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与新说》书评

不知真假的往事

那些有争议的往事，作为不了解的我，不知道真假，无法判断，只能对这些暂时悬置起来，或许以后时间能告诉我们，或许过不了多久自己能够判断。对于那些真的，感人的历史，读完之后，是一种享受和思考。

辩诬与清白

这本书的初衷，无非是想还历史一个清白，强调在那样的年代，知识分子之独立人格被剥夺， 是人间最大悲剧，借此，宗璞为父亲做个辩解：冯友兰是为时代所裹挟，亦是身不由己。我倒觉得，全无必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冯老有缺点，有失误，或者被迫不得已，历史都会给他公平评说，由女儿来百般解释，纵有足够的道理，外人亦觉得说服力大打折扣。那一代学人，确有自身的悲剧。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想要好好研究，却又遭遇战乱，流亡、奔走、呼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饱含热情去工作，准备奉献人生最后的时光，却不料又有更大的灾难，被归类，被表态，被纳入……如李敖所说，人心大好，时代却又大坏。我们，现在去苛求他们，多少有些说不通。至少，他们不曾害人，最多只是违心地讲了几句话，不顾现实，而站在道德的顶峰人批评和辱骂别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宗先生的行文，流畅细致，但又有吹捧之嫌，动辄说父亲的光辉业绩，这总不太好，避嫌是亲人该做的事。还有，动不动就“冯先生”多少让人觉得别扭，直接称父亲比较好。文中对于何兆武的批评，堪称全书中的亮点，用事实说话，胜于一切辩解。前提是，也允许对方说话。

一人一史

三天读毕此书，感慨良多，宗璞先生的感情真挚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我。点点滴滴的亲情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让人不禁有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解的同情。一个女儿对老父浓浓的亲情我相信会打动每一个为人子女的人。有人说本书是为亲者讳的回忆标本，对此我不敢苟同。“讳”是有意的隐瞒，而宗璞先生并没有隐瞒什么，她所见的父亲就是如此，她只是如实追忆她心中的父亲，无丝毫隐瞒，怎称是“为亲者讳”？本书中李真先生批何兆武先生的文章我是最看不上的，何先生的上学记两年前我也曾拜读过，不似李真先生所说的“满纸荒唐言”真实的客观历史只有一个，但由于我们的观察角度不同，理解角度不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部主观历史，这部历史不可能与客观历史百分之百相同，但它不是臆想，它是活历史。正如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每一个水洼都有不同的映像，历史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只有一个客观事实，但其被我们捕捉的结果就是一人一史。我们既不应该胡批何兆武，也不该妄评宗璞。读者从他们不同的记述中寻找自己心中的冯友兰即可，真实的冯友兰会慢慢走近每一个读者。我相信，正如宗璞先生所说“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我个人认为冯友兰先生是一位一流的学者，但他做人上确有不足。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先生在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时，文题为《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大节不亏就意味着小节有亏，真话不全说的季先生委婉表达出了这层意思。冯先生的学术地位与陈寅恪先生可能难分高下，但月旦清议之所以扬陈抑冯也就是因为个人小节了，陈先生的伟大不仅仅在学术上，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修养，一种面对苦难的担当。冯先生是学术权威，地位尴尬，其滑稽检讨也还算有情可原，可是陈先生也是学术权威，他所展现就就是铮铮铁骨。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也许就在时代大变动的背景下才能完全显现。三天阅读在我脑中的映像便是这些了，希望大家对我这一史多多批评指正。

冯友兰的委屈与尴尬

冯友兰的委屈与尴尬柳已青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哲学思想自成体系，其人其作，深刻地纠集在历史和现实之中，他给后人留下诸多话题。“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这是冯友兰之女宗璞在《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一书中所说，如果不知他们的父女关系，还以为作者置身事外，冷静客观的评说。事实上，这本书，具有双重的特质——文学作品中的细腻情感和学术作品的冷静理性。由于宗璞的身份，一为作家，著文温婉感人，写冯友兰家庭中琐屑而有意味的小事，写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的亲情之舟（几篇悼念亲人的文章感人至深）；一为学者，试图在历史的背景下，走进冯友兰的内心，一方面对他历史选择和时代困境作同情之了解，另一方面，面对批评、诟病乃至非议，显得小心翼翼，不得不为“冯先生”辩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作家身份，学者身份，都抵不过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这一身份，“父亲很幸福，父亲很委屈”，冯友兰的委屈、内心的苦闷、尴尬也只有家人才能感受到。不论宗璞钩沉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的旧事，还是描述冯友兰在晚年重写哲学著作的新说，一个父亲，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冯友兰，一位哲学家，笃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毕生的经历和心血构筑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都呈现在读者眼前。不大为人所知的冯友兰，“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的空间，委曲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鲜为人知的冯友兰的侧面，让我们对历史和人生，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体悟和反省。学者们年事已高，总希望传授所学，解放后，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冯友兰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哀：“家藏万贯，膝下无儿。”无独有偶，陈门弟子众多的陈寅恪也慨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显然不是学者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几次检讨都没有过关，金岳霖和周礼全去看他，“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金岳霖说罢，一时情急，两个大哲学家竟然相拥一块，抱头痛哭。“文革”中，冯友兰在手术后，腰间挂着尿瓶，被人打倒在批斗台上，游街时接连摔跤，还要继续走，那时他已经七十一岁。张岱年针对冯友兰的处境说：“在那种环境下，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在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1972年，冯友兰给从美国回国访问的王浩（西南联大时期冯的学生）写了一首诗：“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冯友兰的变与不变，“他的根本思想是爱国，他的指导思想是爱国”。1985年年底，冯友兰过生日，邀请北大的老人梁漱溟参加，梁来信说，因足下谄媚江青，拒参加寿宴。后来，冯友兰在宗璞的陪伴下回访梁漱溟，消除误会。宗璞对梁漱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指责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这本书收录了几篇具有史料价值的冯友兰旧文，除此之外，所收录的文章澄清事实，倾诉亲情。有多篇文章是澄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冯友兰的“不实之词”。冯友兰对哲学“欲罢不能”，宗璞在面对指责冯友兰的文章时，也是“欲罢不能”。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在特殊年代经历的那些遭际，可谓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冯友兰的委屈与尴尬是历史的伤疤，浮沉有遗憾，俯仰无愧怍，人生有四境界，他已经脱离了功利境界，达到天地境界。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书赠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一条幅：“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先着鞭。”宗璞在《散失的墨迹》文中认为这“应是自作”，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作。这首诗言明陆游“扫胡尘”、“靖国艰”抗击侵略者之心曲，书录给好友，寄寓了冯友兰对抗日的爱国之情。

这样的父亲，那样的冯友兰

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代，躁狂的年轻人给她头戴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大书几字：“冯友兰的女儿”——这个给她无限浸养和荣光的身分——何时何故就成了她的罪名了呢？据宗璞自己回忆，当日回家如果手上有安眠药，肯定就赌气全部服用了。后来转念一想，是冯友兰的女儿有什么罪？没错，冯友兰何罪之有，更遑论其嫡亲女儿！如今看来，幸好宗璞老人按捺住了满腔悲愤，否则，时至今日，她也不可能有机会在《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一书中为其伟大的父亲正名，说上几句。中国学界，像冯友兰先生这样学富五车、治学严谨之人，往往容易招人妒忌，屡惹非议。放眼人生不过百年，厚不过如一册绵薄的书，真正读懂自己的又有几人？即便是有幸得遇几个知己，在这其中，又怎少得了和自己有着血缘之亲、朝夕相处的女儿？因自己出版过关于某位名人生平的传记，又加之平素喜好研究、点评此类作品，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感受他者的人生豪迈。读《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让我不禁想到了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而拍摄的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中而创作的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这样”二字中该包含着多么深远的意境和饱满的感情，也在含糊其辞间，就把人放置在了某个类型的圈子中。“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若不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到这样的称呼还以为是冯友兰的某位同僚或旧好对他的评价，绝难料想是出自一个疼爱、尊崇父亲的女儿之心、手。无论在别人眼里，父亲是“那样的冯友兰”，宗璞并不想过分争执，免得落个偏袒之名。在各篇文章中，习惯于称他“冯先生”，只是偶在情到深处时，仍然忍不住还是称呼他一声“父亲”。冯友兰先生这一代学人都是极其卑谦自恭，恪己崇德的，那深受其教化的子女自然也不会过分张扬、跋扈。更何况，宗璞自己也是满身的学人风格，话说到什么程度，自然要忠于事实、忠于历史。父亲在整个学术史中该摆在什么位置，她其实不好妄加评说，好在有一杆秀笔，至少能抒发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殷殷之情。人生的功过是非，终究是无处告解的，旁人能在她朴素的字句间见到一个家常的、一个被“人化”而不是被“神化”的冯友兰，也不枉费她在自己已进耄耋之年，动笔写下这些冷静而深情的回忆文章。严格地来看，这本薄薄的集子并不是为父亲歌功颂德的回忆录，里面还集录着宗璞对母亲、小弟的悼念之文。从那些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之中，或许能更深地感受到冯友兰何以成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友兰一生致力于洞察人生要义，修成波澜不惊的境界——无论家人做的菜咸淡与否，无论在美国遇到交通状况让他几乎亡命他乡，他都是云淡风轻地宽慰身边的家人，绝不会给任何人压力。甚至在陪伴他晚年多时的女儿宗璞看来，如此深绵宽宏的涵养绝非寻常人所能练就。所谓见微而知著，冯友兰可能未必是最完美的学者，可他在女儿眼里是完美的父亲，他对于国家命途的殚精竭虑，对于事业的孜孜以求，都深深地影响着女儿，也让女儿由衷地热爱“这样的父亲”。她称呼他为冯先生，除了念及他先于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她生命的血脉之源，同时，也像一面烈烈旗帜，让她有了一生的学习榜样。

《旧事与新说》：“旧邦新命”与家国梦忆

一九八二年冯友兰先生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隆重的授予仪式结束后的招待会上，曾数次到中国、《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卜德先生，对冯先生以及陪同赴美的宗璞女士说：一九七八年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那年他两次到北大，都未获准来见冯先生。他确曾写过一信，说既然如此，他永不再来。如今逢此盛会，彼此感动可想而知。这件事后来被宗璞女士记录在回忆此次访美历程的文章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在万物解冻的复苏期，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成为社会主流的声音，书店里开始重新出现新印出来的西方名著，很多今天已经为人父母的一代人刚刚出生，即将缓缓度过自己漫无边际且对历史完全陌生的童年、少年，他们搅动未来社会思想、文化潮流的面目尚未分明。卜德先生当时在北大的遭遇，不难使我们看到那时冯先生的境况。在学术观点长期受到全面批判、生活和工作受到审查的岁月过去之后，看起来仍然活的很艰难。“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冯友兰先生在高龄凭借超人的毅力，靠口述和记录完成了全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他写完这最后一部大书之后对宗璞女士说的话，背景是宗璞女士当时正在创作四卷本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因为她身体不是很好，于是开始担心自己能否最终完成这个写作计划。曾经有朋友和我讲到，真想不到像《野葫芦引》这样老派小说，在今天也能有很多读者。这之前不久，《野葫芦引》系列第三部《西征记》刚刚出版，那些曾经读过“南渡”和“东藏”的读者，一时间重又聚首，对小说未来的价值认定和各方讨论又开始出现在各种读书版面上。丝毫不怀疑这部小说将来的位置的，大有人在，笔者便是其一。小说最初打动读者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很明确，就是语言，其次是人物表达感情时的含蓄。这是中国人很“中国”的典型特征。我相信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的血不会因为社会的巨变而全然消散，它们肯定流传了下来，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读像《野葫芦引》这样的小说，有某种潜意识复活的感觉，他们会说，这才是中国人，这才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但是笔者是个有偏见的读者。听说冯先生仙逝后，宗璞女士曾经写作了大量回忆父亲、回忆老清华，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回忆父亲的文章，以及对“冯学”研究的推动，对冯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研究，倾注了她太多的精力。我私意以为有些可惜，因为以宗璞女士的身世和经历，她似乎应该将眼光从冯先生的背影投射到那一批学人，将联大风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因为别人只是对着字纸的史料，而她却是历史的亲历者，是千百个真实经历国难维艰的家庭中的一员，也曾书香门第，也曾草木人家，这个视角别人无可比拟。而现在，在这本《旧事与新说》中我终于读到了这些用力写就的纪念文章了。书中收录了写于不同时期宗璞女士关于冯先生、关于老清华和联大的回忆文章。当我翻阅这些或远年或近切的文字时，好像渐渐明白，宗璞女士的历史研究成果就是那部《野葫芦引》，而不是学术论文。研究著作或许可以把一个人物带回今天，叫人们想起他；而要想重现一个旧日世界，只有小说才能办到。宗璞女士的眼界正是用历史感去打量那一代人，她说：“父亲那样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又说：“我崇敬我的父辈那一代人，不必列举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精神和祖国的江山同在。（第八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旧邦新命：冯友兰与西南联大”书面发言）”“旧邦新命”的提法，见于冯友兰先生为联大纪念碑所作的碑文，是先生一生的奋斗所在。其具体内涵，冯先生曾解释说：“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宏大的文化，这是旧邦；中国一定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并世之先进，这是新命。（《三松堂岁暮二三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话仍然是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时代使命，——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依旧沉重，他们的历史负担依然沉重，“旧邦”之进步缓慢，“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西南联大今天成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传统。正因为此，那一代学人在他们当年的遭遇和奋斗，才使后如此人念念不忘。同样令人感慨的，还有历史对个人的评价。冯先生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的仪式答词中说：“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来要做的事。”寥寥数言，勾勒了先生这些年的感受。追寻先生的思想历程和人生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困境和超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此为人尽耳熟能详的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经典《匆匆》。很多年过去，宗璞钩沉记忆时说，“在荷塘月色中漫步的朱先生已化成一座塑像伫立在荷塘月色之中”。冯先生仙逝之后很久，宗璞女士还能在信箱里收到署名写给冯先生的信件，有的是消息闭塞，有的是追慕先生而刻意写的，因为认定这样的人物和他的精神必定长存。每当这时，宗璞女士都很慨然。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一声叹息，不仅可以看作对冯友兰先生那一代人的追慕，也可视为对那个风华年代的追慕，因为时光流走之后便不会再回来，有的时代可以复制下来，依靠今天的经济、科技投入予以重现，有的时代永不可重现，因为那些人都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那样的人了。2010-5-17

冯友兰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那一代学人经历过很多事情，如南迁，抗战，内战，反右，文革等等，我们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现在凭借纸上获得的一些信息去评论他们有时候是有失公允的。不如，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象，在求全责备之中，多一份宽容。

这样的父女——评《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

——谨以此文纪念冯友兰先生逝世二十周年风雨飘逝，时光流转，冯友兰这颗中国哲学史上的熠熠大星，永远地离开唐河祁仪，离开燕南园的三松堂，离开浮躁多事、喧嚣连天的学界，已然二十年矣。我有时在想，冯友兰，其实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例，存在于世间，存在于薪火相传的历代学人心中的。冯友兰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冯友兰又是一个许多人欲说还休的话题。在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友兰；谈起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惟一绕不过去的人又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是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好在还有宗璞在，还有宗璞的这本《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在，让我们遥念冯友兰的时候，在内心里，也有了些许的安慰。在这部集子里，宗璞无意为父亲“争”些什么，她不过用充满殷殷深情而又素朴真挚的笔墨，还原起一个真实的冯友兰。这个冯友兰，是家常的，是温暖的，是让人动容的。在河南南阳，说起唐河祁仪的“冯氏三杰”，整个南阳都为之骄傲，对形成南阳“文风盛、出人才”的优良传统，起到了引导作用。冯友兰兄妹三人，其妹冯沅君（淦女士）是一代才女，与冰心、庐隐比肩，是受过鲁迅称赞的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其弟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中科院学部委员。而学界所称颂的冯氏“一门亲属传佳话”，说的则是冯家的引领风骚的亲属们。建国之初，冯友兰曾与自己的岳父、辛亥革命元老任芝铭，以及外甥女、著名演员孙维世一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代同堂参政议政，实属罕见。冯友兰的堂妹蘘兰是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的夫人。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史家任继愈，则是冯景兰先生的女婿。冯沅君的夫君陆侃如，是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家。在中国近代史上，能与冯氏相媲美的家族，估计不会太多。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得以传承如此深厚家学渊源的宗璞，曾以《红豆》、《弦上的梦》、《三生石》、《野葫芦引（系列长篇）》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闻名于世。而宗璞创作的大量散文，如《报秋》、《紫藤萝瀑布》、《哭小弟》、《三松堂断忆》等，也深深打动了几代读者的心。这位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南开、清华诸名校的才女，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在宗璞的笔下，历史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却深深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与精神创伤，那种浸润在文字之下的柔性的书卷气和文化质感，让人读来荡气回肠。在这本集子里，宗璞用一篇篇散文串接起对父亲的景仰与思念，也对父亲那一代学人做了认真的思考。这本看似有点凌乱琐碎的集子，其实贯穿起来，就是一个鲜活生动，人情味十足而又洞察人生要义，淡定从容的冯友兰的侧影。《向历史诉说》、《心的嘱托》、《他的“迹”和“所以迹”》、《冯友兰：蜡炬成灰泪始干》等众多凝血滴泪的文字，不仅仅在写冯友兰，写冯友兰的经历，也在写一代学人的坎坷人生和心路历程。冯友兰那一代学人，大都卑谦自恭，恪己崇德。冯友兰本人也多次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的一句名言以自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良好的期许总是伴随着种种艰苦的磨难。历次政治运动，历次学术外的“大批判”，诸多强加于身的不实之词，怎能不让一代哲学大家心酸？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从我所学的专业中，以及大量阅读中，我知道，那个人神共愤、黑白混淆的年代里，正常的学术研究也变得不正常，人心向善的一面消失殆尽。在诸多的批判声中，那些很多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者，其实也在玩着玩火自焚的游戏。那个时代下，服从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绝对的，这本身也是那代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有论者认为，冯友兰“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的空间，委曲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对于历史和人生，深刻丰富的体悟与反省是必要的，但要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往事不可鉴，来者犹可追。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学术水平、道德操守能和冯友兰相若者，又有几人？由此遥想几十年前的历历往事，一切似乎都可以烟消云散。冯友兰对国家命途的殚精竭虑，对事业的孜孜以求，都深深地影响着女儿，也让女儿由衷地热爱“这样的父亲”。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八十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一百五十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十五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四个月，他便安然而去。冯友兰的坚韧执著，也给了宗璞极大的影响。《东藏记》写到一半，宗璞眼疾治疗失败，不能再持笔写作，她的情绪一度消沉，夜晚披衣而坐，“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两年写成《南渡记》，七年始成《东藏记》，虽未失明，却不能阅读和写字，写作全凭口述。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早在1950年代，宗璞就怀有一个心愿，想把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东藏记》，荣获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宗璞勉力完成这部小说，也是为了告慰父亲。我想起了冯友兰曾经写的一首诗里的句子：“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宗璞与冯友兰，这样的父女，这样的学人，让人在思索中间，不禁唏嘘。我辈作为后学与乡党，感念之中，总想写下点什么，可是，“有限的文字总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感情，只能是以心传心”，倘能如此，也就够了。2010年7月31日曦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