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的尝试》书评

胡适的读书方略

最近在读胡明写的《胡适论传》，其中多有涉及胡适青年时候修学读书的内容，觉得对于个人的修学十分有启发，聊做札记以备用。1． 兴趣使然胡适自小便爱读书，在私塾里听先生讲授儒家经典也不觉枯燥。九岁时他碰巧在四叔房中读到了一本《第五才子》（水浒传）的残本，由此便引发了他对小说的强烈兴趣。之后，他便从村里的长辈手中一本一本借了小说来看，“象老饕一样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帮助胡适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村里的少年秀才胡近仁，他不仅把家中的小说都借给胡适看，而且还与胡适相互砥砺。他俩各备有一个小手揩，把自己看过的小说读记在上面，时常交换看，比较谁看的书多。在他离开家乡之前，胡适已经读过了四五十种小说了，其中层次不一，内容驳杂，甚至包括不少淫书。胡适爱读小说的习惯终身未改，并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悟出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著名观念，为他后来在文学革命中“首推义旗”奠定了认知基础。爱读小说的习惯可以说是影响了胡适一生，十几年后他在文学革命中“首推义旗”也与这段猛读白话小说的经历不无关系。2.利用光阴胡适在留美期间十分勤学苦读，十分珍惜时间，他曾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你哎生命吗？你若爱生命，就莫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生命所游积成的原料”恭抄在日记扉页上。他曾有一则“利用光阴”的日记:“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半，常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唯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法也。”之力可以看出他排挤时间读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胡适几乎终其生未改易。后来胡不归著的《胡适先生传》中还说到胡适在北京家中的厕所里马桶便总“放着几册数、一札纸、一支铅笔。”胡适的《一日一首诗》的书稿，就是他每日上厕所时选注一首诗的结集。胡适晚年津津乐道欧阳修的“三上”工夫“马上、枕上、册上”的构思著作的本领，他自己的文字也很多正是在轮船上、火车上、旅馆中做出了的。1921年3月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为了索薪罢课，他就利用此段时间在家写出了后来可以说是红学研究史上划时代的《红楼梦考证》。3.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留美期间，胡适读书兴趣广播而宽泛，对从哲学、文学到语言学，从《理想国》到《石壕吏》的众多领域都有兴趣。早在胡适学农科时，他课余时间就已相当关心人文学科的诸多学术问题，他研读从柏拉图《理想国》，读勃朗宁的诗，读艾默生的札记，读丘吉尔的探讨宗教问题的著作，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还翻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都德的小说是胡适最早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的。国学方面，胡适也没有忽视，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文学方面，他做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4.求博能疑胡适的求知兴趣偏重于求博能疑，故他能留心一些一般人不关心或易忽略的事，并自出心裁地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与心得来。如，胡适由朝鲜文字母的拼音现象，联想到“此种字母源出何语”，又进而联想到“吾过古代未有象形文字之线曾有字母否？如有之，尚对盲文都发生过兴趣，一一记录了美国盲文的形式和读法。胡适求知心切，读书有癖，精粗巨细，兼收并蓄，所谓贪多务得。胡适也深有自知之明，他对自己贪多求博屡屡自省，如1915年2月3日记：“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实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也，不可以不以高深矫正之。”1915年2月他还在一则日记中自励“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须随手作记。”“随手作记”这一在这里单独强调，可见胡适对读书存疑发问的重视。总结:对于一个学者而言，看什么书，怎么看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或精或杂，或雅或俗，读书的高下直接影响了学问的高下。可以说读书之道即是学问之道的一大部分。胡适读书，惜时如金、求博能疑、随手作记。这些特性直接导致日后他在学术上的两面性：一个学贯中西、标新立异的通识型学者，一个心无常性、热心政治的“半部头先生”。了解胡适的读书方略，让我们看到他人格进化的动力，即胡适除了禀赋果然之外，是如何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饱学之士的，对于每一个有志进学者都有指导作用。

文字，引用与差异——乱评《再造文明的尝试》。

写书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特别是面对一本交口称赞的佳作， 关于胡适的东西，笔者以前只看过 胡适文集，胡适口述自传，余英时、唐德刚关于胡适的一些文章，外带少许国内的文章，因此对胡适说不上系统了解，所以，预先声明是这儿顶着头盔乱评，欢迎讨论，谢绝学术查水表。我自己心目 历史研究的 第一要义，应该是把不清楚的事情讲清楚，这个清楚有两层含义，一是去蔽，一是表达清晰。本书立意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解读胡适，当然不会却挖掘个人绯闻秘史。罗志田先生的这本书当然看得懂，但却显得很绕。一句话“文白杂糅”。造成阅读感受磕磕碰碰，不顺畅。 同样是写传记，其同门 王汎森 的传就很老实，就是普通大白话一样，但看着很顺。 由此想到听到的一个公案，余英时初始就读于钱穆门下，写文章喜欢文绉绉的，钱穆当头棒喝，后来写文章余英时就很平淡了。 文字功底其实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功夫，真正的大侠，一招一式都是平淡无奇，不求炫目。不管承不承认，在这点上，罗先生这本书没做到。自来成书立说都有个“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但不管如何，引用文献最好能体察语境，知人论世为好。本书大部分地方做得都很好，可惜在一些细微处往往失之于武断和不近情理。例在 145页，唐德刚认为胡适思想能风靡一时，是因为他的“思想作风比我们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要‘现代'得不知多少倍。” 罗先生认为此说不对，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余英时的“中国思想史有一段空白恰好被他填上了。” 余英时的论断和唐德刚的论断根本就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的两种表达，何来唐错余对之说。 唐德刚说胡适和时人比较现代，即有了西方的学术训练思考方法，相比国内之人 胡适 显得现代，因此更能因应当时国内变局。 而看过余英时长文的知道，余英时此意说传统的中国学术已经不能应对中国思想史的变革，胡适适时而出。这难道不是同一种意思的两种表达吗？此类细枝末节的地方尚有一些，就不举例。罗先生此书不少地方立论新颖，发人深醒。不过似有些地方过于讲求新论，特别是用后见之明去判断前人的地方，就显得结论来得过于轻易甚至无效。如第六章讲到 蔡林 论争处，重论蔡李胜败，这种空讲道义、逻辑，重论历史，有时容易失之于书生之见。这也包括前面章节论述的鸳蝴派与新派小说的关系。关于这些，文学界的研究比历史更深入，且更具说服力。今天，我们当然必须承认被以前的文学史 文学论述所遮蔽的东西，但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不表示他们的存在就一定有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巨大的影响却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实际上，这里面，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最好解释的。如果没有领导权，那数量再多，只是一种幻影。 写了这么多，居多是乱评。罗先生的书本人拜读不少，获益匪浅。他的一本小书《权势转移》，鄙意一直觉得应该是最好的，所有罗先生思想的原发点都可以从这本书去探询，可惜出版太早，一直不见再版。

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

（说明：本文是中哲史课的作业。）一、介绍本书1995年初版时，原名《再造文明之梦》，属于四川大学出版社“强国之梦”丛书。如今另几种“梦”全被人遗忘了，唯有余英时先生的高足——罗志田这本还经常有人读。2006年由中华书局再版，作者把书名中的“梦”改成“尝试”，应是取胡适《尝试集》之意。从集体做中华强国梦，到体现出胡适的实验精神 ，这真是不小的解脱。这本书，基本可以看作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的扩充。罗志田的文字绕来绕去、千头万絮，不易看出重点，其实框架和许多观点都来自他老师的宏文，在大陆较闭塞的情况下，近乎把后者全文引用 。这篇文章的讨论由两个设问引发：（1）胡适归国前，中国思想界的空白属于什么性质？（2）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 随后余先生就着手分析当时的语境、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他引发的思想革命的两个方面、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方法论以及局限，堪称典范。罗志田的著作基本也按这样的思路展开，但因为是为胡适作传，当然要按时间顺序，用大量史料充实胡适的个人一面，重建“他的性情、思想和‘心灵中的种种隐秘’” 。本书还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一些很特别的史料，比如辛苦借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学者编了三百万字的胡适年谱，也只能利用零星一部分日记 。其次，本书十分注重心理分析，把胡适性格中倾向“做圣”的超我与渴望反叛的率性、把少年时因家庭因素形成的自我保护心理等因素写得十分透彻，并以此解释胡适一生中许多“矛盾”之处。这种分析并非没有牵强之处，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角度。我读此书，基本上还停留在了解掌故的层次。而且，拿余英时先生的话说，“今天胡适研究已进入库恩（Thomas Kuhn）所谓“常态的”科学研究的状态。” 作为一个停留在具体研究之外的学生，我也很难提出什么很有新意的观点。故下文仅想结合罗志田书中的材料和观点，讨论一下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牵涉到一个核心问题：胡适究竟是中是西？仅仅是“新思想”与“旧道德”的融合吗？胡适把杜威的“实验方法”带回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此后却一直纠缠于中西之间，即被指责全盘西化，又被认为有考据癖。希望我的讨论能在某种程度上整理出一条理解胡适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指向一个并不新鲜的结论：胡适游走在中西文化的边缘地带。这近乎注定了他在暴得大名后，一直不被理解的命运。二、“范式转移”和《中国哲学史大纲》据一位国学院的同学说，胡适在那里常被批。窃以为，可能与这本“读起来像外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关系。不过我碰巧读过这本书，至今仍认为它思路清晰，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这本书，把儒学和子学拉平，把经书都当成史料，从各家中都找出前人从不着意的“名学”，还利用从杜威处学来的“实验主义”，发展并实践了一套科学的考据方法。出版当时就引起轰动，让国学功底并非特别深厚的胡适被接纳为“有正统遗风” 士林领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胡适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并亲自做了示范，这是没有受过真正欧美学术训练的上一代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其次，胡适把国故全部当史料、扯平诸子的做法显然属于“重估一定价值”，这也是人们诟病最深的。因此，从方法论到价值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实都可算作“开风气之作”，可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为之后的研究铺开了一条理性和讲求实证的道路。罗志田的著作里也使用了大量资料，从众人的评论、术语的使用、甚至排版方式等细节处，都能印证上述观点。然而问题是，旧的范式真得完全转移了么？并不见得。几年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有后来居上之势。直到现在，冯友兰的书在哲学系近乎人手一本——比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其他入门著作阅读率高得多，真让人感到传统的力量仍十分强大——而胡适的书却很少有人读。尽管前者也深受后者所开创范式的影响，但毕竟，冯著如李零所说，“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 从范式转移的角度讲，并没有胡适走得彻底，反而退了些回去。或许我们可以批判胡适的哲学史“没能讲出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至今也有人（如上次来代课的陈壁生老师）还在做经学，认为不应该把《诗经》读成《诗三百》（估计也不应该读成史料）。我不想讨论背后的价值问题，但这种对胡适批评本身，就提示出他的所谓“范式转移”并没有真正完成。如果继续依余英时从库恩处借鉴的术语，实际情况更像是出现了两个范式；或者仅就“国学”领域，胡适所开创的全新研究范式被后继者调和了许多。其实，范式理论到此已不能继续说明问题了，应当在具体情况下重新分析。如果按前一种看法，则所谓“范式”之争只是披着羊皮的狼，实际仍是中西之争：按中国传统为经典赋予特殊价值，或按西方科学理性观点客观地研究问题。这里表现得仍是中西两种方法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其实也有丰富的释经传统，而科学也同样与这些西方传统相冲突，故这里可能更应该是科学与传统的对立，只是在彼时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语境下，才主要体现为中西之争。这种对立远没有被消解。如果按后一种看法，则胡适的再造文明计划并没有起到完全的效果，他的“科学方法”只被国人部分接受了。这种接受水平甚至会随着最初的“思想震动” 过后而逐渐淡化。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只看到了开风气的一面，而没看到“风气”飘过，留下一切照旧的一面。胡著真正吸引时人的地方的其实是革新的考据法 ，而考据则是我国固有学术里最能和西方科学方法接上头的东西。其实，胡适的重估价值、实验方法，并没有完全被接受。从对《中国哲学史纲》的考察来看，文化的“惰性”仍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说胡适引发了一场“范式革命”，确实略有夸大。怀着新方法尝试再造旧文明的胡适，仍只有部分合口味的思想被接受。此后，中国的舆论界越发激进，似乎把胡适甩到了后面，但科学的启蒙，却一直没有完成。这样看，胡适的确是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人。三、实验方法与中国传统上一节侧重于讲传统文化如何排斥胡适从海外带回的新思想。本节则讨论：胡适自己的“实验方法”，究竟几成是从杜威处学来的，几成是他自己的旧学底子？常见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胡适根本不懂杜威；另一种“认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适治学凭借的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方法考据学。” 根据余英时、罗志田等人的论述，后者其实更有根据。下面我尝试一下说明胡适“实验方法”在中西之间纠缠的状态。杜威固然也强调方法论，却也有许多别的东西。而在胡适心中，“实验主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 。而并不注重杜威的相对抽象的逻辑部分，“这种逻辑坦率地从以思维为探索，和从以纯外界的存在物为探索的对象这个事实出发” 。“实验的方法”，这可能是中国人重视经世致用的传统，也可能只是因为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人方法，囫囵吞枣间只学到了最容易把握的东西。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抓住了杜威的精神气质。《再造文明的尝试》利用胡适的日记等资料，详细讨论了胡适的教育背景 。胡适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考取庚款留学名额时，也是靠了国文、考据的功底。即使到了美国，胡适也还是大量阅读传统著作，甚至写了许多考据文章。到1914年真正阅读杜威著作前，胡适的想法竟已非常接近后者。这似乎说明，从考据接近杜威的科学方法，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进路。胡适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自己治学方法的精义。台湾学者杨贞德觉得这句话也体现了胡适与杜威的区别，即它要求“在个人的学养和自我要求上寻求解答，而不是就知识的客观总结。”她认为这能反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种“转向自我”的倾向 。不过我倒觉得有些牵强：须知无论中外，许多学者都能总结出一些做学问的“口诀”，都很个人化，并不一定就代表了什么更深层次的“转向自我”倾向。如果说中国传统使胡适对杜威的学问有选择地接受的话，那么待胡适回国之后，他则更融入到了国内的纷纷扰扰中，没法做学问了。即使胡适受过几年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回国时间久了，其实也并无太多进展：《中国哲学史纲》写到佛教部分就写不下去了，胡适还自嘲“但开风气不为师”。此后他把更多精力转向政治，再也没写出什么成系统的著作。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建议哥伦比亚大学聘用胡适教汉学，而对方则反问“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这大概能说明西方的学术传统并不真正承认胡适。余英时先生曾分析胡适“实验主义”的局限，说它之所以无法更进一步引领时代思潮、也无法抵御社会主义，是因为由于过于注重实证，对社会的解释力有限。“胡适由于深受考证学和科学的训练，所以常常要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展缓判断’。” 他还举自己和蒯因（Quine）聊天为例，认为胡适和分析哲学气质大体相同，而分析哲学家蒯因则似乎“心安理得地认为应付社会动乱根本就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不过我倒觉得，仅就复杂程度而言，蒯因的数理逻辑着实不是胡适那点“实验方法”能比的。胡适其实还是在做一些最基本的推广工作，而比之当时西学前沿还差一个档次。当然这些推广是亟需的。君不见，1920年罗素来中国，想讲一点数理逻辑，结果没人听得懂，反而还被抱怨“仅仅教授技术哲学” 。结果罗素泛泛讲了些中国问题就被糊弄回去了。连罗素这样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到了中国也只能扯来扯去，那胡适估计只能等而下之。其他没受过训练的人，不知会有多少怪诞思想呢。所以，胡适对“实验方法”的理解可能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没有跟上前沿，而仅仅是把握了一个大致精神，就回来做国民导师了。从西方传统看，胡适也只能算处在边缘。四、结语这样分析看来，胡适一生真正做出成绩的，还是他刚回国时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和奠基中国哲学史。这种成绩的原因，正如余英时所说，胡适由于他的西学训练和考据背景，“填补了中国思想界一个空白”。但此后，胡适其实就愈发显得处在中西文化边缘：于中国，他的方法仅仅部分地被接受，而且备受批评；于西方，他的学问并没能追上前沿，只能算个普及版。这种情况下，胡适又做了“公知”，在群情激奋的混乱年代努力跟上：议论政治、倡导民主科学、到苏联考察社会主义、“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晚年总是在聊些无聊的政治八卦 ，这些只能是是发挥了余热。而胡适这种边缘处境，大概也能说明为什么他后来总有些失意。不过，我总是很喜欢胡适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倡科学方法的思想家，他的《中国哲学史纲》清楚明了，写得很对我胃口。实证方法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它才是最最普世的东西，这才是再造中华文明的关键。胡适看到了这一点，还亲自做了示范，因此我们才应当读重读他的作品。但他的真意，现在又有多少人明白？

读书报告

作者在引言中就提到胡适研究久有争议而难处理，又在大陆渐成热点，相关论著日多。而对作者尤为重要的是其老师余英时先生的研究，现已结集出版体现在《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一书中。作者在本书的论述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了余先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余书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这篇大文章。文章中，余先生试图从几个不同的历史角度说明胡适何以能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占据学术思想史的中心地位。但限于篇幅，也出于自谦，余先生说他只进行了初步尚不全面的观察。作者则对其观点进行了引申发挥。在文章中，余先生认为民初一般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是中西学的异同与关系问题，政治的混乱导致时人渴望突破中体西用。作者进一步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的角度分析了时人思想方式的转变，考察了“西方”如何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进而分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激进化的大趋势。余先生认为留学是胡适一生思想与志业的定型时期，他考察了胡适留学时为其归国志业有意所做的准备。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胡适确立“讲学复议政”的过程，并从“率性”与“作圣”的心理角度分析了胡适在专精与博大上的选择。此外还考察了胡适观察美国社会及引起的思想变化和他学业外扩大其阅历的活动。作者的《关怀》一章是围绕余先生“胡适在留学时最关怀中西文化的异同，特别是中国传统如何转化”的观点展开论述。余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分析，作者在《尝试》中进一步从边缘知识分子方面进行了考察。作者《讲学》中的许多论述都本余先生此文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一文。作者说本书的写作取向是希望言人所未言，写出一些胡适较少为人注意的层面。则前提是要知人所言。所以在本书论述中仍可看到作者与既存研究成果的大量对话。如李敖、周明之、胡颂平等学者的研究。其中与晚年胡适有过亲身交往,并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与《胡适杂忆》两本著作的唐德刚先生的对话又最为频繁。如对《受学》中唐先生“胡适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的观点，《尝试》中关于胡适文学观的解读，《讲学》中关于胡适思想缘何风靡和其治学方面受到的中西影响，《议政》中关于胡适论政，作者都提出了可商讨之处。在引言中作者引述唐先生关于胡适说话特点的看法，《落伍》中作者又引述了唐先生的观察加以论述胡适身兼新旧的特点。仅仅认真参阅前人研究，从而引申发挥他人之言和言人所未言来进行论述是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作者尽力搜求了大量胡适相关的史料。包括胡适的日记、自传、诗存、文存、演讲、书信、年谱等等，时人的相关传记、日记、通信、演讲、著述，如章太炎、梁启超、严复、林纾、陈独秀、鲁迅、斯特朗等等，以及胡适所处时代的报刊。如此丰富多样的史料无疑给作者的论述以坚实的基础。但是史料并不会自动呈现历史，而是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提问从而建构散落在史料中的事实。在本书中，作者也是由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从而展开论述。如提出胡适为什么能“暴得大名”，进而考察胡适归国前后思想界的大环境是怎样的，胡适的成长轨迹如何，志业是什么，胡适自己又做了哪些准备，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胡适的思想为何能在上层文化取得领导地位，他的思想的性质和内容是什么，来源是什么等等。作者在引言中说到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间关系的曲折,这也即是指史料与史实的复杂关系。胡适说话“有啥说啥”但其中“有高度技巧”，胡适也有不欲为人知的主观努力，如作者在《留学》中所说“胡适的日记本是写给人看得，所以不得意事常委婉出之”。因而作者提出对胡适所说的话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其真意。当然还要进而探讨文本为何如此呈现。要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写实亦兼写意，尝试寻求呈现胡适的丰富面相。而这样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求得的多元的真实或更接近其本相。另外如作者所说，文本（胡适）和语境（时代）的微妙互动是作者在本书中的着力之处。如作者在考察胡适何以“暴得大名”时先考察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状态；在考察胡适赞颂新俄与社会主义的个人心路时先考察中国当时的思想环境；在考察胡适对“清党”的反应时增加了其他精英知识分子的观感以重建当时的语境；关注民初新旧杂处对身兼新旧的胡适得名的作用；另外作者还强调了对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的研究。通过对语境的理解，“旁采史实人情”，无疑能增进对胡适这一文本的理解，而同时胡适也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制造者，对时代有推动作用，明白了胡适何以如此说话行事也就加深了对时代的理解。既然要着力于恢复胡适所处的语境,因而作者也就很警惕倒着看历史的陷阱，以免忽视作用于当时的很多因素。当他人有意无意对历史进行了这种倒放电影，朝向结果的目的论解释时，作者也直接指证出来。如对胡适“五四运动造成的对文化的干扰”观点，对唐德刚先生关于胡适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的观点。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要充分发挥“后见之明”，即历史研究事后性的优势，后来者比历史的当事人知道得更多。如作者考察胡适在特定时期对中外关系的真实看法时，就把胡适在大约同时对中外双方面所刊发的言论结合起来分析。在本书中，作者始终把握着胡适在少年时期形成而影响其一生的一个特性。即始终在“率性”与“作圣”之间徘徊，但有意识地偏向于“作圣”，表现出“超我”对“本我”的抑制，伦理道德的作用特别强，而当内心压力到达一定程度时也常会反弹，不时地“率性”而为。胡适后来的种种“开拓”与“落伍”、“激进”与“保守”等看似矛盾的地方，作者都从这一心理角度加以了分析。如在考察胡适在烟霞洞那段挚热的爱情生活时，作者就阐述了胡适在“率性”与“作圣”间徘徊，到向“率性”方向走，然终究仍是要“作圣”的过程。在作者的论述中也可看出史料的等级并非是先天区分的，而在于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另外史料的偏见是可作为一种视角而加以利用的。如作者在考察胡适1926年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左派中国学生长谈的这件史事时，因为缺少第一手的“实录”性文献，而主要参考了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作者认为这可以了解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认知中“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大致是怎样一回事。虽然材料为转述且是回忆而不免有错，但与胡适的日记相印证，作者仍能从其中看出大致的气氛，和其反映的叙述者某种心灵上的真实。读完全书，胡适先生于心脏病发之际仍含笑着与人握手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久久浮现。这就是胡适先生吧，他的微笑一如他一生的为人行事，尽管心中有着痛苦抑或愁怨也要努力不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甚至要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永远鼓励着国人，永远不放弃希望。胡适先生在20世纪以“变”为主题的中国，怀着对祖国挚热的感情，秉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始终努力着，尝试着把新生命吹进中国的古文明，发展一个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他的影响遍及思想、学术、政治和文化，几十年间都作为一个偶像，一个焦点，一个少年中国的象征。然而，在众多大陆民众的记忆中恐怕已经没有胡适先生的印记了。读本书之前，提到胡适先生，我脑中能浮现的也只是历史教科书中照片的一瞥，只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简单一笔，他的身影远没有鲁迅高大而清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通过1950年初开始的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胡适成功地在大陆被完全扭曲进而抹掉不提了。他的对自由的热爱，对猜疑、冷酷、不容忍社会的抗争都如烟而逝了。而此后大陆的文学与思想界则唯有鲁迅和他的投枪与匕首了。直到1980年代，胡适学术及其思想才又逐渐开始在学术与知识分子的窄小圈子里传播。罗志田教授的《胡适传》重构了胡适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使我对胡适先生不再那样陌生抑或失语了。先哲早已归去，而其思想仍启发着我们不断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在通往他所尝试的梦想的道路上，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胡适先生毫无疑问地尽了他的本分了。所以自然地，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

在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面前无知的胡适

30年代时，当一生都在认识真我的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向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请教《易经》时，后者却给这种热情泼了冷水。这位学者就是当时怀着救国救民的梦想，极力主张西学强国的胡适，在他看来，《易经》不过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巫术总结而已。然而，这并没有打击到荣格的信念，因为在他看来，误解、敌视和纷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好是整合的开始。这就是人类的使命——意识与无意识，自我与自身，身体与心灵，东方与西方——当一切深及到“人类”这一层面时，一切二元的对立都将被灵魂这一主题所无限包容。借助现象学的方法和对原型理念的阐释，作为一位心理学大师，荣格将其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全然地倾注在了对神秘学、宗教、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与探索中，这也让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蒙上了一层精神层面所特有的质朴的魅力。最终，荣格还原了那个充满着传奇故事与私我神话的内在世界，引领高度工业化和社会化背景下，倍感孤独的现代人回归到了对自我与灵魂的思考和探寻中来。

从别处看见自己

我并不想阐述这本书作为传记是如何难得地勾画出一个荡气回肠的时代，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见过太多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太多天时地利人和，太多文化的千钧一发，这些如此可遇不可求的事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就是必然。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令人赞叹的历史分析之外的东西，我带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目的要去看到的东西。事实上正是这些东西，让这本书变得特别。回到胡适这个人，始终觉得历史背景下对人的勾画，难免带上历史背景的外力，于是增添或多或少的不那么亲切的人性，就如同用政治的眼光审视文学一样。在我看来一个人真实的内心，总是与其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太多出入，有时候可能是身不由己，有时可能是已不由心。有时候有的人被评论太多，就好像所有人都在涂鸦墙上画出自己的理解，渐渐地就掩盖了墙面本来有的斑驳色彩和纵深纹路。好在胡适其人，在历史上本就颇多争议，原本每一层掩盖都不深厚不坚固，于是不需太多艰难，就能窥得几分缤纷之后的真实。这本书对我来说其实是分析并剥离历史角色的涂抹，然后让我看见原来的颜色。原来认为人心那么多微妙而百转千回的变化流动，周遭之人很难了解其万一，何况后人哉，可是我忽略了身在此山中的雾气弥漫，也许有的事物，就是要经过时空的沉淀，才能清晰可见。感同身受的始终还是胡适先生终其一生对于博与专的矛盾与徘徊，事实上那些不同时期写出的下决心的字句，听起来铿锵有力，发人深省，可是他自己却未必真有此坚定决心，或许正是因为自己始终无法割舍太多兴致与太多好奇，无法抑制“博”的诱惑，所以才要一再写下那些话来自我暗示吧。（见书中引文）正这是一点，会让现在的青年倍感亲切，毕竟从出生到死亡都能清楚自己的路，这样的人生旅程太少人能够拥有，多数人也许只能有个方向，又或者只持有一条十字路口的转弯准则，就这样摸索着走完这段旅途。总有一部分人类天性，是想要看遍每一条分叉小径的风景。我想胡适始终想要收敛而始终未能放下的，就是这样一份天生的好奇吧。事实上选择了一条路，就是失去了一段或几段风景，我们不断选择不断坚持，于是就不断错过不断丢失。但若不想徘徊不前，又必须去选择去坚持，去让自己渐行渐远，让生命可以延伸。到后来胡适告诉自己，要先放下对左右的环顾，专心走这一条路。我想若能一直走到达那个真正的交点，不同路径之间的围墙变成了花从，我们就能实现博与专的统一了吧，就能同时看到多样的风景，而且视野比从前更加宽广而透彻。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做梦”，胡适其实是幸运的，在做梦的途中始终有来自外界的助力，但我们也许看到太过轻松，人总是看自己脚下的坎坷历历可见而看对岸的路只能看到平坦，我想这么大的一个梦，刚开始受到打击后的百转千回，过程之中需要有的自我坚持，必定感人至深。有时候太多的沉默，其实只是需要一个时点的契机，甚至是几秒间思维的转换，那么这样的平凡，就会破茧成蝶在林间翻飞。如果因为长久的沉寂而放弃的寻觅，或者如黑塞笔下收集蝴蝶的小孩一样，因为伤人的轻蔑而放弃了纤细而美好的梦想，那一个改变历史抑或改变未来的时点，就永远不会在眼前出现。是想象力与探索自然奥秘的天性，让人们在大雾中坚持方向，让宇宙在茫然中渐次清晰，让文明在时空中蹒跚却一直前行。所谓不务正业的不专注，有伽利略，有费马，有达芬奇，有莱布尼茨……理想主义之青年从不孤单，一路跋涉，有如此多的同伴，他们给予做梦者的力量是精神世界的护身结界，足够抵挡实用主义的轻视眼光。如黑塞《大蝴蝶》中隐藏的启示一样，仰望星空的美好向往，深藏于每一个人心中，无比动人也无比脆弱，因此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而不是因为“正义化身”的瞪视或轻蔑就轻易放弃，纸盒收获的蝴蝶，只会被自我的不堪一击所粉碎。而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勇气，却守护自己华丽而脆弱的梦想。

还是胡适最胡适

胡适先生曾戏言唐德刚比胡适还胡适。我想罗志田教授会以为自己比唐德刚还胡适，是以其在胡适公园墓前，能看到“胡适那临去前的微笑”。罗教授该是“同样报之以微笑了”吧。所以号召“后人最好的纪念，便是同样报之以微笑”。这一微笑是“想象”胡适先生“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只是后人是否知道胡适的微笑呢？若是没有如罗教授一样看到胡适最后的“微笑”，该如何报之以“同样”的微笑呢？或是否只是对“普遍而又不灭价值”想象？果然，则后人更难如罗教授那样微笑了。若胡适从地下伸出来，或是从天堂飘下来，看到罗教授如当年唐德刚当年偶带忿语评胡适那样，又评着唐德刚，估计胡适先生是该微微笑了，可谓“还是胡适最胡适”吧。罗教授虽然对唐德刚的胡适颇有不满，但是读懂了唐德刚的胡适，消化了唐德刚先生总结的那句“胡适的一生就是，可以说就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于是罗教授的胡适，便是近代中国文化史或思想史，至少此处如此。所谓此处，因罗教授说这并不是胡适“全传”，而是胡适传“上”，将来还要完成胡适传“下”。（“上传”问世已15载有余，不知“下传”何时出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惊奇吧。对往者做传，这样横刀截开本不多见，而“下传”如此难产更属罕见。更可见罗教授所为其实并非只是胡适的传记，但愿罗教授不会如传主胡适一般，著作往往只是半部。）妄想一下，胡适传“下”是要超越唐德刚先生的“近代中国文化史”，而去近代“政治史”、“学术史”、“中美外交史”的。说胡适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怕是胡适自己不会认同是“胡适”或“胡适们”（各派精英）可担当的。胡适的白话运动，定是时刻瞅着大众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产生多庞大的影响，怕是他自己也不一定预料了。1928年胡适说“中国已经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虽然胡适并不说是白话运动的后果，而谓是祖传的“地道的国货”。然而，口号标语能为政党的工具，能为少数人操作多数人思想的工具，能为一种“武器”，不能不说是白话的重要遗产。这样看来文言的一大利好便是，言语过脑，需要一定的思考与理解，白话就省去了脑袋很多工作了。（想到电影《Three Idiot》一句台词，“等你们毕业的时候脑袋一定很值钱，因为从来没用过。”）偿听人谓，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一直都是领袖的、精英的，任何时代的民众往往只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依靠着。若是，则容易理解口号标语直到如今还能如此强大地操纵着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视野、我们的价值。不同时代得利群体不同，可本质上并无区别，画着简单的公式，总是在兜着从革命到压迫革命的圈子。胡适批评的国民党的革命时如此，其后，国民党“被革命”亦是如此。最后胡适也被一起“革走了”。胡适认为自己的成就在他的文字，要真正的“革掉”他，得取他的文字。多少次胡适看着那些“革”他的文字，都只是笑，谓之“不值一驳”。胡适看来，那些是连他的文字都看不懂的，便最低的对话余地都没有了。或者读懂他文字的人是在台湾，所以会“宁愿不要自由”去了台湾，那样“也就自由了”。也许如罗教授所说，美国并不认可他这个“世界公民”，虽然美国曾经是他的世界之一。没有身份认可的时候，肯定无所谓“自由”了，大陆使然，美国亦然。这样，台湾的胡适先生“宁愿不要自由，也就自由了”，心酸、苍楚，闻者不禁落泪，“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并非顾病自怜了。罗教授谓胡适“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的宗教使命感”，诚然。或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为“帝师”的理想，那个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都曾是执思想界牛儿之新人物，也摆不脱“帝师”之诱惑。宣统当年邀胡适进宫谈话时，胡适是否也曾窃有“帝师”之喜，从他说道宣统所看多为不好的报纸，若要读书可以找他要书来看，或许胡适真曾有引导皇帝的念头吧。或谓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在他看来“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造成的”，他所要做的是翻出“先人的智慧”，剔去“愚昧”传下去，所谓“开风气”者。所谓“不为师”者，或因后人不会与前人同。人之不同，天性难夺，然“风气”一开，却是可以有长久效用。如罗教授所举闻一多先生例子。比胡适小八岁但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病症”，敢开方了。他开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领域重提“打到孔家店”的五四口号。这已是五四之后二十多年了，仍然从书中读出破坏的需要来。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得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了，而不知所止。 所谓“重提”是因“风气”开过。然而并非是一代接一代的破坏，前代破坏之后的建设，并未达到破坏之初的承诺，于是后代亦视其为旧。胡适回国信誓旦旦“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胡适所承诺的“不同”，不仅是其自信之处，也是青年向往之处。可二十多年后，闻一多先生看到的，仅是风气开过，破坏还在，建设阙如。前代以破坏为号，后代为建设激动。而破坏者一旦登庙堂，其建设不是其承诺或后代激动之建设。当后代亦有破坏能力之时候，便抢来前代的武器，干起同样的事情。往复却并非循环，看似是代代破坏了。胡适最终被视为梁任公第二，成为“论入老朽，非复当年”的“老少年”了。“风气”已开，“不同”未成，斯人已去。有毒的果子，还在代代相传。“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还是胡适最胡适。

胡适的尝试

近代多数知识分子一直忙着寻求救国的根本之道，总想着来个根本解决，而极少有人肯踏踏实实的去做那些所谓的枝叶问题。表现就是多数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根本就提不出解决办法，却又口口声声的认为自己的努力才是治本之道。而且由于提不出建设的办法，从晚清以来一代代知识分子以一种“正义的火气”皆从破的层面来对待中国问题，以破坏为己任，并在潜意识层面形成了保守就是不爱国，激进才是爱国这种思维惯性。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家之就在于，他不相信有这样一个一次性的、彻底的根本解决，而主张中国再造文明就是要通过一个个问题的逐步解决。

书评

看到这本书，想起研究生生活，当时反感，现在感谢~罗志田的书，很有味道，记得当时写书评的时候模仿过他的行文风格，很难，权当锻炼吧

一本被忽视的胡适传

一本被忽视的胡适传罗志田教授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不是第一本胡适传，也不会是最后一本。目前图书市场已有好几种关于胡适的传记，罗教授的这本“前传”虽非完璧，却是甚有特色和价值的一种，恐怕不是其他传记所能取代的。以笔者浅见，这是目前中国学人写的最好的胡适传。可是这本书却被许多读者忽视，甚至有些所谓搞“胡适研究”的学者都不曾细读，实在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罗教授的这本著作曾于199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了“简易修订版”，以前看过的人对此有颇不满意的，但因鄙人寡陋，当年学校图书馆亦未收藏四川人民版，未曾过目，这回细细读过一遍，所获甚大。“胡适一生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多得喝彩。”（页3）罗教授从他阅读胡适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提取出这一悖论，颇值玩味，这种问题意识恐怕不是一般大谈胡适文章“清楚浅显”的学者所能阐发的。接着，罗教授借周明之先生的话指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是胡适难以为人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页3）因此，罗教授认为，“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页3—4）而本书在“知人”、“论世”两方面都可圈可点。本书第二章《语境：从西学为体到中学不能为用》可以看作从大背景上“论世”。罗教授自嘲多年来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只是讲些“旧的不旧，新的也不新”之类的话（《两岸史学与史家》，载《万象》2008年7月号），不过要真正吃透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却并非易事，而这恰是罗教授的拿手好戏。比如，他指出，“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页13）可谓独具只眼。且看他对近代中国传统变迁的观察：“中国传统本崇让不崇争……要言之，争的观念因西潮而显，亦由西潮为之正名。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其关于中国近代的新著封面上以中文大书一‘争’字，盖有所得焉。尚争而不尚让，正是中国近代与前近代的一个重要区别。”（页21）又说，“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而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页27）还有心细如发之洞见：“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页22）这种判断往往是经年累积所得，不容更易。第三章《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胡适的性情人格，因此许多“谜案”便可迎刃而解，使人信服。作者认为，《学为人诗》对胡适影响极大，“观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页32）而这种心态，使胡适从小不自觉地维护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并因此“养成他后来爱说的‘爱惜羽毛‘的特点。”（页31）这可算是“知人”。试举例言之。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起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大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众所周知，胡适温和平易，交友极广，可是鲁迅对他怎么会有这种印象呢？对胡适颇有研究的耿云志先生也只是叹谓胡适为人如何热诚襟怀如何坦率，却未能析疑释惑。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罗教授从“率性”和“作圣”出发，指出“胡适好名，又颇具防卫心理”，这难免使鲁迅这样的“怀疑论者”会产生如此的联想。罗教授轻轻一点：“胡适那始终如一的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却被描绘得很传神。”（页218）这团困惑因此涣然冰释。当然，少年时代在上海的经历，也使“胡适一生与留日学生始终不能密切”，“私交最好的或算周作人，也终是有些隔膜”。（页46）不过，从鲁迅这短短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体会胡适的情态，也可发现鲁迅的性情和敏锐的观察力。再举一例。胡适在美国提倡“作诗如作文”的文学革命，受到梅光迪、任鸿隽等一班朋友的反对，他却锲而不舍，最终因此在国内暴得大名。罗教授解释道：“胡适的防守心态，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外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诚为确论。（页116）识者认为，罗教授是“目前中国国内中国史学界极少数真正对西方的史学工作的具体操作有亲身了解而同时又直接参与中国国内史学核心的建设工作的学者，这两者结合之密切和他所处的高度，可比的人就更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情况几乎独一无二。”（云中君语）有如此的学力和经历，也难怪他能高屋建瓴，气象宏大，常能言人所难言，发人所未发。罗教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在这本胡适传中，他却鞭辟入里，以“火眼金睛”洞破历史的表皮，揭示历史的真相：几年内最先接受白话者竟然包括素称落后的北洋政府，它在1920年就规定小学课本使用白话文。而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页126—127）甚至可以说，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在文学革命运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学革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任务。……左翼文化运动其实亦沿着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在发展；反对是表面的，继承是内在的。（页128）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说提高到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并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纾。……有意思的是，梅光迪也曾攻击胡适“把《水浒》来比《史记》”，则两人努力方向原本一致。……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页141）这般论断力透纸背，发人深省。不仅如此，作者并没有因为研究胡适而极力吹嘘胡适的好处，对胡适的论敌如陈独秀、鲁迅也能作持平之论，此点尤为不易。不为胡适所迷，不以胡适的是非为是非，正可见作者对胡适理解之深之透。比如，作者对胡适的批评：“他的知识分子训练使他考虑问题总是从长远着眼，而且有时恐怕是太长远，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不免脱离当下的实际，难以为人所理解。”（页135）“胡适学杜威最成问题之处，就在于他总是想把美国这个‘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而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页196）此类中肯的批评恐怕不是扬胡（适）抑鲁（迅）论者所能阐发。又如，作者对胡适学问的认识：“胡适对西人治学的领会，实不如冯（友兰）。对西人特别擅长的系统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本领，胡的追随也不如冯。胡适的《哲学史》几十年很少被西人引用，而冯著却几乎是人人必提，多半因此。……胡适在学术上自称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也多半在能与乾嘉治学之道相通的地方。”（页177）进而指出，“胡适做学问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页181）这都是关照大局而又落在实处的知人之言。对于扬胡抑陈（独秀），作者亦有清醒的认识，具体可参见本书页37的脚注。通过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的故意激进取向”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共同思路。（页132）而“胡适一生谨慎，惟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常常主动进攻别人。”（页140）更可见后来倡言“容忍”的胡适这个时期的心态。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表现，作者引唐德刚的话指出：胡适初回国，不仅学贯中西，“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所以新文化运动一切为老辈看不上眼的破坏性行为，都挤在陈独秀身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都归了胡适之。（页37）后人如不深入研究，难免为历史之雾所蒙。罗教授不仅能突破历史之迷雾，其研究之细腻恐怕不是粗心的读者所能发现的。比如，他对胡适《四十自述》的分析：胡适认为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是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成名之后的胡适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范转移的开封起作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也只能是四十岁的成年胡适的评价，而绝非少年胡适的见解。但梁也只是开风气，不少具体的“整理工作”只在列出的纲目下注一个“阙”字。胡适自称他当时即有了为梁补作这缺了的几章的“野心”。这个说法，也只能存疑。因为当时胡适的主要精力在学英文，而出国留学首选的科目是农学，与此野心破不相符。但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页50）我后来读到某些关于胡适的论作（在罗著问世之后出版），往往直接抄录胡适的话，没有丝毫辨析。这种精密与细致恐非一般自称搞“思想史研究”、“胡适研究”之辈所能有。罗教授在本书中常常融会自己对近代史的研究心得，因此要真正吃透书中所论，非深入阅读罗氏其他著述不可。比如，罗教授多次提到“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论题，就有必要参阅他的相关论文。又如，页132对科举制废除的看法，则需参考他关于科举制废除的论文。页157—158提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名称遭北大另一位著名教授耻笑，被认为“不通之至”，则需参看罗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中的相关论文。页160提及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如要深入探察，则需阅读他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作的导读。页197谈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对峙，则需阅读他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著作。凡此种种，均见作者的功力。因此，要想深切全面领会罗教授这本胡适传，是非下一番功夫不可的。遗憾的是，本书只写到1929年，对此，作者在“修订说明”中说，“希望将来能续写以成全传，或单独写一本‘后传’。”有如此精彩的“前传”，我们有理由期待罗教授再接再厉，为胡适研究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