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的尝试》章节试读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128页 -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胡适曾暗示，文学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激进化有关。因为北京“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竟然在1920年便明令小学要从当年起在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到1923年，中学国文课本也采用国语。这远远超出了胡适以为文学革命“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的预想。如果以“守旧”著称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趋新，其余方面的激进自不难想见。当着文学革命走向文化运动之时，中国的激进化又有增无减，整个场面就更加不会平静了。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309页 - 十一、诤友：走近国民革命——《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他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作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作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适生前最后一次讲话是在他受到徐复观等人的攻击之后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来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件，小事体。我爱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懂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代表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胡适的这些话蕴含着多重意思。人人都知道这理由反说之意。他所列举的言论自由的处所，正是当时“质询”他的地方；代表言论自由的杂志，也正是“围剿”他的机构。以胡适的谨慎，竟然在有许多海外来客的公众场合说出“围剿”这样的字眼，可知其生气的程度已非一般单忽视也不全是说反话。以为政府和杂志上也都有人在为他说话。而且胡适不能说——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认同的地方诗歌不讲言论自由的地方。胡适是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个“完整一致”的形象的，这是他许多时候虽已很勉强也不肯认错的一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这里竟有苏格拉底般的悲壮。
胡适早在1916年的白话诗《孔丘》中就说过，“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这是真解悟，大约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生实行之。同时胡适又一向“宁可失之忠厚”，此次虽然确实生气，仍委婉出之，对国人寄予厚望。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138页 -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以前不少人将新文化人的激烈反传统归因于传统的压迫，实际上恐怕主要不是这么一回事，反传统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结果。在传统没有粉碎和新旧没有打成两橛的情形下，康有为革新孔子，章太炎发展庄子的齐物论，虽然已搀和不少西洋内容，总还是在传统中寻找资源。这与五四人完全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相去甚远。章太炎的齐物论融会佛老，“以不齐为齐”，在精神上恰上承了晚清诸子学兴起时的多元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温故而知新”的传统精神。这与五四人接受的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正相对立。五四人之接受破而后立的取向，一方面是受中国近世思想激进化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
沿此趋势发展下去，更形成不学西方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不爱国的认知。民国以还，中国对“新”的崇拜有增无减。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243页 - 十、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从威尔逊到列宁

一般的看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因前者是对人与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基础的，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可是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情形却有些两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有的人不仅确信，且长期力图实现之。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149页 - 七、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初到北大

早年的严复所说的的确是文化整体论，但他与西人要么拒斥要么接受的文化整体论有区别，认为文化不可分却可合，在实践层面与中体西用观以文化可分论来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还是相通的。但严氏到晚年则进一步接受了西人的观念。严的本意是要发展中国文化，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结合之路走不通，当然只有回过头维系自己的文化传统，继续翻译西学也就失去了时代意义。所以严复看上去的“保守”实是他个人的进一步西化。对严复这样真懂西学的人，西与新和中与旧之间并不像一般国人那样画了等号。可是严只是特例，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他，也不曾跨出中体西用的框架。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205页 - 八、议政：有计划的政治——国际的中国

鲁迅在20年代所辑的旧派挖苦新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唐德刚曾建议胡适就读过的哥大应聘胡适讲汉学却被回拒，于是他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这也是几乎所有世界主义者们的缩影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的确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有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132页 - 六、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后来自述其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中国人只有去“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而“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中，仅得其中；取法乎上，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鲁迅也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127页 -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底)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民初新旧杂陈的现象后面还要进一步探讨，但这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事实已隐然可见了。甚至可以说，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在文学革命运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学革命“一般人生出交涉”的任务。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301页 - 十一、诤友：走近国民革命——“诤臣”与“诤友”之间

胡适不止一次将五四和国民党连接起来，甚至提出孙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运动以后方有的。”在国民党人看来，恐怕就是对孙颇不敬了。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地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胡适此意并不在于鼓动学生干涉政治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
1929年，国民党内有人这样强强调“违反总理遗教者，既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均当治罪”然而从5月起，胡适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写出几篇文章，一篇比一篇厉害攻击目标直接指向“遗教”的作者孙中山。有趣的是胡适这次攻击国民党孙中山的许多内容，恰是他两三年前在英美正面鼓吹过的。值得玩味。
如果国民党肯接受意见，胡适当然可以对之宽恕。他对于当时星期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是“希望当局诸公作点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而不要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对付农民的“杀人放火”。他认为，农民平常所受的痛苦“实为共产党今日煽动的资本”，所以只有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才能使共产党没有“煽动的资本”。二十多年后，胡适在美国读到斯大林所说的“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对一般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决定于革命军队的行为，决定于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决定于它帮助农民的决心”一语时，即在旁边批上“有见识”三字。
蒋介石更认为，“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组织之唯一要素”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这一观念连宋子文和国民党内许多“应没拍”都不能接受，且最能证明蒋介石并不会向胡适所希望的“政治家”方向发展。新当政的国民党显然仍欲维持其“革命党”的认同，尚看不出其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胡适向往的“有计划的政治”。
美国在处理战时和战后事宜中，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久处边缘的中国忽然成为了世界“四大国”的一员，胡适对此十分珍视，他曾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装，学美国革命时的杰弗逊与国民党一起搞两党政治。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胡适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正因为极为珍视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立《自由中国》杂志来看，胡适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采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215页 -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59页 - 三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如果把胡适的考取视为海山的冰山，则其水下的部分时远大于水面那峰顶的。这样的“集体成就”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体现。中国传统科举制在理论上是对各阶层开放的，但其开放性常为经济的原因所限制，因为皮肤确实可以置考上于实际不平等竞争的情形之中。历代诸多乾坤这因读书而“发迹”的故事那一座座冰山之水面下，都充满了类似的各种“集体”的帮助。如无此种“集体”社会作用，科举制的开放性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未出现西方那样的教育体制以至今人爱说的什么“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正在于那些制度（institutions）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看，中国确无西方那种特定的“民间社会”；但若从功能看，中国的民间社会恐怕比西方的——至少是近代西方的——还要有力得多。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近代中国政府组织机构的大小，就可知哪一边的“社会”的作用大。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82页

同时，胡适又有君子善假于物的大优点。他说，与朋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不管争论讨论，胡适都最善于整合别人观点，据为已有。留学生许肇南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特别提倡社会改良。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这些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适自己的意见。观胡适许多书信文章中的新观点，常常能在其日记中发现不久前恰与人讨论或争论过。但有时胡适的整合也不一定成功，如他受傅斯年文章《周东封与殷遗民》影响所写的《说儒》，自己虽颇满意，其实凡傅文未言及者多半都有问题。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12页 -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向知识分子将舶来品当做自己的传统，和今人将某些西方观念当做中国人文精神这些现象，未必就体现了他们对国情的误解。这一点很同意。文化的融合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只要适应当时的思想界文化届的需要，怎样利用文化都可以。当时的情形大约是中西融合的某个阶段，哪怕时值两种文化明争暗斗，西学否定中学，中学无以为体，融合之后的新文化，也早就是中学的一部分了吧。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129页 -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原意“建设”但却走向了破坏，罗师认为至少有以下六点：：(1)中国正在激进化的大潮中；(2)社会变化造成的士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异同；(3)作为接收者的边缘知识分子要起作用，波及精英；(4)启蒙就要破坏；(5)传教士的角色认定使胡必须批判；(6)由此产生的不容忍愚蠢。

《再造文明的尝试》的笔记-第318页 - 十二、余论：尝试梦想

自他“暴得大名”以后，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文化界的一个主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众多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是怎样一个“存在”呢？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依然是那个“胡适”。
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意识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永久之图。”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近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则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