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书评

余先生的英文论著汉译本

钱鐘书先生在赠送给余先生的《管锥编》扉页上的题词十分有趣，现抄录如下，以飨诸君：——误字颇多，未能尽校改，印就后自读一过，已觉须补订者二三十处。学无止而知无涯，炳烛见跋，求全自苦，真痴顽老子也。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日:“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日:“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并告以入语林。 如此神韵，唯钱先生能书之，唯余先生能受之，唯能解事者读之。读书唯妙语令人心旷神怡，此段佳话也可以为这本先生早期论著作注解。

关于唐长孺先生是否愿意参撰《剑桥中国史》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访问。行程结束后，作为代表团团长的余英时撰写了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总报告（1981年以英文发表，2004年中译本出版）。在这份报告中，余英时提到他与中国史学家的交流，其中有关于他询问唐长孺先生是否愿意参与撰写《剑桥中国史》的问题，见中译本页11：最后，就中外史学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问题，我询问了缪钺和唐长孺两位教授。他们都表示赞成，这很令人鼓舞。我分别问他们，假设《剑桥中国史》丛书的编者邀请他们写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那部分，他们是否会考虑接受。他们的反应都是谨慎的，但显然是肯定的。这似乎说明，我们的中国同行变得更为积极，他们进入国际史学家行列的日子已经到了。但这个说法与《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版）有出入，见页161-162：陈：我看您的书上讲到唐长孺先生的观点问题。讲魏晋史您提到他的观点，就是门阀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占田制。余：他有些制度问题讲的跟杨联陞先生是一样的。杨先生讨论《晋书•食货志》时就提出这个观点了，他没看到，他不看英文的著作。所以当时我就问他，参加Cambridge History有没有兴趣（原注：这里指受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教授委托，询问唐先生是否有意愿参加《剑桥中国史•魏晋南北朝卷》的撰写工作），他没什么兴趣。唐先生非常谨慎，不敢说什么话。陈：1978年，那时好像属于文化革命刚过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的状况下。大家可能都比较谨慎。余：是的，大家还如惊弓之鸟，都极为谨慎。余英时说这番话应是在2010年3月20日与2011年4月9日，接受陈致的越洋电话访谈中。陈是读过《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的（三峡案：见《余英时访谈录》页146行5陈：我看您写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提到……），但并未对此龃龉提出质疑。究竟是想做而不敢做，还是根本不想做？事实是，唐先生终究是没有参与，《剑桥中国史•魏晋南北朝卷》迄今也尚未出版。因为文革的关系，早期的《剑桥中国史》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撰写。这对于当时的总编崔瑞德和费正清而言，自然是有些遗憾，不过，少了中国学者的参与，他山之石的特色或许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