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09
ISBN:9787101057119
作者:王润泽
页数:236页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1926年前的张季鸾和《大公报》一、1926年前的张季鸾伯乐沈卫1904年初，张季鸾的母亲也离开人世，年仅37岁。在张季鸾看来，“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如何的悲哀”！从1901年到1904年，张季鸾接连身受亲人离丧之苦痛，先是1901年父亲病逝，1902年三妹天亡，1903年9月，自己最敬佩的恩师刘古愚也病逝兰州，而转年的春天，年仅37岁的母亲亦离开了自己。那时张季鸾年仅17岁。这“终天大恨”和“无可如何的悲哀”并没有使张季鸾消沉，反而激发他发奋学习，刻苦求知。生活的悲痛和恩人的帮助，如同烈火和冰雪同时淬炼着张季鸾的心性，他没有倒下、颓废、堕落，反而更纯洁、高尚和坚强。他回榆林料理丧事后，强忍悲痛之情，继续刻苦求学。人的性格有很大天生成分，但在后天教育、环境等影响下，可以使相似的人最后走上不同的道路，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同样受业于刘古愚，同样幼年贫寒的于右任，在逆世中发讥讽，歌颂自由与革命，在1904年5月写下“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以及“革命方能不自囚”等激烈词句，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革命党，通缉拿办。于右任易名亡命上海。张、于两人有着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生，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在这个大目标下，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成为生死之交。此后张季鸾赴省会西安应试，再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沈卫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叔父，时任陕西提学使，负责考拔秀才，已经中了进士的沈钧儒作他的助手。后来沈钧儒回忆张季鸾会试时的情形：在截止报考的号角已经吹响，考棚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跑来一个瘦弱的童生，手提考篮，陈诉赶路的艰苦，要求破例准其入闱。沈卫叫他进来，问他平日里所学有何擅长，他说，对北方的山川形势，曾加研究。于是沈便叫他将长城各口的险要写出个大概来。他不假思索，很快就写出来了。因为个子比较矮小，坐在较高的条凳上，两脚还着不了地，沈卫看过答案后很满意，特准他参加考试。后来阅卷，果然成绩不错。
内容概要
王润泽，1971年7月生。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史教研室副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日本电通株式会社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代表作有：《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著者之一）、《中国新闻事业图史》（著者之一）、《：最新日本广告实务》（专著），先后在《国际新闻界》、《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现代广告》等核心期刊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要有：《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民初通讯技术的现代化与新闻业的发展》、《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中国近代社会新闻的演进与价值取向》、《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等。
书籍目录
引言：民国十五年（1926）军事政治环境：风云际会、五味杂陈舆论环境：渐松渐紧报人之死：邵飘萍、林白水《大公报》：归去来兮之重生第一部分 1926年前的张季鸾和《大公报》一、1926年前的张季鸾命运多舛的童年师者刘古愚伯乐沈卫东渡扶桑，意属革命孙中山大总统的秘书投身报业的反袁勇士人生的低谷二、1926年前的《大公报》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王郅隆控制的《大公报》《大公报》引来胡政之吴鼎昌出资重建《大公报》第二部分 张季鸾与新记《大公报》一、天津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新记《大公报》首倡“四不主义”团结、合作、勤俭的《大公报》人天津时期的报道内容天津时期的社评二、走向全国、走向成熟的《大公报》1．上海滩的立足“全国版”的流产西安事变中的张季鸾抗战全面爆发2．汉口阵地的坚守全力报道武汉大会战范长江离开《大公报》3．重庆时代抨击汪精卫投敌叛国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对“晋南战事”的报道荣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最后的指导……第三部分 张季鸾后的《大公报》附：张季鸾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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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与大公报》告诉你关于张季鸾与《大公报》的传奇故事。上海滩的立足，汉口阵地的艰守，重庆时代，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社会。
作者简介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各路才俊各逞其才的时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般的绝响。
民国时期“舆论重镇”《大公报》灵魂人物是张季鸾，他坚持“四不”办报宗旨，他的追求与悲怆、奋斗与激昂仍感召着后人。张季鸾们的背影已经渐行渐远，我们有必要拂拭去漫长岁月层积的尘埃，再次走近张季鸾和他主持的报纸，为读者讲述一个人、一份报和一个时代荣辱与共的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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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为谁而生——报人时代的一个生死追问“七八个宪兵从一辆人力车上拽下一个穿白布大褂的白发老人。老人被宪兵簇拥着推上垃圾堆坡上，身子尚未立稳，枪就响了。”1926年8月6日清晨四时许，北京天桥春茗园茶馆老板目睹了一个老人的被杀现场。这个老人就是民国时代著名报人林白水，他因讽刺时任国务总理潘复为军阀张宗昌之肾囊而遭此毒手——从逮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个小时，可见北京当局对之斩立决的迫切心态。林白水早年执教私塾，弟子中有大名鼎鼎的林长民、林肇民、林觉民等人。自1901年开始投身新闻事业，前后自办过七八份报纸，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政论家之一。这样一个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的老人，临刑前的遗言却是：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林的遗言其来有自，除了自身遭际之外，也是对当日社会的沉痛认知。就在此前，4月26日凌晨一时许，另一位报界名人邵飘萍因得罪军阀张作霖而在天桥刑场被枪杀。这是民国以来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的第一例，留下了恶劣的影响。此后陆续有报人被害，如：1932年初，《新大陆报》创办人王鳌溪因揭露蒋介石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而被捕，后被杀害；1933年1月，江苏《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因报道省府鸦片公卖丑闻而被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杀害；1933年，《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军方枪杀； 1934年11月13日，《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因触怒蒋介石政权而遭暴徒枪击致死；1939年秋天，《大美晚报》主笔朱惺公因发表反对汪精卫媚敌的文章亦遭暴徒狙击而死……那是一个皇帝虽已推翻但专制阴魂不散的时代。有一幅讽刺袁世凯的漫画说得好：老猿挥舞着“专制”的大刀独占城头，“刀大杀人多”！不过，清末以来民智渐开、军阀各霸的局面使得人们享有前人所没有的较大社会活动空间，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学说都纷纷登场，各类社会团体也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作为报人来说，如《新民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还是基本可以实现的。民国时代有那么多的私营报纸杂志，自生自灭，循环不息，就是证明。也许能说，他们本可以不死，因为他们曾经面临过另一种选择。张作霖曾给邵飘萍汇款三十万银元，远超当年袁世凯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梁婉拒，该文发表，对袁世凯称帝是一大打击），创下民国年间封口费之最；潘复曾责令林白水在报上更正并且谢罪；国民党法庭上的军法人员曾引诱王鳌溪改弦更张，按政府旨意办报……按常人的理解，人都有父母妻子，何必与军阀政府对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再说，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们也本可以作一点妥协，哪怕虚与委蛇也好。例子不是没有，大名鼎鼎的章太炎（时任《大共和日报》编辑）不就是因欠人二万元而无奈接受了袁世凯的资助么？（郑逸梅：《书报话旧》，中华书局2005年版）但是，邵飘萍悉数退回三十万，对家人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王鳌溪当庭拒绝，据理力辩。于是，厄运注定要降落在他们头上。民国年间报纸林立，从业者良莠不齐，风花雪月者有之，鸡零狗碎者有之，封建卫道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为什么邵飘萍、林白水们偏偏独立不羁，傲然面对专横野蛮的权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报人不为稻粱谋，不顾妻子计，他们是为谁而生？没有邵飘萍，就没有《京报》；没有林白水，就没有《社会日报》。报纸是他们施展身手的阵地，他们为报纸而生，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转换为：报纸为谁而办？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1849年就有过清晰的思考：“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言以蔽之，报纸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自然是为人民而办。令笔者惊讶的是，虽然晚于马克思数十年，但梁启超极有可能是在中国最早独立提出报纸喉舌论的人，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为一人、一党或一公司之利益而办，也有为一国乃至为全人类之利益而办；他倾向于为国家办报，渐进于为人类利益而办世界报。（黄团元：《梁启超的新闻理念》，《南方周末》2008年11月5日）笔者发现，邵飘萍、林白水们实际上继承并发扬了梁启超的新闻理念。邵飘萍认为，新闻社是与任何国家机关平等的独立社会机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王鳌溪在所撰《报业革命之商榷》中说：“号称民众喉舌者，对民众之所欲言、之所不能言、之所不敢言者，应即大声疾呼，方无愧此喉舌，若竟不为民众说话，而反为民众公敌散布其麻醉剂，宣扬其赞美诗，以欺骗民众，则其人格之卑污，较雉兔而尤甚，更何论乎社会导师。何则？雉兔虽卖身，仅止于其本身而已，新闻记者一卖身，复强奸及民众意志，此其所以罪不容诛也……”王鳌溪的好友、《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对王的观点极为推崇，常常对报社新人讲起王氏事迹，并背诵王氏一些诗句来勉励后辈，如“人民喉舌要尊重，我辈头颅要看轻”“世无公道全凭我，舌不自由枉有头”等。陈本人曾在1936年应邀就中国的新闻事业作过一次精彩的讲演，他分析道：“中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大概以外在原因为最多，尤其受政治影响，使舆论界得不着十分的保障，大家兢兢业业，连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报纸原是民众的喉舌，喉舌受了钳制，他如何可以发扬光大呢？”曾任《大公报》社长的吴鼎昌也说过：“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的这张报纸是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平心而论，我们无法怀疑吴所说的话，指斥他作秀——他不计盈亏、独力筹措五万元恢复已经停刊的《大公报》；等他出任国民党实业部部长的时候，又主动辞去社长职务以保持报纸的政治独立性。我们更无法怀疑邵飘萍、王鳌溪等报人的理念，因为他们已经以生命做出了沉甸甸的回答。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邵飘萍等这样一批充满道义感的报人，才使得《大公报》、《京报》、《新民报》等几大报纸至今仍在中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报人为谁而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报人们面临的一道生死选择题。笔者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们如果处在清末民国时代，会有怎样的表现。放眼世界，“报人为谁而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大同而小异。国际上素有将媒体列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第四种权力”便是以监督政府、开启民智为己职。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就说：“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维护社会公德，需要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否则，民众、政府会变得虚伪而可笑。一个玩世不恭、唯利是图，或盅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1918年10月，邵飘萍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与教育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学员中有这些显赫的名字：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陈公博等。邵亲切地称呼毛泽东“小毛”，那时，“小毛”经常登门拜访邵老师和邵师娘。1936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50年代，毛在接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不是自己的老师，邵才是。1974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毛在会见外宾时还提到邵，说鲁迅知道邵。看来，那段在新闻学会的日子对毛泽东来说是多么重要，而邵飘萍当年创办北大新闻研究会，确为卓具眼光之举。历史已经“俱往矣”，将眼光投向未来，果如普利策所言，塑造国家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那么，那些有志于将来从业新闻的人们，可不慎哉！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毛多次与《大公报》同人交谈，并特地为《大公报》写下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多年以后，这五个字风行全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如果追踪其源，笔者以为，邵飘萍、林白水等杰出报人的生命历程，无疑就是对这五个字最好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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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真实详细的介绍了张季鸾以及其生平 -
还不错的，平实的语言，较为客观 -
纯粹看在张继乱的名字买的，作者写作能力和研究能力一般， -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在京遇害。是年9月，由张季鸾和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在津复刊。新闻人之精魂，生生不息。 -
到底是不是“小骂大帮忙”并非绝对，从后来台湾解禁前联合、中时两报的侍从特性来看，威权体制下，报人与政府的关系太过微妙。 -
自由主义职业报人与中国传统文人角色的相互转换。 -
為報慶，寫老報人，讀了這麼多書，容易嗎我？ -
向老一辈报人致敬。 -
五条原则，四不主义！ -
张季鸾在《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一文,宣布其办报宗旨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四不”方针,表明他们主张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任何政党的独立办报主张。 -
香港《大公报》一枝，成为百年老报戳过仅存的余脉 -
在网上买的书，还在途中，静静的期待着……张季鸾是值得钦佩的人物 -
文笔太差 -
沒有腳註和尾註。 -
最后几个标题 有点敷衍 但是仍然感慨 曾经“四不” 曾经桀骜不驯的大公报也渐渐磨平棱角，最后还要在文X中遭受批斗，真是悲伤。 -
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的“四不主义”。 -
现在我们只有一份报纸、一个出版社、一家电视台 -
书写得还比较中肯，但是题目大了些，有些杂乱。看完之后对张季鸾的印象并不十分清晰。恐怕是因为敏感词敏感词的原因，总不得畅快展开。 -
1986年，台湾为张季鸾举办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应邀参加并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将军没多谈西安事变，而在张士基面前背诵1936年12月18日张季鸾为＜大公报＞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畅如流水，毫无错误＂。嘤嘤嘤，泪点低，瞬间哭了。。。 -
老蒋的时候，大公报还能骂骂政府，还能坚守”四不“原则，还能赢得读者的好评和信赖，还能开枝散叶、坚持不懈....怎么共党一专政，它就被阉等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