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六院长

章节摘录

蔡元培档案蔡元培（1868～1940），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所贡献的人物。他的一生，几皆与教育、学术、文化事业有关。在清末民初，他曾两度游学欧洲，埋头学习，以撷取新知，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多半是在德、法两国。他曾亲灸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以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想潮流，又曾置身于欧洲空前的大战之中，留有透澈的观察；使他对德、法两国的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精神及教育制度等，有极为深刻的认识。这对他以后主持全国教育行政、整顿北京大学，以及领导中央研究院，都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家世蔡元培，字鹤卿，号雀庼，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县）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绍兴城内。他的先世，在明朝末年由诸暨迁到山阴，从高祖开始全家都是经商的，只有他六叔铭恩（茗珊）读书，以廪膳生乡试中式。元培在他叔父的帮助和指导下，读了许多中国经史典籍，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文史通义和说文等。所以他虽生为商家子，但终于走到读书的路上去，从而决定了他以后发展的方向。 人的性格泰半来自早年家庭的影响。元培的父亲宝煜（又名光普，字耀山）为人长厚，慷慨好施，据说在任钱庄经理时，因获利甚厚而加倍发放年终奖金，为东家不满，责令赔偿，遂于光绪三年（1877）郁悒以殁。当时元培仅十一岁，兄弟孤苦无依，又没有积蓄，幸赖母亲周太夫人典质衣饰，克勤克俭，抚养成人；并时时勉励他“自立”、“不依赖”。在双亲的潜移默化下，他不仅养成了自奉甚俭的习惯，而且恻隐为怀，经常周济寒士；这种宽厚的天性，是遗传自父亲；至于不苟取、不妄言的态度，则得自母教。元培兄弟四人，长兄元纷（键清、键顾），长他两岁，曾在上海崇实石印局任职。三弟元坚（镜清、镜顾），少元培两岁，曾在绍兴县钱庄业中任职。四弟早殇。有两姊，均未出阁，在二十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在婚姻方面，元培一生凡三娶，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与元配王昭（仲明）女士结婚。二十六年（1900），王夫人病逝，翌年续娶黄世振（仲玉）女士。民国十年（1921）1月，黄夫人病逝，于1923年7月续娶周峻（养浩）女士。周夫人于1975年8月病逝。元培共有五子：阿根、无忌、柏龄、怀新、英多；二女：威廉、睟盎。旧学时代 　元培在少年本有才子之称，蒋梦麟说他：“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注2所以能在十七岁（1883）即补县学生，然后博览群书，学问大进。二十三四岁（1889、1890）乡会试连捷，二十六岁（1892）成进士，获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岁（1894）升补编修。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在旧学方面，也奠下了深厚的根柢。在这以前，尽管中国外有西方势力的入侵，内有太平军、捻、回及苗等翻天覆地的大动乱，但元培所走的仍然是那时读书人的老路子，十年寒窗，以求取功名。但就在他二十八岁这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国人自梦中觉醒，一时维新图强的呼声高唱入云。从这时起，他的思想，便随着有了显著的转变，开始涉猎译自外国文之书报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又学习日文，以间接吸取世界新知。委身教育与运动革命戊戌政变（1898）发生后，元培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同时，他也看清楚了满清政府的腐败，革命的不可避免；于是弃官归里，兴办教育。于此，可见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动机所在。他最先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中的功课，有我国旧学，也有粗浅的西洋学科。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堂的开始。当时教员中有新旧两派，他与杜亚泉等提倡新思想，时与旧派辩论，旧派运动堂董出面干涉，于是愤而辞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上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并于批改课业的评语中，提倡民权之说。当元培任中西学堂监督时，夫人王氏因产后失调病故，作媒的人很多，他提出续弦的条件是：不缠足、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可再嫁、夫妇不合可离婚。他所提出这些惊世骇俗的条件，乃是基于尊重女权。缘中国向来男尊女卑的成见，有从夫从子之礼，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妇以再嫁为耻。他认为男女的不平等，是由于男女对社会所尽的义务不同：要想使其平等，首先应该使他们在社会上所尽的义务相等。也就是社会上各种职业，男女应同时参加。要达到这一点，非从教育着手不可，所以他时刻朝这一方面努力。当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就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在上海与蒋智由、黄宗仰、陈范、林白水等发起爱国女校，由蒋智由管理；后来蒋去日本，由元培管理。 光绪二十八年（1902）3月，与叶瀚、锺观光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名为编订教科书，以改良教育，实为东南各省重要革命机关之一，元培被推为首任会长。10月，南洋公学发生风潮，助退学生组织爱国学社，聘吴敬恒、章炳麟为教员，师生公言革命无忌。又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苏报》遂成为学社的机关报。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又与吴敬恒等发起张园演说会，发表排满革命言论。由于言论日趋激烈，革命的旗帜越来越鲜明，到了5月初，清政府乃有查拿新党的风说，元培也在黑名单之列。而教育会与学社内部，又为了主属问题发生争执，他对于此次内讧，甚为气愤，乃于5月20日赴青岛学习德语，作留学德国的准备。至闰五月初五日，遂发生了有名的“苏报案”，上海的革命运动，受一严重打击。7月，元培自青岛回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以唤起国民对俄国占领东北的注意，不直接谈革命，常译述俄国虚无党历史间接鼓吹。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将《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是年秋，与龚宝铨、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秘密结纳各地会党，预备进行暗杀与暴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7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9月，元培由何海樵介绍加入，并被推为上海分会会长。从戊戌政变到同盟会成立这段时间，元培毅然放弃了十年寒窗、梦寐以求的翰林头衔，以及很好的出路，回到绍兴和上海，借着教育工作来宣传革命，凡是与革命有关的组织，他无不参加活动，或为主要发起人，或担负重要责任，然后与国民革命汇合。这些国内革命伏流，不仅直接间接促进了同盟会的组织，也为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清末，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行列的很多，但其中具有传统功名者，所占比例甚小；而以翰林高官献身革命者尤少，元培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参加革命，实导源于其爱国心与自由思想；而环境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生长在浙东，凡明清之际如黄梨洲、张苍水、全谢山诸大儒的民族思想，他都潜接而默识之。严复译天演论的时候，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话，“物竞”、“争存”，更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梁启超的高唱“破坏”，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以及俞正燮“认识人权”、“认识时代”等见解，在在都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同时他又吸收了19世纪民主自由的新思想，酝酿激荡，自不会再为忠君的旧观念所束缚。但他对革命的主张是中庸的。例如在主持《苏报》期间，他虽然从事推翻满清政权的工作，可是对邹容《革命军》一书中杀尽胡人的见解，却不甚赞同。他是站在民权的立场上反满，所反对的只是满人的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的专权。他认为只要满人能自觉，放弃了他的特权，汉人没有杀尽满人的必要。这种态度，显然是政治的革命，而非狭隘的种族革命。他的学制炸弹，预备暗杀、暴动，以及组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一连串的革命行动，都应该从这个方向去看。初次游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5月，元培赴德留学，在柏林一年，然后迁居莱比锡，进大学听讲，所听的课程有哲学、文学、文明史及人类学等，尤注重实验心理学及美学。心无旁骛，专心研究，以充实自己。而国内的革命运动，这时正日趋蓬勃。武昌起义后，元培即到柏林与留德学界共同宣传与募款；不久接陈其美电报，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于1911年10月11日到上海，结束了初次留学生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与再度游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仍蝉联教育总长。这时，中国政体，已由专制改为民国，除旧布新，一切草创；而各方对新教育的精神、制度与内容，颇多意见。元培既身负教育重任，于教育方针，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认为当时教育、界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因将清季学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宗旨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他又在所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阐明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意义，权利与义务的正当关系，并提出各项重要议案在会中讨论。元培在教育总长任内，曾对全国教育进行一些重要改革，如颁布教育宗旨，修正教育制度、大学特别注重文理两科、将经科并入文科、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废除读经、取消旧时奖励办法、特设社会教育司以普及教育等，都是奠基础、开风气的工作。在政治上，元培则努力促进国家统一。当时，光复会与同盟会，因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致使两会之冲突渐趋激烈。元培因与两会都有关系，不愿见其自相残杀，自回国后，颇尽调停之力。民国元年（1912）2月18日，元培又奉派为欢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专使，袁氏借口兵变，托辞不行。为求和平统一，元培反复筹商，接洽一切，卒使南京临时政府平安北迁，而免掉一场战祸。6月，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王芝祥督直问题，因袁世凯漠视国务院副署权力，愤而辞职。元培亦坚请连带辞职，于7月14日获准。在当时辞职阁员的辞呈中，有的说才德不济，有的说亲老待养，仍是中国旧场以政治病为退场的作风。惟有元培的辞呈，直指政见不合，难有建树，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这种以连带责任为理由而辞职的态度，足以说明他是具有政治头脑而认识内阁制真谛的一人。袁世凯曾当面慰留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元培立即答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虽备受挽留，义无反顾。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有所不为的政治家风度，实开民国之先河。1912年9月，元培偕眷再度赴德，仍到莱比锡，在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

前言

我在大学三年级时，修姚从吾教授的史学方法论，他在课堂上经常介绍“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中央研究院，以及院中的著名学者，并鼓励我们多听名人演讲。1958年4月，姚老师当选了中研院第二届院士，这是“民国”政府迁台后首次选举院士，班上的同学们特别为他高兴，向他庆贺。同年12月，我和同班的刘凤翰兄，自台大骑自行车到南港中研院的史语所看书，搜集论文资料。那时就不禁默想：将来如果有机会到中研院工作，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后来果真如愿以偿！自1964年7月进到近代史研究所，于2000年2月届龄退休，不知不觉在这象牙塔里待了三十多年。我在近史所，初为约聘人员，补实后，由助理员按部就班的升至研究员，可以说十分幸运！因为选定以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以及与其相关之近代教育、学术等问题作为研究范围，所以对中研院早期的历史特别留意，因而被第五任院长钱思亮调兼总办事处秘书组主任，从事案牍劳形的工作。1983年9月，钱院长不幸病逝，接任的第六任院长吴大猷又嘱继续“相助为理”，直到1988年5月方因故摆脱。回到近史所后，张玉法所长命兼理院史室业务，所庋藏者主要为第二任院长朱家骅之档案。

内容概要

陶英惠，山东陵县人，1933年生。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4年进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研院秘书主任及胡和达纪念馆馆长。

书籍目录

前言蔡元培档案  家世  旧学时代  委身教育与运动革命  初次游学  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与再度游学  整顿北京大学  创设大学院  主持中央研究院   著述  结语    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  前言  中研院成立的背景  蔡元培筹设中研院的经过  中研院的组织与功能  从组织的演变释析其地位与性质  研究取向及对学术的贡献  各处、所领导人物的探讨  经费及其运用  结语朱家骅档案  家世与青少年时期任教北大与再度留学  中山大学时期兼绾粤浙教育及民政  接任中央大学校长  初任教育部长  三年交通部长  主持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  浙江省政一年翊赞中枢时期各要职  重任教育部长  中研院十八年  促进国民外交  结语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  前言  参与中研院筹备工作  继任中研院总干事  代理院长十八年  结论胡适与蔡元培  前言  北京大学——由相识到深交  大学院——共谋改革教育行政  中央研究院——两件政治干预学术的实例  民权保障同盟——一段被曲解的经历  结语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  成立经过      基金来源  组织情形  著作之整理  纪念馆的转型——改隶近代史研究所  结语  附记王世杰档案  家世  求学经过  任教北大  初入仕途  武大校长  教育部长  抗战时期之重要职务  在国民党内之职务  在外交方面的贡献  与中央研究院的深厚关系  对故宫文物的维护与宣扬  重要著述  结语  参考书目王世杰日记  日记的数量及编印方式  世杰简介及其日记之史料价值  臧否人物，一针见血  余论钱思亮档案  家世  学历    任教北京大学  台湾大学二十年  中央研究院院长与晚年  重要贡献  著作  参考书目感念钱院长思亮先生  先从台湾大学说起  钱校长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钱院长处理近史所风波  应邀协助院中行政工作  撰文为中研院辩白  调兼秘书主任  学术与行政的两难  近史所聘副所长案  钱院长与高总干事   总干事换人：高退、韩继  最后一次出国及病逝  协助治丧  两则感人的小故事  选举新院长吴大猷档案  家世与家人  求学阶段  教学与研究  对国家科学发展的贡献  主持中研院院务十年  结语  参考书目敬悼一代学人吴大猷先生  与中研院深厚的关系   病笃时的嘱咐  大院长小故事  尽心尽力解决胡适纪念馆难题  第二期五年发展计划的波折  不懂官场文化，导致被迫卸职我追随过的两位中研院总干事  高化臣总干事  韩忠谟兼代总干事谈中央研究院院史室资料的征集  王世杰院长  钱思亮院长  朱家骅院长  胡适院长  蔡元培院长  吴大猷院长  因缘际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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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六院长》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中研院六院长》内容简介：陶英惠曾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主任。多年来，对中研院的院史尤其是历任院长的档案及史料有深入细致的搜集研究，《中研院六院长》以客观的史家态度，真实记录了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等六位中研院院长的历史档案。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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