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底线》书评

药

人们总觉得药是个好东西，生病了吃点药就药到病除了；没生病也应该吃点药（补药），可以预防疾病、益寿延年、长生不老——现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药品的市场也越来越大；甚至年轻人也讲究这个了，为了健身、瘦身，为了补充营养，为了心理健康，一个个不吃饭，天天吃什么药片，补这个补那个，都补得跟小鸡仔似的——甚至说一个人坏透，就说他是无药可救了。想来，这个“药”是能救人的。当年，鲁迅也写过一篇《药》，而他的药当时救不了华小栓，现在看来也救不了中国人。先生弃医从文，学医，是为了研究医人肉体的药；从文，是为了研究医人灵魂的药（文字）。然而，我们也知道，是药三分毒，“药”，既可治病，也可使人丧命。……德里达在《柏拉图与药》中，就把书写比喻成“药”，他引用了《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讲的一个故事：说埃及的瑙克拉提地方住着一位这个国家的古神，叫塞乌斯，他发明了很多东西，包括数字和算术，天文学，还有跳棋什么的，尤其是他发明了文字。当时的国王是萨姆斯，塞乌斯就来到萨姆斯这里，把各种技艺传给他，要他再传给所有埃及人……塞乌斯给各种技艺一一做解释，而国王就依据自己的好恶做出褒贬。当说到文字的时候，塞乌斯说：“大王，这种学问能够使埃及人更加聪明，能改善他们的记忆力。我的这个发明可以作一种治疗，使他们博闻强记。”……德里达想说的是，在这个对话中，塞乌斯把文字称作治疗用的“药”，将它呈献给国王，文字的价值由国王来确定。但是国王不认识字，这种无知显示了他的权威，国王不需要文字，且有足够的权利贬损文字……这里，“文字—造字者—国王”三者关系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不需要再借助德里达，我们需要自己将这种关系进行延伸和分析。这种延伸和分析体现在两点：其一，“文字—造字者—国王”三者关系可以理解为“药—制药者—受众”的关系，制药者不一定是医生，而受众也不一定是病人，于是，药的权威在受众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而实际情况是，受众普遍自甘沦为“病人”（况且他们没有贬损“药”的权利），而制药者也都乔装了一副医生的嘴脸。其二，“文字—造字者—国王”三者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知识—知识分子—权力”的关系，国王有足够的权利贬损文字，“权力”也有足够的权利贬损知识，或者说，所有的知识都不过是为了进贡给“权力”，谄媚罢了，如同造字者把文字献给国王；而这里，“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显得很尴尬了，一方面，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知识的生产者，另一方面，即便知识分子能够生产“知识”，他们也不过是间接沦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思考当然有福柯的影子，而这种思考也颠覆了自己早先的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会从培根那里得知——“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主要还是权力），进而得知“无知也是力量”；现在我总算明白之前的错误了：国王的无知显示了他的权威，同时显示了他的力量；而“力量（权力）就是知识”（知识是权力的贡品）——并非知识就是力量——于是，无知也就是知识，同时显示出力量。当然，无知比知识更有力量。……最后，我们再一次回到“药”上面，苏格拉底借塞乌斯之口把文字比作“药”，而自己终于死于“药”（毒药），可见，国王对文字的贬损，一如他对药的贬损；而我们没有权利贬损“药”，治病也好丧命也好，一如我们没有权利贬损“文字”，没有权利贬损“知识”！2010年4月22日选自《隐喻的疾病——千字文选集》

饭前甜点

上一次读《围城》差不多初中一年级，有十年了吧。而这十年间，我从未再读过，只偶尔想起一些段子，会翻出来求证——我想这种小说，只可做饭前甜点，好吃亦好嚼，但不宜多吃，一是吃不饱，二是容易发胖，想来还是《管锥篇》适合正餐。今次也是这番。读牟宜之旧诗，“柔情莫把仇雠忘，清酒且将块垒浇。”，想想近代做旧诗的里面，谁的格调最高？还得是“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的董斜川，于是，好容易借来一本被翻得棱角零落的《围城》，找到董斜川处，一路读来，甚有意思，想是又有几年积淀，面对钱老典故的驳杂、讽刺的巧妙，更能心领神会吧。老是觉得知识分子总是要不一样的，应该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不苟言笑，再不然也得儒雅庄重；而以前也特羡慕所谓的文艺沙龙，风姿绰约的女主人，各类精英济济一堂，侃侃而谈……钱老的妙处在于四十年代就搞“解构”了：也是学人餐桌，也少不了诗歌、哲学、文艺，也少不了顾盼神飞的女人，而钱老笔下，此番人等，不是相互作践便是相互吹捧——“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知道这恭维不会满足自己，仿佛鸦片瘾发的时候只找到一包香烟的心理。”——聊天也是离不开“食”、“色”这两个圈子，无聊无趣无耻，可见一斑。……“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这句“名言”不知引来了多少后学会心一笑。想想，这个理论延伸开，还可以说：只有搞学术的敢说自己在写小说，没有写小说的敢说自己在搞学术；只有搞形而上学的敢说自己在搞文艺批评，没有搞文艺批评的敢说自己在搞形而上学。我想起了作为钱老的后学，真正开创解构主义的德里达，而他最为学界诟病的就是所谓“以文学批评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他当然坚决反对用“审美的”来描述他的作品，然而这件事本身就很“解构”，很吊诡。更解构的是，我最近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德里达的底线》，或许是国内仅有的比较全面的探讨德里达的著作了。作者陈晓明，却是中文出身，正宗搞文艺批评的。我不是说搞文艺批评的不好，况且现今也没那么多顾忌，谁说搞文艺批评的就不能搞形而上学了。我只是不那么喜欢用这种“文人”式的研究：文人很容易审美化，写诗要格律化，写小说要脸谱化，搞研究也不那么逻辑、不那么调查统计或实验数据，而要“格式化”，讲究谋篇布局和起承转合，这是其一；其二是，文人很容易陷入“情绪化”，对某人大发议论，用尽所有褒义词或贬义词，叙述事件也要细致到早上出门有没有刷牙洗脸……德里达，我想还不至于只会搞文艺批评——当然，他搞文艺批评肯定不会差——只是，“文人”式的研究，虽然很“解构”，却终究是饭前甜点，不宜多吃的！2010年4月3日选自《隐喻的疾病——千字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