有略显粗糙,很难与本章内容间产生一联想。作者的文言功底深厚,藏文之处,俨然一学者,呈现了很多类文言百花的句式。关于中国古代反应儿童状况及教育方面的专业初级似乎的确不多,这跟古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形态关系很大。这也使作者在此研究上有点苦恼吧(这也体现在作者反复运用几个事例来论证一些观点,让人看了很生繁琐感,这点在编排上可以修改删减吧),所以作者一直都谦虚地称其只是略添砖瓦而已。此书的量很足,但对于想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很多典例及论证过于学术化,看的时候对这些也只能稍加掠过
  •     认识他们,也是认识我们。
  •     真是辜负了作者这么多title。文章既没有什么分析框架,标题和概念都不知所从何来,史料也是捡着符合自己标题的往里添,难道历史学是这么分析问题的?偶尔有闪光的提问,但只是问题而给不出答案。同一个观点前后要说上两遍以上。还有台湾式的语言表达,不合大陆的语言习惯也就算了,还云里雾里地虚晃一枪不合逻辑。真地挺失望!
  •     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有细致的史实梳理,亦有对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研究方法的深刻思考。可惜过于罗嗦。
  •     嗯,挺有启发的
  •     第二次看,细读。本书涉及儿童研究的广泛主题,注重从观念与方法论上进行提点,每章做主题研究。在自己做过儿童方面的研究后,看熊的书有醍醐灌顶的舒服与畅快!佩服宏大的视野、简明的框架、细密的考证、明确的从儿童主体角度研究历史的思路。以及自己对明清各方面社会状况了解太少,补课补课= =
  •     中国儿童历史
  •     一般,可能是我水平低,读起来有点晦涩
  •     适合对童年怀有美好情怀的所谓大人学习。
  •     不能不说,读起来蛮枯燥的,是文字的问题吧。但熊先生演讲的水平是很高的啊。
  •     观点很独特,但读半本就够了。后面是凑数的雷同章节,相当减分。
  •     古代育儿方式的介绍侧重和现代西方主打育儿方式的不同,特别是和美国教育的比较。看过之后,才觉得西方的现代育儿方式,极好的打破父业子继的传统,也许是更好的为不同资质的孩子找寻更多的出路,职业上的合适的选择,也许能更好的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选择。本书中介绍的中国孩子更多的是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无论是考取功名还是随父母挑担卖货,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现在的孩子教育和成长,肯定也是顺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我的同事有一次不解的问,中国孩子的童装设计都很可爱,为什么德国品牌下的童装设计都很“小大人”呢?现在我明白了,有百年以来根深蒂固的阶层社会,孩子从小就要适应他们来到这个世界里所应扮演的角色。
  •     我们更需要解读“空白”,欣赏“不在”,懂得“残缺”对体会“存在”的雷霆万钧般的意义。
  •     好书。熊教授很棒。
  •     思辨性的历史学著作。
  •     题目起得真棒。关于中国儿童史的研究专著,我还曾写过一篇书评。
  •     喜欢这样的角度
  •     内容好多。。。
  •     标题党。本书是一部研究幼教的历史,没有我想象中的精彩。
  •     年谱历史学。。。可惜了这么好的题目
  •     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儿童,便是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部分。是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成年人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研究者探索的眼光。
  •     论点有争议,论据干货很多。
  •     我怎么感觉都是车轱辘话,没啥意思
  •     我对当前教育的一点感想
    我们伟大祖国号称“教育大国”所培养之大学生为世界之最,且我们教育的普及率亦为世界之最。说来可笑的是,所培养的学生最跟不上历史潮流的也是我国,究其原因何在?教育体制。
    今天考试制度下培养的学生往往是“十年寒窗苦,一卷定终身。成绩高于低,牵着学子心。”于是乎?“成绩好坏”成为“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准”“升学率”成为“好学校与坏学校”的标准?“成绩好坏”与“升学率”又成为衡量“一个老师好坏”的标准了。于是乎考试制度下的老师只注重教学,把学生的“成绩好坏”与“升学率”放在第一位,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于是乎那些“受苦受难”的中国学生便成了一个个待宰的羔羊,学生个性受到压抑,道德素质一届不如一届,于是乎逃学自杀厌学便成了加常便饭(笔者所在的华山高中,这几年就有两个学生自杀),年年愈演愈烈,成星火燎原之势。
    于是乎教育改革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下面忙的是热火朝天,高呼教育改革,按理说,“民心不可违”,教育部却不见动静。想当年,大清王朝统治之际,慈禧太后当政之时,康梁一伙搞变法,搞的全国上下人心惶惶,顽固派由此总动员,请老太后出山,“囚禁光绪皇帝”对维新派进行镇压。可是才不过两年,慈禧太后竟然相信“义和团”的鬼话,向八国联军宣战。八国鬼子很快打进北京城,吓的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一口气跑到西安。为挽救统治,慈禧太后决定废科举,行新政,使天下读书之人大骂该死的朝廷。一纸诏书全国的读书人下岗了,他们全部失业,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又不会营生,政府又没有为他们解决好失业的问题,反而在无形之中把他们推向革命党,成为大清朝的掘墓人。
    关于今天教育之死板,我有一首打油诗,可与今天小学上的一篇课文做比较。如下:
    一去二三里—一去二三千里(今日交通之发达,一去何止千万里?)
    烟村四五家— 烟村四五百家(生育失控,人口众多,已处在人口大爆炸的时代)
    亭台六七座—亭台灰飞烟灭(文革大破坏)
    八九十枝花—一片黑乎丫丫(人口众多,导致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之属为之灰飞烟灭。工厂林立,发展生产,树木为之一空,环境为之一变,生态平衡因而遭到破坏。)
    故宏浩认为要大胆发挥学生的个性,给学生展示自由的空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尽情发展,“人有多大胆,智有多大产,人生才能更好发展”。“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大同,人类和谐”何乐而不为呢?
    在传统文化日益颓败的今天,敢问有几位文学系毕业的老师能看懂文言文?今天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当承当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去读读圣人先哲给我们留下的经典。输入新鲜血液,重新焕发生机,开拓视野,陶冶情操,不比读那过眼云烟,稍纵即逝的“文化快餐”要强的多。
    故宏浩不才,在高二时曾送给一些语文老师“三千百”“并非炫耀个人钱财之多,博得一时之名誉”。只不过是希望诸师向自己的学生推荐,那么宏浩这番努力,便不会付诸东流。宏浩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宏浩感谢诸师之厚爱,(宏浩一时之间在华山传闻众多,终继鼎杰兄之后,成为华中第二大风流人物)。今日思之,转眼间已过了三年多了,“世事茫茫难自料”他日能否闯出一片天地,则是自己的造化了。
    进入大学之后,我发觉大学的课余时间很充足,可是所学的东西实在是很“菜”,浪费了诸多学子的精力。在21世纪的今天,“时间就是生命”如果在用那“**”的东西,毒害亿万青年,我们民族怎能浪费的起?
    今天大学的入门,已经是很容易的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固然是教育的进步,但是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也不应小视。在下才疏学浅,待过几年,再分析“大众化”教育的今天,我们如何做到“与时俱进,但又要不偏离我们的传统教育”。及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
    尹宏浩写于2009年7月14日
  •     其实很多好书不一定被人发现,这本书不错!!
  •     并非自己想象的内容。社会学之类的东东吧。
  •     寿夭无定,沧桑反复。孤单的风筝飘忽在纤薄的浮云,纠缠的线轴陷在记忆的尘土。
  •     对我而言它是作为一本“资料补充型”的书籍,所以我的评价点在于补充的学识,这样看来,它很棒。
  •     读完后对中国儿童有过怎样的生活和感受还是很模糊,倒是知道了蒙学方面其实也是分为压抑塑造派和天真生成派的。
  •     繁转简的时候错得一塌糊涂。
  •     一直没下决心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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