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声剑影

章节摘录

（节选一） 再谈谈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问题。如前所说，我虽爱国，但一向不问政治。进清华以后，政治却来问我。我属于清华大学第十二级，成立级会时，我意外地被选为级会干事。事后我想，其原因有二。首先，当时左派学生在清华占绝对优势，我是公费生，家境清寒，受左派学生青睐。其次，我的省高同学杨学诚、傅国虎都是清华中共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骨干，杨学诚更是清华地下党的领袖之一，很可能是他们推荐我的。不过，我当时仍然不想参加政治活动，被选为级会干事后，虽一再接到通知，我却从未参加级会工作和活动。但是，我虽不以某种组织成员身份参加政治活动，从政治倾向来说，我是站在左派学生一边的。我也常常以一个中立者或旁观者的身份，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阅读校园内的大字报、小字报。有几件事情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记得。西安事变后，有一次，我参与了在作为学生活动场所的“同方部”举行的座谈会，主要讨论应该如何对待、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并预测其结果。学生们请了两位学术思想对立、政治态度也有差异的冯友兰和张申府两位教授作为嘉宾。经过激烈争论后，同学们请他们两位发言。张先生曾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并曾代表中共接受朱德入党，此时已脱党，但仍相信共产主义，平时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坐过牢。他发言时情绪激烈，声色俱厉。他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并预言蒋介石一定会被杀。冯先生在学术思想上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不相信唯物论，但他去苏联参观后回校作报告时，却热情赞扬苏联社会，并认为唯物论不可轻视。他曾因此报告坐过牢，是梅校长保释的。他发言时情绪平和，慢条斯理，虽然不求出语惊人，但逻辑性很强，娓娓道来，很有说服力。他认为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看，为了抗战的利益，绝不应该杀蒋介石，蒋介石也决不会被杀。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先生的发言错了，冯先生的发言却对了。也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当蒋介石获释返南京时，右派学生趾高气扬，乘势搜查了左派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并将抢来的左派出版物堆在大操场上焚烧。我的宿舍窗户正对大操场，除看到这个场面并为左派学生抱不平外，还看到两派学生的斗殴。后来了解到，右派学生何炳棣打了左派女同学黄绍湘。如今，这两位同学都已成为著名学者；何是美籍华人，在美国史学界颇有声望。2005年，何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对此事做过解释，但我觉得说服力不够。我还听到传言，前几年何回国访问时，曾与黄相见，两人已“一笑泯恩仇”，不知确否。这已经扯得太远了，言归正传吧。大体说来，我在清华园一年，没有正式参加政治活动，思想上还是个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节选二】谈到这里，我想应该谈一谈我的短期同学叶琼的故事。她是周世英的高中同学，大约低周世英两班，在校时两人不相识。此刻，她虽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但形象非常出众，全校闻名。每有球赛，只要她到场，观众就不看球赛，只看她。这时，她有个男友，名叫林守正，是我武昌省高同学，不过我们不相识。他也是一表人才，和叶琼很相配。他们俩常在一起，同学们都很羡慕。后来，林守正忽然不见了，同学们传说他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党的事业，离开了如花似玉的女友，到中共新四军去了。我当时虽不理解、也无意于共产主义事业，但暗地里却对林守正感到十分钦佩，对叶琼很同情。1938年初，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后，叶琼去了乐山。后来听说，她美丽动人的形象，日益声名远播，仰慕她的人很多，特别是1941年林守正牺牲于皖南事变后，追求她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是，她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总是无动于衷。1940年下半年，她在四川长寿县国立第十二中学教书时，有个国家篮球队队员坐飞机去向她求爱，也未打动她的芳心。1941年，她调到重庆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工作。该局局长程海峰是清华校友，我因工作关系和他相识，还有一位清华社会学系毕业同学在该局任职，所以我常到该局访友办事。这样，别来近4年的同班同学又见面了。此时，我已和周世英结婚，她也认识了周世英这位老同学。她虽明艳不减当年，却仍是孑然一身，令男士们有镜花水月之感。1944年底我出国之后，直到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书时，才又见到了她。据传说，她曾嫁给一位飞行员，两人共同生活不久，这位飞行员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当时，她也在武汉大学任教，住在一位亲戚家里，年约30，风韵如昔，依然单身，使得不少男士怜香惜玉。1947年冬，我在学校尚未分到住房，一个人住在珞珈山一个名为半山庐的单身教授宿舍里。有一天大雪，晚餐后，我们几位教授一面玩桥牌，一面聊天，不知怎么聊到她头上去了。震于她的盛名和美貌，有人提议去访问她，美其名曰：“踏雪寻梅”。可惜的是，当我们冒着大雪摸到她寄住的亲戚家时，她的亲戚（武汉大学的一位法语女教授）对我们说：“非常对不起各位，叶琼已经就寝了。”第二天，叶琼打电话给我，说是将到半山庐来回拜。于是，我烧了一盆红红的炭火，泡了龙井茶等着。她来了以后，我把昨夜拜访她的几位友人请来，围坐在火盆四周，一面品茗，一面论文议诗，大家兴趣盎然。她辞别时，尚是单身汉的吴于厪教授，和我一起送她一程。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吴于厪用英语笑对我说：She is awfully nice！（她真是异常地漂亮！）这以后，1948年除教书外，我一直忙于写作，1949年头几个月，我又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再也没有闲情逸致，也未和她往来。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不知什么缘故，她却离开武汉大学，跑到张家口的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去了。此后30余年，缘悭一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听说她来到了武昌华中理工大学。我想，大约是因为这所大学当时的校长朱九思，是1937年她和林守正的旧友的缘故。1982年4月10日，我曾抽空去她家拜访，她当时年龄不过65左右，但从她的容貌、体态、衣着、家庭陈设等方面看来，她似曾饱经风霜，再也看不出当年光彩照人的影子，却令人有美人迟暮、老境不尽如人意之感。不久，她曾来我家回访，惜值我外出，无缘最后一面。大约再过两三年，就听说她悄悄地走了。我常常想，叶琼这位友人，可谓天生尤物，要不是她经常保持低调，她的一生是不应这样度过的，是不应该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的。她好像一朵不同凡响的牡丹花，以其天香国色近悦远来，予广大人群以美的享受。待三春一过，她就孤独飘零，自堕尘土，无人过问，真令人惋惜。同时，我和她只是萍水相逢，君子之交淡如水，从未倾心深谈，对她的一生，也留下许多悬念。【节选三】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1936—1940年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     …………关于吴先生的为人处世，凡与他相识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正直、诚实、善良、天真，特重友谊，乐于助人。特别是他与清华同学吴芳吉和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忠实、真挚而坚贞的情谊，更是广为人所乐道。但是，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其实，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还不只季先生说的这些。比如他非常反对说谎，但他投考清华学校时年已17，超过了规定的最高年龄15岁，他就瞒了两岁。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做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却不顾同人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并大言不惭地称《学衡》非社员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像蛮横的国民党伤兵一样。比如他力主真诚坦率，曾当着胡适的面说想杀他，当着他苦恋的毛彦文的面谈他与其他女子的恋情，但在报复友人劝他促使他与已离婚妻子陈心一复婚时，却像《红楼梦》里赵姨娘一样，偷偷地搞巫术，“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他的奇特行为，也真叫人长见识。比如一般人宣传自己的著作，即使不夸张，也不会自损。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为《吴宓诗集》做广告时却称：“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一般人谈恋爱，最希望能结婚。吴宓苦恋毛彦文多年，但在毛哭着要求嫁给他时，他却狠心拒绝。吴宓一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他的学生钱锺书对他的评论入木三分，说“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我之所以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评论吴先生的文章对他过誉，或矫枉过正，我之所以不能全心全意地恭维他、颂扬他，主要是因为他在两个问题上具有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的错误。他吹嘘自己的一生是“殉道”、“殉情”。实际上他殉的是“过时之道”，是对国计民生、匡时救世无益而有害之道，是使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道。他不是“殉情”，他是不懂爱情、玩弄爱情，甚至是“负情”。试分别申论如下。唐振常先生说：“（吴）先生所守与所乐之道，何道？简言之，儒道也。如先生自己所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1961年8月30日日记）”的确如此。吴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进清华学校之初，适逢辛亥革命，开始时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不过，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而且爱屋及乌，不分皂白地珍视深受儒学影响的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文化运动揭幕后，他就很反感；留美期间，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尤其恨之入骨，并与少数友人梅光迪、柳诒徵等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他不独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1920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乃吾国今日之丧心病狂者流，竟力主男女同校。”同年6月21日又记道：“人方依古制，履行旧典，着重于道德宗教。而我国中学生，则只知叫嚣破坏，‘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伤感为何如乎？”1921年6月回国时，他为了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人筹办《学衡》杂志与《新青年》对抗，竟拒绝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主任教授职务，就任东南大学月薪160元教授。他无视儒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事实，一味尊崇孔子及其学说，欲将孔子作为道德理想之寄托与人格理想之体现，以孔子的道德人格改造世道人心。1927年6月，他在王国维灵前行跪拜礼，自誓曰：他年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同年9月22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孔子之价值及孔教的精义》一文中说：“（孔子）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借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他这样说，当然是劝诫人们要这样尊崇孔子，从而也崇拜天子、王者。但是，他却不知道，或是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斗争中，屡战屡败，致使中华民族几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儒学立国的满清王朝崩溃了，提倡读经、读曾国藩家书的蒋介石政权担负不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然而他还是执迷不悟。解放前我们在武汉大学是同僚，他对我这个以前的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是心存不满的。虽是邻居，从来不和我打招呼；我虽然偶尔默默地帮助他开门（他独居一室，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进不了屋），但心里也有些嫌这位以前的老师太顽固、保守和落后。武汉解放前夕他离开武汉大学，显然是不愿留在解放区。解放后他虽被迫进行思想改造，但不能脱胎换骨。1958年全国大倡厚今薄古之时，他却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1974年，他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坚决反对批孔。1958年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做派，1974年“四人帮”发起批孔运动，固然俱非良策，不足为训，但吴宓这样死心塌地地殉一种过时的对国计民生无益而有害之道，我是很难尊敬他的。我也很难理解，直到今天，还有人对他一生尊孔崇儒大唱赞歌，这不是和赞扬一个屡犯错误而且坚持不改的青少年一样吗？也有人说，吴宓之极力维护国粹，与旧国粹派不同；他是“会通中西，熔铸新旧”以创“新文化”。这里，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创造新文化的。他是要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以下之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他对培根、洛克、孟德斯鸠等丝毫不感兴趣，他也不屑于和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更不用说了。总之，他只醉心于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以至安诺德（Matthew Arnold）、白璧德（Irving Babbit）等这些侈谈道德理想，无意于民主科学的厚古薄今的新旧人文主义者。这样创造的新文化，我看新不到哪里去。关于吴先生的婚恋故事，评说的人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往往予以同情；了解详情的人，则认为他自诩“殉情”乃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对他和毛彦文的苦恋，我在清华、西南联大读书时是同情他的，认为是毛彦文爱虚荣，背叛了他，嫁给一个年长自己33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当了解到吴宓的全部婚恋史后，我的同情却转向了毛彦文。吴宓在美留学时（1917—1921）年23至27岁，正是欲念旺盛之期。1919年3月，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泛滥溃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惮。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宓更掬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而不婚与迟婚……更不可慕名强效。”这段日记，实际是吴宓的夫子自道。比如，当时有朋友寄照片给他，托他在同学中寻找佳婿，他竟然毛遂自荐。这说明他当时并无恋爱至上思想，只是急于想结婚，解决“人之大欲”问题。所以，1918年11月，当他同在美国留学的清华同学陈烈勋向他介绍其姐（或妹）陈心一时，他虽与陈不相识，也答应下来，并托其清华好友朱君毅的表妹亦即未婚妻毛彦文了解陈心一的情况（因她俩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同学）。毛彦文写信报告自己的考察意见时说：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精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接到朱君毅转来的毛彦文的考察报告后，即同意与陈心一订婚。根据吴宓日记记载，1921年8月5日，吴宓回国到上海，住在旅馆内，次日回家看父母。8日，便匆匆赶往杭州会见陈心一，当天日记写道：“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四时，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第二天，两人又一同游了西湖，吴宓日记云：“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由于相互满意，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第十三天便举行了婚礼。从以上这些情况看，吴宓与陈心一结合，是相当草率的，并非基于双方的深入了解与真挚爱情，而是基于本能，是为了找一位贤内助。所以婚后，尽管吴宓的“人之大欲”得到满足，而陈心一也完美地扮演着“贤内助”的角色，并在七年间为他生养了三个女儿，但对于富有浪漫情调的名教授吴宓来说，他是不会长期满足于这种婚姻的。时机来了。在清华读书时，吴宓与朱君毅是至交。毛彦文写给朱的情书，朱是让吴共享的。当时，吴宓便很倾慕毛的才情，不过因为毛是自己至交的未婚妻，他尚无异念。吴、陈婚后，毛是吴家常客，三人成为好友。但1924年朱君毅留学回国后爱上了另一女子，借口表兄妹结婚不利于后代，尽管毛一再抗争，还是坚持解除了婚约。这以后，长期潜伏在吴宓潜意识中的对毛彦文的恋情，便逐渐汹涌而出，并公开表白了。此时，吴宓已完全忘却了他以前主张的结婚是解决“人之大欲”的“用情于正道”，是为了找个贤内助，而记起了从西方文化中学来的婚姻恋爱观，认为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为此，他于1928年8月前往杭州会见毛彦文。据他日记所载，两人相见甚欢，共游西湖，长谈抵夜。8月21日，朱君毅结婚，毛将整箱朱写给她的情书赠吴，供他将来写小说之用。翌日吴宓北返，两人“话别依依未忍离”。不过当吴宓坦言他爱毛彦文时，毛却明确表示两人只能做好朋友。1929年2月和7月，吴宓又两次南游，结果都只得到毛的友谊，没有得到她的爱情。1929年秋，毛彦文赴美留学。同年9月15日，尽管陈、毛两人坚持反对，吴宓为追求毛彦文，还是置三个幼女的心理健康和诸亲友的劝阻谴责于不顾，和“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的陈心一离了婚，并不断写情书向毛进攻。他的挚友姚文青在《挚友吴宓先生轶事》一文（载《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说，吴宓说他和陈心一离婚，是由于他真正爱的是毛彦文，对陈心一则“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我认为这是吴宓的自我坦白。他婚前不爱陈心一而与之结婚，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之大欲”问题；婚后不爱陈心一，是因为他对为他解决“人之大欲”问题的这个工具久而生厌。所以，他承认和陈心一离婚是不道德的。在陈心一坚决不同意离婚时，吴宓曾毋视她坚守一夫一妻制的思想感情，异想天开地暗示她可否效法娥皇、女英的故事。陈虽柔顺，但这种无理要求超越了她的道德感情底线，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离婚后，吴宓以自由之身开始了他七年苦追毛彦文的经历，为她创作了数百首情诗，五本日记，并在《空轩诗话》中坦白：“余生平所遇之女子，理想中最完善、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实际上，余爱之既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英文名）。”毛彦文开始是干脆、坚决地拒绝他，而且反对他和陈心一离婚。他竟又不自量地（也可说是傻里傻气地）向思想志趣远新于、高于陈心一的毛提出了同样的无理要求，难怪他遭到毛的气愤和斥责。不过，吴宓此时已堕入爱河而不能自救，他仍然一面死死纠缠着毛彦文，并以其学生张荫麟等人名义暗中资助她留学费用；一面又追求另一女子，并多次在日记中分析、比较她们的长短。后来，经过吴宓长期的追求（或者说蛮缠），随着毛的年龄渐近30，感情之事几经蹉跎，而吴的名望、地位日高，他的热诚、善良、正义感等优点有时也打动了毛，使毛的思想感情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逐渐接受了他。以常情而论，这正是高唱“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的吴宓，抓紧机会和毛彦文结婚的良辰吉日了。但事情却又出人意外，吴宓当时并没有珍视这种长期苦苦追求到的爱情。1930年9月12日，他赴欧洲访学、进修。1931年1月，他会见了英国当时已负盛名、后来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当代世界最伟大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艾略特（Thomas S.Eliot），两人一同散步、会餐，并大谈共同敬爱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艾略特还为他介绍了一批英、法文化名人，提高了他的身价。此后，他先在英国牛津大学，后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婚姻恋爱观日益欧化，心猿意马，而且自抬身价，认为自己恋爱本钱更足。加之，他当时与身边两位留法美国女学生H（Harriet Gibbs）和M（Mering）打得火热，并携H游览意大利各地，日记中记载：“宓斜仰，而Harriet依宓身，首枕宓右胸，宓以两臂拥Harriet肩头，觉死于此亦乐。”他俩还一同计划赴美，后因H与前男友重逢才未能如愿。另外，他又和远在北平的泰国华侨留学生陈仰贤女士通信示爱。在此情景下，他对毛彦文态度产生了剧变。首先，他可能是想到毛是个有追求、有个性、交游颇广、热心于政治和社会公益事业，并且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女性，而自己则拘谨守旧，并且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担心婚后是否能和谐相处。于是，1930—1931年间，他连续写信、拍电报给毛，威逼她放弃美国学业，赶往欧洲结婚，否则分手。在毛未按他要求行动时，有一天他在日记中甚至写道：“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H（即Harriet）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陈仰）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 1931年夏，毛彦文获得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后赶往欧洲，在巴黎与吴宓相会，准备和他结婚。但是，吴宓却将结婚改为订婚。毛彦文受此委屈，不禁泪下。吴在日记中写道：“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据说，那晚因大雨之故，两人不得不留在旅馆中同卧一床。孤男寡女，恋爱中人，吴宓却声称自己要恪守礼义，不欺暗室，决不做始乱终弃的张君瑞，而要做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两人和衣而眠，直至天亮。我真不知道这时吴宓究竟是迂呆，还是真不爱毛彦文，还是更爱着其他女子！吴宓拒与毛彦文结婚后，一人继续在欧洲旅游，途中又爱过一个德国女子诺伊伯（Neuber）。9月回国前，两人达成谅解，4个月后在青岛结婚，但留有尾巴：届时如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那就取消婚礼。回国后，吴宓回清华，毛彦文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两年间，毛彦文一方面有所矜持，使吴宓烦恼，“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另一方面又总在等着吴宓娶她。但是，吴宓却不断地爱上别的女子，往往同时爱好几位，并将爱的感受写进日记，甚至说给毛彦文听。1933年8月，吴宓再次南下，首先到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有诗唱和。但因卢只同意结为兄妹，乃转赴上海晤毛彦文。8月22日晚，吴宓有《蝶恋花》词记其事：“世事不随人意逗，五载能迟，一夕翻嫌骤。佳会浓欢天所授，碧窗绣枕凉初透。君障面纱吾拂袖，划地为沟，去去休回首。寂寞余生长自疚，水流花谢机难又。”婚姻的事，仍无结果。毛觉吴太花心，也唱起高调来，说是自己准备做老姑娘，抱养个女儿以承欢。吴宓不理解毛的潜台词，以为毛仍在等他，还是以潇洒的新派作家和风流的旧派文人难以比拟的疯狂，制造着多角恋爱的故事。毛彦文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于是在1935年2月9日在上海和66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了婚，时年33岁。天真的（或傻瓜）吴宓从来没想到毛彦文会走这步棋，在接到毛邀请他参加婚礼的电报后，他既感到被遗弃，又深觉自疚，长时间弄不清自己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是负心汉呢，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不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无动于衷，乃赋诗二首以自解。一曰：“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另一曰：“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自解诗是写了，但吴宓并不能“花开花落自年年”，“深心微笑了尘缘”。他毕竟长期真心爱过毛彦文，一旦失去，更觉珍贵。毛婚后，特别是1937年12月熊希龄逝世后，他又死死地纠缠着毛彦文，千方百计地乞求毛和他重归于好，但毛深知他花心难改，坚决不予理会。我认为毛彦文的这种决断是正确的，因为他在纠缠毛的同时，仍在积极地进行多角恋爱。人们看他当时的日记，常常发现他在一天之内和几个恋爱对象周旋。所以，即使毛答应和他重归于好，结果也很可能是不欢而散。吴宓一生总在追求女性，几乎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用情，并且为此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直到1953年6月他近60岁时才第二次结婚。他的继室名叫邹兰芳，是他兼任教授的重庆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她因父亲被划为地主，家境困苦，身受歧视，吴宓同情她、追求她，她崇拜、投靠吴宓。两相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天不假年，1956年她即病逝。吴宓对她还是很怀念的。他在她住过、睡过的一间空房的单人床靠着的墙上，贴了一张淡绿色土纸，恭恭正正地写上“兰室”二字。他每每散步时，总要久久凝望着远方她的墓地。他用餐时，总为她留一空位，摆设着碗筷。甚至看电影时，也多买一张票，为她在身旁留一空位。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他在和好友姚文青谈到邹兰芳时却又说：“非宓负初衷（他曾为追不到毛彦文说过决不再结婚），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论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即探怀出半身小照示余曰），不过如此。”你看这个吴宓，既然你这样怀念邹兰芳，为什么在好友前又这样损她、诽谤她呢？你和她结婚，究竟是基于爱情，还仅仅是由于老年孤独要找个性伴侣呢？从以上简述的吴宓一生的婚恋史看，有理由认为，吴宓绝不是好恋人、好丈夫，而是一个不合格的恋人、不合格的丈夫。

前言

序  言中科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叶笃正刘绪贻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和绪贻是清华同学，但在校时我们并不认识，因为我们在两个学院，我在理学院，他在法学院。后来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学气象学，他学社会学。但我们住在一起，因而就逐渐熟识了。一个人到了异国他乡，和本国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新国家，想融入一个新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熟悉新环境和新文化就需要花些时间。我们两人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快就都熟悉并比较快地融入美国社会了。我们两人都有很多很要好的美国朋友，当然也都有不少中国朋友。但是，在众多朋友中，能够彼此知心无话不谈者，唯有我和他。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就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看到的多是美国社会繁荣和科技水平高，想到的是中国如何学习它的自然科学，从而提高我国的生活水平。绪贻则不然，他用社会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他认为美国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之高是个果，它背后的原因是它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华盛顿以及华盛顿之后的一些美国杰出总统和精英人物共同建立起来的。他的这种认识比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深入得多。我受他的影响，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在美国我们两个都学得很好，都有条件留在美国享受优越的生活。但我们两个都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来了。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心。是赤诚的爱国心又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在两个城市工作，还是常常互通消息。绪贻回国之后在武汉大学任教授。上世纪60年代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另一个在南开大学），讲授美国史，并带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国史学者。同时，他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建人，对促进和繁荣我国美国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6年，现在仍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他的一生，除早期研究社会学，近6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批判并反对儒学糟粕外，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述颇丰（请参阅爱思想网站刘绪贻专栏的《刘绪贻著译总目》）。他的著作使国人对美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他和他许多的美国朋友相互交往，使美国人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绪贻的工作，对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讲到这里，不能不问，绪贻做了这样多这样重要的工作，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不能不想到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绪贻一生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人格和业绩，说明他深得校训的真谛，说明他是校训的忠实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这所大学有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合一而成的一种卓越的文化品质。绪贻自然深受这种文化品质的感染，这也是他一生工作的动力。欣逢绪贻口述自传出版之际，特写下上述几行字，作为一个老朋友的祝福。祝绪贻健康长寿，多为人民再作贡献。（叶笃正口述，周家斌整理）注：叶笃正，1916年2月生于天津，1948年11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年获得有“国际气象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气象组织奖”，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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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四”同行 　　                             ——读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 姜 弘（本文发表于《读书》2009年第12期）九十六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最近完成了他的口述自传。这本口述自传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讲述了刘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而且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写出了这一大转变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追求，以及许多相关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不是小说，却同样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那个时代，并进而领悟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中的某些因果是非。 书名“箫声剑影”来自清人龚自珍的诗。龚自珍在多首诗里写到箫和剑，抒发他的“箫剑情怀”；一种既沉郁苍凉又激越昂扬的情感意蕴。刘先生自幼爱读龚自珍的诗文，后来更是仰慕这位爱国的先觉者的思想和人品。既忧国忧民，又愤世嫉俗，这是大转变时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相距百年而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刘绪贻和龚自珍，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箫韵幽忧，剑气如虹。 在刘先生身上，确有这种看似矛盾的箫剑组合：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潜心学术与直面现实，已经著作等身却依然笔耕不辍，早就蜚声世界却始终只是一位学者、教授，不入庙堂也未涉世场，所获头衔和荣誉，全都是学术性的、民间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之说，我认为其中掩藏着一种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文化颓风日益蔓延之际，刘先生先后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一九四七年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九四八年的社会批评文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以及后来的美国历史专著。这都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对现当代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的探索与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放眼世界，要求一方面革除自身的弊陋积习，一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主张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呼唤民主、法治。刘先生命名所居为“求索斋”，以上所说的就是他的求索之路，这条路也就是“五四”之路。刘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从一九一九年入塾读书，到今年出版这本自传，中间刚好九十年，与“五四”九十周年同步。这九十年的历史包含了三个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的旧中国、旧社会；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七年”+“文革”时期；一九七九至二○○八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一条“之”字形的道路：第一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得到继承发展的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发生蜕变、逆转的时期；第三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艰难回归的时期。刘先生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和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也就是和“五四”精神同步。这本《箫声剑影》所记述的，就是他在“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求索的经历。 读这本书，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更促使我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索和重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五四”的认识问题。刘先生在书里并没有正面谈“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谈那以后的学生运动，但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无不与“五四”密切相关，他在那三十年里的成长、成熟和成就，都是在“五四”新文化潮流中浮泳前进而取得的。由此，使我想到了“两个五四”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两个“五四”、“五四运动”。毛泽东和胡适都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五四运动”，指的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群众运动，并以此为界标，区分历史阶段和两种文化的性质。胡适则不同，他认为“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206 页）。——二人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都认为有两个“五四运动”，但价值判断刚好相反，一个肯定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而否定那以前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一个肯定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政治性学生运动有保留。显然，这是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思潮。 “五四”时期属于一个大的时代，即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社会转型，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这一变局是外部挑战引起的，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上述两种思潮，就是应这一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应变之道，救亡之策：一个重在政治——革命造反，一个重在文化思想启蒙。这两种思潮对“五四”的界定和解说大不相同，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一个是文化的“五四”；它们提出的总的口号也不同，一个是“反帝反封建”（即后来的“反美反蒋”），一个是“民主与科学”；二者的目标和途径也大不一样：一个是要通过暴力革命以夺取政权；一个是要通过思想启蒙，促使中国人的觉醒以改造“国民性”。显然，一个旨在打败敌人，一个力求改造自身。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把二者混同，虽有所侧重，却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根本区别，更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的歧途（也就是鲁迅所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人们只看到表面上所打的“五四”旗号，所发表的赞扬“五四”的言辞，却很少人注意到同一旗帜和名目之下，竟然有极其不同、相互冲突的两种思想主张，两股思潮。 以往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在讲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全都着重谈论爱国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而左翼文艺运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一股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一种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肯定并改造了这股思潮，使之具有权威性。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各种读物，凡涉及“五四”和鲁迅的，基本上都是对这本小册子里的几段语录的演绎。如今年在八十岁以下的人，大都是受这种教育，从这类读物中了解“五四”运动的。他们读到当时的一些激烈言辞，结合对自身所处荒漠化的文化环境的感受，就自然会把荒漠化的责任推到“五四”先驱者的身上，说他们“激进”，“全面反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等等。这种误判，主要原因是不知道那个文化的“五四”，更不知道“五四”以后那三十年间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巨大成就。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的“考据学”——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学校和旧知识分子，如谢泳和傅国涌等所作的，特别是谢泳对西南联大和《观察》的研究。——刘绪贻先生就正是西南联大出身，又是《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把他这本自传与谢泳的研究著作对照阅读，当会相得益彰，更深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些人物。 刘先生讲述的，主要是他求学的经历：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然后是中学、大学，直到出国留学归来，这正好是“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新文化运动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当然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不可能是在工农兵中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其活动和成就，首先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和新闻出版事业上，体现在一届又一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和成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上——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一直到西南联大和《观察》，这中间的全国各级学校和各种出版物，才是新文化思潮和运动的主流主体之所在，应该从这里去辨识其性质和意义，评判其是非功过。刘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份个人经历实证材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的历史真相。 人们也许不曾注意到，今天正在实行的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二年的这种学制，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当年主持其事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这种新学制是对废除科举以后的“学堂”的彻底改造，除采用西方的分段式规定年限外，最重要的是：一废除尊孔读经，二教授新知识，这是“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化。 这本书里最精彩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刘先生对西南联合大学那段经历的记述和评说。他提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花了十五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七百页的西南联大校史：《联大——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进行研究。” 说到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刘先生概括为十个字：“爱国、民主、科学、艰苦、团结。”照他的解释，后面两项与当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间的合作有关。这实际上是前面三种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关键还是前面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爱国就是抗日救亡，民主与科学也就是“五四”启蒙精神，这不正是“救亡与启蒙”吗？西南联大的校歌里就有“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很清楚，救亡与启蒙紧密相关。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刘先生列举了那些大师级“人杰”的名单，同时也谈到了另一个方面；联大师生“教书、读书不忘救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在那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中，西南联大有一千多人投笔从戎，走上了战场，有的还为国捐躯，再没有回来。而更其不幸的是，不少人竟因此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坎坷以终。 由此可见，民主与科学，才是联大办学精神的根本之所在。说到民主，刘先生谈了三个方面：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贪污、腐败的统治。联大的教学不用统一教材，也没有什么“教学大纲”，而是由教师各自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各种见解，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左、中、右，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达到相当水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在课外演说。但同时也必须听取不同意见，接受问难，进行讨论——这不就是当年蔡元培在北大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吗？关于学校的民主管理，关键在选举，民主选举，而且是在教授中选举，各级领导全部是从教授中选举产生的，没有那种“外行领导内行”的领导。当时联大全校的专职行政人员不足二百人，其地位和待遇都低于教学人员。学生是自己管理自己，有学生自治会，同样是民主选举，更没有专职干部。总之，自主办学，教授治校，思想自由。 西南联大办学精神中的“科学”这两个字，是九十年前“五四”先驱者所倡导所坚持的现代人的精神、态度、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这种精神表现为尊重学术、尊重真理。为了学术和真理，西南联大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联大教师一般都不愿做官，而乐于在教学之余从事学术研究。联大师生不论贫富、资历、权位，谁愈有学问，愈掌握真理，谁就愈会受人尊敬，官僚和党棍，在西南联大难有容身之地。蒋梦麟虽然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他远不如陈寅恪、冯友兰、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更受人尊敬。 冯友兰先生所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有这样几句话：“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种精神，这种景象，这样的人物，这样的风尚，千真万确的存在过。在国民党统治下专制腐败的旧社会，大学校园确实是民主清廉之地，穷教授、穷学生确实是受人尊敬的群体，因为他们代表着民族的良知、正义和智慧。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的揭露批评，大都来自大学、大学教授，一些政府要员因此而下台。冯友兰的“谔谔”之誉是恰切的。 刘先生深情怀念他的老师，重点介绍了七位大师级的教授。他们都是引领青年学子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亦师亦友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那种“温良恭俭让”，fair play，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人类的文明的传承和积淀。刘先生用了六个小节分别介绍的七位教授是：陈达、吴文藻、谢冰心、潘光旦、费孝通、吴宓、冯友兰。我注意到，在这七位大师级人物中，刘先生给予潘光旦先生的赞誉最多也最全面：博学、济世、宽容、风趣。实际上，这四个形容词同样适用于其他几位：说博学，他们都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兼及文理；说济世，他们也都在治学和教学的同时，能直面现实，关心社会并勇于干预时政；说宽容，他们都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民主、平等地处理朋友及师生间的关系。至于风趣，当然是潘先生个人的性格特征、精神风貌。其他人也各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即使是比较严格、刻板的陈达教授，也有他高超的打猎技艺。事实上，这是那个时代的真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精神特征；在当时，平庸、自私、褊狭、乏味的人，是很难融入这一群体的。 刘先生的讲述，敬重、宽容之中是非分明。这集中反映在对潘光旦、吴宓的评述中。潘光旦先生真的是古今中外、文法理工无所不知的通才大家。更其重要的是，他的博学与济世高度统一：他一生所从事的多种学科研究，无论是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学，还是教育学、人类学、谱牒学，这一切种种，其目的全在于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步；而其中心则是人、人的素质，改善和提高国人的素质。虽然，他的某些观点，比如对妇女问题、婚姻问题、工业化利弊问题的看法，刘先生并不同意；他在一九五九年以后思想改造中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左”，刘先生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生平研习儒经太多太久、中毒太深之故，但总的说来、他的为人为学，是不能不令人赞佩的，是大体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 与之相对照，是关于吴宓和冯友兰的勾神摄魄的介绍。刘先生曾受业于吴宓，后来他们又是同事和邻居，但因吴宓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思想保守，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相互间并没有直接交往。但刘先生依然热情地赞扬吴宓在中西文学方面的修养，特别是在教学上的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和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等值得称道的种种。但也同时指出，吴宓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矛盾和奇特之处，违背常理常情，可以宽容也可以理解乃至同情，却不能像前些年一些论著那样，不加分析的一概称颂。——说到冯友兰，刘先生以冯氏自己的话“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来概括其学术成就，承认他的一家之言，还赞扬他的理论逻辑严密，自成体系，文风朴素流畅，能吸引人。但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认为冯氏的理论过“空”过“旧”，不能救中国，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冯氏的为人多“变”，在以往那样险恶的政治风浪中，能够随波逐流、有惊无险地度过一生，实属不易。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治学持论一如当年，完全符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既尊重对方，又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表达了他那反对儒学统治的一贯主张。这让我想起了以往曾不断受到批判的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以我的生命保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中，这种符合近现代文明的学术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形成，当然主要是在大城市和知识界，这是“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先生着重谈的是西南联大，但联大并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存在，而是一种典型，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界知识界的状况——在战乱年代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五四”精神，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先秦轴心期的诸子百家之后，有过两个思想文化高峰：魏晋六朝和明清之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应该是第三个这样的思想文化高峰。这三个时期都是“乱世”，又同时都是“盛世”——政治上的乱世，文化上的盛世。战事连绵，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民生艰难。但另一方面，王纲解纽带来了思想解放，文化繁荣，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前两个高峰——魏晋六朝和明清之际，早已有定评且早已成为历史常识，这最后也是最近的一个文化高峰，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得到承认的。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这段历史，这个高峰。 可以说，这是两种传统，《资治通鉴》所代表的是那种胜王败寇、治乱更迭的传统；这里所说的是与之不同的另一种传统，可称之为“改革开放”的传统。前者是政治传统；后者是文化传统。前者所显示的“一治一乱”的“天下大势”，被鲁迅归结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所寻求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前一种传统的主角、传承者，是转换中的“王”与“寇”；后一种传统的主角、传承者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如鲁迅所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醒的知识者的任务。”——改朝换代不等于改革。改朝换代是凭借暴力和谋略夺取统治权，改革则不同，是由人的觉醒所引发的对自由的追求。魏晋六朝、明清之际、二十世纪前半期，就都是由觉醒的知识者所发动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这三个时期的知识者都致力于两大任务：对内改革，打破儒家独尊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外开放，接纳异邦的思想文化——魏晋的非议孔孟、复活老庄，接纳佛教；明清之际的拒绝空谈心性，倡导经世致用，引进西方历算之学和耶稣教等等；“五四”时期的反对儒学和重视老庄墨释诸家，热情呼唤“德”“赛”二先生，走的是同一条改革开放之路，因而在几十年间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所不同的是，“五四”以后的这个文化高峰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重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了思想的主流；二是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发展中的现代大城市，形成中的公民社会。有了这样的精神和物质条件，知识分子才从那种“皮毛”关系中脱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新的社会群体，承担起引领社会不断改革前进的历史使命。作为个人，他们也才能有那种“谔谔”的胆识和风度。 刘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上审视、讲述这一切的，真的是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让人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了这一百年中的四股思潮和社会形态——古典资本主义、新型资本主义、极权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变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正是在这四种思潮和力量的影响之下，艰难曲折地走过来的。 这本书的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具体谈到了这条路的两端：一端是以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为基本特征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另一端是对内实行民主法治而对外扩张的先进富强的美国。当年那些坚持“五四”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同时也是在上述四种思潮之间，找到这条改革开放之路，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成绩也积累了经验。当然，这一切都是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和干扰才取得的。不幸的是，这些大师级人物和他们的学术成就，在接踵而来的历史大变动中，统统成了被扫荡清除的对象。后来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在“回归五四”“重新启蒙”的呼声中，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才逐渐被发现而受到重视。对照当年胡适提出的新文化运动的四项任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弄清楚了“五四”以后三十年里到底都有哪些思想学术成就，那些以“反思”的名义向“五四”发出的无端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 刘绪贻先生走过的路是和“五四”同行的，他们那一代人中有的就自称或被称为“五四之子”，如费孝通、殷海光等。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些人，了解这些人的人品和学术成果（而不是名誉地位），让他们知道：真正的“五四”，文化的“五四”在这里。 刘先生今年已经进入九十七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他要以百岁之身为百年沧桑作证，这实在是难得，也实在令人感动。现在他已经在接着往下写，而且是用电脑写。我们等待着，等着看这本书的续篇，看他在以后的地覆天翻历史巨变中，是怎样走过来的。                                      

内容概要

刘绪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罗家冲，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下半年起在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习社会学，1940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国民政府机关任职，1943年末考取自费赴美留学，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副教授，后升教授，是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之一。1949年作为进步教授，担任武汉大学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参与了武汉大学的接管。解放后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他著作等身，史论结合，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蜚声世界，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就是与杨生茂共同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被誉为“美国通”。美国总统老布什曾致函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

书籍目录

序言 叶笃正

前言 刘绪贻

第一章 家世

一、黄陂县与罗家冲

二、我们刘家来自江西

三、罗家冲的刘家

四、养育我成长的家庭

五、16岁前家居环境、家屋结构和家庭生计

第二章 半耕半读的童年

一、生而具有的优势地位

二、初受学校教育

三、幺舅妈

四、第二次随父读书及其他三次短期就学

五、在与时小学的经历

六、从非正规教育中学得的一些知识

七、藐视权势同情农民

第三章 初中时代：雏燕学飞

一、绛帐春风熏我这棵幼苗茁壮成长

二、一群益友

三、初恋

四、爱国活动和我的思想感情

第四章 高中时代：炼狱

一、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的两种办学方针

二、我在省高的学习

三、省高校友

四、高中毕业后的困境和思想斗争

五、开始刻骨铭心的恋爱

第五章 进出南京军需学校

一、进入南京军需学校

二、前途与爱情的矛盾

三、离开军需学校

四、准备投考清华大学公费生

五、我对清华大学与武汉大学高考试题的比较

六、告别周世英上清华

第六章 清华园里：大好年华近于虚度

一、对北平的最初印象

二、初进清华园

三、清华大学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四、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

五、1936—1937学年清华园的学生运动

六、大好年华近于虚度

第七章 珞珈山上：摸着石头过河

一、为了爱情，为了生存

二、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

三、回家过春节

四、回到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合大学）复学

第八章 心系国运守寒窗

一、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精神与奇迹

二、在蒙自分校继续读外文系

三、转入心仪已久的社会学系

四、毕业论文：《呈贡水利纠纷》

第九章 忆西南联合大学师友

一、重视实证研究、胸襟开阔的陈达教授

二、博学、济世、宽容、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

三、忆先师吴文藻和师母谢冰心

四、天助自助者——忆费孝通师

第十章 忆西南联合大学师友（续）

五、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六、“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冯友兰教授

七、其他名师众生相

八、同窗故事

第十一章 陪都岁月：撞“南墙”

一、带着遗憾与希望到重庆

二、新婚生活

三、在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

四、在工矿调整处

五、考取留美自费生

第十二章 硝烟弥漫闯花旗

一、天上掉下来的一点馅饼屑

二、满街神牛八双牙筷

三、见证了下流、偏见、恶意的并不愉快的航程

四、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五、关于美国的法治

六、短程的朋友

第十三章 芝加哥大学的学习与生活

一、适应期

二、战胜美国汉学家获硕士学位

三、师友情

四、“发乎情，止乎礼义”

五、震惊世界的学生杀人犯

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第十四章 留美观感：中美社会、文化之比较

一、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值得参考之处

二、美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那样发达

三、美国人尊重人的自然之性

四、美国人的富贵之道

五、美国的扩张主义

编辑推荐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编辑推荐：如您所见，这是一本口述历史作品，采用口述历史访谈的方式完成。所谓口述历史，按照《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作者唐纳德·里奇先生的话说，就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所谓口述历史访谈，同样按照唐纳德·里奇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

作者简介

书名《箫声剑影》来自清人龚自珍的诗。龚自珍在多首诗里写到箫和剑,抒发他的“箫剑情怀”;一种既沉郁苍凉又激越昂扬的情感意蕴。刘先生自幼爱读龚自珍的诗文,后来更是仰慕这位爱国的先觉者的思想和人品。既忧国忧民,又愤世嫉俗,这是大转变时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相距百年而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刘绪贻和龚自珍,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箫韵幽忧,剑气如虹。¬——姜弘《与“五四”同行》摘自《读书》2009年第12期

本书是百岁文化老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刘绪贻教授的口述自传，一个世纪的动荡人生和精神奋斗都浓缩于笔端，历经民国-抗日-内战三个特殊时期，在平实严谨的文字下面讲述的却是历史变幻的波澜与社会、民族、群体、家族及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刘绪贻是一个缩影，从他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风云变换时代中国学者的命运，尤其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披露了大量现代中国文化名人、政界名人的身影、性格、事迹，各种理想、主义和政治、观念的冲突让人感慨不已。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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