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六院长》书评

读《中研院六院长》

“院长”本色是书生胡修江1928年的6月9日，蔡元培召集一群学贯中西、温文尔雅而又兀傲独立的学者在上海东亚酒楼开会，正式宣告“中研院”的成立，从这时起到1994年，“中研院”先后经历六位“院长”：蔡元培、朱家骅、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吴大猷。六位之中，有两位曾任北大校长，四位曾在北大任教，因此，陶英惠的《中研院六院长》与其说是记录研究院的一段历史、缅怀研究院的一些人物，不如说是在悲悼老北大学风的剥蚀零落、老学人风范的日渐消散。作者耽于其间三十年，或者学术研究，或者人事琐细，与这六位院长均有过神交或过从，所做的是忠实的记录整理工作，所抒的则是仰慕与怀念之情，隐隐间亦有借“院长”们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之意。“中研院”是一个学术机构，无疑，也是一群书生营造的“理想国”，但绝不是落英缤纷远避尘世的桃花源，也不是紫陌红尘献媚权力的玄都观，而是带着执着于百尺危楼意欲仰首摘星的豪迈与坚韧，在艰辛中步步为营地构建一种学术精魂的桑梓地，这也就使得今天的我们在它面前依旧保持着仰望的姿态而心怀“必恭敬止”的敬重。“中研院”成立于近代中国的科学化运动不断深入、西方各国研究院日渐勃兴的大背景下，“其责任不仅在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树吾国文化与实业之基础；且须努力先鞭，从事于有关国防与经济之科学调查与研究，以杜外人之觊觎”。研究院是为发展国家、强盛民族的目的而设立的，但在具体隶属机构与所做研究事业看，却又是“始终独立于教育部之外，保有一种特殊地位”，也正是这一种“独立”与“特殊”，才真正做出了树立本国文化、促进科学研究的瞩目成绩。这些学贯中西的读书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秉承了西方最先进的教育思想，遵循教育自由的原则，为“中研院”立下了“百年大计”。比如在第一任院长蔡元培的眼中，教育是“应脱离政党与教会而独立”的，是“超然的教育”，这和他当初整顿北大，保持“讲学与研究的绝对自由”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一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丁文江也说，“国家什么东西都可以统制，唯有科学研究不可以统制，因为科学不知道有‘权威’，不能受‘权威’的支配”。这就维持了“独立研究的精神”，保持了“学术的尊严”。在这种治学精神引导下，学者们做具体的研究，也是重视“科学的方法”，而不仅仅关注“科学的结论”。这种以“无为”的态度做“有为”的事业、且尊重个人自由的研究方式就使得一大批学者潜心于自己的兴趣之中，使得学术朝着“精深”的方向深入下去，从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王国，增强了人们对于学术的信仰。《中研院六院长》着力塑造的就是一批“理想国”的主要建造者与推动者，他们曾经的政治身份各不相同、专业研究千差万别、学历层次高低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更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中国的书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被称作“士”的一族，几千年以来，他们以书作为仕进的阶梯。秉烛夜读的艰辛、吟风弄月的潇洒，无非也就是穷尽“经典”以求功名或者弃绝“经典”浅斟低唱之两端，至于手中的“道义”之学，早在孔子周游诸国，张仪游说秦王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功利的调子。于是，那一双眼睛始终是向上紧盯君王的，巴不得一步登上朝堂，成为数不胜数的幕僚资政与文学侍从中的一员，邀宠献媚与尽忠守节看似殊途，实则一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进入“体制”或被“体制”抛弃的失意者、失势者，则最终成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书生”，被人冠以“百无一用”的名号。但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书生”则被赋予新的内涵，维新变法的失败，朝廷的砍杀与追捕，彻底斩杀了读书人对于朝廷的最后一点希望，客观上就促进了他们开始一步步走向独立。这些“书生”以旧学起家，而后纷纷走出国门，浸染欧风美雨，顿时眼界大开。回国后，面对朽腐已久的国家、僵化混乱的体制，开始了知识救国的艰难探索。“中研院”就是为增长国家实力、促进科学事业的进步而设立的一个独立的职业学术研究机构，这一机构成立的本身也就宣告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这些“书生”从而也就走出了“仕进”与“独守”的圈子，而开辟出另一条独立研究、知识立身的道路。六院长中，蔡元培是现代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楷模，他弃翰林头衔投身革命，又因对“革命”的不满而投身教育，到最后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一个读书人不断成熟的过程，历次的辞职与就职也同样体现出“书生”的风发意气，在袁世凯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立即应对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至于其“开阔的胸襟、民主作风、以及尊重学术自由的精神”，则更见出书生的智慧与视野。朱家骅代理院长十八年，始终没有正式任命，但设立院士会议、运用公私关系在“乱世”中保全研究院，这也并非常人所能为。而最令人唏嘘感叹的，则是他出任代理“院长”的过程：1940年，蔡元培病逝，在选举院长候补人之前，“介公（蒋介石——笔者注）下条子”，希望评议会选出顾孟余，这就惹恼了这群“书生味”十足的评议员们，于是评议会开会的时候，选出了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顾孟余不在此列，尴尬之下，就特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对于此事，作者言曰：“这些学者，坚持他们的理想、制度和学院的自由，不惜‘忤旨’以拒选顾孟余为院长候补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气用事，实则以非常严肃之态度，为使学者不受政治干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例子，同时也为中研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由于最高当局对于选举的结果不满，乃搁置该案迟迟不加圈选。”1957年朱家骅因健康及其他原因辞职时，杨树人曾回忆说，朱家骅到谷关休养的时候，他和几位同仁到车站送行，朱先生拿出亲自草拟的辞呈：“我本来和他商量好，待事体清楚再上辞呈，我不明白何以提前。他说：‘读书人，应如是耳！’”一句话，浩气充塞天地，大有睥睨万物、舍我其谁之感，读书人应该有读书人的气节，这难道不是“读书”的真意所在么？第三任“院长”胡适也有着太多书生的“憨直”与“天真”，书中写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在和吴敬恒争论关于支持谁担任中华大学校长时，等到吴敬恒发言完毕后，胡适站起来说：“大家的意思既然一致主张石曾先生，我也只希望他的亲戚规劝他，不要把这破茶壶摔了。”一是事后写给蔡元培的信中的“肺腑之言”：十五日的会上会后，先生都曾感叹社会的太复杂。今先生决计继续与此复杂的社会相周旋，似不可不有一番通盘筹划……因为“介公下条子”事而被推选为中研院院长候补人的时候，胡适在日记中直言：“我要保存（或恢复）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大官。”当然，做驻美大使是不在其列的，因为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至于王世杰的“臧否人物、一针见血”，钱思亮的“谋事忠诚、立身廉介”，吴大猷的“严谨治学、延揽人才”，都是知识分子以独立的态度且与当下结合，在实现自己理想化人格过程中脚踏实地做学术研究的精神承传。既然是写“书生”，就要力求突出全貌，因此在体例安排上，《中研院六院长》按照“院长”档案、“院长”与“中研院”的关系的模式依次介绍。但大致相同的模式下也有所侧重：对于蔡元培，作者是抱着研究的态度，侧重于其教育思想和对“中研院”的开创性贡献，资料与理论俱丰；对于朱家骅，则截取档案资料，以时间为序，侧重于具体事件；由于担任过胡适纪念馆主任，关于胡适的章节就省去了胡适档案部分，而代之以探讨胡适与蔡元培之关系，力图以此揭示一些真相，并以亲历者的身份介绍了胡适纪念馆成立、基金来源、组织情形、著作整理和转型经过，皆为第一手材料，颇具史料价值；第四任院长王世杰部分，则在档案之后编排其最具史料意义的日记材料，借以为研究者提供查询某些真相的线索和从中旁窥到的其他学人的人格风范；钱思亮院长和吴大猷院长是作者“亲接謦欬”的两位，所做记录均为工作生活中的平常细节，以便为历史做“忠实的记录”。作者所做，许多都是带有拓荒性质的记录与研究，也就像“中研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倾向于“研究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为某项专门的研究做好服务、提供资料。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这本书，作者所做的，也就是这样的工作，这些记录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资产，据此，我们可以还原一个人、一个时代的真实时空框架，从而对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中研院”的书生意气、不睦功利，还体现在“中研院”在成立之初，把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文化科学，如历史、语言、人种、考古等人文社会科学列入研究门类之中。之所以如此，丁文江说出了这样的理由：“中国的不统一，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历史和考古是研究我们民族的过去；语言人种及其他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我们民族的现在。把我们的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方能够认识自己。”据此我们可以说，《中研院六院长》就让我们认识了过去的一个充满了生机与信仰的学术时代，认识了这个时代里不汲汲于富贵、权势、得失、“公忠体国、有为有守”的读书人，他们使得那个有些混乱的时代因坚持精神操守而变得熠熠生辉，值得人们献上最大的敬意。在本书《敬悼一代学人吴大猷先生》的末尾，作者也现出一丝的悲凉：“吴大猷先生之逝世，似乎象征着北大之学术传承给一段落。”北大的学术传承是什么？是这六位与北大关系密切的院长在“中研院”留下的华彩风流，是自由、自信、自负、自傲还是恢弘、大气、雍容、独立？好像都有，好像都不是，那么，一言以蔽之，我们就称之为“书生气”吧。那也许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

《中研院六院长》

该书系台湾学者陶英惠的随笔专著，以“中研院”的六位院长为主题，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以随笔手法撰写的专著。其中部分章节已在《万象》《历史学家茶座》等书刊刊载，该书作者自1964年7月进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担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多年来，对中研院的历史尤其是历任院长的档案及资料有深入的研究。该书史料丰富，叙述客观，既有可读性，又有收藏价值。是一本优秀的人文读物。

最好不要买这个版本，如果实在要用，图书馆暂借一下算了

这个版本的删节没有作说明，姑且理解，但是编辑之不负责任，手法拙劣，实在是笑话百出。胡适部分谈“著作之整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即胡适纪念馆与远东图书公司的著作权案，文中跳跃也就罢了，书后的注解中有“注7”是有关这个案件的资料来源。但是，回到这段文章中竟然找不到“注7”的位置，编辑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位置的文字删掉了，但是，注解没有处理，让读者“浅尝则止”。

政治干预学术一直都存在

蔡元培去世之后选院长，知识分子为了抵制官方的授意，选出了朱家骅。到了钱思亮、吴大猷去世或卸任后再选院长，院方已经知道先和当局沟通，了解高层的意思，避免选出的人选不和上峰旨意了。由此可见，政治干预学术，两岸都有。若要杜绝，一靠制度，二靠制度中的个人。中研院在遴选院长方面的制度一直（？）未变，但是前后变化如此明显，大概与掌事者（或当事者）的个人因素有关吧。

“中研院”的学统和道统

“中研院”的学统和道统刘宜庆2009年可谓大师凋零的年份，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杨宪益、王世襄相继驾鹤远行，大师级为何越来越稀少？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科技人才中的帅才？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温家宝总理深感不安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也是学术机制的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读《中研院六院长》，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原来我们曾经拥有一套完整的、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学术机构，但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几乎失传了。现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是从历史中延续而来，它的运作机制、学术传统，对我们观照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中研院六院长》真实记录了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等六位“中研院”院长的历史档案，作者陶英惠曾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主任，他师承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以史料的搜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央研究院”从民国一直到现在的档案资料，书中披露的好多内容，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从大陆学者频繁的征引其文，可见一斑。如果仅仅披露史料，那只是这本书的骨架，描摹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的学问人生、风采境界，则是这本书的血肉，如此，六位学者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几代中国学者坚持学术独立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追寻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学统和道统。蔡元培（教育学）、朱家骅（地质学）、胡适（史学、哲学）、王世杰（法学）、钱思亮（化学）、吴大猷（物理学），这一串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之于“中研院”，都是一时之选。这六位学者，都生于晚清，有忧患意识，有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的情怀；他们都有放洋留学海外的经历，或是学科的开创者，或是开一时之风气。他们各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或者保持学者的身份，不趟政治的浑水，或者学而优则仕从政，虽身为国民政府的高官，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他们都认同这样的理念，不依附权势，不迷信权力，不涉足政治，保持人格的独立，捍卫学术自由。六院长中，最典型的当属蔡元培与胡适。蔡元培有科举功名，弃翰林头衔而投身革命，又因对“革命”的不满而投身教育，从长北京大学到主持“中央研究院”，他是一个开山人物，在教育和学术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代学人难以企及。蔡元培不论在怎样的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数次辞职与就职可作证明。袁世凯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立即应对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蔡元培“开阔的胸襟、民主作风、以及尊重学术自由的精神”，则更见出他的胸怀和境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召集全国的知识精英在庐山会谈。7月16日，在谈到战时教育如何办时，胡适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教育按常态运转，二是教育应该独立。在胡适看来，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上台反驳：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胡适批蒋之言论，毫不留情，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蒋还算有雅量，当场没有发脾气。胡适终其一生都主张和实践，教育和学术是独立的，与政治分为两途，不容政治干涉。即使是国民党的政客朱家骅（曾被中共列为战犯），代理院长十八年，也为中研院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央研究院在战争中数次搬迁，第一届院士选举，设立院士会议，运用公私关系在“乱世”之中保全研究院，这也并非常人所能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代理“院长”的过程：1940年，蔡元培病逝，在选举院长候补人之前，“介公（蒋介石——笔者注）下条子”，希望评议会选出顾孟余，这就惹恼了这群“书生味”十足的评议员们，于是评议会开会的时候，选出了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顾孟余不在此列，尴尬之下，就特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对于此事，作者言曰：“这些学者，坚持他们的理想、制度和学院的自由，不惜‘忤旨’以拒选顾孟余为院长候补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气用事，实则以非常严肃之态度，为使学者不受政治干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例子。1957年，评议会选举中研院院长候选人，“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评议会秘书到“总统府”面谈，透露希望胡适当选为候补人之一，最高行政当局的意思被委婉地传达出来，评议员梅贻琦说：“胡先生如能当选，自会选出，我们并不奉他人的意见而选举。”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也只有在威权下保持独立，将学术和政治分清楚，不取悦政治，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如果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治的点缀或者政治的工具，培养大师，谈何容易。1948年，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院士有一张合影，收录在《中研院六院长》中，这一届院士的选举可谓严格、公正，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不因政见不同而将郭沫若拒之门外，也不因私情、友情而放宽尺度（《胡适日记》有记录），这一届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大师级人物，看他们的神采，让人产生追昔抚今之慨。像吴大猷这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选择出任台湾“中研院”院长，这说明，“中研院”的运作模式和学术传统自有其吸引力。吴大猷在任上致力维护学术自由的风气，提升学术水平。但和“中研院”一些前任院长一样，不谙官场，不愿应酬，导致被迫卸职。1988年1月，李登辉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参加“中研院”经济所的学术会议，吴大猷到院后，并没有去经济所会场迎接，径直到物理所办公室去。工作人员劝其到会场接待，吴说与李“副总统”不熟，没有什么话可说，不肯去。而韩忠谟代总干事在旁边说，李“副总统”既然到了，那我也就不必去了。“中研院”直属“总统府”，李“副总统”是顶头上司，结果被“中研院”正副首长晾在一边。吴大猷这种在官员看来不可思议之举，正是学者的勇气和担当，这样的做派，和“中研院”的道统是一脉相承的。在本书《敬悼一代学人吴大猷先生》的末尾，作者也现出一丝的悲凉：“吴大猷先生之逝世，似乎象征着北大之学术传承告一段落。”“中研院”六院长都与北大有渊源，蔡元培、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其余四位都曾执教北大。如果说“中研院”的学统是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那么，“中研院”的道统则是人格独立、学术自由。“中研院”六院长多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自由，不论在20世纪激荡变迁的历史中，还是大学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的现实中，都是稀缺资源。舍此而求大师，真是磨砖作镜、缘木求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