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旁观者

章节摘录

在哈佛：像一棵树样自由生长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才知道怎样的空气最适合。1906年秋，李普曼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发现最适合的空气就在鼻尖之前。自由选课制度使哈佛的教学资源向学生全面打开，李普曼就像一个站在糖果店前被告知可以免费拿任何货品的孩子。整个大学生涯，他选了七门哲学课、七门语言课、七门英语课和比较文学课、三门经济课、一门历史和一门政治学课。哈佛意味着自由。他的一位同学，日后也成为名记的约翰•里德写文章回忆哈佛生涯时说，“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哈佛期间，李普曼除了自由选课外，更如碎纸机般阅读大量文学、哲学及历史书籍，同时自由写作，发表在各类学生或学校刊物。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学社，与人通宵讨论，直到清晨，然后意犹未尽，各自睡觉。不过自由的哈佛，也有等级序列。哈佛社交最高层，是若干私人俱乐部，要正式加入它们，必须先加入预备俱乐部，而这通常又需要出身豪门、担任学生协会干部或擅长体育运动。李普曼于是加入新生田径队，成为一个助理干事。第一学年结束时，李普曼发现自己加入不了俱乐部（犹太人身份是他被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退出了田径队。俱乐部这种拒绝常使学生感到自己一文不值，进而产生对社会不公的憎恶。李普曼没有前一种心理，但或多或少产生了后一种。三年后，他当着三分之一的哈佛学生，指责一个高级俱乐部在学校中制造派系，对新生灌输势利思想。他的攻击猛烈如雷电，演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里德形容说，“就像他说了亵渎神灵的话”。李普曼的演讲获得惊人胜利，他却从不提及，而且很少再向以种族、阶级、宗教等为由排斥人的歧视制度进行有力挑战。犹太血统让他更多选择沉默，遭人歧视让他更强调同化。他更愿意成为精英阶层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推翻现有精英阶层的起义者。多年后，李普曼成为哈佛督学员，是最受尊敬的校友，同时也是华盛顿、纽约等地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如果当初他选择的不是同化而是反抗，也许早就自我边缘化了。同化过程充满隐藏的愤怒和痛苦，这使李普曼开始亲近社会主义思想。在给初恋女友露西尔的一封信里，李普曼说：“道德并不等于受人尊敬，生命之力高于婚姻法律，社会是反个人的。我们看到，大宗财富积累的恶果是穷人状况日益低下。社会高等地位建立在贫民窟之上。”在给校刊的一篇文章中，李普曼又辛辣指出：劳动者不停建造房子，自己却永远不被允许踏入，除非是在维修时；劳动者不停生产粮食，自己的孩子却饿着肚子上学；劳动者不停制造汽车，只是让那些花枝招展的太太带着她们的玩物外出兜风。由此，李普曼第一次萌生了改变世界的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痛苦的废墟上建立人类欢乐的城堡，使‘人类皆兄弟’这类字眼具有意义”。这类思想和大多数秉持社会主义的青年一样，充满朴素而愤怒的正义感。它不深刻，但是有活力；它不高明，但是真诚。为实现抱负，他的首选途径是写作。在此阶段，影响他最大的是高级写作班老师科普兰教授。凭借粗暴得令人心惊胆战的方式，科普兰纠正了李普曼华而不实的文风。此人在学生中饱受争议，李普曼却对他充满感激，日后撰文称，科普兰从黑暗中伸出纤长手指，透过根根汗毛和层层脂肪，摸到了写作者的骨骼和肌肉。影响他思想极大的则是希腊哲学导论课老师、哲学家桑塔亚纳。桑塔亚纳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反对大多数19世纪关于进步和道德提升的陈词滥调。他断言，人类经历的源头来自自然，而且有着朝终极理想发展的潜在力量。人类存在的目的是追求卓越，在理性和情感的作用下，人类精神最终会达到和谐与美。起初，李普曼对他的学说充满抵触情绪，但很快就投入其中。桑塔亚纳弹响了李普曼的天才之弦。诗人桑塔亚纳使李普曼学会清晰而优雅地写作；人文主义者桑塔亚纳使李普曼学会珍视、权衡和克制；哲学家桑塔亚纳则使李普曼远离简单的理想主义。追求理性之美，成为李普曼的人生新目标。他在给女友露西尔的信中说：“我们必须为最美好的事物献身……完美是永生的精髓。”不止如此，桑塔亚纳“理性就是梦的直观形式”、“过分民主会导致多数人暴政”的两种信条，长久影响了李普曼。不过，李普曼对这位老师在崇敬之余，也有分析。哈佛毕业后不久，他为桑塔亚纳写了篇小传，称后者身上“有一个旁观者的悲伤孤独之感”，而“一个人不能同时又看戏又演戏”。写这话的时候，李普曼可能不会意识到，他自己也不得不在旁观者与参与者之间做出选择。等到足够成熟以后，他才会明白自己的使命，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旁观者。桑塔亚纳在哲学上的敌人、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是李普曼的另一个亲密老师。1908年，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简陋宿舍的门。打开门，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站在门外。老人说：“我是威廉•詹姆斯。”李普曼愣住了，他知道詹姆斯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和名望，就像一位活的上帝。老人接着说：“我想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那篇文章。”温德尔是一位古板的卫道士，写过《特权阶级》一书，鼓吹贵族精英主义，谴责大众文化低俗，这触怒了李普曼，于是在哈佛校刊写文章反驳。詹姆斯读到，大为激赏，遂登门致意。那一年，66岁的詹姆斯，是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国家科学院院士、学界执牛耳者（2006年，詹姆斯被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百位人物之一），而李普曼不过是19岁的大学生。詹姆斯是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的《心理学原理》是经典名著，人们对这本书的指责只是它过于才华横溢，而一本教科书不该这样让人兴奋，不该这么有吸引力。有趣的是，詹姆斯更喜欢人们将自己看成哲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1889年，校长打算聘请他为哈佛大学首席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回答说：“你就这么办吧，我会在每一个这样叫我的人的面前，枪击我的脑袋自杀。”这算是他对其他自称“哈佛心理学教授”的人的赞赏。校长还是这么做了，而詹姆斯也没有真的自杀。一代宗师詹姆斯的登门拜访，极大地满足了李普曼的虚荣心，也使他获得与前者的忘年友谊。此后，李普曼每周四都穿越街道，去詹姆斯家中喝茶，热烈讨论政治、宗教和伦理，直到两年后詹姆斯去世。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李普曼将与詹姆斯的谈话称作“我在哈佛最了不起的事情”。1910年詹姆斯去世，李普曼全力颂扬了这位老师：“詹姆斯愿意倾听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提出的意见，从社会活动家、教皇到一个大二学生。他像一个教士，一个君主，或者一个街头演说家那样诲人不倦……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宽宏大量的人。”这是李普曼作为记者写的第一篇署名文章。詹姆斯的哲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乃至数代人。他反对教条，称人必须尽其所能去获得真理才有资格生活，但必须准备随时证明这个真理只是谬误。他贬低机械的唯理智论，推崇意志与经验。他认为事物可以改善，但永远不能完美，因此，人必须对事物做出决断，而不管这些决断是否完备。詹姆斯的哲学与桑塔亚纳几乎完全相反。李普曼恰如其分地调和并吸收了二位老师的精华。几年后，在李普曼著作《政治序论》中，他写道：“任何道德判断都不能确定生活的价值，任何伦理学说都不能宣告内在的善良。”后来他还写过：“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都必须在疑难重重中作出选择。”在形成自己的公共哲学之前，李普曼还曾亲近过费边社会主义。1908年春，大火席卷哈佛附近的贫民窟，几千人无家可归。李普曼作为志愿者参加了难民救助活动。在烟灰缭绕的残垣断壁之间，李普曼第一次看到现实的贫困世界，而此前穷人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随后，通过萧伯纳、威尔斯等人的著作，李普曼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英国，主张研究社会实况，以渐进温和的手段，通过选举投票来解决问题。它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止土地私有制，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各种社会福利。它吸纳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剔除了其中威胁社会稳定的东西，尤其反对暴力革命。萧伯纳说：“说暴力是进步的产婆？但它同样是混乱的产婆，是戒严令的产婆。”对中产阶级出身的李普曼来说，费边社会主义符合他既有的进步观，那就是社会变得更平等；也符合他的精英立场，那就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治理社会，提高穷人生活水准。在给女友露西尔的信中，他宣布将费边社会主义当成新的信仰，但不是主张人人平等，那是滥用民主，而是把宗教与正义、组织和效率当成社会进步的源泉。1908年5月，李普曼和另外8位学生成立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宣称要考虑所有旨在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他们在宿舍里开会，讨论关于社会不公和正义的问题，也经常走上街角，挥舞着手臂争辩。他们更付诸行动，向哈佛校方挑战，要求停止剥削校工，允许妇女授课，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并授予学分。他们甚至为市政选举拟定社会主义纲领，向州议会提出议案，不过没得到任何回音。李普曼开始鼓动弱势群体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无需文质彬彬，因为“伟大的事情不是靠翩翩风度办成的”。他跨出哈佛，走向校际，在各种社会主义俱乐部发表演讲，还担任纽约校际社会主义协会的执委。在李普曼成为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意见领袖时，里德赞美他“从不对死人浪费活的语言”，是“我们无敌的首领”。在一次聚会上，里德夸张地走出来向李普曼鞠躬，然后对大家宣布：“先生们，这是美国未来的总统！”1910年春，费边主义的发起人之一沃拉斯（此时他已与费边主义决裂）到哈佛讲学，成为桑塔亚纳和詹姆斯之后，第三个影响李普曼至深的学者。沃拉斯对传统政治学提出挑战，他认为政治与人类生活一样，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人们的政治判断，不是基于明智地权衡事实及可能后果，而是基于本能、偏见和习惯。他还指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社会”中，这个社会环境如此之大，以致它是不可见的。12年后，李普曼在其代表作《公共舆论》中提出“虚假环境”、“刻板成见”，源头正可上溯自沃拉斯。在沃拉斯影响下，李普曼开始反思社会主义。1910年春，李普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有企业不能对社会产生有利影响，私人企业反而更优越。社会主义会失败。几年后，他进一步解释自己为何放弃社会主义观点，是因为沃拉斯的怀疑——对人的能力是否可以管理一个庞大社会的疑虑。这种疑虑，在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米塞斯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这震撼并唤醒了当时还沉浸在费边社会主义中的哈耶克。李普曼觉醒得比哈耶克更早。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李普曼的初恋结束了，突然而平淡，就像不经意倒掉一杯凉掉的白开水。过去三年里，李普曼不停给露西尔写信，大谈社会主义、人生哲学和美，却很少表白情愫。假日时，他们也去跳舞，参加晚会，吃一顿洁白无瑕相敬如宾的饭。李普曼认为他们是一对情侣，却从未公开向露西尔示爱，甚至没有吻过她。露西尔的热情渐渐退却，如一段熄灭火焰的柴禾。1910年，她与一个时髦的出版商结婚，而李普曼事先毫不知情。李普曼勃然大怒，再没原谅露西尔。虽然参加了她的婚礼，但李普曼拒绝亲吻这位别人的新娘，只是对她说：“一切都已经太晚。”然后转身离去。两年后，露西尔成为母亲，邀请李普曼去她家看新生儿。李普曼拒绝了，他说：“分离已经注定，你和我一样清楚，这是无可挽回的。”对李普曼而言，要和一个背叛过自己的女人做朋友，是件奇怪而做作的事。以后他们再没往来。李普曼习惯将伤害他的人从生活中排除出去，作为一种防卫。一般人受到伤害，会悄然离去，带着颓唐，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痛苦。李普曼却会更坚强，像斯巴达人那样坚韧不拔，具有反抗精神，并且敢于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伤口。这个习惯使他足以保护自己，从而沉着全面地观察世界，也使他与人在情感上保持距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感情是以概念化的形式表现的。他不喜欢具体的罗曼蒂克情感，那会破坏他醉心的完美理性世界。有次，一位友人问他：“沃尔特，你爱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活生生的世界。”这个回答高尚而抽象，但有逃避的倾向。

前言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李普曼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何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同意波斯纳的定义：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不过在当代中国，也许还需要补充两条：1.具有一定影响力。2.声名有颇多争议。公共知识分子为何衰落？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常常包括：1.现代大学向知识突出者提供了舒适安乐的职位，这就导致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日益萎缩。2.现代大学促成知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使人碎裂为不同行当的专家，他们知道的并不少，但仅限于本行，这就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3.公共知识分子也有其市场，但这市场往往“失灵”。大众媒体很难对公知加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而后者为自己的错误也只需付出低微代价乃至零成本。4.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的膨胀，日益增长的名气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于是跨越诸多边界，无所不谈。而发表错误言论的成本相对较低，更助长了这一习气。5.与此同时，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分析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公共知识分子的错误与浅薄很容易就被揭发于世，从而失去公信力。而公信力，乃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在李普曼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尚未如今日一样衰落。李普曼本人，则可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撰写的“今日与明日”专栏，主要关注国际政治事务领域，前后持续36年，顶峰时期被200多家一流报刊转载，这些报刊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他一言九鼎、一字千金，阅读他的文章，成了人们的当务之急。人们早餐只有两个东西必不可少：咖啡和李普曼的专栏。一位评论家称，“李普曼是战后年月里出现的唯一的全国性领袖”，“可能比美国政治舞台上任何人物更具影响力”。流行歌曲作者把李普曼和他的文章写入歌词，就连脱衣舞娘的开场白里，都常常出现他的名字。李普曼不但在公众间影响巨大，于上层建筑也举足轻重。他提出的“冷战”一词，成为国际政治史上最著名的术语之一。他写作专栏时期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将其视为必须重视的观察家，请他去白宫面谈，甚至讨教关于国务卿人选的问题。欧洲各国的首脑政要，都时常阅读他的专栏并乐意与其私密会谈。赫鲁晓夫两次“钦点”他对自己专访，李普曼也借此两获普利策奖。即使在当时闭塞的中国，李普曼的文章也屡屡被《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新华电讯等转载，毛泽东还曾就其文章亲笔批示。一个人的成功并非幸运或偶然，而是根植于其天赋与努力之中。李普曼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深受两位大师级哲人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纳的影响，对纷繁世事具备一个伟大的旁观者独有的清醒、洞察与概括能力，而且可以用得心应手、感染力十足而又恰到好处的文字将思想表达出来。早在青年时代，李普曼就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文体大师。他能够摆脱愚蠢荒谬的词汇，它们是大多数平庸政论作者的宠儿，将专栏评论贬低为粗野农夫或机械师的工作。李普曼拒绝向八股政论和弱智文风投降。在一篇专栏中，他质问道：“怎么还能用当年爱蒙德•伯克那套半生不熟的词汇来描写或思考现代社会呢?”他警告说，政论文章已经“被干瘪的语言窒息了”。李普曼曾说，如果可以选择别的职业，他想做一个数学家，因为数学精确、优美。事实上，他的文字正如数学一样精确而富含美感。他认为，不能用文字表达和传播的体会，不可能长久生动地保留在记忆中。如果语言不能精确地表达思想，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成无法辨别的东西。使问题通俗易懂，并非评论的缺点，而是优点。通俗易懂不但不意味着肤浅，反而需要更加深刻，一个人只有对论述的内容完全精通，才可能使用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写专栏时，他常让助手把文稿由录音机录下，甚至包括标点符号，以便他知道文章究竟听起来如何。这则轶事让人想起福楼拜著名的“咆哮的林荫道”的故事。耳朵是最好的读者，它可以使你知道，一篇文章在哪些地方是好的，在哪些地方是坏的，或至少是不足的。不过，若只从文笔来看李普曼，未免识之太小。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犀利之处，乃是三点：1.局内旁观者。2.为进入局内的社交者。3.理性反对者。和当今多数擅蛊惑、爱撩情的公知不一样，李普曼从来对点燃公众的怒火或扒拉他们的眼泪毫无兴趣。李普曼不会将世界看成是黑白分明的，而是把它视为层次不同的灰色组合体，尽管这样一来，他可能掉粉——粉丝总是容易被冒犯的，一旦你指出问题的复杂性而又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换句话说，一旦你表现出来没有他们那么愚蠢，你就冒犯了粉丝。早年做《世界报》社论负责人时，有人批评李普曼的文风过于冷静，总是力图挖掘基本的原则，可是任何报纸都应该在论战中选择立场，然后全力以赴投入战斗。这位朋友打了个比喻说：“钢琴有8个8度音阶，军号只有4个音节。现在你要吹的是一支军号，可你却坐在钢琴乐谱的前面。”李普曼回答说：“你也许是对的，可是见鬼，我不想一辈子写军号乐谱。”拒绝吹响军号的李普曼，当然也拒绝赤膊上阵，“选择一个好站的地方站住”，然后参加战斗。他要做的是一个“旁观者”。51岁时，他公开告诫说，专栏工作最危险的诱惑就是使人认为自己是在世界舞台上担任公职的人，而非观察力敏锐的作家。70岁生日时，他发表演说，更完整地诠释了这一理念。他说，对于大多数世界事务，我们全都是局外人和大笨蛋，甚至位居高位者也是如此。但是，在兴趣所及的领域里，“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普通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在探求中，李普曼从来不惮冒犯民众认为是美好的东西，也无惧触忤当局的热切愿望。他喜欢根据隐而不显的现实而非显而易见的表象来作出判断。作为笔力千钧的意见领袖，他要做的不是给予人们所希望的东西，而是启发人们学会如何希望。这当然需要最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来自学养，来自思维习惯，来自高屋建瓴的冷静，也来自“局内人”的专业。既是局内人，又是旁观者，这是一个悖论，但李普曼将二者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做局内人，意味着萃取业内信息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做旁观者，则意味着指理性而非感性的观察方式、不预设立场也不跟风站队的分析方式。一个人要成为“局内人”，就必须拥有崇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名誉是你与处于金字塔尖的人士交谈的必要工具；人脉则使你随时随地站在金字塔尖眺望远方。李普曼和妻子每年都要去欧洲旅行。无论到何处，李普曼总随身带一个红色笔记本，上面开列了他在各个城市将要会见的人名。这些人多是内阁要员、社会贤达或新闻记者，以及一些业内精英，例如核能专家、国际石油卡特尔专家或某些在政府里有路子的隐形人。在纽约或华盛顿的家中，李普曼定期举办社交晚会。他邀请的全是精心挑选过的名流大腕：参议员、政府高官、大使、律师、艺术鉴赏家、报界大亨和名记者。李普曼的晚会请柬，极其难得，犹如中彩票，是被邀请者在圈内地位的崇高证明。反过来，这些朋友又会在专业领域为李普曼提供最中肯的意见、最及时的消息。通过与大人物的交往，李普曼得以明确全局，把握事态的发展，并且获得影响大人物也影响时局的能力，但他对这种交往仍充满警惕。他说，报人与高级官员之间必须保持距离，这并非意味着要人造一道墙或藩篱，而是保持心理和空间的距离。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但也是各种偏爱、特权、虚荣和自大的施舍者。报人很容易被权力腐化或诱惑，看上去是向权力的顶峰攀升，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屈服。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幸免于难。李普曼常和权势人物保持良好关系（包括12任美国总统），但他的评论很少会让后者感觉愉快。一战前，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几年后就坚定地抛弃了社会主义），投身进步主义运动，对政府几乎所有作为都抱以激烈的文字扫射；一战中，他作为威尔逊总统的咨询班子成员参与凡尔赛和会，事后却猛烈抨击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大萧条初期，他力挺罗斯福总统，但数年后就坚决反对其新政政策，甚至称之为通往法西斯之路；二战中，他对美国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政策批评有加；冷战初期，他反对遏制政策，视之为愚蠢而危险的玩火；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他反对美国卷入朝战和越战，反对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苏联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在晚年封笔前夕，他对约翰逊总统展开最尖锐的攻击，将后者差不多打成筛子。但是，李普曼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也不是所谓“忠诚的反对派”，而是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的“理性反对派”，他可以从政府的困乏中获得生命力，却不会带着搞垮政府或让其出丑的心态去写作。如果认为政府错，他会无情抨击；如果认为政府方向正确，但还不够，他会大声疾呼；如果认为政府做得足够好，他也会微笑赞美——虽然这种时刻非常罕见。当然，李普曼也有不少为人诟病的地方，其中一个指责是：作为犹太后裔，李普曼却很少为犹太人说话，即使在二战中犹太人被迫害最烈时也说得不多。和大多数德意志犹太移民一样，李普曼将自己看成是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相信通过同化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同化不是没有代价，它意味着一个人要跟自己的血统决裂，并且努力使自己适应一个永远也不会感到充分安全的社会。 李普曼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隐瞒，但很少主动谈及。他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没受过犹太割礼，妻子也不是犹太人。他拒绝在犹太集会上发表演讲，因为后者会期待他宣扬某种族群主义。他甚至不接受犹太艺术与科学学会授予他的奖项。与此同时，他却是纽约和华盛顿各种上流最高端俱乐部的会员，这只有极少数犹太人能获准加入。是排犹主义界定了犹太人的身份，他们要么逃避，要么反抗。李普曼选择的方式，则是介于逃避和反抗之间，以达到自我保护。他更愿意成为精英阶层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推翻现有精英阶层的起义者。如果他选择的不是同化而是反抗，也许早就自我边缘化了。 李普曼另一桩常被人指责的事情是他与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海伦通奸，并在东窗事发后离婚，迎娶了海伦。李普曼为此作出了美好的自我辩护，他在给海伦的信中说：“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方式，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我认为我身上饱含着生命的精髓……可是这种精髓正在枯竭，只有你知道如何发掘它的源泉，使它再度奔流……我是用心灵写作的，大脑只是心灵的工具，而现在我的心如此紧密地和你连在一起，如果强行将它们分开，我永远也不能使它们的伤口愈合。”几乎所有陷入婚外情而又良心未泯的人，都会采取李普曼这种方式，试图用“与众不同”、“命中注定”、“追求自由”一类的修辞来解下戴在私通之手上的手铐，或至少对手铐视而不见。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将这手铐真正解开：婚外情就是婚外情，私通就是私通，它必然造成对无辜者的伤害，也注定将在私通者的道德上烙下红字。李普曼是人，不是神。即使他是神，也是拥有和人一样弱点的奥林匹亚神。正如他的传记作家罗纳德•斯蒂尔评论的：“李普曼是一个奥林匹亚神，他在公众生活中具有端正的品行和坚定的道德感，然而他不是超然物外的。”无疑，李普曼是个巨人，而任何一个巨人，都有其生长土壤。如果允许我冒昧地用极简单的话语来小结，那么我会说，除了天赋以外，是两样东西使李普曼成为巨人：自由和自我纠错。在自我纠错中寻求自由，这就是李普曼和他的国家所拥有的至为珍贵的品质。

内容概要

宋石男，笔名四一，70后，四川乐山人，现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学。系知名撰稿人，也是博客点击过两千万的知名博主。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在《看天下》、《新快报》等开专栏。写作能力全面，尤其长于短篇小说、文史考据与时政评论。主要关注领域为时政公共评论、清代社会经济史、近现代知识分子史等。作品曾被收入年度杂文精选，年度时评精选，年度文史精选。

书籍目录

序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李普曼

上篇　人生传奇

第一章

少年时代：一个不合格的英雄崇拜者

第二章

在哈佛：像一棵树样自由生长

第三章

初出茅庐：参与揭黑运动

第四章

《新共和》：影响国家命运的最初梦想

第五章

经历一战（1）：战争即自由

第六章

经历一战（2）：战时狂热

第七章

经历一战（3）：梦想幻灭

第八章

《世界报》：言之有效

第九章

大萧条：于冰窟中崛起

第十章

罗斯福新政：始乱终弃

第十一章

海伦：命中注定的美好或错误

第十二章

二战前夕：极权主义及其敌人

第十三章

经历二战：悬而未决

第十四章

冷战初期：不合时宜的洞见

第十五章

两获普利策奖：世界之王

第十六章

英雄暮年:最后时光

中篇　代表作品

《公共舆论》菁华录

评批评者

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

纳粹焚书

下篇　开放讨论

讨论一：“新华社电”中的李普曼是什么形象？

讨论二：在民主与舆论的看法上，李普曼与杜威有何分歧？

讨论三：为什么说李普曼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作了颠覆？

编辑推荐

《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编辑推荐：美国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他是报界执牛耳者，曾两获普利策奖；他是总统们敬畏的智者，每任总统都会请他去白宫面谈。欧洲各国首脑政要都追看他的专栏，他与权势人物、名流大腕如胶似漆，对政治、社会与人性永远明察秋毫——李普曼，这样一个传奇人物。

作者简介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20世纪最伟大的专栏作家，没有之一。他两获普利策奖——这是普利策奖的荣耀。

从总统首相到脱衣舞娘，人人都读李普曼。他与丘吉尔谈笑风生，跟罗斯福欢喜冤家，和赫鲁晓夫比拼酒量，同戴高乐一见莫逆。他揭发政府宣传术，以哲学观照公共舆论；他发明“冷战”一词，并准确预言苏联的消亡。

但他决非圣人，而是充满人性弱点的奥林匹斯神。除了天赋以外，是两样东西使李普曼成为巨人：自由和自我纠错。在自我纠错中寻求自由，这就是李普曼和他的国家所拥有的至为珍贵的品质。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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