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自流的时光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河滨教堂的斜阳在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时，鲍勃写了不少抗议歌曲，《海蒂·卡罗尔的寂寞之死》（The 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11）、《提尔之死》（The Death of Emmett Ti11）、《艾弗斯之歌》（The Ba11ad of Medgar Evers）等等，当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成为“抗议国歌”的《答案在风中飘》。鲍勃远不只是把报纸上的新闻押韵地唱出来而已。他用诗歌的形式把人文关怀、社会意识融入到了自己的音乐当中，正因为这一点，它们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成为了永恒的经典。1961年7月29日，我在曼哈顿河滨教堂举办的一个民谣音乐节上邂逅了鲍勃o迪伦，记忆中那天很炎热。年初，纽约刚成立了一家民谣音乐电台，这个持续一天的音乐节就是它主办的。格林威治村音乐圈的大多数音乐家都参加了这次音乐节的演出，其中包括戴夫o范o朗克、“格林布瑞尔男孩”（The Greenbriar Boys）、汤姆·帕克斯顿(Tom Paxton)、辛西娅·古丁，还有鲍勃·迪伦。皮特·卡尔曼用他的车载着我们几个人前来观看。那天，“漫游者”杰克·艾略特（Ramblin' Jack E11iot）也上台表演了。杰克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谣诗人，在迪伦横空出世之前，他被认为真正继承了伍迪·格思里的衣钵，所以他有“伍迪·格思里之子”之称。由于当时鲍勃与杰克走得相当近，还有朋友戏称鲍勃为“杰克之子”。杰克不仅是个出色的乐手，还是个讲段子的高手。那天他兴致很高，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他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游历时碰到的奇闻轶事。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我的穿着很合时宜——我穿着一条样式简单的宽松直筒连衣裙，衩几乎开到大腿根部，那是我自己改的。杰克看了看四周，宣布道，他的梦想是死后能变成一条人行道，任由女人们从他身上踩着走过。他说他已经习惯于被女人踩着过日子了。不管我站在哪里，只要我环顾四周，总能看到鲍勃就在不远处。他看起来有些“复古”，有一种不修边幅的魅力。他的牛仔裤和衬衫全是皱巴巴的，即使天气如此炎热，他还是舍不得摘下那顶黑色灯芯绒帽子。他不禁让我想到喜剧组合马克思兄弟中的老二哈珀·马克思（Harpo Marx），虽然顽皮、随和，但举手投足间散发出强烈的气场，让人想不注意都难。我曾在“格迪斯”看过鲍勃与马克·斯波尔斯特拉表演吉他二重唱，不过吉他弹唱时的他并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我真正留意到他是看到他为其他乐手伴奏口琴。此后我开始关注他，不过并没有往其他方面想。我们相谈甚欢，内心都感觉有种情愫在暗自涌动。在河滨教堂，从早晨开始，我们就这么热切地聊着，直到晚霞烧红了天际，一抹斜阳暖暖地映在了我们脸上。他风趣、迷人、严肃、强烈、执着。这些词完全可以概括我们俩在一起时他给我的感觉，只是词的先后顺序会随着心情或环境而变。如果要我为鲍勃画一幅肖像画，我会用抽象的艺术手法把这些词融入画中。他的思维方式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式的，并且跳得很诡异，此外，他非常乐于接受新的东西。情窦初开毫无恋爱经验的我被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思维方式深深地吸引住了。初次相遇，我们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入地了解对方。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马拉松般的冗长音乐会结束后，疲倦的音乐家们收拾着自己乐器，准备打道回府，但很快有消息传开来，说河滨教堂不远处某个民谣歌手的公寓里正在举行派对。所有人瞬间就恢复了活力，全都往那里赶去。这个时候，我和鲍勃已经黏得分不开了。我们急需一个不被打搅的二人世界，在那里只有我和他，还有他的吉他。就在不经意间，一个私密的小世界已开始成形。至于那个民谣音乐电台，我不知道它最终的命运如何。1960年代初，民谣正在复兴，听众群日益扩大，可之前纽约的电台只有奥斯卡·布兰德和辛西娅·古丁主持的两个民谣节目。对任何雄心勃勃的民谣歌手来说，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上这两个节目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很短的时间内，鲍勃o迪伦先后成为了这两个节目的嘉宾。以爱之名·说谎家鲍勃·非法同居我们从相遇、相识，到渐渐相知。开始的时候，我毕竟有些矜持，每次他问我下次在哪儿见面时，我都是支支吾吾的，不愿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形影不离了。晚上，我们通常会在“格迪斯”或村里的其他俱乐部见面。下午的时候，只要我不工作，我们就会一起出去东逛西逛。我们之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一天，我带他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和其他一些我深爱的画作，之后我们坐在馆中的雕塑园里，认真地聊了许多许多：诗歌、哲学、艺术，还有这个世界的不公与恐怖。他的风趣幽默不亚于我，我们总能把对方逗得乐不可支。和他在一起让我感到很温暖，即使他只是在房间的另一边远远地注视着我。我很喜欢看他忽然沉浸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这时万籁俱寂，一切皆空，他听到的只有脑海中的音乐，看到的只有心中一闪而过的灵感——仿佛中了魔咒一样，他的魂灵儿顿时消失无踪。我很钦佩他的才华，他的自信，还有他的执着——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任何他想做，或是觉得有必要做的事情。脱离现实一会儿后，他就会回到现实。我常常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思绪飘远又飘近。我理解也尊重他跟我在一起时的这种游离状态。他并非故意如此，因此我也从未感到被冷落。我们发现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都需要一个宁静的港湾来躲避当前动荡的生活。很快，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港湾。然而，对于他自己的情况，他总是习惯性地说谎，这也让问题慢慢滋生出来。事实上，他的逃避回答和隐瞒真相最终在我们之间埋下了一道裂痕。我们确实非常亲密，但因为此，我无法信任他，也感到没有安全感。比如对于自己的家庭，他一直都含糊以对，但对于吸引他的新鲜事物，他又会滔滔不绝；还有说到他自己的过去时，他总是编织着传说，虚构着故事。考虑到当时那种波西米亚氛围，再加上我涉世未深，我对他的传奇经历曾经深信不疑。不过，故事编得多了，往往就难以自圆其说了。他曾这样告诉我：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抛弃在新墨西哥州，之后他就随马戏团一起浪迹天涯。这和他之前说的出生成长于明尼苏达州杜鲁司市对不上号了。天哪，下一个版本会是什么呢由于“迪伦”是典型的威尔士人的名字，有人曾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当他在村里打响名头后，采访者和唱片业人士期待他能就自己的家世给出一些诚实、前后连贯的回答。对此，他表现得非常警惕，并且一如既往的偏执。在他看来，谁想曝光他的隐私，谁就是他的敌人。当我们住在西四街时，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前来。我们刚认识那会，居无定所的他常常在不同的朋友那里蹭沙发睡；我那时住在韦弗利宫街，帮姐姐一个去了英格兰的朋友看房子，不过他们就要回来了，我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我俩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九月底，《纽约时报》上一篇对他充满赞誉的乐评文章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开始有了更多演出的机会。同一个月，歌手卡罗琳·赫斯特（Carolyn Hester）邀请鲍勃为自己的唱片做口琴伴奏，在录音棚里，鲍勃的才华引起了这张唱片的制作人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的注意。十月，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他。终于，他有钱自己租房子住了。在看了几处房子后，他决定租下西四街的一套公寓。西四街161号是一个四层公寓楼，它位于第六大道以西，一楼是一个家具店。著名的琴行“音乐客栈”（Music Inn）就在这条街上，它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乐器。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寓楼离麦克道格街伊兹·杨的“民谣中心”很近，仅几个街区之遥。鲍勃租住的公寓在这栋无电梯大楼的顶层。房子很小，除了一张床、一把扶手椅、几个搁物架以外什么都没有了，然而女房东还是象征性地收了一点家具使用费。厨房小得几乎只能站下一个人，一副竹帘从天花板直垂而下，能把它藏得严严实实。她留下了一些盘子、几个玻璃杯，也许还有一两个锅。这些鲍勃也付了钱。主房间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卧室，卧室门的左侧有一个壁橱，正对着浴室。地板是硬木的，上面涂了一层灰色的甲板漆——旧屋的房东和租客喜欢涂这种漆，因为它会使破旧的木地板看起来更美观一些。房间里阳光充足，一年四季都有温暖的阳光洒进屋中，美中不足的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从公寓的窗户低头望去，映入眼底的是邻楼底层匹萨店后面的荒芜花园。拜这个比萨店所赐，我们能常年闻到一股烧糊了的番茄酱味道。卧室实在是太小了，单是一张床就占满了整个房间，根本就转不过身来，因此鲍勃把床搬到了主房间，而把别人送他的那个“沙发”放在了卧室。那个所谓的“沙发”其实不过是一个铺着泡沫垫，放了几个抱枕的木框架而已。搬进西四街后不久，他买了一个录音机，一个收音机，还买了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那台电视机是连电视机柜一起买回来的。不幸的是，那台电视机就没能正常播放过，于是鲍勃把它取了出来，然后自己动手把那电视机柜大卸八块，经过一番敲敲打打后，他竟就地取材，拨弄出了一个相当美观的茶几和几个搁板。记得一次鲍勃旅行归来，带回了一个只比烟盒略大些的便携式时钟收音机。在当时它可是个新鲜货，有次我到五金店里为它找合适的电池，店里的人们看到后争相传递，无不啧啧称奇。这一年，舅舅介绍了一位婚姻正濒临破裂的人文教授给母亲认识。他们很快就如胶似漆，开始谈婚论嫁了。他叫弗雷德，是和很绅士的男人。弗雷德带母亲去剧院看演出，到高档餐厅用餐，用餐前，他会帮母亲点烟、接大衣，拖椅子让她坐下，这一切无不让母亲感到受宠若惊。他们同居了，租住在“谢里登广场一号”公寓楼，而无处可去的我当时也住在那里。巧合的是，鲍勃那阵子经常蹭睡的公寓就在我们公寓的几层楼下。母亲和弗雷德之间的交往有些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原因是弗雷德是我舅舅未婚妻的父亲，这听上去多少显得有些乱伦。尽管舅舅多年来一直在乱搞女人，母亲和他的关系却非常亲近。考虑到母亲和舅舅前妻的关系也不错，说句实话，这种境况令她们每个人都有些尴尬。弗雷德的婚还没离掉。他不愿意同母亲“姘居”在他任教大学的寓所里，所以他们暂时先“姘居”在了谢里登，等待离婚程序结束。虚伪的、道貌岸然的弗雷德，成了我和姐姐私下聊天时的笑柄；我们也会私下开母亲的玩笑，说她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共产党员，从我们记事起就口口声声声讨“姘居”这种“资产阶级堕落行为”，现在她自己呢？恋爱后不久，我和鲍勃开始商量要一起住。不过从法律上讲我还不能搬进西四街。戴夫·范·朗克和特莉夫妇严肃地对我说，我是未成年人，而鲍勃不是，所以他可能会被指控与未成年人这样那样什么的。特莉的建议是，为了安全起见，等11月底你的18岁生日过了再说。在那个道貌岸然的时代，未婚同居被认为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女孩如果未婚生子，那么生下来的孩子会被看成是“野种”；如果未婚先孕，她们往往就得“奉子完婚”，或把孩子生下来送给别人，因为做单亲妈妈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此外，堕胎在那时候是非法的，当然它也很危险，很多女人因此命丧黄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女人根本没有权利可言。选择住在格林威治村，你得到的不仅仅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其意义更是多方面的。在这里，“不道德”的情侣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同居；不同种族的情侣也能活得旁若无人；还有同性恋，尽管会被村外的人称为“屁精”或“拉子”，可是村里没有人会对他们的生活横加干涉。经过我们一代青年漫长的抗争，美国各州开始放宽堕胎的法律规定，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于承认妇女的“堕胎权”。而女权运动、“同志骄傲运动”等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也使得妇女、同性恋逐渐享有更多的权利。1961年底，我搬进了西四街，无婚姻之名的我们开始偷食禁果。在鲍勃住进西四街之前，他不时跑到米奇o艾萨克森那儿蹭住。米奇家和我家都在“谢里登广场一号”，她家在楼下几层。关于米奇，我只知道她是个很乐观、热情的人——桃丽丝o黛（Doris Day）那型的——其他我就一无所知了。她家简直就是民谣歌手的收容站，而她就像是他们的女训导。睡过她家地板的人中不少后来都大红大紫，其中包括杰克o艾略特、让·雷德帕思（Jean Redpath）、“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组合成员彼得o亚罗（Peter Yarrow），当然还有鲍勃。米奇家就像是长年在开睡衣派对，派对完了每个人都和衣而睡。鲍勃在米奇家的时候，我总是在那里呆到不得不离开为止。回到楼上自己家的时候，我会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让母亲知道我已经回家了——我并没有彻夜不归。他的避难所和我家就几层之隔，他和我的母亲终于不可避免的认识了。母亲和姐姐的眼光很高，她们很不喜欢这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歌手。不过鲍勃没有义务要为了她们改变自己。母亲的直觉很快就告诉她，鲍勃讲的关于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名字，都是虚构的。1961年，来到纽约后不久的鲍勃想得到一张演出证，以实现他在“格迪斯”的第一场演出，迈克·坡科帮他搞到了，证上填的名字是鲍勃·迪伦。演出证是警方颁发的，只有拿到这个证，艺人才能在酒吧俱乐部之类的场所演出。如果他们有了吸毒等原因导致的被捕记录，演出证就会被吊销。许多天才艺人因此丢了饭碗，其中就包括爵士钢琴大师赛罗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传奇歌手比莉·荷莉戴和喜剧演员理查德·巴克利（Richard “Lord” Buckley）。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演出证制度终于被废除了。鲍勃·迪伦的真姓是齐默曼（译者注：齐默曼源自德语，意为木匠）的传言渐渐开始浮出水面。我以为他迟早会对我说出真相，所以在我们恋爱之初，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但是，当我们的感情日益升温，直至开始同居之后，这件事对我而言就变得重要起来。我出生的时候，父亲给我取了个很美国化的名字——苏珊（Suan），母亲则给姐姐取了个很意大利的名字——卡拉（Carla），并且还是按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对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孩来说，苏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这让我很纠结。它是父亲所赐，我不会舍弃它，所以我决定在它的昵称和不同拼写版本中，认真找一个最适合我，最能代表我，或者至少是能区别于那一大堆苏珊的名字。是该叫Susans， Susies， Sues， Soozie， 还是Sooze呢？我犹豫不决。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在翻一本毕加索的画册时，一幅他的画作《玻璃与苏西酒瓶》（Glass and Bottle of Suze）引起了我的注意。“苏西”是一种法国利口酒的名称。它既可以是双音节词又可以是单音节词，就像贝蒂（Bette）一样。太完美了，就是它了。几年后，我在法国喝到了这种口感相当不错的利口酒。它呈金黄色，味道微苦，带着淡淡的香橼味。鲍勃改名的动机是不是与我一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本身已经影响了世界。他实际上并没有改自己的名字，因为鲍勃是罗伯特的变体；他改变的是他的姓氏，而他的姓氏——迪伦——在威尔士是人名，而不是姓氏。这真是一项创举。当我无意中看到他的征兵卡时，我终于确定他的真名叫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之前从未告诉过我，这一点着实让我感到沮丧。在正式搬进西四街之前，我有时会在那儿过夜。有一次，我们在外面玩到很晚。在回家的路上，当醉醺醺的鲍勃笨拙地从口袋里中掏出钱包时，有东西掉在了地上。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大声说笑，但当我捡起他的征兵卡那一瞬间，我的心情顿时跌入谷底。所以，齐默曼才是你的真名？是吗？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发现他的真实姓名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并不介意他一直对别人保守秘密。我的成长经历使我习惯了麦卡锡主义下的生活，那个时代也确实有必要对外人保持警惕。但他竟然从未对我敞开过心扉，这个事实让我难受极了。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之后，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谎话连篇了，而他也见识到了我也是会保守秘密的。慢慢的，我的伤害被抚平了，但我对他的言行总免不了要怀疑。我要求他再也不要对我说谎。第二年夏天我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写信给我，终于向我和盘托出了他和他家庭的真实情况。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都没说老实话，那次他突然坦言相告确实让我颇感意外。我时常叫他拉兹（RAZ），这是他真名的三个开头字母，我这样叫他只是为了激怒他。后来，在我们看了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后，我开始叫他布·拉德力，这是片中一个古怪又神秘的角色，由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11）扮演。这一次，他没有郁闷，而是笑了。

前言

1961年，我邂逅了鲍勃·迪伦，当时的我年仅l7岁，他也不过20岁而已。这本书是我的回忆录，它记录下了我们曾经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缠，还有那个深深影响了我们各自生命的大时代。    对于一九六零年代和鲍勃·迪伦，我曾一直不愿谈论与追忆，这恰恰是因为我曾离他太近，而他又是定义并塑造了那个时代文化的人。与此同时，他受到的狂热追捧和密切关注也令我对这类话题感到局促不安。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人生中“房间里的大象”①。事实上，我生性内敛，总是本能地去保护自己的隐私，对他的隐私也曾不愿透露。    我的职业是艺术家，但在我们相遇之前，我就一直在写诗歌、小故事、短评等等，和他在一起后，我依然笔耕不辍。对哦而言，写作和画画一样，都是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    记忆    宝贝，那不是你，是我和我的幽灵    和你那神圣的魂灵    有人说一个人的过去会赶上他们    我的不仅如此，它还超越了现在    所以，在未来属于我们时    我会同超现实主义者一起，在幕后安坐，静静地看着你    虽然再也无法忆起是什么触发了我在1963年1月写下这段诗歌，但在今天读来，我却为自己当时的先见感到惶恐。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和鲍勃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从未离我远去，它们一直与我的生活交织着，不管我身在何方，所遇何人，在做何事。    迪伦是文化偶像，他_的歌迷和追随者们用自己的想象塑造着他，把他解读成自己期望的模样。仅仅是迪伦这个名字就已让人感到神秘，同时也会引出无数的追寻，追寻他所说、所写、所唱的每一个字眼的涵义。    随着鲍勃·迪伦的声名日益显赫，我更觉得有必要保守住我们之间的秘密。关于我们的事，我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缄口不语，最后却没有从看守这些秘密当中得到乐趣。时光流转，秘密也越来越无足轻重。关于鲍勃·迪伦的文章无处不在，关于他的传记大量出版，但它们同我所知道的真相相去甚远。这些文章和传记不仅平淡无味，而且充斥着作者的主观臆断。我会在本书中告诉大家很多秘密，但我只能尽力而为，因为记忆是一头无常的“野兽”，它们进进出出我的脑海，有些留下了痕迹，有些已无踪可寻。    还有些秘密没有在这本回忆录中透露，它们埋藏在更深的地方，而且出于对我、对迪伦的尊重，它们将永远被埋藏。关于这本书，我唯一需要阐明的是，它或许不是真理，但却绝对真实。    多年来，每当看到鲍勃·迪伦的作品、生平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们出现在纪录片中、大银幕上、展览馆里以及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中时，我都会强烈地感觉到：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看到自己的形象被搬上屏幕，放进橱窗，并一再写入书中，就那么永远地躺在迪伦的神龛旁受人供奉，那种感觉真是有些怪异。    当我翻看照片，聆听歌曲时，我会再次看到、听到它们背后的故事。一帧家庭录像中的图像，几行简陋纸张上的潦草笔迹，都会唤醒昔日的场景——在房间里，在大街上——我仿佛又听到了笑声，从某处飘来……。    在橱窗里的我们与真实的我们之间，永远都有差异的缝隙，那是灵魂的安息之所，没有人能把它放进橱窗。我用了很多年才让橱窗内外的自己交汇在一起。而我眼中的他和那个橱窗里的“神”自然很不同，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能渐渐适应人们对他的膜拜之态。    无论是一首歌、一句诗、一本书、一部电影还是一场展出，都无非是对某个时代、某处地点及某个人的描绘。我的这本书也不例外。同时，这本书也权当是我的一次怀旧。人们总是会向前看，所以怀旧也许很廉价，不过它终究是奢侈的。    在我看来，历史是一个用来盛放、展示旧物以启发人们思索的“圣物匣”。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随着那个年代渐行渐远，当年的那些故事就愈发显得神秘。它的真相和事实常被扭曲，真实性和准确性亦不断成为“罗生门”。即使是由大时代的亲历者自述，也难免会因有所侧重而产生分歧。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旧物”也放入“圣物匣”。回忆毕竟是事后诸葛，在书写那些陈年往事时，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让那些私人故事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总的来说，我讲述的是自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格林威治村——我在那个大时代居住在格林威治村，那段经历塑造了后来的我，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就需要提到一些相关背景：我的家族历史，我的家人情况，以及其他与我有关的零星碎片……    自打我在纽约市的皇后区出生，我从未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异乡客，也从未想过要去寻找我自己。直到来到格林威治村，我才有了这样的强烈感觉：那里有与我一样知晓自己的灵魂并不属于故乡的人们；那里有吸引我的波西米亚历史；那里有我喜爱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或在此居留，或曾匆匆路过。他们的精神引领着方向，为我开辟了道路，也定义了格林威治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个令人惊叹的时代，一个充满了抗议和反叛的多事之秋。整整一代人在18岁时被允许酗酒、被送到战场上杀人，却要等到21岁才能拥有选举权。动乱在所难免。动荡的时代让伟大的音乐得以诞生，而这样的音乐又鼓舞着我们走上街头，要民权、反核弹、反越战。与此同时，一九五零年代保守僵化的道德观也在一九六零年代黯然退场。“垮掉的一代”已经让这种道德观的外表出现裂痕，而他们的下一代——我们，将它彻底摧毁。    我们与印刻在身体内的过去同行，我们做好了准备迈进未来。如今，一九六零年代已经被许多人用私人故事、歌曲和报道塑造成为了极具历史意义的时代。在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美国人生命中，都有那个大时代的“圣物匣”。这本书便是我呈现给大家思索的“圣物匣”。

媒体关注与评论

艺术家苏西·罗托洛给予那个革命时代崇高的敬意。  　　——VOGUE本书堪称描写一九六零年代格林威治村最好的几本书之一了……那帧封套图片完美展现了那个大时代充满浪漫色彩的青年文化——不羁，脆弱，漂泊不定却目标坚定……因为苏西，迪伦迷上了威廉·布莱克、布莱希特和兰波的作品；同样重要的是，苏西的左翼政治意识，尤其是她对民权运动的热衷拓展了迪伦的思维，并将他的创作之笔引向了这些议题。　　——《纽约时报》 安东尼·迪科蒂斯  “如果有什么能让她摆脱'迪伦吉他上的一根琴弦'的评价的话，这本鲜活、平和并容纳了20世纪60年代格林威治村民谣歌手们的生活的书就是了……罗托洛对迪伦永远是宽宏大量的，不管是在赞美他的天赋还是在为他的不忠而悲伤上都是如此，但迪伦却从未为她做过同样的自我牺牲。”　　——《TIME OUT》尼娜·卡普兰这是一本来的正是时候的书，它与那些汗牛充栋的描述迪伦和20世纪60年代这一民谣时代的图书有很大区别：它由一个处于那一时代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女性亲历者所撰写。　　——托德·海因斯（迪伦传记电影《摇滚启示录》导演）“迪伦粉丝们的圣物？罗托洛是《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这张专辑封面上挽着迪伦手臂的女人。这本让人期待已久的回忆录栩栩如生，它主要叙述了格林威治村的往事，对于那段让人尴尬的关系的透露只占很少的篇幅。”　　——《观察家报》 尼尔·斯宾塞“显然，《放任自流的时光》会被迪伦膜拜者们说三道四——最近罗托洛和迪伦为此有一些公开的争执——这本书叙述更多的是她的故事，而非迪伦。可喜地是，整本书里她没有丝毫的怨念，字里行间全都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纽约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和创造力上。对于让格林威治村成为摇滚反抗文化的发源地的人物、地点以及个中翘楚，没有比这本介绍得更好的了。”　　——星期日泰晤士报 罗伯特·桑德尔

后记

真相隐藏在真实的情感、对事件的洞察里。在写这本书时，我力求抓住最真实的情感，给出最私人的洞察，而不仅仅是复述事件本身。    那些走过的地方，遇见的人，在记忆的万花筒中一一浮现。我像只蜻蜓一样，轻盈地点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身上，静立片刻，便又起身飞往另一处。    犹记得，在当年的格林威治村，我们将画作挂于墙上、登台歌唱、发表演讲；我们让每个夜晚都充满了爱的火焰；我们离经叛道、洞若观火，我们追求着真理、燃烧着激情，我们向世界宣告着理想、在现实的残酷中怒吼；当然，我们的生活还充满诗歌、文学和音乐。除了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身处历史舞台背后，他们也亲眼见证、亲耳聆听、亲口评论乃至亲自参与推动了这段历史。它看似一朝铸就，实则有太多人在后面推动。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我想，当年我义无反顾地从皇后区登上的，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    总的来说，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向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致敬。青年时代的我们充满了热情，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中。我们也许真的“酷”或“嬉皮”，也许只是自我感觉如此，不过，我们真心相信不破不立，并认为为改变旧世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上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那时候的我们对这样的话全都感同身受。有趣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几乎拐了个弯。    今天，“国家能给我什么，别人能为我做什么”是人们最常提出的问题。也许人们应该多问问：“怎样去帮助别人，怎样让别人的生活过得更美好，怎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    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风气过于压抑，社会文化过于沉闷，进入1960年代后，青年们对现实非常不满，发动了各种社会运动，再加上知识分子等阶层推波助澜，最终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进程。驱动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而并非商业利益；他们想改变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改变；他们为别人享有权利和自由而奋斗，而不是为自己有名有利。    时代在变。

内容概要

苏西·罗托洛（Suze Rotolo,1943.11~2011.2）

美国艺术家，鲍勃·迪伦一九六零年代格林威治村成长期的女友。在《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封套上，她和迪伦相拥走在冰天雪地的琼斯街头的那帧温暖图像，已然成为那个大时代的图腾符号之一。热爱诗歌、戏剧，少年时代即积极投身民权运动的苏西远不止是封套女孩那么简单。她是迪伦一些最伟大情歌背后的“缪斯女神”，亦深远地影响了迪伦的创作方式，更被西方乐评界普遍认为在迪伦蜕变为“时代代言人”的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在与迪伦分手后，苏西专注于艺术创作。今年年初，她因肺癌病逝于纽约。

译者简介

陈震，1976年出生于江苏靖江。踢过足球，玩过摇滚，做过医生，现为自由译者。已发表译著近百万字，内容涉及摇滚乐、足球、艺术等。曾因独立策划加拿大传奇民谣乐队Cowboy Junkies制作中国概念唱片《Renmin Park》，被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等北美媒体采访报道。翻译有《穆里尼奥传：葡萄牙制造》、《埃里克•克莱普顿自传：天堂十字路口》、《弗雷迪•莫库里传》等书籍。

书籍目录

“我给了她我的心，可她想要的是我的灵魂”（译序）

圣物匣（自序）

第一章

鲍比画像

格迪斯民歌城往事

红色家庭

父亲之死

红尿布婴儿

迷惘

民权运动少女

美国往事

逃过了死神，逃不掉那爱

争取种族平等大会

河滨教堂的斜阳

以爱之名·说谎家鲍勃·非法同居

珍贵时光

鲍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导师

旭日之屋

布里克街的灯火

格林威治村村民

采集火种的人

他不是剽窃者

密友

LSD初体验

酗酒的男人·蹭书的女人

几乎成名·四人行·苏珍玩意

你想要的是什么？

处女唱片·我将大红大紫

南方之旅

第二章

答案在风中飘

天各一方

鲍勃的信

毕加索启示录

伊特鲁里亚拱门

大雨将至

久别重逢

艺术·戏剧·电影

时代在变

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

罢唱艾德·沙利文秀

哈蒙德的蠢货

温暖的日子

甩鞭者鲍勃

山雨欲来

布莱希特

白色恐怖

民谣的叛徒

一切不过是命运

罗伯特·齐默曼

女人的烦恼

被遗忘的时光

左翼的希望

余晖未尽

盛名之下

她们恨他

曲终人散

重返61号公路

再回首

尽在歌中

烟瘾·鲍勃的记性



第三章

从头再来

红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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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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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自流的时光:19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我与鲍勃·迪伦》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苏西·罗托洛是鲍勃·迪伦到纽约后的第一位真爱，一九六零年代前期，她和迪伦一起居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她在这本书里娓娓道来她和迪伦的爱情，以及她所亲历的以格林威治村为基地的民谣复兴运动。

这本书不仅仅关于民谣、迪伦、嬉皮文化、垮掉的一代和格林威治村，作为出生在意大利裔美国共 产党家庭的“红尿布”婴儿，苏西成长于麦卡锡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因此有着无比艰难的童年和青春期。

热衷政治运动的苏西17岁已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权组织之一“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成员，并亲历过多个里程碑式的民权运动事件。作为一位曾身处一九六零年代反抗政治中心的女性，她在这本回忆录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那个激荡年代的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

总的来说，这本书试图还原的是她和迪伦一起走过的美国一九六零年代。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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