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与点滴》书评

口气委婉了些吗?

两天晚上，加上路途上的零散时间，读完了这段共运史上《血泪难忘》的历史。心力有些衰竭，天又很热，决意要用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慰凉。《东战场与武汉》篇中有《苏俄参战吗？》的章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二十六年春夏之交，我在北平，收到塔斯社寄来的一本厚书。书的内容是苏俄法庭审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平行路线”的记录。（按：伪！）检查长维辛斯基莅庭指控。他指控的是拉底克（按：《血泪难忘》中译做拉狄克，1919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等二十余人，说他们曾经收到托洛斯基从海外来信，指使他们煽动苏俄对德日两面作战，并在战争发生后，利用失败主义，打倒史达林政府，夺取政权。“利用失败主义”一说很有风度——一种政治搏弈、权利倾扎中暗藏的吊诡姿态——1938年初，苏俄驻华的新大使来了。据说，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纠正共产党极其他左派重要人士的“利用失败主义”的时政观点。陶希圣为我们找来了一些共产党当时决议的引文，这样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参加抗战，但必须保持独立行动。”此番宏论，铿锵于国民政府的50万精锐部队，正在松沪前线于日军浴血奋战的隆隆炮声中，极剧韶音的不谐。（不图为乐至于斯！）南京撤守之后（松沪会战，国民党40万将士血洒疆场）共产党的决议‘与时局近”的发生了变化。他们宣言（公开否？不知）：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要以全力向长江以北的地区发展。(彼时他们在西北，一路自南向北，“北上”抗日去的)后来，没多远的后来，苏俄的新大使来了。叫卢干兹的。（运气不错？居然逃脱了苏俄国内如火如荼的政治大清洗）他命令那些“在延安费了很大力气说服了大家”（凯丰语），现在要拥护一直反对着的蒋委员长为首的共产党人，注意态度！于是，态度果真就转了——国民政府有胜利的可能，我们支持抗战，但须保持独立行动——委婉了些嘛？

大历史中的一个家庭

为了“历史的顺畅”，我还专门把本书在大陆出版时抽掉的两章找来读了。陶希圣这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用云淡风清的态度回忆了他从民国初到49年之后这段波澜壮阔岁月中的经历，不止有最为外人所知的著名事件，也有一些掩藏在波澜壮阔背后的小人物的身影。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喜欢那些大开大合的“大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天生的领导者领导着一帮不屈的人民建设新世界的故事总是让我心折。可是，读多了厚重的民族历史，把眼光向下看的时候，却会发现那些真正顽强和震撼人心的，反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微博上不时有所谓“民国范”的展示，不时有些民国的碎片，武断的断言被贴在网络上目所能及的地方，当然，这些只言片语的目的，无一例外地是为了证明当下是一个“好的时代”或是“坏的时代”。抛开这些试图用当下的语境解读历史的企图，进入到陶希圣记录下来的这个民国，和他一起走进他的家庭跌宕起伏的经历中，也许能够更好地了解什么是民国。附录在本书中的《逃难与思归》，是陶希圣的妻子记录冰如记录下来的故事，这个在正文中一直被陶希圣深深感谢着的乡下女人，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更加私人，却更加细腻的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说实话，那些哀婉与愤怒的记录，让我很难想象，就在这片土地上，不到100年前，在旧式大家庭中的发生着的苦难。隐藏在《大宅门》的光鲜背后的，是怎样的禁锢与灾难。

抱着有光有热的希望向前走

——读陶希圣先生的《潮流与点滴》之一注意到陶希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最初是因为这个名字频频在胡适日记中出现，我把他当做一个“胡适之的朋友”是很自然的。对这个人的进一步了解，接触到他较为详细的相关资料，是从范泓先生的陶希圣研究著作开始的。陶希圣先生的回忆性文章结集《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先期发表在台湾史料性的杂志《传记文学》上面，所以很多材料被国内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多次引述过，读者都很熟悉。既便如此，当这样一部厚重的回忆作品整束地集中出现在眼前时，还是令人不免有很多复杂难言的情绪。一般人读传记或是传主本人回忆自己早年或者儿时生涯的部分，总是一带而过，而急着跳跃到那些书写了历史的大事件上面去。而当我细细读了书中这些为人忽略的诸多回忆早年的文字后，内心中却也涌荡着与目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同样的激情。我叹人生，叹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平之曲折，但更多是叹人生。人的一生虽然短暂，每个人的经历却无不复杂而绵长。在个人面临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大动荡、大波及之时，那种随波逐浪和固执反抗的一念，以及最终的无望与无奈，虽然是早已经过去的不足道的历史，或许就真切地同今天的人们有着某些联系，或是重复，或是逆反，又或是两不相关却有着精神联系。我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的生涯特别是北大毕业之后参加工作，执教席之后，每每与社会的风潮不期相遇，有时是奋身前赴，有时是无辜被裹，有时竟是无妄之灾。风潮，是今天人们接触五四时代各种社会“反动”事件的总体称谓，不独今天的人们这样称呼，当时人们也这样来讲，因为这个词也出现在当时的文字记录中。风潮者，有时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有时是当时的某一阶层的独立行为，同社会其它大众无关，但也波及影响广泛；有时也竟然是直截了当的武力和暴力事件，那是为了某一种一时一地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最终不惜擅用了暴力，造成了流血和牺牲。有的干脆就是民间的学术思想派别，代表各自的政治力量和学术观点而互相动武，两败俱伤的。这些风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官方、当时的社会管理者发生冲突。这个“官方”指向，也是纷乱无常，有时是指学校当局，有时又成了旧军阀，有时是割据的安福系政府，还有租界，行会，还有两种派别互相指斥对方为某种“阀”、据说占据某种公众资源的。遭遇此等社会之复杂变幻，是那一代人的命运。陶希圣北大法科毕业，抱着“不靠家产，不求高薪，要从辛苦劳作中求出路”的观念，受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聘书，只身到了安庆。那年二十四岁，同今天大学应届生毕业的年龄相仿。当时，安庆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在法专四年级班占了不少，法专学生是安庆学生运动的中心，四年级更是学生运动的老大哥。陶希圣教书生涯的第一课，不期就是这四年级的《亲属法》。陶希圣当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他遭遇了和当年傅斯年被同事奚落同样的尴尬，以“前学生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和现今“法专四年级年轻教师”的身份，企图维持学堂的正常教学，劝止自己学生的各种运动。从此和学生罢课、同仁罢工等各种各样的风潮、学术派别互相攻击以及被工友驱逐，被租界起诉的命运紧紧走在一起。陶希圣的自述文章，平淡而生动，对自己的生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淡定。在平常的叙事下其实有着大量的人间辛酸。他自述早年生平，往往用大量篇幅叙述自己在某一段时期工作的收入几何，并且有很多横向比较，对其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可见一斑。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桌子的故事》通过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充分表现了世态炎凉和人生遭遇。《桌子的故事》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待遇”谈起，以职员海外留学背景殊异来分配办公桌椅：欧美名校留学经历的职员，日本留学生，依次分得较舒适的办公条件；有海外留学背景且有在国内大学从教经历的职员，则办公条件又优裕之；陶先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在这种潜在的规则和分级之下，办公条件较劣。在这种体制之下，使人无形中和别人有了比较，难免心生愧意，自尊亦受到伤害，这是这种体制的极有害处。后来陶先生做到王云五先生的总经理秘书，后来又掌北大教席，条件慢慢改善了很多。陶先生回忆起来，自不免有隔世之感。此种人情，读者看了也不免感慨万端。再如陶先生在上海时，一度居所空间所能承受，将妻子从大家族院门里接往上海，这一举动其实已经触怒整个家族，其原因文中没有详述，但细观先生文中所写后来在上海生活之境况，其实是遭遇了家庭的经济封锁，往后只能多写论文和编辑书籍赖稿费贴补家用；及至病重时发家信，内中有“与其等我死后，搬棺材回乡，不如寄些钱给我治病”之语。后面还说，偶尔母亲从老家来上海看过他们夫妇生活之后，知道他们并未在上海独自享福，家中人等“大为欣慰”。这些家庭生活的事情写出来，我十足钦佩陶希圣先生那种直面世态炎凉的态度。纵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奋斗生涯，上面所说的经济生活，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生活状况，颇值得注意：首先是稿费水平。据陶先生文中多处所述，比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普通编辑月薪在旧币一百元左右，而发表一篇学术性较强的论文稿费在五十元上下，以此比较来说，在同一购买力的前提下，稿费水平可见是很高的，稿费亦构成了当年学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以陶先生的经历来说，如果当时，——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稿费收入，他们的生活状况不知道要恶化多少。稿费水平可以证明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对学术和文艺的尊重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妨妄自想象一下，假设今天发表正经文章的稿费水平如是这般，那么，那数不清的对学术有兴趣、有擅长、对文艺有追求、有创造力的青年们何至于长期困顿萎靡于那些奄奄一息的官僚机构和充满腐尸气的行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命运把金子变成了石头”的人间悲剧呢？另外一个地方是教授的自由流动。教授（包括各级教员）能自由流动，被谢泳先生评价为“中国高等教育起步晚但起点很高”的重要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教授、教员得以自由流动，虽然往往也是风潮和局势、派别倾轧等原因所迫，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一代知识分子可以做出的自由选择之一。以陶希圣先生自述早年生平为例，我大略地统计了一下，抛开几进几出商务印书馆不提，在当年的高等学府的范畴内，陶先生辗转的城市和执教、兼教过的高等学府就有：安庆（法专）、上海（上海大学、复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武汉（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大学等）、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期间，陶先生还在军方机构工作过，做过编辑，兼任过很多专门和民间委员会的委员。在自由流动之外，还有兼职、兼教等等。可以说，从陶先生的经历中，使人真正看到了“教授自由流动”对知识分子、学人经济生活和思想生涯提供的莫大便利。自己的教学思想甚至是政治主张受到压迫，便可转投他处，别人也不以违忤。离开，可能意味着极为优厚的收入顷刻化为乌有，像陶先生因为同仁声讨，毅然从总经理秘书职位上离开，从中也可以见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气魄。今天的人倘若谋求到大学教授这样的职业，往往固守，以此终老，荣养天年，别人也不以其没有追求。这可能即是时代的高下了。虽然前述不同的海外留学经历对归国留学生的从业带来各种优劣，但是从陶希圣先生的回忆中，往往也看出那个年代学历在就业时的作用，似乎证书不如经历有效，经历，又往往不如真才实学更能获得各方尊重。陶希圣先生在回忆中讲：他民国二十一年夏季从北大毕业，直到九年之后重返母校执教，才到教务处领到自己的毕业文凭。他说：“也许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一件事。那九年的长时间里，我未曾用过文凭。……此刻我回到北大，那张文凭在档案库里搁置了九年，白纸都变黄了，才由我领出。”（参见本书123页）九年里，陶先生做过多所大专院校的讲师、教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在军方做培训工作，却一直没有被要求出示文凭以证明学历，没有那样的必要。仅此一例，或许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可知，就是那样的时代。200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