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读本》章节试读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234页

友谊作为生活方式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236页 - 友谊作为生活方式

现在是我们提倡一种同性恋式的禁欲的时候了，它将使我们修养自身，去发明一种现在仍然不可能的存在方式。
我们自己必须避免单纯的性的交往和恋人之间的身份融合这两种简单的形式。
“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产生一种文化和一种伦理。
“成为同性恋”，不是去认同某种精神特征和可见的同性恋表相，而是尽力去界定和发展一种生活方式。

《福柯读本》的笔记-自我书写之笔记本 - 自我书写之笔记本

书写，作为阅读活动中的积累方式，收集阅读感想的方式，是一种与有着巨大缺陷的犹豫不决相反的理性训练，无穷尽的阅读会促成这类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定义是，在面临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时，精神动摇、注意力分散、观点与意愿发生改变，因此，它是一种弱点。它的特征是，使心智转向未来，使心智对新奇的思想感兴趣，并阻碍心智在已知真理的获有过程中为自身提供固定点，个人笔记本的书写，通过固定的、已获得的要素、通过一份对过去的建构，以抵抗这种注意力的分散。可以说，返回过去或退回过去都是可能的。……个人笔记本贡献了一种手段，人们籍此能把灵魂对未来的关注分开，将灵魂重新定向为对过去的沉思。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337页

然而，人们也会看到书写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联系着思想训练。一种采取线性“系列”的方式：它从沉思发展到书写这一行为，再过渡到赤身训练（gumnazein），即在真实情境中进行训练和磨练——一种思想劳动，一种经由书写的劳动，一种现实中的劳动。另一种是循环的方式：先是沉思，后是笔记，笔记促成了重读，而重读反过来再一次地发起沉思。无论如何，不管练习过程以何种方式进行，在整个练习所引发的过程中，书写构成了一个基本阶段：也就是说，将那些公认的、被认为是真实的话语塑造为理性的行为准则。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337页

然而，人们也会看到书写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联系着思想训练。一种采取线性“系列”的方式：它从沉思发展到书写这一行为，再过渡到赤身训练（gumnazein），即在真实情境中进行训练和磨练——一种思想劳动，一种经由书写的劳动，一种现实中的劳动。另一种是循环的方式：先是沉思，后是笔记，笔记促成了重读，而重读反过来再一次地发起沉思。无论如何，不管练习过程以何种方式进行，在整个练习所引发的过程中，书写构成了一个基本阶段：也就是说，将那些公认的、被认为是真实的话语塑造为理性的行为准则。
是在《自我书写》那章，谈论了目的在于形塑自我的两种书写：个人笔记本和通信。
前面那人注销了，回复不了，誊写之。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235页 - 友谊作为生活方式

“就我的记忆而言，想要男孩子们就是想要和他们发展某种关系。这对我来说一直就非常重要。不一定是以配偶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男人和男人如何才能在一起呢？如何生活在一起，共同分享他们的时间、食物、房间，共同分享他们的闲暇、忧伤、知识和自信？在制度性的关系、家庭、职业和应尽的同伴友情外，男人之间如何赤裸相对呢？那是一种欲望，一种不安，一种很多人都有的不安的欲望。”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15页 - 僭越

对上帝之死和主体之死（性）的审判。所谓上帝，不过就是在完全低俗的存在中、在恐惧和不纯洁中，并最终在虚无中对上帝的超越，除此之处，上帝什么都不是。界线与僭越，由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而相互依存：如果一个界线绝对无法被逾越，它将不能存在，反过来，如是当僭越行为所针对的界线只是虚设，僭越也毫无意义但是，除了被外力僭越和否定，界线有自己的生命吗?在被僭越后，他命运如何？就僭越行为来说，它是否在僭越界线的过程中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本质、在这一点之外便什么都不是了?而这一点——这是在两种存在中的奇怪交界点，而那两种存在在它之外全然不存在，其存在全由在它之内的互相交换而取得——不也正是从它的各个方面流溢出来的所有一切吗?它的功能就在于赋予它所排除的东西以荣耀：在那无界线处突然开出界线，让自己突然被自己拒绝的内容所左右，并在这进入到自己存在之核心处的陌生完满感中感到满足。僭越行为把界线一直带到其存在的界线处，它迫使界线直面自己的内在消失，发现自已存在于自己所排斥的东西中（说得更确切一些，或许可以说，这是它第一次认清自己)，在自己的堕落中体验自己正面的真实性。然而，当僭越行为释放其纯粹暴力的运动时，他的针对物除了那囚禁他的东西，那界线以及界线所包括的因素，还能是什么?受其冲击最强的是什么?其完全不受限制的存在完整性，除了属于它以暴力行为而僧越的疆界，还能属于怎样的未知领域?这是它的命运，它冲出了它所消除的界线。从讲授荷马的课程到都灵大街上疯婆子的号叫，有谁能说一直在持续沿用这顽固的一层不变的语言?是那位流浪还是他的影子?哲学家还是第一位非哲学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内在于他的嘲讽？还是已经被超人所说?由酒神、基督、两者和解的意象所说?还是最终由此时此地这人所说?哲学主体性瓦解，并被散发到语言中去，而这个语言既将它逐出又将它复制，而这一切全发生在一个由于主体性缺场而创适丽来的空间中，这或许就是当代思想想的根本性结构。再次重申，这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作为哲学语言的定高无上和首要形式的哲学家的终结。或许，针对那些竭力维护哲学家的语言法能的统一性的人—一为此目的，他们不惜惜牺牲逻辑连贯性和哲学语言的生存本身。

《福柯读本》的笔记-福 马 - 福 马

印象深刻的是，福柯经常使用的镜子比喻。另一本的其中一篇《不同的空间》里在镜子中，我在一个非真实的空间中看到我不在其中的我自己，这个非真实的空间实际上就在那个外表后面，我就在我并不在的那个地方，亦即某种让我看见的阴影，它使我在我所不在的那个地方看到了我自己——一个镜式乌托邦。在这本的《通往无限的语言》同样提到镜子荷马以最原初的形式向我们标示的这种改变，形成了语言一些最具决定性的本体论事件：它镜子般地反射死亡，并从这反射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在这空间中，言谈发现它自身的影像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在这空间中，它可以主动超越自己，作为它自己后面的存在场，来无限地再现自己。由镜子投射出的个体视角，再由这个视角生发出的虚拟空间，重迭自己，福柯将此解释为始自语言的自我表述。
Not to be reproduced 1937这种意象让我想起马格利特的那幅画《Not to be reproduced》
在这幅画中，人物背对我们，看着镜子，镜中的形象竟然也是个后脑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加背后冒冷汗的诡谲。镜前的人本该在镜子中看见自己，但镜中再现的却不是意料中的人，镜子因其自己的功能，作为媒介，在表现照镜子人的同时，却颠覆了照镜子人的形象，照镜子的人从镜中看到另一重自我的显现，镜中的反面与原本的形象有了双重意义，它不再是再现，却不全然是陌生的其他人。没有矛盾，只有抹擦性的争论。与柏拉图的方式或是堂吉诃德的那种叙述手法相似——由不断的转述形成的再现，照镜子的人看到镜子中的自己，镜子反照出另一重形像，镜中的形像不断地向后看，由看的动作指向更广阔的空间，即是上面提到的“反射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作为它自己后面的存在场，来无限地再现自己。
【看见与空洞，巴塔耶的眼球，马格利特的眼球】
记得在丸尾末广的漫画里，经常出现一个舔眼球的情节，这个情节的源头原来是巴塔耶。这本书里提到在巴塔耶的故事中，带有性欲色彩的死亡景观时常出现：向上翻的眼睛露出眼白界线，并在巨大、空洞的眼窝中向内翻转。福柯在这里用界线和僭越形容向外看这一外部动作折返到内部，视觉，穿越眼睛的球形界线，在其存在的那个瞬间构成了眼睛；视觉在这灿烂的光束中带着它而去，把眼睛投掷到自身之外，将之操作到一个极限，在此，使它在自己的存在之光顷刻熄灭时突然出现，剩下的不过是一只布满血丝的小白球体，不过就是一个再无视力的法外之眼。对于眼睛来说，死亡并不总是那升起来的地平线，而是它在其自然地定位上不断僭越的界线，这一切的发生处，就是那个生发出所有视觉的眼洞，在那里，这个界线被那允许眼睛从另一边向上翻动的狂喜运动提升为一个绝对的界线。眼睛向后翻的自杀式行动，使生之物体会到死亡感，它本应该在自己所设定的范围内，却因背离了已被界定的存在定义而伸向死亡的边缘。
福柯指出巴塔耶的眼球，并将看推向了更深一层的含义。眼睛既是镜子又是灯盏：它向他周围的世界发出光亮，同时又以一种不一定矛盾的运动，将这光亮猛然投入它井底的透明中。他的眼球具有一颗杰出的种子的扩张品质——向黑夜和极光的中心处内爆，而这正是它，又正是它不再是的东西。它使那实施僭越自己界线之行为存在的形象。The false mirror 1928马格利特也有一幅眼睛的画，眼睛里倒映着蓝天，巨大的眼球在眼眶中如同被画框所牢牢密封的画布，这幅画的名字叫做《the false mirror》,眼睛和镜子对于再现事物的区别在于眼睛不是作为纯粹的再现工具，眼睛的背后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图里，眼黑如天空里的一个空洞，吸纳进一切。
【界限与无限】
这本书的前几章是关于福柯诠释语言作为一种生命体的解放，写到上帝之死处，所有关于存在的讨论都会迸发而出，这是只要阅读现代著作必然牵涉到的命题。（想起最近没课跑到中文系听课，上柏拉图的老师比较了一番古典与现代，古典书写精密细致的对话，现代虚无主义使形式破碎。←然而我只半懂不懂地一听而过= =）
当产生了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之后，便意识到自己的内在限度，灭掉上帝，以便把生活从由上帝存在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到那些被这无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以此作为牺牲。福柯不断回到语言的自我繁殖和自我表述，他举例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语言通过不断地叙述，越过了死亡，开启无限空间，“通过在镜中重迭自己，僭越了死亡的界限。”
Pandora's Box 1951Decalcomania 1966A friend of order 1964马格利特所描绘的凝滞般的存在创造一种不知所终，他有很多背对着观众的画中人，看不到表情，似看似追似等，画中人物看到了什么？它似乎预示着他看见了或越过他便是场域的无界限，制造出一个更宏大宽广的开放性场域，但也可能是另一重，界线后的界限。
这种状态使我想起《阿斯彭文稿》中一直被搁置的主人公，为了真假未知的文稿他愿以放弃一切为筹码，如同信仰一般地追寻。当人确认了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他即面对了反射着自己的镜子，便不断地制造自己的形象，在其中消耗了自我，但发现其实在那里是缺失的。阿斯彭文稿的主人公最后什么也没得到，马格利特的画中人亦是未知而无果，这种状态的未知或是缺场带来一种去情绪化的平静，思绪飘去远方的游离感，用自身制造出一种空洞，那双看不见的眼睛好像在凝视生活的所有无解。
而生活“听命于存在，置身于虚空中，置身于确定的吸引力本身的无目的的运动中。”The looking glass 1983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7页

事实上，福柯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古代的自我文化与自我技术。一个方面是，福柯讲自我技术限定在性的领域。即古代人在性的领域怎样自我支配的。这就是他的《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和第三卷《关注自我》要讨论的问题。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而言，性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压制，并没有什么外在的律法和制度来强制性地控制人们的欲望，但是，人们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一种对快感的主动控制，人们并没有放纵自己。为什么在一个性自由的环境中会主动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快感？对希腊人而言，这是为了获得一种美的名声，创造出个人的美学风格，赋予自己以一种特殊的生命之光辉；一种生存美学处在这种自我控制的目标核心。同时，这也是一种自由的践行：对欲望和快感的自由，自我没有成为欲望和快感的奴隶，而是相反地成为了它们的主人，因此，希腊人的自我控制恰好是一种自由实践。这种希腊人的生存美学，是在运用和控制快感的过程来实现的，这种运用快感的技术，得益于希腊人勤勉的自我训练。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9页

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关注自我外，还存在大量的关注他人的现象。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不仅指的是个体改变自我。而且还指的是个体在他人的帮助下来改变自我—牧师就是这样一个帮助他人、关注他人的代表。他关心他人，并且还针对着具体的个人。它确保、维持和改善每个个体的生活。这种针对个体并且关心他人的牧师权利又来自哪里？显然，它不是来自希腊世界，希腊发明了城邦—公民游戏，它衍生的是在法律统一框架中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利形成抽象的制度，针对着普遍民众；而牧师权力是具体的、特定的，它针对着个体和个体的灵魂。正是在此，福柯进入了希伯来文化中。他在希伯来文献中发现了大量的牧人和羊群的隐喻。牧人对于羊群细心照料。无微不至，了如指掌。他为羊群献身，他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益于羊群。这种与城邦—公民游戏相对的牧人—羊群游戏被基督教接纳了，并且也作了相当大的改变：牧人—羊群的关系变成了上帝—人民的关系。在责任、服从、认知和行为实践方面，基督教对希伯来文化的牧师权利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现在，牧人对羊的一切都要负责；牧人和羊是一种彻底的个人服从关系；牧人对每只羊有彻底的了解；在牧人和羊的行为实践中贯穿着审察、忏悔、指引和顺从。这一切都是对希伯来文化中的牧人—羊群关系的修改，它是要让个体在世上以苦行的方式生存，这就构成了基督教的自我认同。不过，这种从希伯来文化发展而来，在基督教中得到延续和修正的牧师权力，同希腊文化中发展而成的政治—法律权力相互补充。前者针对着个体，后者针对着全体；前者是拯救性的，后者是压抑性的；前者是伦理的和宗教性的，后者是法律和制度性的；前者针对着灵魂，后者针对着行为。但是，在18世纪，它们巧妙地结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福柯称之为的被权力控制得天衣无缝的恶魔国家。因此，要获得解放，就不仅仅是要对抗总体性的权力，还要对抗那种个体化的权力。
显然，这种牧师权力的功能既不同于法律权力的压制和震慑，也不同于规训权力的改造和生产，它的目标是救赎。不过，基督教发展出来的一套拯救式的神学机制，并没有随着基督教的式微而销声匿迹。而是在17、18世纪以来逐渐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以慈善和救护机构的名义扩散开来;拯救不是在来世，而是在现世；救助者不是牧师，而变成了世俗世界的国家、警察、慈善家、家庭和医院等机构;救助的技术不再是布道和忏悔，而是福利和安全。最终，救赎式牧师权力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命权力；政治也由此变成了福柯反复讲到的生命政治：政治将人口和生命质量，力图让社会变得安全。就此，救赎式的牧师权力成为对生命进行投资的生命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4页

在《词与物》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相似”，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再现”。而现代知识型的标志是“人的诞生”。尽管疯癫、惩罚和知识型这三个主题迥异，但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们同时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并且彼此之间遥相呼应；正是在这个时刻，在《词与物》中，人进入到科学的视野中，作为劳动的、活着的说话的人被政治经济学、生物学和语文学所发现和捕捉：人既是知识的主体，也是知识的客体。一种现代的知识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新观念出现了，人道主义也就此出现了；那么，在此刻，惩罚就不得不变得更温和，欧洲野蛮的断头台就不得不退出舞台，更为人道的监狱就一定会诞生；在此刻，对疯人的严酷禁闭也遭到了谴责，更为“慈善”的精神病院出现了，疯癫不再被视作是需要惩罚的罪恶，而被看做是需要疗救的疾病；在此刻，无论是罪犯还是疯人，都重新被一种人道主义的目光做打量，同时也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所处置。显然，《词与物》是《古典主义的疯癫史》和《规训与惩罚》的认识论前提。

《福柯读本》的笔记-第234页 - 友谊作为生活方式

也许更好的问题应该是问自己，“通过同性恋，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起来，被发明，被多样化并得以改变”。问题不是要在自身内部发现关于自己性的主力，而是相反，通过自己的性，达到一种对关系的多样化。
同性恋问题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种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