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绅士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10-04
ISBN:9787510017988
作者:杨清媚
页数:261页
章节摘录
张冠生笔下的费孝通比阿古什要更进一步，不仅是农民的代言人，更是人民当中杰出的代表。他从时代交替的大背景下摇近镜头，缩小到费孝通祖籍的小镇，再从小镇的街头，转入了费家的院子，然后切换一个时间的长镜头，从费、杨两家祖上名望一直到费孝通父母的活动，为费孝通最终成长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大师奠定了所有客观基础。“父母亲在费孝通出生前后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是充盈其间的高尚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父母博爱的胸襟中，在奶妈乳汁的滋养中，在祖母慈祥的怀抱和目光中，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这一新式样的早期教育环境中，一天天长大。”在张冠生看来，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费孝通是一个道行合一的典范，这一点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以后也不会更改，其人生所有的偶然性都是可以用必然性来解释的。这个基本的逻辑贯穿了张冠生写作的始终。如果说阿古什尚且在写人，张冠生就是在写一个史诗般的传奇。虽然两本书在写作方法上都借重史料，力求真实化，但在材料的具体使用上，张冠生强调的是材料占有的广度，不仅给出了详尽的文献出处，并且比照多家资料以备采信，其中也包括对阿古什《费孝通传》的一些极为细致之处进行了质疑。他尽量将费孝通谈论的所有问题都呈现出来，以此来丰富费孝通的形象。不过，他比阿古什更为细致而广泛的材料搜集工作也构成他的最大障碍，将诸多材料综合在一起塑造出一个始终如一的费孝通形象——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其背后的动机总是单纯如一，就是为民生做实事。张冠生以费孝通的行政职务变化为线索描述其一生的上下起伏；他到全国各地的视察活动，被描述为一位榜样性的官员是如何体察民情的——同时也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阿古什的写作则围绕费孝通作为西方化的自由知识分子这条主线，而费孝通在新中国从事大量政府工作这一段经历是阿古什比较注意去处理的。他把这个变化归结为现实政治环境的改变，因而他笔下的费孝通具有前后两个阶段的面貌，以20世纪50__60年代为界，前期的费孝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独立的立场；后期的费孝通则是政府官员，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工作。为使这两段之间的转折衔接更为自然，费孝通的前一个面貌在渐渐隐退，直到80年代以后才似乎完全消失了。张冠生对晚年费孝通的言行记录可能是他这本著作最为精彩的地方，也是阿古什所不及之处。他提到费孝通提倡的“补课”与“文化自觉”，是“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然而这条重要的史料之价值未能被充分挖掘，成为一个匆匆的结束语。与上述两本传记式的作品不同，《重归“魁阁”》这部文集可以视为一部另类的学术史，它涉及的是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在云南建立燕大一云大实地调查工作站的那段历史。1939年，吴文藻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从这年开始，费孝通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1940年，在日军轰炸下，研究室被迫搬到云南呈贡的魁星阁，从此，“魁阁”社会学工作基地一直存在到1945年共6年时间。全书分为“记忆”和“重访”上下两篇，上篇重构了“魁阁”当年的影像，并总结其成果，升华其精神；下篇从各自研究的角度，找到与“魁阁”相连接的地方来展开，实际上谈的是中国人类学如何继承“魁阁”的研究成果进行当下的研究。书中收录的文章在观点上不乏互相抵牾之处，从上篇开始，有的认为当时出现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学术和声的学者集团，有的认为“魁阁”实际是一个鼓励学术研究多元声音的学术小团体，在对其历史重新回顾的时候不应该只强调一个单调的旋律。这种不和谐的讨论亦影响着下篇对学术继承的不同理解，有的继承了费孝通的“困境”，有的“反思性继承”了“魁阁”学人的思考，不过后者更强调学理内在的关怀，在篇幅和编排布局上也是下篇的核心。从整体上看，这些文章共同构成了一种集体叙事，强化了对“魁阁”时期这一历史的确认感。对于费孝通来说，从江村到禄村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他对乡村工业的设想，并且认为在乡村社区面对强大外来挑战的时候，乡绅往往成为凝聚乡土、领导变革、恢复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他对“魁阁”的追念实际表达了自己将一个整体社会的复兴理想冀望于新绅士的作为上。“记忆”篇的开卷是费孝通追忆魁阁的一些文章或者片断，其中他分别谈到了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及吴文藻、同事陶云逵和《禄村农田》之成书经过，回忆了和陶云逵、张之毅、田汝康等人一起工作生活的具体情境。“记忆”篇中的诸篇文章皆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场景进行具体化的细致补充。费孝通的回忆也表明，他的研究在当时只是“魁阁”诸多研究中的一项；然而其后对中国社会科学走势的影响甚大。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现在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但还在船上做事情。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费孝通
后记
要了解中国人类学，必先从了解费孝通始。基于这样的理念，作者以费孝通这一个案为研究对象，为读者呈现一幅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图景。作者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采取将费孝通的生平及其作品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人类学史的研究。在借鉴思想史研究的同时，重点关注费孝通的心史，正如作者所说：“对于费孝通来说，解读他的心态实际上也是在解读他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之理解；我深信，这同时也是出于对他的最大尊重。”作者借用“三圈”为框架更为清晰地考察了费孝通以“绅士”为中心看世界的思想表达，也即他的“家、国、天下”这幅观念图景在历史情境中的延续与变化。他的这种视角给中国人类学研究带来了什么不同于西方人类学的特点，由此引申出中国人类学是什么样的社会科学这个问题，是本书所主要关心的，并试图通过他这一个案来探索答案。将思想史与心态史相结合，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这也使得本书更加客观而全面的反映费孝通本人的学术经历以及中国人类学史的转变。
内容概要
杨青媚，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发表“三本书，三种心态——如何探讨费孝通的人类学思想”、“指向心灵的阅读——读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从费孝通的‘海外杂写’看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自觉’”等十余篇学术论文，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费孝通的主要方式及其问题
1.2 如何研究费孝通：由“三圈”展开的论述
1.3 如何拓展人类学史研究：总结、问题与启发
1.4 从作品到思想：对思想史与心态史研究的借鉴
1.5 资料整理与章 节概要
资料搜集与整理
章节内容概要
第二章 见证最后的绅士阶层：费孝通的人生史
第三章 核心圈之书写：绅士与乡土
3.1 《江村经济》与江村意象
马林诺夫斯基的序言：“活历史”与“文化动态论”
丝、航船与绅士：新地方志与帝国史
乡村社区研究谱系中的《江村经济》
费孝通的社会观：“文化”、“社会”与“社区”之关联
3.2 类型比较与乡土丁业实验
从江村到禄村：乡土工业与绅士的责任
乡土社会的伦理：消遣经济与宗教
3.3 被乡土束缚的历史：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
盛名之下
制度与伦理
固定的乡土与漂泊的士人
第四章 绅士：在历史与空间中的讨论
4.1 中国社会结构的纵式探讨：皇权与绅权
4.2 帝国的空间政治结构：城、镇、乡村之关系
4.3 知识分子问题的中断及以后
第五章 中问圈之书写：历史在帝国的边陲
5.1 大瑶山：社会人类学者的初次旅行
患“土地饥饿症”的少数民族农民
在教化之地寻找绅士
帝国历史的延续
5.2 不合时宜的辩论：“民族”、“国家”与“民族一国家”
5.3 中断的使命：民族访问团的“绕境巡游”
帝国心态下的文化多元
民族关系史的视角
如何定义“民族”
5.4 民族、区域与历史：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第六章 海外圈之书写：向西方寻找科学
6.1 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
6.2 世界另一端的帝国
第七章 重归人文世界
第八章 结论：在客观历史的断裂与心史的延续之问书写
8.1 文明与心史
8.2 继承与反思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中文文献
出版后记
编辑推荐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为人文田野丛书。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一项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费孝通为20世纪中国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他的思考和研究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进程；只有理解了他，我们才可能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理解费孝通意味着理解他的思考方式——“心史”，这一思考方式并非他个人主观的心理活动使然，其本身即具有客观的、集体的性质，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费孝通的“心史”，也是在理解这一代知识人所奠定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逻辑和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费孝通身上看到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自身的。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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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新京报》2010年3月20日“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在阅读《乡土中国》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费孝通先生为我们讲得这段往事。因为它让我感动，为这朴实的情感，为那难得的“乡土”气息，而这感动在严肃的学术探讨里显得那么奢侈但也让人愉快。费先生的文字，除了简单、明白和晓畅以外，这股浓浓的“乡土”深情，或许还有某些隐而不彰的民族情怀恐怕是任何有着朴素情感的读者都难以忽视的。 感动和深情在坚守“价值中立”的学者眼中是极其危险的，它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或许还可能是民族主义的滥觞地。但在费孝通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底，这深情却是挥之不去的“心结”，是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也是他们的“集体表象”。所谓的“集体表象”，我们可以肤浅地理解为，就是某个群体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综合，它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国王的触摸》就被认为是“心态史”或者是“集体表象史”的代表作品，而《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也深受这一史学方法的影响，它致力于思考的，就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的“集体表象史”，作者杨清媚以人类学独有的微观个案的方式“深描”了费孝通的“心史”，寄望能以一窥百。 关于费孝通的话语，在专业内和专业外都已经有点过于“膨胀”了，“乡土中国”不仅被认为是费孝通最有价值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历史真切的表达。在阿古什著名的《费孝通传》中，费孝通只是一个不断融入西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而在张冠生所做的传记作品中，费孝通无疑成为了一位史诗般的伟人。但费孝通的“心史”历程，以及由他代表的“集体表象史”却鲜有人关注。本书深入费孝通文本探讨其思想史的历程，并探索费孝通文本中超出论著和文本自身范围的理论、传统和规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别样的费孝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社会科学史。 在作者看来，“乡土中国”不过是费孝通作为“最后的绅士”的心态写照，或者说，它是费孝通在历史的断裂和心态的延续中矛盾的折射。甚至从费孝通早年关于乡土工业的调查，到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再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考察美国，以及晚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作者也相信，“他继承了绅士的道统，也继承了士大夫的‘天下’想象，他把它描述成政统和道统合一的‘王道’”。 1943年，费孝通赴美访问，深受美国现代化的震撼，但同时也给费孝通带来无尽的困惑：“我们是维持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这困惑类似19世纪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的惊叹和复杂的心态，“费孝通谈乡土中国有点类似托克维尔讨论美国的乡村和乡村意识，而在费孝通那里，美国同时有乡土中国和现代化国家的影子。” 费孝通看到了美国在充分现代化表层下面的断裂和对立，从此，一种韦伯式的困境贯穿于费先生终生的思考之中。在费孝通心底的乌托邦中，依然有中国乡土社会重人伦、讲人情的桃花源。晚年的费孝通对学界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自觉”的期望，但老人殷切的期望依然是绅士般不灭的“天下”想象。实际上，从费孝通的个案推而广之，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20世纪的社会科学和史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王毓生先生曾经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轶事：他去查看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读的书籍，发现傅先生藏有韦伯的全套书籍，但是书籍依旧如新，没怎么翻过。对韦伯深有研究的王先生不禁奇怪，傅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实乃韦伯在德国如日中天之时，为何傅先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对韦伯却视而不见呢？傅先生如此，包括陈寅恪、钱钟书、瞿同祖和费孝通等等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当作者提出如下问题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唐突：这些学者是否有某种共同的“心结”？而此“心结”使得这些学者在历史的剧痛断裂之时，根本难以完成从“天下”观到现代民族国家视野的过渡，而在某种程度上以想象代替了历史。 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政治上绅权和皇权的“双轨政治”，以及差序格局的描述，在很多学者看来，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就认为“圣君贤相”只是理想而不是历史真实，真实的历史规则历来就是“君尊臣卑”。而龚鹏程先生更是尖锐地指出，费孝通想象中的“乡土”的“凝固不动”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是出于历史化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的。 清末以来，西方入侵和帝国的瓦解最终促使了李鸿章笔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的历史在此刻断裂出无法弥补的裂痕，而再也无法在传统的史学论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晚清的考据之风盛行，在古今之间重新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西方社会科学席卷华夏大地之后，人们再也无法完整体认“古今之变”了。正如作者所言，以费先生为代表的这代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就“在客观历史的断裂和心史的延续所构成的困境中书写这一困境”。 这是费先生个人的“心史”，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共有的“表象”史。 -
一句话，再NB的学者都是一个“人”。所以搞研究的人就要捣鼓这个“心态史”，或者“人生史”了，学友们可能还听说了生命史、事件史、物史……太多的史。心史与客观历史的张力，我还是似懂非懂。可能纠结点在于“客观历史的断裂”，历史一定要延续还是断裂？像小新说的，难道地图上真的就是红红一片的，散点状也许更为可能。但是我想历史肯定不是坐火箭。也许书里想表达世界都变了，个人还困于自己的执念之中，自知或不自知。人嘛，有时会超前，有时会滞后。有恐怖的蝴蝶效应的是，个人的执念延续决定了学科专业的历史，不是又说有着客观学科史么。看来要想彻底评价重要学者在学科史中的作用和影响很难实现吧。给我的印象，作者倾向于认为费执念于绅士，纠结于治平，被学界，忽视也好，曲解也罢，反正现在的状态仍然是经世致用（当然有个别“逍遥者”仍在追逐“孩子的蝴蝶”）。现在的状态，但就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讲，各种原因恐怕还要复杂些吧。我们可能很难外王，但我们也不一定就是棋子和木偶。不过，我们是什么，也许走完一生，也想不明白。师妹说，这样的想法就是自我实现嘛，我暂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不过欢迎参加“人类补完计划”！也许在个案材料中增加与费同时代学者的横向比较会更有意思些，至少会更加立体。通过与别人不同选择相比较，可能会加强表现心态史的延续性。=========速食之胡言乱语。
精彩短评 (总计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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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从心从深理解费孝通。知识比体贴多。 -
今日20100312此书刚入手~~~
四颗星是想给费的那段自评。 -
这本书带给我启示较大的便是以将人物生平、学术生涯、时代背景以及关键的文本解读结合在一起，来梳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脉络，甚至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以较为复杂的解答方法来扣准一个小点，再从小点出发来见大，这是作者做的比较好的。但是这本书最大的缺陷就是到最后也没能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来。不是说作者没有观点，而是作者以大量的口水话充斥着整个理论逻辑的论证和最后的结论书写中，作者要说明的问题很清楚，心史与经验之间的矛盾，作为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自觉和担待，面对整个社会不断出现断裂局面的茫然无措，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人类学人和人类学研究中始终充斥着，且得不到解决。但是作者的行文绕来绕去却始终没有一句明确的话语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似有故作高深的意味。这一点看《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片论文其实可以更清楚，《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问题就是“文化主体性”的体认、建立、提炼、发展和策略化一直以来都是件不好办的事情。不过《最后》一书中着重关注了“绅士”“道统”这一群体在文化主体性问题思考上的天生缺陷。作者最后说费孝通过于治平学，而没有关注到更广大层面上的心性学，因此卡在转型问题中，而没有从更广大的宇宙观层面上来看待自己的文明，所以摆脱不了“现代性”这个思维圈套。这样的想法是好的，只是，再广博的文化观、再丰富的文明想象，如果不服务于治平学，恐怕就过于浪漫了。这也跟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相背离的。 -
追求“乡土自治”而已；绅士=头人=酋长；离开“自治”层面的理解都是画蛇添足 -
写得很好，作为一本人类学的书籍，还是能体味出一些东西的 -
又一个批判对象 -
作为导读应该挺好的，至少用三圈把费孝通的作品和关怀都梳理了一遍，最后回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士绅是他的形象归属（乡土中国什么的看太早无力判断）。结论中说“乡土中国的意象、绅士、文明实际都是费孝通的心史表达，但中国社会科学失去了对心史的关注，所以才会将他的心史当成客观历史，一直在书写乡土的现实改造，也一直在无力地陷于客观历史中自我检讨”没怎么明白啊，心史和客观历史的张力……还有作者落脚的“绅士”好像就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身份？ -
让人佩服的论文，让人佩服的作者 -
因为出去玩没有听杨老师的讲座- - -
用王铭铭的三圈理论来解释费孝通，真长见识了。 内容上具体些的不错，但解释上我不太认可。 -
作者是杨清媚，而非杨青媚。费孝通是绅士而费达生并不是，她是西方技术的代表。 -
王铭铭“三个圈层”：汉人农村研究、少数民族研究、海外研究 -
这样就可以整出博士论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