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书评

为何法国大革命会陷入无止境的恐怖暴虐？——多伊尔的《法大革命的起源》的读后感

太长想直接看结论的童鞋，请直接看倒数第三和第二段，最后一段不是结论，只是对结论的补充。为何法国大革命会陷入无止境的恐怖暴虐？——多伊尔的《法大革命的起源》的读后感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已被拥有不同特权（或者说权利）的阶层或者说群体给完全割裂，各自的群体有各自的对方不拥有的特权。比如高级贵族拥有免税和独享高级官职的特权，而商人阶层独自经营的高利润的商业贸易特权，又为高级贵族鄙视又是他们不可以参与的事业（具体可看《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高级贵族成为一个社会彻底寄生的贵族，寄生者不可参与高利润的生产经营，而生产经营者又不可直接染指寄生特权。这对两者的特权都是一种保护，而两者又互相嫉妒羡慕憎恨对方的特权。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不同特权，绝不限于我举例的这两类。就贵族来言有穿袍贵族佩剑贵族，有家族年代久远的老贵族与新花钱购买的新贵族，有富裕贵族与也有贫穷的贵族。他们总是前者鄙视后者，但往往以一个标准是居上的，以另一个标准而言又是被鄙视的，不一定所有穿袍年代久远的贵族都是富裕贵族。有可能是一个没落贫穷但家世久远的老贵族，愤怒着看着一个个暴发户通过购买官职变成了新贵族。资产阶级这个等级也是如此，许多从事金融行业的资产阶级他们富裕的生活，使他们与贵族几乎没有两样。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生活并非很宽裕但也并非穷苦。而有些所谓资产阶级，是购买中小官职和土地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群从资产阶级为转变成贵族而奋斗的阶层。以及从事律师医生，并非直接从事工商贸易的专业资产阶级。总之所谓的资产阶级这个等级，他们内部互相之间千差万别。至于教士很简单，少部分高级教士和贵族一样，大多数人普通教士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这二者可直接归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那个等级。还有普通老百姓包括农民和工匠工人这类，这个三个等级之外的一个等级（虽然第三等级理论上包括并他们，但实际上第三等级的议员并没有他们的人）。许多人都说到大革命前的法国经济繁荣，一个结果是让许多阶层通过经商发达起来，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第三等级。但是对许多老百姓而言，经济繁荣带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速度始终是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同时国王越来越多的花销却不断加在他们的身上。有人觉得经济繁荣却发生大革命让人十分困惑，其实这一点也不困惑，实际上这样的经济繁荣加大了三个等级之外的人与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经济始终在增长能缓和这个矛盾，但是大革命前突然而来的农业歉收危机，还有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等诸多危机，于是一下子点燃了矛盾。大革命爆发时工人阶级甚至要用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购买面包，才能养活自己一家人。而这只是按照平均工资计算的结果，肯定有许多人缺衣少食，盗匪横行。于是一下子让城市里饥饿的人去围攻凡尔赛还有巴士底狱，让农村的农民都去焚烧贵族征收地租的账册和他们的城堡。特权与特权将社会割裂，特权与特权之间互相摩擦，社会运转始终低效问题越来越多。因为权利并没有按照社会变化的需要而合理分配，因为所有财富最终都趋向于购买官职和土地，少数寄生阶层成为了社会的典范，也就没有像英国那样从事工商贸易向外扩张殖民。社会各阶层拥有各自的特权，实际上相互而言，又意味着各自不拥有对方的特权，以这个角度看，互相歧视着对方。要改革就要逐渐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的消灭他们的特权，逐渐有选择的单独消灭一部分人的特权，也意味着对这一部分人的额外歧视。所以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仅有的特权，以反国王专权暴政的面目出现赢得舆论，就如一个个独立的封建堡垒身披甲胄，软弱的国王和政府总是难以下刀叉。国家始终难以进行有效的改革，到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崩溃。而三级会议三个等级的划分，僵硬的按照一百多年前的方法，将社会硬性划分为三个互相矛盾的部分。但是三个等级内部矛盾千差万别，每个等级的不同群体又与别的等级的群体有着更近似的利益诉求。这样硬性的划分，更重要的是社会由来已久的偏见，将各种特权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按照贵贱身份，按照经济地位，或者按照宗教信仰，三个不同的标准，产生了三个互相矛盾的秩序，阻碍了各个阶层互相融合的过程，加速了社会的崩溃革命的发生。再谈谈启蒙运动，三个互相矛盾的秩序结构，自然是无法维持。而启蒙运动的作用，是在精英和有教养有知识的阶层那里，将旧有的意识形态给摧毁，加速了旧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那种社会秩序，在精英阶层的心中的崩溃。启蒙运动和海峡对岸英国的范例，在这些阶层那里让他们希望有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精英阶层来统治国家，也就是他们自己来建立来统治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非国王的专权。国家财政破产时，权贵阶层之外的人已经被压榨到无以复加，向他们再继续征税是不可能的。所以国王只能向免税的权贵阶层征税，这就为他们向国王索要统治国家的权利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向他们征税也就意味着放弃他所拥有的免税特权，放弃特权来换取立宪制让他们参与统治国家，而各个阶层放弃自己的特权则是到了危急关头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开三级会议起因只是为法国国王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但面对愤怒的巴黎市民还有各省农民带来的的无法抗拒的压力，于是会议也就变成必须打破各自的特权的改革，以便解决问题舒缓民怨，让权利重新分配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国民会议那一群议员的集体激情下，国王妥协了，所有特权在一夜之间也都被废止了。这就是以往温和的改革进行不下去时，最后突然而来的暴雨导致的溃堤。所有特权突然被废止的结果，所导向的就是无政府和权力真空。这个时候革命已经是必然的，但是谁主导革命谁来填补这个权利真空，就会对谁有利。于是乎政治斗争开始，三级会议在争吵，国王在幻想自己的阴谋反击，陷于内斗无人管事。农业歉收使得粮价飞涨，粮价飞涨又使得许多人没有闲钱购买工业品，再加上法国的工业本来就竞争不过英国，导致了工业萧条大量的城市工人失业。同时法国政府财政破产，征税更加严厉加高了物价，这就更加激化了城市居民高物价带来的民怨。物价和失业飞涨，而这导致出现了大量没有工作又没饭吃的愤怒群众。国民会议里争权夺利的精英，都只顾着自己争权都忘了组织一个有效的政府去面对各种急切的危机。比如农业歉收导致物价飞涨，饥荒导致普遍的恐惧，有粮食的地方不许粮食外流，没粮食的地方陷入彻底混乱，盗贼横流。本来通过政府将粮食适当的调配，可以将损失减到最小，而无政府的结果却是将损失放大到最大。国民会议编写一部宪法固然是高尚的举动，但不同文本的宪法也同样体现着他们不同阶层的利益，可是宪法本身不是有效的政府。他们首先为了战胜国王拒绝改革的态度，战胜他对国民议会建立立宪制的种种抵抗，不得不借助这群饥饿愤怒的巴黎市民的力量对抗国王。靠巴黎市民的支持废止了国王的许多权利，将这些权利给予了国民议会。但是国王始终试图勾结外国军事力量来镇压法国的革命，国民议会掌权的立宪派也就不得不继续依赖群众运动来反抗国王，于是国王变成了全民公敌彻底打倒在地被软禁起来，最终在群众欢呼声中将他送上了断头台。当国王失去威信被软禁的时候，靠王权一手建立的政府也一同瘫痪，掌权了的吉伦特派成为了事实上行使政治权利的政府，他们成为了新的焦点。可是那么一群人在本就糟糕的环境下行使好他们得到的权利，这谈何容易。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打倒国王后吉伦特派依然难以解决。于是他们重蹈覆辙，温和派垮台激进的雅阁斌派掌权，但问题依然无法解决，一样还是被愤怒的群众打倒。罗伯斯庇尔和路易十六一样，都上了断头台。国民会议那里吵吵嚷嚷，国王也没闲着。具体说来国王不该受蛊惑，总是想勾结外国军队来反对拥护他当国王的君主立宪派的改革，不愿有人来威胁他说一不二的权利。如果国王的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君主立宪派结合，或许相对力量更强大一些，更有可能组织出一个稳定的政府来。而君主立宪派自己是夹在国王与雅阁斌派中间的一个派别，他若两面受敌，他是很难稳定局势的。 国王从心底里根本就不接受立宪制那一套，他认为这是贵族们对他个人的背叛。但是国王自己在国内又没有强大的支持力量，面对愤怒的巴黎市民，所以有时他又不得不违心的选择妥协。朝三暮四，里通外国，这让国王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而君主立宪派若不是国王总是阻挠立宪改革，自己也没有绝对力量强制国王改革，若不是如此也不会去利用愤怒的巴黎市民与国王对抗。因为他们都是有产者，自然十分疑惧无产的巴黎市民。国民会议里的议员们在群体激情的作用下，一致同意废黜了他们的种种特权，到后来国王也被废黜了，可以宣告这个旧制度建立的一切秩序正在开始彻底崩溃。可是各种精英依然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利用群众运动互相混战，争夺政治上的主导者，更加没有任何一派能够有效的组织出一个政府来恢复秩序。究其原因，就在于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本来就已经彻底破裂互相对抗，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作为稳固的中间阶层，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社会秩序开始崩溃，导致正常的生产与贸易更难进行，物价涨经济跌，更多的人陷于绝境而愤怒，更加激化了矛盾。这就陷入了恐怖的恶性循环，矛盾越来越激化，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成了零和游戏。这种游戏下，政客只能将所有愤怒都集中在对方身上，将对方作为反革命的祸首打倒，才能赢得自己的生存。于是在欢呼声中用断头台来解决所有问题，可是把一些人的脑袋砍掉容易，生命消失了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消失，政客（罗伯斯庇尔）施行的暴政也未能将问题压制住。最后所有参与游戏的政治人物都无法收拾残局，所有人都厌倦了都累了，那么也只有军事强人出场，靠强制力才可以收拾混乱的残局，而这自然又导向了个人独裁。拿破仑的个人独裁不见得就一定是坏事，至少他让过去各种乱七八糟的特权都见鬼去了，一部拿破仑法典开创了新的社会。但是以这种恐怖的结局，来指责当时的精英和大众不冷静，不应该如何如何，其实是没道理的。身处其中，面对社会的瓦解，许多个体的人采取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个人角度看都是十分理智的。指责大革命的暴虐，不如指责大革命前为何种种温和的改革总是不能有效进行，搞到如此稀烂的局面。而大革命的暴虐，正是一个无法维持的社会不得不崩溃后产生的各种恶果。

译得不错

比较清楚地讨论了有关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学术史。多伊尔将大革命起源研究大致分为政治起源论、经济起源论、文化（实际上是社会）起源论，前两者是较为经典的解释，后者则算是修正学派了。译者虽不相识，算起来却是我的师弟。序言写得十分老到，是思路清晰的论文。译文有极少数缺憾，几乎难以察觉。总的来说堪称精工细作，值得学习。

火山口上的国家

尽管已经过去200年，法国大革命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后人的想象力。因为它是一切现代政治革命的原型，其孕育的现代政治思想也决定和形塑了迄今为止的世界，简言之，脱离法国大革命是不可能理解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然而吊诡的一点是：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人们却迟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它究竟是怎样爆发的。与通常的设想相反，革命之所以在法国爆发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虽然当时法国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些社会不公和压迫，但与其他邻国相比起来却不算最难以忍受的，甚至与法国较早的历史相比起来还算是好的。传统的解释常常强调资产阶级在革命爆发中所起的作用，但更深入的研究却进一步表明：当时资产阶级不但人数很少（仅占全国人口6%），对政治事务总体而言都不大感兴趣，而且在当时这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和贵族并非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似乎越是深入研究下去，越是发现关于法国大革命如何爆发的许多假设和解释都难以成立。这可能也是难免的。大凡这类极其重大的历史现象，总是在各种因素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这些因素本身大多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而其相互作用的机制更是难以捉摸，因此不要说后人，即使是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也常常有着无法看清事态起源和走向的困惑。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极其庞大，产生的档案文件和历史叙述汗牛充栋，也为后人综合把握并予以合理解释增添了难度。因此威廉•多伊尔在提出自己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之前，首先另辟一部分来讨论历来解释这一难题的三个历史流派，分析他们的观点之可取和不足的地方。随后的章节分为两大部分：“旧制度的瓦解”和“权力之争”。这一安排体现了作者的总体观点：即法国大革命（其实所有的政治革命都是）首先是旧制度危机的结果，用社会学家斯考切波不无夸张的话来说，革命常常是国家崩溃的结果而非原因，革命者只不过是把它“顺手从大街上捡起来”罢了。与之相辅相成的现象则是社会和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也许可以这么说：旧制度的瓦解使得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而政治斗争则决定了革命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法国这个看似强大的欧洲大国在1789年竟会走向国家瓦解，确实是当时许多人都大惑不解的。作者从五个方面入手讨论了旧制度的这一失败：财政危机、政府体系的问题、反对者、公共舆论、及改革的失败。所有类似革命中的国家瓦解，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五个问题熟悉的身影。无论法国、俄国还是中国革命，政府首先都深陷于一个无法自拔的财政危机的泥潭之中，而且往往在此刻仅仅通过财政手段是无法治理财政问题的。而当时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弊端使得体系的每一层面充斥着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和效率低下，最终即使有政治家看到了危险迫在眉睫，却仍然无法推动这个庞大的体系转向改革以挽救自身。如书中所言，“阻挠国家改革的不是那些反对的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优柔寡断”，甚至旧王朝的瓦解和覆灭，也不是因为反对派或革命者，而是因为其自身内部结构型的矛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改革，改革者的选择往往极少。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一些改革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结果却反而使人们对剩下的束缚更加难以忍受了。托克维尔曾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历史上很多国家的改革不但没有恢复政府的制度化权力，反倒加速了国家的解体——这种现象至今在非洲国家仍比比皆是。此外，改革通常意味着要将一些未曾尝试过的观念付诸实践，而它们的后果却难以确定，很可能反倒伤害了本已危难脆弱的局势。这就是为什么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因，即使是失败的改革者，我们也应对他们的历史困境予以同情之理解。虽然可能“改革摧毁了改革派政府”，但改革一旦失败，旧制度的命运也差不多确定了，因为一个无力进行自我改革的政府，革命的暴风雨到来就已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被卷入到这个风暴眼中来：贵族、官僚、教士、军队、资产阶级、市民、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预谋要搞一次革命，不同阶层的心理也不一样，他们中较为共同的一点也许是希望法国有所改变，然而这所有力量放到一起的冲突结果，却造成了一个所有人都未预见到的大革命。在这地狱之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酝酿了大革命的公共自由的观念和喜好是最先消失的，这是我们尤其值得记取的教训。在当时一些人看来，革命是每一个人复仇的机会，“不是立新规，而是算旧账”。对大众来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他们有机会摆脱原有的限制。原本潜藏在地底下的力量终于像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在为革命提供巨大动力的同时，也使革命不久就以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由于政府已经不再扮演把舵的角色，其他任何势力也无力担当这一角色，其结果是法国像一艘没有船长的大船，却以失控的高速航行在未知的危险海域之中。1789年之后发生的大部分事都没有预谋、也无法预见的，政治人物只能不断根据新形势临时应变，是被革命的潮流裹胁着向前的。就此而言，多伊尔说得没错，“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这样说可能更合理。”当年曾有人问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怎么看待，他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对于这样的重大事件，也许不论什么时候给它盖棺定论都是“为时尚早”的，因为每个时代将会有自己的解释和视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讨论法国大革命起源问题的意义所在，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将一直有它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狮子成了食物

如果法王路易十六是个坚决而有魄力的改革者。如果法国政府体系不那么臃肿而沦为阴谋的角斗场。如果法国没有出现国家要破产（一度宣布破产）的财政危机。如果法国疏导了社会舆论。如果国王与高等法院的关系搞好。如果此前的改革都推进到底。但这些只是如果，所以，法国必然要在1789年5月5日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是摹仿1614年的模样召开的，它的本意是复辟，国王想借此解决财政危机，并推进一些有限的改革，但是此时的情势，就如一头年老多病无法伤人的狮子要与一群狼（贵族）、狐狸（教士）、猎犬（第三等级）讨论如果解决狮子的肉食问题与森林法则一样，结果，自然是狮子成了食物。三级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中，如果贵族与教士同意按人数投票表决，同意普遍地验证代表资格。如果贵族阶层内部不争斗。如果教士阶层内部不分裂。如果第三等级不那么固执。如果法王不搞阴谋朝三暮四。但这些只是如果，所以，法国大革命暴发了。教训是：没有比一个优柔寡断的改革者更有害的领导者了。社会在转型时，应该将社会的注意力与精力放在制度的制定上，而不是放在权力的争夺上。一个经济上大面积崛起的阶层迟早会带来社会或政权的颠覆。以爱国的名义，可以让绝大多数民众集中在号召者周围。革命的本意是复辟，但往往演变成政变、屠杀、奴役。“但没有人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如果有人能预测，也不会有如此的自信。因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这样说可能更合理。”

马派与修派之争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引发的社会革命。由于旧的封建制度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从而导致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革命。1960年代起，修正主义史学家提出了新的解释：侧滑论。他们认为不存在那么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落后”的贵族阶层，原因是：非流动性的“非资本主义”资本（田地、官僚年金等）在18世纪已成为法国经济的绝对主流；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得到了融合，形成新的精英统治阶层。在这个推论上，修正派认为法国大革命起源于偶然的政治斗争，一次偶然的“侧滑”：国王要改革以挽救濒临破产的国家财政；精英阶层认为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从而抵制国王的改革；国王不得已召开了已停止了160年的社会阶层大会Estate General（包含三个阶层：教会、贵族、第三阶层），以探讨财务方案；关于投票方案，三个阶层起了纷争，教会和贵族希望按传统的模式每个阶层一票的原则，而第三阶层要按人头投票；投票原则的纷争导致了贵族和第三阶层上层精英的分裂；第三阶层愤然寻求普通市民和农民的帮助，爆发了暴力革命。修正派认为，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贵族同意他们的经济盟友第三阶层精英的按人头投票的方案（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法国将走上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制。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上确实存在新兴的资本主义，但是新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形象（暴发户）并没有正面到可以领导一场社会革命；也确实出现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融合，但是这个融合局限于穿袍贵族。马派和修派的观点都都走了极端。有这种可能，传统修正派可能忽视了贵族自身的结构问题：从地域上讲，有巴黎贵族和外省贵族之分，大多数巴黎贵族得利于新的经济投资模式，而外省的贵族没有；所以当国王废除对贵族的免税制度时，外省贵族受到的经济影响更大。再次，从类型上讲有穿袍贵族和配剑贵族之分，穿袍贵族是买来的爵位，获得贵族身份时间较短，不超过200年，采邑很少，基本集中在巴黎；而配剑贵族属于开国贵族，靠军功得爵，血统更加高贵，采邑在外省；但较低的穿袍贵族紧跟国王获得了切实的利益，而配剑贵族则在朝廷中受到了排挤。在Estate General关于投票原则纠纷的关键时刻，配剑贵族出于对穿袍贵族的愤恨和违反欧洲封建传统的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反感，占到了第三阶层的这一边，并在陈情书中表达了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要求。正是有了配剑贵族的支持，法国大革命才成为可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革命，但引发政治斗争的社会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这个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革命可能不是唯一的选择

威廉姆•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被《英国书评》评为“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问题最优秀的导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对之前研究的综述、旧制度的崩溃、权力之争。第一部分对以往大革命的研究作了综述，暂且放过不谈。作者自己对大革命起源问题的研究是本书的后两部分。通过作者对1786年起法国的剖析，从财政制度、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权力体系的漏洞、政府面临的反对者以及公共舆论等多个层次试图说明旧制度本身已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卡隆主导的全面改革计划由于旧制度固有的财政问题和廷臣权力之争等等上面已经提到的问题而失败，说明旧制度本身已无法拯救自己。在这一点上，本书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很多方面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在通过督察官等很好地掌握了地方权力，多伊尔却认为督察官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重重掣肘；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强大的听命于政府的治安力量在多伊尔眼中相对于法国城市中的人口规模是非常无力的，只有军队值得信任，而政府却越来越失去对军队的信任。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旧制度不得人心。18世纪以来，从贵族到大众，形成了一个对“专制”极其痛恨的舆论氛围，而手握大权的重臣们，要么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要么出于内斗争权的需要，也重视舆论。政府面对这种公众舆论，日益摇摆和退缩。旧制度既然无法逃脱瓦解的命运，就必然形成权力的真空，在早期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宪政”、“反专制主义”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却在随之而来的选举中爆发。从陈情书提出的要求来看，资产阶级并不很激进，他们与贵族有着大体类似的政治诉求。但是，贵族们要求保证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他们要求按1614年方式召开三级会议。而在地方的抗议运动中，多菲内三级会议和维耶尔会议已经建立了第三等级加倍和按人头计票的榜样。这令资产阶级感到了背叛。1789年一系列的其他因素卷入了权力的斗争中。经济危机使城市贫民和农民生活困苦，这多少要归罪于政府的改革带来的阵痛。而在旧制度下，这是属于政府的责任。群众的不满被激化，他们同时亦迷信三级会议能为他们带来转机。因而将拒绝资产阶级要求，导致会议迟迟无法开始的特权等级视作敌人。政府既无力安抚民众，也没有坚定的信心和行动镇压群众，这导致了群众的介入。这吓退了政府维护自己权威的尝试，而这种退缩使得新的力量快速地组建以应对无政府局面。当政府试图重新使用武力时，它已经不再是法兰西惟一合法的权威，一套新的权力已经在各地建立（即使并不一定稳固）并运转，甚至已经不再是惟一的武装力量。如果不是群众的介入，大革命或许将为一次改革所替代，抑或是被镇压。在多伊尔看来，革命既不是不可预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仅仅是旧制度的衰亡。勒费弗尔将大革命视作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和作为地主的封建贵族的衰败；但多伊尔强调的是政治危机本身的发展过程。在前者笔下，已经相当干练，在政治上敏感，在经济上强大的资产阶级在后者看来根本不具备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是依靠贵族的价值体系才能给自己在社会中定位。贵族阶级才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当之无愧的主宰者。他们在旧制度面临危机时试图以自己的理解改造旧制度，试图以自己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宪政体制。多伊尔认为贵族本身其实并不是不可妥协的，而是有意愿在相当程度上放弃特权，但是不能否认其优越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其发生了分歧。在对这两个阶级进行讨论时，多伊尔摒弃了勒氏对于18世纪“资本”发展的观点，也就削弱了资产阶级的经济诉求对于政治行动的影响。在多伊尔看来，18世纪以来发展的公众舆论在革命的爆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塑造了对政府不信任的氛围，提出了一套反对专制主义的话语，令政府的行动受到制约；尤其是启蒙哲学和高等法院的长期运作，逐渐将国家共同体高于王权这一概念交给了民众。突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持续发酵并与民众和农民长期来对政府和贵族阴谋的恐惧混同，催使民众介入到政治之中，使旧制度最后镇压的努力归于失败。在多伊尔看来，这种群众暴力是大革命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对心态的分析基本上与勒费弗尔没有什么差别。但对于他来说，1789年发表的《人权宣言》和随后的一部分措施已经基本上为之后的新制度：财富和权力的新组合奠定了基础。对他而言，此时民众已经完成了对大革命的任务。多伊尔的起源研究是建立在非常翔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他对于旧制度下各种制度运行和改革的尝试的研究比勒费弗尔在其《降临》一书的研究中更为详尽。但多伊尔否认了资产阶级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表现了某种强势，也否认资产阶级在革命前有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大革命的爆发在他的分析下，是由一场本来温和的改革在突发的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和舆论激情下转变而来的。革命可能并不是旧制度出路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