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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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0-7-1
ISBN:9787100056465
作者:杜维运
页数:957页
章节摘录
（二）史料自由开放、大量印刷与私人修史事业鼎盛宋代官修的实录及国史，准许人民传抄，这是史料的自由开放，为近代所不及。同时由于印刷术的进步，相关史料，大量印刷，普遍流传，以致形成私人修史事业的鼎盛。宋代史学的蓬勃发展，从这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中国书籍，自古以来，由竹木而帛楮，由传写而石刻，代有进步。降及唐代，著作益富，卷轴益多，于是雕板印书之法发明。惟雕板的大量应用，是在唐末及五代之世。近代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唐刻金刚经一本，为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年）之物，不但刻工精细，书末也有印送者的姓名及印书的年代。五代时期，雕板印刷更为盛行，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抄书。后唐长兴三年（九三二年）冯道倡议于国子监内雕板印刷九经，成书一百三十册，后蜀也用木板雕印九经、文选与初学记等。到了宋代，雕板印书趋于极盛。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一。四一。四八年），布衣毕异发明了活字板印刷，掀开印刷术的新页（全世界最早的发明）。此时自群经、佛经以至文史载籍，皆被大量刻印。北宋的都城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福建的建州，四川的眉州，变成雕板印刷的中心，所印之书，极为精美，私人争相珍藏，宋敏求藏书三万卷，王仲至藏书四万三千卷；南宋时，私人藏书逾万卷者比比皆是，陈振孙藏书五万一千卷，叶梦得藏书十万卷（汉代国家藏书仅一万三千余卷，唐开元年间，长安及洛阳两京，藏书仅十二万五千九百余卷），史学家袁枢的家乡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文荟萃，“家有诗书，户藏法律”（注一七）。
前言
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二○○四年的六月，第三册问世，前后历时十七年。旷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写史年岁，难以精确计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写一部书，心无旁骛，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撰写前所做的酝酿工作，也甚为耗费时间。我在大学时代，即做了史学史上的纠谬工作。所写一文，费时将近两年。接着撰写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戴名世、钱谦益等史学家的史学，耗时在十年以上；负笈英伦，扩展史学视野到西方世界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又数历寒暑。如此算起来，应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当我写完此书的第二册以后，兴起而写中国通史者三年，那么撰写十七年，又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了。写史年岁，确定非易。论定《史记》历二十余年写成，《新唐书》历十七年写成，《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写成，只是檄论，其中多少有其弹性。
内容概要
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先生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
书籍目录
第一册 前言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史学的起源与史官的设立 第三章 史学原理的出现 第四章 几部较早的史书与史学的放出异彩 第五章 史学成熟时期的来临 第六章 经学极盛下的史学发展 第七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世界地位 参考书目第二册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衰乱与史学的极盛 第九章 史学方法的创新与史学范围的扩大 第十章 正统的史学思想出现与正史观念的形成 第十一章 盛唐史学的特色与成就 第十二章 刘知几的史学 第十三章 唐代丧乱以后的史学 第十四章 中国中古史学的世界地位 参考书目第三册 第十五章 宋代史学的蓬勃发展 第十六章 欧阳修揭开宋代史学序幕 第十七章 司马光创写睥睨世界的编年史 第十八章 郑樵的史学 第十九章 元代史学 第二十章 明代政治的严酷与史学发展的受阻 第二十一章 明代中叶以后的史学 第二十二章 清代史学的历史地位 第二十三章 清初史学的创新 第二十四章 清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的极盛 第二十五章 浙东史学的赓续发展——全祖望、邵晋涵与章学诚的史学 第二十六章 立于乾嘉学风以外的史学家——崔述与赵翼的史学 第二十七章 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史学的进入黄金时期与中国史学的由极盛入衰微 参考书目
编辑推荐
《中国史学史(套装共3册)》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作者简介
《中国史学史》（全三册）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2010年7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杜维运所著《中国史学史》分为3册，共计27章。第一至三章，以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对史学史进行了总体性论述，四至二十七章，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系统为基本框架，重要的史籍、关键的史家都有所体现，分期与专题有机结合。本书在将重心放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诠释及发明上，将史学史放在历史的发展中考察，同时又照顾到了史学发展的自身进程和史学发展的不同特点。本书首次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内容置于史学通史的逻辑结构中阐述，是中国史学通史在中西比较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作者置中国史学于世界史学之林，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较，在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再以纵向眼光比较中西史学这两大不同史学发展系统的各自特点，二者结合，使中西史学间的比较呈现出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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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以研究中国从古到今的史学产生 史学思想的演变 史书体裁的变化 史学家的活动以及史学在社会中是如何被社会影响又反过来反作用社会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全面分析 以求得对于历史学本身有一个全面了解的历史学重要的分支学科。
我国古代以来史书浩如烟海 史书之多 史学家之多 绝世无双。以纪实 阙疑 求真 怀疑为史学基本原理 以官修史书 私人修史相结合的史书编著体系互相促进 共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从不曾间断的恢弘格局。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古代出现了诸如以24史为代表的正史，也出现了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体系。史书体裁多样 包罗万象。
作为记述的历史学在我国素称发达，然而作为历史的历史的史学史在我国古代少有体系。这不独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史学家诘难说中国古代有历史记录却没有史学史 其实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因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欧洲史学史也是文艺复兴之后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同时代的古代欧洲也是没有史学史的。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史书籍，但是却产生了先后不同时期三部极为重要的史学理论书籍。分别是《文心雕龙.史传篇》，《史通》，《文史通义》。三部书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度发展。远胜欧洲，不予多说。
从梁启超提出要写中国史学史的构想以来，我国的史学史学科才不断建立，史学史学者不断出现，史学史著作不断涌现。要之，大多是简单的书目解题类的书籍。没有得史学史的真谛之所在。
竹林先后看了数种中国史学史，有《中国史学史》（白寿彝六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吴怀祺十卷本），《中国史学史》（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金毓黻）。总体而论，没有就史学史进行中西之间的对比，没有把中国史学置于一个大的时空舞台，进行史学史的纵横对比，缺乏必要的发扬。
及至阅读《中国史学史》（杜维运三卷本），心情大振。杜先生充分运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广泛的引用中外史学发展的实证，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特点和西方的进行对比，把中国史学放在世界史学的平面之内进行研究，深化了中国史学史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领域，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有力的回击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有历史记录没有史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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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维运版中国史学史，主要运用史学方法论里的比较方法，通过对中西史学研究在不同时期的比较，表现中西历史学家在研究方法，侧重领域，思考形式等方面的不同。另外，杜维运版还特得对中国史学史在世界史学史上的地位进行详述。对我们用不同观点看史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了解，书在将重心放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解释上，杜维运置中国史学于世界史学之林，在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再以纵向眼光比较中西史学这两大不同史学发展系统的各自特点，二者结合，使中西史学间的比较呈现出层次。认为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中国则极度缺乏，差不多是西方正统史学家一致的论调。 杜维运诠释了不同阶段的史学以及研究方法，对中国史学史是一个突破，对我们大学生也是一个思考的起点。 -
史学交流，是双方的事。中国史学西学，西方史学是否肯东学于中国，极是问题。中国史学西传，晚于西方史学东来，且所传去者有限，所发生的反响，令人沮丧。虽然治中国学问的西方汉学家，所知中国史学较多，但是他们系居于西方史学潮流之外；治亚洲史、非洲史或美洲史的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富有同情的心理，而所知者无几；执西方史学牛耳的治欧洲史及欧洲国别史的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则采取藐视的态度，他们不认为欧洲以外，复有所谓博大精深的史学。西方治欧洲史及欧洲国别史的史学家，往往被称为正统史学家（academic orthodox historians)（注一二）。在西方史学界，这是最能代表西方史学的一批史学家，也是最有西方成见的一批史学家。其论及中国史学，极尽蔑视嘲弄之能事，偶有称项，也鲜能触及中国史学的精华。认为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中国则极度缺乏，差不多是西方正统史学家一致的论调。瑞查森（Alan Richardson）于《宗教史与世俗史》（History Sacred and Profane。）一书中云：“事实上，亚洲与非洲正迅速欧化；其亿万人开始参与‘历史’。这种参与，不仅为接受近代的科学与技术，也意味着近代历史观念（modern historical一mindedness）的获得，虽然后者较不显著。在过去，亚洲文化很少历史的意识(sense of history）。”（注一三）艾尔顿（G . R . Elton）于《历史的训练》（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一书中云：“在印度与中国的古典思潮里，隐藏着显著漠视历史的态度。任何史学史有待注视希腊与扰太，一个主要学术大树（intellectual tree）的根底所在。没有其他原始宗教作品，像《旧约》（Old Testament）那样严格的编年，那样富历史性，明白记录上帝为后代的命运作安排；基督教的后裔在所有宗教中，为帷一自历史事件引出其典据（authority）者。在另一方面，有系统的研究人类过去与现在的事件，始自希腊。某类的历史，已在各地研究、撰写，从埃及与秘鲁的编年史，到爱斯基摩人（ESkimoS）与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s）的神话，皆是。但是只有源自扰太与希腊的文化，历史受到重视，历史成为将来的导师，历史变作宗教的根据，历史协助说明人类的生存与目的。”（注一四）卢克斯（John LukacS）于《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 ,）一书中云：“历史思想（historical thinking）仍然是属于‘欧洲的’或‘西方的’。”（注一五）“我相信在过去三、四世纪，我们的文化最重要的发展，不仅为科学方法的应用，同时为历史意识的增长。”（注一六）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于序其《人类论过去》(M改nonHi : Past）一书云：“虽然我们常常自我提醒，西方文化独能发展自然科学，可是我们每每忽略西方文化同样地以富有历史观念(historical一mindedness)，而卓然与世不同。古代的中国，科学工艺甚发达，历史著作极丰富，但是未臻于相当于西方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史学运动(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的境界（亦未有若何迹象将能臻此境界）。”（注一七）杜维运在后面写到知道1971年这种论调才稍有改变白特费尔德论调的转变，关键在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之间。他看了浦立本（E . G .Pulleyblank）与毕斯利（W . G .Beasley）合编的（（中日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一书，他的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驰名世界的老友李约瑟（J oseph Needham)，也告诉了他一些有关中国历史与科学的知识。由此看起来，西方正统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种种不良批评，种因于固有的成见上，也种因于知识的限制上。不真知而又无网疑精神，自然就凿空立论了。西方正统史学家很肯定地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永远没有发展批评史学，永远没有意思视历史为客观的了解。在这方面，浦朗穆（J . H . Plumb）与白特费尔德发表的意见不知道这种情况现在是否改善了，尤其是在西方的欧洲史学中最多。浦朗穆于《过去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尸ast）一书中云：“自文艺复兴以来，史学家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的往事，为了解而了解，不是为宗教，不是为国运，不是为道德，也不是为神圣化的制度；……史学家日趋于窥探往事的真相，而希望自此建立有历史根据的社会转变的轨迹。这是一西方的发展，本人认为如此。……中国史学的发展，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不顾由此引发与利用过去的时贤冲突。中国人追逐博学，然永远没有发展批评史学（the critical historiography）。批评史学是过去两百年西方史学的重要成就。至于中国人永远没有意思视历史为客观的了解（objective understand-ing)，则更不待细说了。”（注二六）白特费尔德则云：“我们今天很难对一种未能深入史学家所用的原始资料且用复杂的设备以批评此类资料的史学，视之为一种真正的批评史学。……但是中国史学家是否发现了以新原始证据考核其史学传统的方式，或者追寻一种比传统自我符合更进一步的方法，不够清楚。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0年至一七五O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近代西方用于粤始资料的批判性的设备，一定会使中国的历史写作与研究，发生很大的变化。”（注二七）他们持论如此，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有“一切确定”的观念，相信凡属历史记载，皆完全客观。浦朗穆云：“欧洲知识分子，即使在第四、五世纪，亦有两个过去在竞争。在启蒙运动时代，他有三个。两个其他的过去经常在隐秘接触，或公开冲突，各深深自我陶醉，但在解释方面不同，在应用资料方面也不同―扰太人的过去与回教人的过去。因此欧洲人的过去，永远拥有一致（Coherence）或统一（unity)，若中国人的一切确定者然。这就是欧洲为什么能发展批评历史（。ritical history）的关键所在了。欧洲真的是应当发展出批评史学的。”（注二八）白特费尔德则云：“在中国史学后面，有一假想，即凡属历史记载（histor-ical record)，皆完全客观。客观被认为仅仅将事实登录上(registering the facts）即可获得。……客观事实（the ob-jective facts）一旦被他们歹‘J入记载，即有其独立性，所有未来史学家所必须做的，是重复既已确定的叙述，或者或许是从既已确定的叙述中去自己选取。”（注二九）这就无怪以杰作如史记，在他们心目中，为“令人百思不解之作”，非他们“所谓历史”（注三O）了！“其大部分为编纂，司马迁自其所能发现之古典资料中，逐一钞录，略作文字上的润色，大部分则无条件接受，传奇与真理混而为一。”（注三一）其持论之无稽，令人掷书三叹！西方正统史学家也屡屡强调：中国的考据学没有到达西方的境界，未能对证据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中国历史永远没有发展自我批评与发现的方法、无情的考验通则。有目的地搜求文献以证明假设。中国史学未能到达西方“综合”的境界，也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中国的修史，太官方化；中国历史太有特征，被称为“资治历史”。白特费尔德云：“从公元前第二世纪起，中国即有考据学（t ext翻criticism)的产生。··，…惟此一考据学的发展，未能到达一较高境界，不配我们称之为批评。换言之，即为未能对证据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其中原因之一，为中国的特殊修史制度，这是中国史学与世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曾有人作过重要的研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中国的修史太为一种官方事业了，太为官燎化的组织了，历史被视为统治者的有效辅导，绍本上历史亦由官吏而写，为官吏而写。中国历史太有特征狱称之为资治历史（Civill service history）了。”（注三二）“中国人能做庞大的分类工作，能编基惊人的百科全书并且能出产他们数不尽的琐碎饭打的地方史（local history),但是他们不能到达我们所谓的‘综合’(SynthesiS）的境界，他们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the art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不断地袭用旧史原文，任凭私意地选用文献而即目之为可信（取此而舍彼的原因不予以讨论），显示出一牢不可破的历史标准（afirmhistoricalcanon）已经确立，考据限于自我证明的工作上，而不科学地窥寻史学的真相与看看史料与实际发生的事实符合的程度。所谓官方历史（offi-cial history)，实际上只含着一些历史的意味，是由委员会产生的，这够令人惊讶的了！中国丰富的史著，像是备官僚偶然的参考，而不是较广大群众的普通读物。我时常怀疑，当西方史学脱离兰克（Ranke）的一些健全的指导时，是否不走此同一的路线？这里或许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原因，为什么西方学者应该审查东方。研究东方学问的人可能不原惊我，但是如果我说西方学者必须注意中国仅是为了习知历史学（historical Scholarship）如何可能走错路就好了，他们将会了解我。”（注三三）浦朗穆云：“历史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以朝代相接，而积有大量历史档案，其浩繁与西欧的历史资料相将，且所涉及时间之长过之。惟中国运用此类资料的方法，与综合此类资料的方法，代代相因，无基本上的变化。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运用历史资料，其实际目的，无殊于唐朝或汉朝。在其传统综合的基本原则范围内，他们偶尔能瞥及超乎朝代更替的制度的发展，但是中国历史永远没有发展自我批评与发现(Self一criticism and discovery）的方法，无情的考验通则（the relentless testing of generalization)，有目的地搜求文献以证明假设，而此为西方历史的特征。因此，当传统中国史学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崩溃之时，其结果是混乱的。中国史学家在留学中国的西方学生协助下，攫取西方的通则，以应用于中国资料，特别是马克斯主义者的通则。但是这颇像高等化学的细密概念（the detailed concepts of adVancedchemistry）被应用到大量新发现的生物资料上去一样。西方历史的通则，是经过穷年累月耐心的辫难而得出的精确产品，在其间，通则与新资料不断切磋。有意的应用此类通则到相关的中国资料上，殆不切实际。一旦旧的通则被取代了，中国历史就碎尸万断了。自然朝代的叙事仍在，然其解释则烟消雾失。”（注三四）葛兰特（Michael Grant）云：“波力比阿斯（Polybius）的作品，与其他尚存的古代作品相比较，很显然的是政治家的示例书（a case一book)，颇像稍后一两世纪出现而意在训练文官的中国史一样（创自司马迁，约公元前一世纪）。，'（注三五）又卢克斯云：“西方以外，史家学术（historianship）的不足，颇为显然，不仅由于方法的缺乏，也由于智力（mentality）的歧异；不仅由于‘记录’的残阔，也由于文化的不同，其所追忆其过去者亦殊异。这是西方历史所以在世界历史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纵使在今天，西方的某人，可以忽视大部分的东方历史，而对于历史进展的了解，所失者甚少。相反则不然：没有东方智者（intelligent oriental)，可以不知西方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注三六）乞孟班关于考据学在中国所发展到的境界，白特费尔德的论调，也是前后不同的，“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史学家雅欲批评其前代史学家的叙事，甚或具有了怀疑所有过去作者的态度，考据学发展到一崇高境界，似昭然若揭，中国史学家无疑问已臻于所谓智力的洗练（intellectual refinement)"（注三七），当白氏稍微通晓中国史学时，他已不再坚持中国考据学的发展，没有到达一较高的境界了。（六）西方正统史学家也终于承认了中国史学精细，中国史学重视文献，中国历史资料浩繁。浦朗穆既认为“中国以朝代与朝代相接，而积有大量历史档案，其浩繁与西欧的历史资料相坍，且所涉及时间之长过之”，又于《过去的死亡》一书中云：“竭尽能力阅读翻译作品，我已知晓中国史学的精细，知晓中国史学的重视文献，知晓中国史学的发展其制度变迁的观念，已大致能排除借历史以衍出的夭命观念。中国唐代史学家显然远优于恩哈德（Einhard）或奥图（Otto of Freising)，或任何中世纪早期编年家，就像中国圣人在技艺或行政方面的优越一样。”（注三八）白特费尔德既认为中国“历史著作极丰富”,“巨大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可观的历史文献，对世界有其永恒价值”；也认为“中国人能做庞大的分类工作，能编纂惊人的百科全书，并且能出产他们数不尽的琐碎短钉的地方史”。虽然后者含有相当大的贬抑成分。像一九四O年代写《历史著作史》（AHistory。fHi ,-torical Writing）的汤普森（J . W . Thompson）那样，不清楚中国有所谓史书与史料者（注三九），在今天的西方，似乎（也应当）已少有其人了。（七）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O年至一七五O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是西方正统史学家最大的一个结论。他们承认中国史学超过了西方的中世纪（中国唐代的史学家远优于恩哈德或奥图，或任何中世纪早期编年家），但是并不承认能与十八世纪末期以后的西方史学并驾齐驱。屡谈中国史学的白特费尔德持每如此，竭力想窥探中国史学之秘的浦朗穆，也以此作其最大的信念。所以整个看起来，西方正统史学家对中国史学虽有称誉的地方，基本上则是毁多于誉的。很明显的他们不承认中国史学能与西方史学分庭抗礼，超过了中世纪，徘徊于欧洲一四五0年至一七五O年之间，但是西方史学的伟大时代——两百年，测未能企及。他们所肯定的中国史学的缺陷，促使中国史学落于西方之后。相信凡属历史记载，皆完全客观，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不采取批评的态度，复缺乏重视历史的观念，中国史学怎能比美西方史学？综合的境界不高，历史解释的艺术没有发展，修史又是官方事业，中国虽历史文献浩繁，历史著作丰富，其史学又岂能望及西方史学的项背？他们肯说“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O年至一七五O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已是一种过分的恭维了！(八）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西方史学家以另一文化背景，品评中国史学，对中国史学而言，是极富启发作用的。西方正统史学家直指中国史学没有到达西方综合的境界，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即是十分中肯之论。中国史学家应拜受其言，而思所以创新。但是西方史学家中的所谓正统史学家一群，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了解，是极为间接的，仅凭阅读翻译作品及一般印象，又出于牢不可破的成见，其论断往往荒谬离奇，尽失学术水准。所以当他们颂扬近代西方文化最富历史观念，而批评中国文化极度缺乏重视历史的观念与态度时，殊不知重视历史的文化，中国已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了；当他们认为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史学已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已发展出批评史学时，殊不知中国的希望窥探往事真相的史学意识，早在上古时代，即已形成，而其批评史学的出现，也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中国的修史，非尽如他们所谓纯为官方事业；中国史学的珍贵，也绝非仅在史料的浩繁。所以举证与西方史学家细细讨论，是学术上的真理之争，刻不容缓（注四O)；撰写一部翔实宽阔的中国史学史，借见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丛林中所占的地位，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维运不敏，犯万难撰写此书，意在于此，意在于此！这个序言是不全的，我自己用ocr出来的，其他的我都没有帖了，贴到这里累了，看前半段的时候我吐了，吐得一塌糊涂，傲慢与偏见显露无疑。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后来只好不断的安慰自己，这或许是很多年以前的看法了，或许欧洲史观已经改变了不好。但是谁知道呢，这种观念性的问题是最麻烦的。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曾建议写最少也一二十万字的史学史，但是我看杜维运这三册八十万字的史学史却还是觉得简略了一点···作者认为史学史应该将重心放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诊释及发明上。而中国很多史学史著作都流于史学与史学家的历史。不过对于史学史，作者觉得虽然有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但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依然是非历史的（他说在西方史学家心中）
精彩短评 (总计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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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中的精品！！！！！！！！！！ -
让财阀一提起来就怨念无穷…… -
可以和金毓黻以及蒙文通的对照看 -
运用了比较方法来研究中国史学史，将其与西方史学作比较，凸显了中国史学史的特点，是部经典之作。 -
杜氏并不一定持唯美史观，只是相应泰西而振中华者也。 -
杜氏治史 与大陆甚为不同。中西对比 何言华夏古国无史学也？传统史学亦有举世称道之处 -
比较史观的中国史学史 -
杜君用心太急 -
主要书写作时定位已不太适合我这样的读者，本想强忍着细读的，后面草草掠过！吐槽得罪人，但的确是新意不多、启发难见。 -
六經皆史 -
传记成分不要很多也好 -
台湾学者所写，功力比大陆的深厚。 -
编辑错误较多~~~ -
颇有跳出西方语境看待中国历史的感觉 -
第三册翻阅。 -
两个缺点，一是引文太多，占了一半篇幅；二是几乎每个章节都拿中西史学对比一番强调中国史学的优越性，画蛇添足有失偏颇 -
本书虽名以中国史学史，但处处都在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充满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自豪感。作者认为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遥遥领先西方史学，十九世纪后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期，而中国史学日渐式微，落后于时代。不过，中西方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独立发展的，彼此的比较是否合适，或许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高下之分（比如称《资治通鉴》为世界最成功的编年史）。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史籍基本都点到了，但是所论不深，多是基于文本的书写分析，对于史籍的史源、篇章结构的涉及不算太多。 -
主要看了前两册，不是特别仔细 -
杜老先生，拳拳的爱国心，一心去书写中国的历史的历史。但是我认为东西的历史是不同的，根本的核心的人文理念是不同的。实用的国人，精神的西方。不伦不类的比较，我不是很满意。比较也许就是一种自卑的表现，一种自卑无奈的表现。但不管怎么样？杜老先生的此书，在国内还是应当是数一数二的。我也不会因为观念的不同，而就否认先生此书的巨大的价值。希望诸君可以深度阅读此书，相信你当大有收获。 -
不错的书，学习文学、史学都可用 -
考据严谨，上乘之作。只可惜作者过于执着于中西史学优劣辩，有些论述未免极端、片面，对学术价值有所影响。 -
本書以民族主義為指導，高舉「華夏中心論」旗幟，深入揭批西方史學反華本質，中酸部應將其列入愛國主義必讀文獻。 -
品相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