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的历史

章节摘录

古典学的历史古典学术的本质——虽然古典学这一头衔不再暗示那种崇高地位，但人们仍旧这样称呼它——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旨来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一罗马文明的研究。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始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诗人的歌词、哲学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观念、庙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注入新的活力。就像每一门知识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或者可以用希腊的方式，用一种完全的哲学方式说——对现存事物并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发点，目标是对那些我们已经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丽事物的纯洁的、幸福的沉思。由于我们要努力探询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能证明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独立的东西窒息了整体意识，即使专家也要注意这一点。古典学术史的使命就是表明这门科学是怎样从希腊人的语法[grammatike]那里发展而来的，人们现在已经明白了古典学的真正本质与功能，尽管这门学科是科学的，不仅是一门历史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继续存活在罗马、拜占庭世界的科学，尽管是一种萎缩了的形式存活下来。这种学科的发展与智力的现代进步保持一致，就此而言，吸收古代文化遗产对智力的现代进步有着强大的影响——一般是有促进意义的，但有时也是约束意义的。反过来说，现代思想对这种学术也有反作用；但是追述现代思想的这种反作用已超越了本书的范围，虽然这非常有趣，尽管读者也总是愿意知道这些反作用。欧洲人从古代人那里接受“语法”[grammar]，其目的首先是服务于语言教学，因为作为普世教会的拉丁语一直在实际生活中保持其地位。言辞的文学形式——诗歌和散文——也伴随语言而为人们继承，因此发展出一种新的拉丁文学，这种拉丁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仍为人们所感受到。模仿——包括视觉艺术在内的古代诸门艺术的复兴——是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的宏伟目标，结果是以现代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古代文学形式和风格发生了自然转化。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模仿活动当作是古典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与我们已着手研究的古典学成长过程是不切题的，我们不要期待在书中提到拜布[Bembo]和约翰尼斯•瑟昆杜斯[JohannesSecundus]的拉丁诗歌要多于讨论帕拉狄奥[Palladio]、克伦策[Klenze]、瑟沃尔森[Thorwaldsen]或弗拉克斯曼[Flaxman]的篇幅。我们也不太在意姆莱图斯[Muretus]或伦肯[Ruhnken]的某作品是不是模仿古典拉丁语的典范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再把希腊诗歌的创作当作古典学术的一个分支来看待。（附带说一下，直到19世纪，这类诗歌缺乏风格，但是今天出现了完美的这类诗歌，在英国更是如此）然而，对于学者来说，对这类实践效用的过高评价是不可能的，即使获得这类成功所带来的快乐是更加重要的时，也是如此，因为这类活动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群体之内。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也有其单独的历史。但这里不是详细叙述这个问题的地方，尽管教育对学术事业发展所起的间接作用十分大，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些只把自己的作用局限在指导年轻人学习的人，这似乎不公平，因为这些指导教师所获得的成就时常是比许多学者对学术的总体发展只作出微小贡献要大得多。维特里诺·达·菲尔特[VittorinodaFeltre]和古阿里诺·达·维罗纳[GuarinodaVerona]是15世纪这类令人尊敬的指导年轻人学习的典型，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这种人物不绝如缕。翻译者一般也必须排除在外，尽管这些翻译者的译著在传播古代观念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我们只要想到阿密奥特[JacquesAmyot]翻译的普卢塔克的著作这个例子就够了。翻译著作在把希腊精神沁入现代文化之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要大于最重要学者明者作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但翻译著作不属于学术研究之列。以这种方法限制了我们研究的领域，我们就可以在宏观的背景下勾勒出学术发展的演进，而不必提到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人物，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先锋人物都不是很多的。空间也是一个受限制的因素；但习惯要求对那些富有个性的人物要着重处理，包括一些取得短暂成就，不久就从记忆中消失的人物——这类虔诚有其自身价值。所以，善迪斯[J．E．Sandys]的《古典学的历史》[HistoryofClassicalScholarship]是有关这一主题惟一值得一提的著作，这是部功底扎实的学术著作；必须要说明的是，我从这部著作中获得了大量知识。另一本值得信赖的书是奥托·雅恩[OttoJahn]写于1868年的抄本，我利用该抄本就同一主题做了一系列演讲，该书使我终生受益。在雅恩去世之后，如果能有机会立即从他的笔记和速记中把该抄本整理出版，这本书必将受到欢迎。雅恩的博学是无限的，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位博学的人[polyhistor]，他从不迟疑地表达各种观点。从文艺复兴开始叙述古典学术史，可能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在这个时间很久之前，古代学术就开始复活了。学校里的传统从来就不能完全被打断；事实是，公元开始的早期几个世纪对于古代文献的保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作为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并且西罗马崩溃的结果，西部建立了日耳曼诸王国，只有那里的教会单独保存了个别的文化，因此，我们必须分别追溯这两个渊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堡陷落、东西两部分重新联合之后。这两个渊源的共同资源是希腊化时代语法[grammatike]。学科，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为语源学，指导方针是对词汇进行分类，这可以追溯到智者[Sophists]时代——甚或更远，一直可以追溯到对诗人的说明——这点在哲学家和“批评家”或“语法学家”那里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类典型的代表有：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他谦虚地把自己称为语文学家[philologos]，因为他的兴趣非常广泛）、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ofByzantium]和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我们可以把狄奥尼修斯·斯莱克斯[DionysiusThrax]的那本小书以及迈尔里的阿斯克里庇德斯[AsclepiadesofMyrlea]之学说真实地还原，这至少可以窥见当时“语法”的状况。菲洛克斯诺斯[Philoxenus]在语言科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或许因为他认识到拉丁语的重大意义——这时他认识到单音节词根的概念；布特曼[Buttmann]从他那里学习了东西。随后的时代是古典主义(classicism)的胜利，“语法学家”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因为现在要求的是对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实际指导。目标又倒转回三百年前——在安东尼时代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那时一些人又回归到以爱奥尼亚语[Ionic]进行写作。高等教育几乎完全关注修辞学的研究，但是这要求使用“语法学家”的语言这种基本的训练。早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特里芬[Tryphon]就编辑了第一部书面语词汇《名号辞典》[onomastikon]，他也是第一位论述句法的作家。二百年以后，赫洛迪安[Herodian]最终在严格的古典法则基础之上确定了正字法[orthography]和“韵律学”[prosody]。大量的手册刊登了古典词汇，最后像阿里斯提德这样的模仿者以其自身的才能成为文体的楷模。另一方面，保存学术上的说明是因为诗歌文学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小，并且学术本身也越来越沉溺于纯粹编辑的水平。我们或许会期待从下层社会崛起的教会对于社会现实投以更多的关注；但是教会屈服于正在流行的修辞学，甚至在教会产生了几位这方面的大师后，试图以克里门特[Clement]、格雷戈里[Gregory]和西里尔[cyril]的著作取代学校原有的教科书，当然这没有成功。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的著作从没有消失，因此，古老的系统继续存在，不过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罢了，这点可以在6世纪最有影响的教师乔治·邱尔波斯库斯[GeorgiusChoeroboscus]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地证明。文学语言与实际生活语言之间的裂缝变得越来越大，社会上层阶级仍旧精通那种语言的人越来越稀少了；但是这种分裂从没有彻底地完成，大部分古书仍旧可以在一些图书馆中找到，即使是几乎没有人在读它们了。直到伊斯兰教毁灭了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古代文化场所，加上偶像破坏之争，古典的衰落似乎迫近了。然而，几代人之后，在伟大的主教福提戊斯[PatriarchPhotius]的影响下，古代文学的研究又开始了，福提戊斯本人只关注散文，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对风格之惊人的、准确的感觉。这种感觉同样适合于帕特里的阿拉特斯[ArethasofPatrae]，他结束了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恺撒里亚[Caesarea]大主教的生涯，献身于学术研究，这种孜孜不倦的关注使他保存了许多主要散文作家的不少珍贵的或重要的手稿，这包括柏拉图、埃里乌斯·阿里斯提德[AeliusAristides]、琉善、卡西乌斯·迪奥、菲洛斯特拉乌斯、欧几里得、波吕克斯、波桑尼阿斯、克里门特[Clement]和护教士的手稿。我们应对福提戊斯进行全面的研究；苏格拉底·库格阿斯[SocratesKugeas]对那些富有价值的专论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阿拉特斯[Arethas]和其他一些牧师在他们所使用的抄本边缘写满了解释性的注释、引语和推测性的读物，毫无疑问这改变了文本的原貌，现在我们则抱怨这些窜改。有关柏拉图、克里门特和琉善的注释就是这样起源的，这些古代作家的著作仅仅通过间接的途径流传到我们手中。这时，这些手稿以精美的新小体字编排了；分字符和“做诗”符号也被引入，这一切预示着手稿研究中高水平的学术活动。作为获得必要语法知识的辅助手段帮助，也是作为获得人工文学语言的辅助手段，人们编辑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匿名的或笔名的著作：选自赫洛迪安[Herodian]的语源学著作，福提戊斯的辞典和贝克尔[Bekker]编辑的辞典。人们仍旧可以读到许多这一时期的手稿。卷帙浩繁的辞书《苏伊达斯》[Suidas，对于编这本书的人，我们一无所知]也属于这个时代，假如没有康斯坦丁·普菲洛杰尼图斯[ConstantinePorphyrogenitus]任命的历史学家所摘录的内容广泛的抄本的话，《苏伊达斯》就不可能产生。这类作品的搜集是普遍的现象：比如在诗歌领域，福提戊斯的《书目》[Bibliotheca]就是康斯坦丁·塞法拉斯[ConstantineCephalas]的诗文选集，该选集的材料甚至包括一系列韵律方面的铭文——这是当代所感兴趣的铭文的惟一线索，因此常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关于这时的诗人方面的学术著作，我们没有肯定的证据；但就是在那时，文本和注释已经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格式，这意味着语言学研究的高度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著作的读者仅局限于一个小小范围之内；但是这多少也有其合理之处，这种合理之处也包括以人造阿提卡语进行创作的作品，学者们继续以极大的鉴赏力来赏玩这种语言——特别是模仿晚期修辞学的书信体格式写了些措辞优美的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由富有影响的迈克尔·普塞路斯[MichaelPsellus]所复兴的柏拉图哲学（曾为教会所禁止）具有无可比拟的伟大意义。当然这种柏拉图主义包含一些不纯洁之物的混合主义，因为普塞路斯的材料包括《波曼德斯》[Poimandres]，这本著作对于研究古代晚期的神秘主义宗教的学生而言，毫无价值。就像普塞路斯被保存下来的著作的数量所表明的一样，从14世纪到16世纪，《波曼德斯》拥有很多的读者，菲奇诺[Ficino]在翻译了柏拉图著作之余，也翻译了该书，只是到了最近该书才几乎完全失去了其影响力。对学术感兴趣则需要有著作的新版本，比如逐渐毁灭真正希腊主义[Hellenism]之树的占星学是典型的例子。亚里士多德研究从没有停止过，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学术园地中为拜占庭注释拍保留一个席位。约翰·采策[JohnTzetzes]，一位最让人讨厌的人，假装博览群书，实际远非如此，作为一位批评家，他是彻底的失败者；但他还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具备的优点。教会三王子，萨洛尼卡的攸斯塔修斯[EustathiusofThessalonica]、雅典的迈克尔·邱尼尔特[MichaelChoniatesofAthens]和柯林斯的格雷戈里[Gregoryofcorinth，约1200年]，他们的研究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我们从阿克敏纳图斯那里知道，除了雅典卫城之外，雅典古代的纪念碑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毁灭了，当人们于17世纪开始探险雅典时，人们已经遗忘了雅典的古代传统。攸斯塔修斯所搜集的有关荷马的材料数量是惊人的，他的注释长久地笼罩着荷马研究，该书也是最早印刷术印刷的书籍之一；我们拥有作者亲笔写作的版本。不过，在希腊国内并没有一群爱好古典的人，即使是带来浩劫的第四次十字军39使这一地区产生了普遍的衰落，即使是仍旧丰富的古代文献传统遭到了大量毁坏，也没有使希腊产生研究古典的兴趣。损失是不可挽回的。自此以后，这只是一小群人，这群人大多在修道院内，他们竭尽全力来挽救最后的残卷。我们应特别感激马克西姆斯-普兰努德斯[MaximusPlanudes]所做的一切，这包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普鲁塔克全部著作就是由他搜集的，包括专家的培养和教学的培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翻译了大量通俗拉丁文著作。默修普鲁斯[Moschopulus]、托马斯·麦吉斯特[ThomasMagister]和崔克利纽斯[Triclinius]把古典诗人又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之内，这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崔克利纽斯可以比上人文主义学者，他对古代作家著作的修订与增补，我们合在一起称为意大利人的[Itali]的著作，但实际上他是超越前辈的，因为当他采取猜想方法辨认文本时，他很仔细地区分了他自己的注释与古代的注释。事实是，君士坦丁堡仍旧鼓吹一种能够挑战意大利人的文化与艺术，任何读过西奥多·麦陶西特[TheodorusMetochites]作品的人，任何参观过由他赞助修建的如今被叫做凯里耶清真寺[MosqueofKariyeh]教堂时，都必定会承认这种观点。这把我们带回到14世纪，在那个时代，渴望希腊书籍的意大利导致了对希腊书籍的大量复制，以那个时代的不美观的草体来复制，这包括一些优秀的书籍，也包括一些不上档次的书籍。“书籍”也并不完全是原来的内容，因为并没有通过书籍贸易来流通相同版本的书这类事情。这时，希腊语老师也开始流向西方，并且大多数人获得了名声；但是，作为学者，甚至包括克利苏劳拉[chrysoloras]和凯尔孔代莱[chalcondyles]这类学者的人，在当时的地位并不重要。只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这里的学术才衰落了；这里全部高等教育停滞了几个世纪之久才开始恢复。

内容概要

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年11月22日生于普鲁士的马科维茨，1931年9月25日卒于德国柏林。

维拉莫维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顶尖别的德国古典学大师，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古典文献学中心人物之一。在学术界很有名望，是著名的古希腊权威和古希腊文学权威。研究当时历史学科中较为新颖的的分支：历史科学的衡量标准，铭文（金石学），历史地理学，考据学和纸莎草学。

1867年维拉莫维茨在普福塔著名的寄宿学校高中毕业。1869年前往波恩大学学习古典学，他这时期的老师是雅恩和奥托赫尔曼·乌泽纳，这两位老师对他此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同一时期，他与当时被视为古典学界天才以及“明日之星”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及他后来终生的竞争者赫尔曼·第尔斯（Hermann Diels）（后来久负盛名的三卷本DK版前苏格拉底残篇集的编译者）结识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870年，维拉莫维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872年1月，尼采《悲剧的诞生》在莱比锡首版。随即引发德国古典学界哗然，这位一直被视为古典学界“明日之星”的尼采遭到古典学界主流的全面攻击，攻击者包括一直支持和钟爱尼采的他的导师里敕尔以及尼采往日的同窗维拉莫维茨。在此之后，尼采日益淡出古典学术圈。而维拉莫维茨在古典学界的地位则逐步得到确认。

1875年因为研究Analecta Euripidea，维拉莫维茨获得了教授称号。同年，他在柏林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演讲。1876年，维拉莫维茨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受聘为Ernst-Moritz-Arndt大学的正教授（Ordinarius，full professor）。在此期间，他与特奥多尔·蒙森的女儿马里亚·蒙森结婚，并出版《荷马研究》（Homerische Studien）。

1883年，他任哥廷根大学教授（professorial position at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in Göttingen），继续教授古典学，并开设古代史讲座。1891年又成为哥廷根大学副校长，次年成为哥廷根皇家科学院成员。

1897年他就职于柏林大学。同年与他当年的同学，现今德国古典学界另一位巨擘的赫尔曼·第尔斯建立了柏林古典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Altertumskunde，the Berlin Institute for Ancient Studies）。

1915年，维拉莫维茨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为期一年。1921年退休。

1931年9月25日，维拉莫维茨卒于德国柏林。

书籍目录

导言古典学的历史注释书目与省略语索引译后记  维拉莫威兹与古典学术研究

编辑推荐

《古典学的历史》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甘阳 刘小枫

作者简介

古代文学、艺术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它强烈的吸引力在每一代都可以吸引一些人，不管一个时代在流行什么，都是如此；因此，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继续存在的话，古典世界的历史，我们直接的祖先，就不会遭到忽略。从整体上来说，学者不能放弃古代世界研究的高贵观念。学者必须永远警惕的是要避免枯燥的危险，枯燥不但来自对技巧的过分关注，也来自采纳非常狭隘的历史研究出发点。他们不主张古典学是为模仿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我们不能以这点来谴责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学家或歌德时代的古典学家；理想类型的模仿观念几乎不能有效地说明米开朗基罗或歌德与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从这些古代艺术家那里获得了灵感。研究古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要去模仿的类型，而是一直可以起作用的可能信仰和方法的模式，假如以智慧的、理智的方法，研究古典所带来的可以让我们避免那些只知道自己时代东西的人的狭隘。古代人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假设人性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管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会盛行什么；因此古代人所处理的艺术和文学是恒久的主题而非短暂的主题；这使得古代人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极有可能为我们自己的实践提供经验以及其他的经验。除了这种经验所带来的各种价值是用来维持我们与古代相联系的传统外，这种经验也被用来证明这些研究连贯的合法性，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被认为是正确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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