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章节摘录

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风景：两代人的相遇我可以说是带着“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的矛盾，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我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当时我又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长于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学就毕业了，但七十年代末又来读研究生。我的同学比我年龄要小七八岁，十多岁，而我的老师，例如谢冕、孙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艺理论的，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思孝。考试时，他来监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学读过的一篇课文：《永不掉队》，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大学教授当了战士，战争结束后，他当年的团长又来做了他的学生，都是社会的激烈动荡时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变化。我出现在学术界是八十年代，所以人们都把我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学者，而且因为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沾了他们的光，很长时期都被称作“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说自己没有中年，从“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跳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学术研究，就带有跨代的特点，它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文学观、学术观的基础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八十年代的学术训练，在学术眼光、观念与方法上都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就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批评：从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过于激进，是所谓“新潮学者”；从八十年代（更不用说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了）眼光看，我历史包袱过重，不能与时俱进，过于保守了。我自己却经常感到历史的尴尬，不过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吧。但我有幸遇到了王瑶先生。我在给研究生同学赵园的《艰难的选择》这本书写再版导言时，这样谈到“八十年代的学人”：“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更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过我的八十年代的学术生涯的，我常说这是历史对我的特殊照顾，或者说是补偿吧。那时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后余生的继承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的特殊风景——清晨，你起来跑步，会在北大图书馆前碰见坚持晨练的朱光潜先生。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会看见宗白华先生迎面走来，立刻联想起他的《美学散步》。还有一位拄着拐杖，凝视着湖面的老人，那是吴组缃先生。你从旁轻轻走过，不敢打搅他的沉思。你来到燕南园。三松堂的白皮松树下，有美髯飘飞的冯友兰；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声竟是那样清纯……当然，还有口衔烟斗，骑着单车，在校园中横冲直撞的王瑶先生……从“五四”的“学灯”（宗白华先生是“五四”四大副刊之一的《学灯》的编辑，是他最早发现了郭沫若；还有杨晦先生，是“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到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院（吴组缃、林庚这一代），到西南联大的火把（从老师辈的冯友兰，到学生辈的王瑶）：这是一批“五四”传统最后的见证人、继承人和幸存者。这是一次奇遇：先生们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第一次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而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将自己的学术传下去；而我们这一批学生，在“批判封资修”的环境下长大，在一片精神废墟上成长，现在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内心充满对知识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学术的殿堂。当时我们读书的劲头，用“发疯”来形容绝不过分，我们真像野牛闯进了菜园，吃不尽，嚼不够。老师忘我地教，学生疯狂地学，一方面想培养传人，一方面渴望接班，两代人的生命就这样相遇，相交，相融，这是一个历史的际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运，而且不会重复，是后代人难以想象的。“师朱法鲁”的学术渊源：而王瑶先生，因为他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他身上就有了更为强烈的“五四”传统意识，以及将这一传统传下去的自觉性。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子们曾经送了一副挽联，是陈平原起草的：“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气质的一个高度概括。王瑶先生对于“五四”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可以说他有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五四”情结。当我和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时，先生对我们最尖锐的批评，就是不管你们主观动机如何，你们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上移到晚清，客观上会导致对“五四”意义的贬低和否定。所以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现代文学的起点和终结，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我们来的。这样的师生之间的争论，是很有意思的。而王先生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主要通过两个中介：一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一是鲁迅。他的研究生同班同学季镇淮先生曾说王瑶先生是“师朱法鲁”，就思想与学术的传承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新加坡有一个学者叫郑子渝，曾经描述过一个他以为的精神谱系，说“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到朱自清，再到王瑶”，有一条发展线索。将朱自清、王瑶的思想、学术上溯到周作人，这可能不大准确，这涉及对朱自清、王瑶的理解，有讨论的必要。我们先来看王瑶先生对朱自清先生的看法。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孙玉石先生的一个回忆。孙玉石先生是王瑶先生的大弟子，是个有心人，有时把王瑶先生的话记在日记里，所以他的回忆就比较可靠，比较有根据。这是他记录的王瑶先生的话：“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闻一多先生受罗隆基的影响走上进步道路。罗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同闻一多来往很多，拉闻一多加入民盟。当时陈果夫到云南，来劝高级知识分子入国民党。冯友兰、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闻先生也为之心动。他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闻一多也就作罢了。闻一多牺牲后，许多文章都说朱自清先生受闻一多影响，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朱先生一直是支持进步的，‘一二•九’时曾多次冒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王先生由此出一个结论：“闻一多热情外露，他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几个阶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内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孙玉石先生回忆说：“说这段话时，王瑶先生是很激动的。这番藏在心底的声音，说明王先生不是为朱自清先生而辩护，而是在为历史的真实所辩护，在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辩护。”孙玉石：《他拥有绿色的永恒》，《王瑶和他的世界》，页13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我看孙先生这段回忆，更感兴趣的是王先生对朱自清的评价，说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这个看法和通常看法不一样。我们说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战士”，好像朱自清和“战士”是不沾边的，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学院派学者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王瑶师作为学生，对朱自清自有更深的观察与了解，他认为朱自清将“诗人、学者、战士”统一为一身，贯彻于一生，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与根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独到的见解，对我们理解朱自清先生，以及王瑶先生对朱自清传统的继承，都非常重要。王瑶先生晚年写过两篇文章悼念他的老师：《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可以说是姐妹篇，对两位恩师的为人与学问，都独有会心，很值得注意。其中有一个判断，就非常重要：他强调朱自清先生的新诗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的“现代化”问题。后来王瑶先生又主持他生前最后一个学术项目“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并坚持要把朱自清先生加入进去，也就是说，在王瑶先生的心目中，朱自清先生是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及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个学者和诗人。从现代化这个角度来肯定朱自清，这显然跟王先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最早在大学里面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他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对王瑶先生后来写《新文学史稿》，在体例、结构与方法上都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瑶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提到朱自清和鲁迅，但“他提起鲁迅的次数大大超过朱自清；谈到前者时所用的词汇和语气的分量，也要明显重于后者。——比如一再指出鲁迅的著述及其方法，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范例’等，谈到朱自清时，从未使用过这类词语”，结论是：在王瑶先生“自身的学术工作中，鲁迅也要比朱自清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记”。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王瑶和他的世界》，页441—442。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分析。王瑶先生对鲁迅的特别重视，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始终坚持鲁迅的“方向”意义。也就是说，他理解的“五四”传统，主要是鲁迅的传统。鲁迅对王瑶先生的意义，我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概括——“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的研究对象。王瑶先生尽管不是鲁迅研究的开创者，但却是1949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下，为维护鲁迅研究的科学性，促进鲁迅研究的学术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学者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更具有典范的意义。王瑶先生自己就多次指出，他是‘由于十分钦佩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才‘决定从汉魏六朝一段来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作为人的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战士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的影响可能是更为深远，也更为重要的。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骨’，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将鲁迅的精神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实现了‘做人与作文（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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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通读者（1）（作者：雄鹰）对于爱情，人们常常会说“一切随缘”。但是，不只是美丽的爱情要靠缘分来成就，我与钱老的友谊也是一位普通学生与一位长者因缘的结果。第一次知道钱老是在四年以前，那时我还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高一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当时风靡全国的《火与冰》这本书，书的作者余杰是钱老的学生，而书的序也是钱老所作。刚刚读完巴金的《家》的我狂热的崇拜着书中的觉慧，他对丑恶的憎恶、对美的热爱、对旧制度的反叛，对新理想的执著深深地打动了我。而对现实进行不断反思与批判的余杰则成了我心中的觉慧，我当时在厕所的灯光下听这位“抽屉文学”的创始人呐喊到凌晨，而他的老师钱理群则更然我肃然起敬。从此以后，我以疯狂的阅读余杰的新作的方式表达着我对钱老他们的热爱，但是，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与这位当代青年的精神偶像相识为友。2003年夏天我没能考入北京大学，在沮丧中放弃了做钱老学生的梦想，但从此我心灵的最深处打下了一个牢牢的结。不知不觉，半学期的时光倏忽即逝，我在大学的日子像高中一样忙碌，但多了份无助与迷茫。上课、吃饭、自习、睡觉……还有师兄师姐所谓多多关注自己前途的劝告……没有理想的生活是那么的黑暗与痛苦，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彻底迷失了自己。临近期末的一个中午，我突然发现中北楼后的海报上写着一个讲座的消息，主讲人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激动，歇斯底里。讲座是六点开始，为了能够占到座位，我四点半就来到了教室，十分钟后，整个教室已经爆满，我为自己狠狠的抹了一把汗。六点时分，钱老在几位学生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室。啊，原来他就是钱理群：矮矮的身子，圆圆的大头，高高的额头，和蔼的微笑，活像一位慈善的老寿星。看到许多人拿着笔记本请钱老签字，犹豫良久，我也拿着练习本冲了过去。那晚钱老讲了他对语文教育的一些“门外之见”，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深刻批判融化在流畅的讲词与诙谐的语言中，让人能够在思考中快乐，在快乐中思考。他不仅为新语文改革呐喊，还亲自到贵州的中学实验，这种说与做的结合让他摆脱了“学院派”的空谈而开始了实际行则更令人感动。钱老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座中无论是作为工具的语言还是字句后隐含的思想与感情，都让人想起先生的两句诗“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无情未必真豪杰”。对现实的反思因深入到实质而深刻，对教育的思想因归根到立人而人性，对现实的批判因落实到行动而实在，对人生的豁达乐观则更显出这位老人的可爱。钱老笑言：“如果死后我的墓碑上能够刻着‘这是一个可爱的人’，那么我就知足了。”一个历经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风雨洗礼，被发配到西南边陲贵州18年，又与鲁迅相伴多年的老人能够有如此的气度，既是一种偶然，似乎又是一种必然。不论如何，我第一次以一个膜拜者的身份看到了自己崇敬的钱老，内心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第二天，我买了一本他的新书《与鲁迅相遇》，然后把他的签名小心翼翼的剪下来贴在书的扉页，藏了起来。我已知足。6．普通读者（2）第一印象钱老就是一老顽童，虽然满头银发，但是圆圆的脸显得那么调皮。演讲中浑身散发的激情竟比年轻人都有活力。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活着的理由和活法》，活着的理由是我一直寻找的，不仅寻找自己的也寻找别人的，所以这个讲座很对鄙人胃口。钱老从鲁迅的说法讲起，人活着第一个理由为自己，第二个理由为所爱的人。然后生发开去，讲到如果失去了这样的理由怎么办，讲到文化根基的问题，又讲到当前社会的一对矛盾——城乡差距……洋洋洒洒，原定1个小时的讲座，竟然讲了2个多小时，再有交流提问，3个小时过去了。我去得晚，人又多，没有座位，在隔墙的窗外，一直站了3个小时。7．普通读者（3）（作者：柳哲）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有亲和力。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6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负责筹备家乡浦江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我于1995年7月份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张主任恰好是浦江同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我，就因这很偶然的因素，我结识了钱理群教授。96年3月，我一到北大旁听中文系的课程时，首选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教授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6年，我也似乎成了一名“钱理群谜”，凡是有钱理群的课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去听讲，有钱教授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记得我刚开始听钱教授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教授签名留念。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个布袋），总是那么忙忙碌碌，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道一声“钱教授，你好”，他也是那么一脸如来佛的笑脸向你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会，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钱教授，有一个大大的秃了顶的大脑袋，穿着也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教授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旁听、进修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我就不知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教授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也无不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我的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一个临时阅览证后，便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自由阅读报刊图书了。）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啊。我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那位旁听生手中。我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部辞职来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同学在北大的表现良好的信寄给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去年3月，我在北大发起创办网上《北大边缘人报》，并着手编著《精神寻梦在北大——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最近我已写信给他，希望钱教授作序，相信钱教授会有十分精彩的文章寄给我们的，我和所有得到过他帮助的北大边缘人都在真诚期待着。听钱教授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前来听钱教授的课，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的青年教师和教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和追求政治的旁听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钱教授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被他那磁铁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我在北大的6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困惑。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发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钱教授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教授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道路来报答北大的恩师们。8．普通读者（4）(希声)钱理群是北大著名教授，尤其擅长讲演，据说其在北大讲鲁迅，盛况空前，获得了许多莘莘学子的赞美。年初，我在汕头大学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有幸见到了钱先生，亲眼目睹了钱先生的风采。钱的弟子，也是北大教授的孔庆东回忆当年钱先生讲鲁迅的情景，不仅钱先生老泪纵横，而且据说是王富仁先生的女博士，也在一旁抽泣不止，看来钱先生的声誉确非浪传。9.普通读者（5）(高俊林)我以为钱理群的话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其优点与缺点都可以包含在这个词里面。因为真诚，所以在一切场合几乎都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性情：喜怒哀乐，任情而发；放言无忌，率性而谈。——我觉得钱理群那种不唯风不唯上的话语方式，倒是值得我们今天学术文化界的广大人士好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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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是一个北大精神象征，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标志性人物。现在北大第一神话和传奇，简直就是北大的圣人。除了老左派的政治批判之外，老钱在长江读书奖之前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敌人”。可以说，在北大内外，老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老钱是全国人民爱戴，北大师生膜拜，新左派簇拥，全国的知识分子敬仰的良师益友慈父兄长，简直就是一个神。——萧夏林（著名编辑）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孔庆东（北大教师）一个读书人而没有见识过钱理群讲课的魅力，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一位学生的生动描述也许可以多少补偿一点这种缺憾。钱理群的课堂上，从十几岁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再到六十岁，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到访问学者到外来游学的青年再到退休教师，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对于这么驳杂的听课者，钱理群具有一种非凡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不是靠演讲技巧，而是靠他的热情和真诚。这是掏心掏肺的讲课，讲着讲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心放在了讲台上。那些无缘跨入北大校园的学子，只要对钱理群的著作和学说有深切的感应，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他的心灵对话和精神探索。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说：“我跟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保持联系，除了台湾和西藏以外，每个省都有我的青年朋友。”钱理群总是十分认真地给每一位朋友回信。有一回一连写了70多封信，另一回一连写了40多封。越是来自边远偏僻地区的信，他处理得越是认真。对于钱理群来说，他从那些来信中感到了生命的活力和搏动，感到了这个世界对他的精神探索的认可和接纳，对于收到回信的人来说，则得到了来自自己所尊敬的学者的肯定、关爱和鼓励。那些被他的著作所震撼所感动的年轻人中，很大部分是在闭塞、穷困甚至贫病交加的恶劣环境中苦苦挣扎苦苦奋斗的有志之士。钱理群总是怀着温柔的感情理解他们、关爱他们并敬重他们，同时尽可能地对他们假以援手。有一回，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理群打电话说，自己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先生能够帮助他。钱理群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送到那个人手里后再打车回家。与钱理群保持联系的读书人，其实都是底层知识分子。他们身上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信息。钱理群对他们的关怀，一方面是他教学事业的延伸，另一方面，他是以这种方式“自觉地与当代青年，与自己　　的时代，与社会底层保持精神上的联系”（钱理群的话）。也就是说，他以这种方式促成自己成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钱理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为人师，他总是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教授是北大的教授，作为学者是北大校园里的学者。他常常强调，自己在北大的讲课，讲的是鲁迅精神，弘扬的是北大传统。在他的思想世界，鲁迅精神与北大传统是合一的。他求索、奋斗了大半辈子，所仰仗的就是此一底气。他将其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当然，还必须加上一点，面对这个苦难深重、积弊千年的民族，钱理群一直持守着启蒙的立场。不注重最后这一点，就不能完整地理解钱理群。——摩罗（大学教师）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教室，因为人多，有时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郑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

后记

我于2002年8月退休，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关注和参与中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外，主要的兴趣和精力还在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三本书或是学术普及著作，或为学术演讲，都还是“业余研究”，我的真正学术主业，花大力气写的主要是两本书。另一本就是刚收笔的这部《我的精神自传》，它纠缠我的时间更长：书的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是2002年3月至6月，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因此有“北大演讲录之三”的副题——“之一”是1997年下半年讲的《话说周氏兄弟》，“之二”是2001年上半年讲的《与鲁迅相遇》；书的下篇《我的精神自传》，是2005年应一位杂志主编之约而写，最初只准备写一篇文章就算交卷，不料越写越长，越写越认真，竟有了书的规模；2006年、2007年，又在朋友的催促下，将学生录音、整理的《我的回顾与反思》的讲稿正式成文，作了一些补充与发挥，还补写了几篇文章，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    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它首先是我的自传。本来，传记写作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传》自然是写传记的自觉尝试，而《与鲁迅相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其实也都可以看作是鲁迅、曹禺的精神史、生命史的书写。最近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对于钱理群一代人而言，最适用也最好操作的，就是传记学批评方法和心灵史模式。”①这大概有点道理，我自己也说过，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②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学术研究具有广义的传记性，是一种“生命史”的研究与写作。而不同于以往的著作，这回我写的是自己的传记，自己的生命史。而写“自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传统，胡适就是自传写作的鼓动者、倡导者，他还有过“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的浪漫设想。③那么，我在望七之年写自传，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过，我要写的自传，却并不符合胡适的要求。他在《四十自述》自序里，曾表示“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那么，他期待的是写“琐碎生活”的实录体的自传。④而我所写的主要不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而偏重于精神历程、学术生涯，不是用实录的方法，而偏于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我的自传，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次清理、反省和反思，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学术著作的一个自我解读。    为什么要作自我解读？这又和我的学术研究的两个特点有关。    我的研究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创造的欲求的。也就是说，我总是直面“内在于现实、历史和自我”的“问题”，到我的专业——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去作“历史”的追溯，并努力从中提升出某些“思想”的命题，以达到“现实一历史一思想”的互动、交融。而作为这些自觉追求的成果和体现的学术著作，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主要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问题意识是隐含其后的，其所提出的思想命题也大都点到即是，而且是分散的。这就需要通过“回顾”，既说明每一部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及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的问题的关联，又将其中的思想命题贯穿起来，形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回顾”的另一面，还有“反思”，即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受到现实制约的学者、知识分子，在面对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在有自己的时代的“发现”的同时，又会有所“遮蔽”，从而产生自身和时代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过“反思”，弄清自己的在特定时空下的学术研究，“发现了什么，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并且“将这些发现与遮蔽，放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实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又暴露了怎样的问题？置于当下现实中，又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反思本身就具有精神的价值，并且能够成为新的思考与研究的新的起点。——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所要做的工作。    我的研究还追求“自我生命和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获得不断深化，升华，以至新生。因此，我说过，在我这里，“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本书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传》，所要揭示的，就是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我的自我存在的追寻，我的自我“精神命名”。    这样，我就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读者了。这或许有助于你们读“懂”我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一起来解剖这个叫做“钱理群”的人，他的思想与学术，同时，也反思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然而我又担心，这会形成新的遮蔽，因为任何学术著作的实际内涵都是小于或大于作者自己的主观追求与预设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作者的自述去读其书，是危险的，不仅有可能被误导，也会妨碍作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读者的独立理解与发挥。而这样的独立理解与发挥，才是阅读的意义所在。    我的“野心”很大：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    我曾经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其实我自己最为倾心的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我的写作策略，是“拎起中间，带动两头”：因此，首先选择了“1948年”，考察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写了《1948：天地玄黄》。接着就着手考察1949年以后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旅。我没有按一般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上层知识分子，而关注被遗忘的，作为民间思想者存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相关的写作。同时又无法摆脱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诱惑。但又深知其难：一是缺乏距离，难以把握；二是身处其中，难于应对非学术的干扰。这就想到以自己的研究为个案，两个难题都好解决。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由于“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很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纵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可能是既具体有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这就是所谓“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①而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地选择自己的研究作“审视点”，是因为我属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在这段历史中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而我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显学”，它和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潮，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我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遮蔽、失误，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而且这都是自己所亲历，并渗透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就容易如一位学者所说，“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重新获得具体感”，而达到“复杂化”的理解。②——这样，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赋予了某种“典型现象”的意义。因此，我的研究的研究，就超越了一般的自传的写作方式，而有更多的分析，审思，以及背后的“时代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追问与反思。    和我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也有研究方法及学术叙述学上的自觉追求和设计。除了以上所说，以自己的学术作个案来审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是王瑶先生所倡导，我长期坚持的“典型现象”研究方法的新的尝试以外，我还设想过，请一批比我年轻的朋友，也即另一个时代的学者，对我的这些“回顾与反思”，以及所涉及的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问题作评点，包括批评和质疑，以形成多个视点，形成一种包含了思想交锋(不仅和我，也在评点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就将大大扩展本书的思考，并使本书的叙述进一步复杂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设想。我和一些年轻的朋友最初都为之兴奋不已。但操作起来却很困难，主要是这些年轻朋友都太忙了，我也不好意思用自己的著作去太多地打搅他们。最后，只有北大的贺桂梅君对《我的回顾与反思》中的第一讲《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作了详尽评点，我的贵州老友篮子君对《我的精神自传》作了部分点评，但我已经获益匪浅，现一一照录于相关部分的注释中，以形成局部对话，务请读者留意。我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作这样的尝试。    不知道有没有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还有兴趣提起笔来，评点一番？    2007年10月18日

内容概要

钱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生自北大出身，后来回到北大讲坛，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做教师真难真好》、《周作人正传》、《与周氏兄弟相遇》、《活着的理由》、《幸存者言》、《钱理群读周作人》，等等。主编大型丛书多部，其中以《新语文读本》影响最为广大。

书籍目录

上篇  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四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五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六  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  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  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九  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十  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下篇  我的精神自传

引言

一  历史的中间物

二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三  幸存者

四  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五  真的知识阶级

六  思想者与实践者

七  漂泊者与困守者

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本书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被《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十大好书。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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