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解释学的现代性话语》章节试读

《一种解释学的现代性话语》的笔记-前言 - 前言

现代性问题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到今天的罗尔斯(John Rawls)、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泰勒(Charles Taylor)，几乎每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都在论述有关现代性的问题。不管这些理论家对现代性做出了怎样的诊断，这些诊断有多大的差异，现代性议题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真实情境，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当然，它最初可能是西方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但随着几百年的内部建构与外部扩张，今天的“现代性”或者说“多重现代性”毫无疑问已成为席卷全球的制度安排与精神气质。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工具理性与科学精神、进步主义与世俗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普适人权的主张，这一系列的词汇刻画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自由、平等、公正、效率、人权这些现代性的价值产物成为我们衡量制度优越的标尺。然而，正如作为时间坐标的“现代”一词表明的那样，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如法兰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走向“历史的终结”，走向单一的制度模式或生活方式，而是不断地生成新的人类实践的样式。在广度上，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碰撞，现代性发展成为“多重现代性”；在深度上，在西方现代性同质化的压力之下，随着人们对现代性之核心理念（尤其是自由、平等观念）的再阐释，多样性与差异性萌发，现代性培育出它的反对者——“后现代性”。
在西方与非西方的争论中，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人们往往各执一端，强调自身的正确性，却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关联，遗忘了现代性展开的复杂历史过程。这种遗忘，部分地与西方文明的盲目自大有关。从启蒙导出的西方现代性建立在对自身必真的信仰之上，它认为摆脱了宗教的蒙昧，人类将走上科学的真理之路；抛弃存在之链的安排，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建构一个新社会。自然主义获得了胜利：世界从一种理念的秩序变成了一幅机械的图景，这个客观中立的世界不再为人们提供任何规范，也不为人类设定任何目的。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来解析客观世界，进一步用工具理性来控制世界。伴随这种乐观心态产生的是排他性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它排他性地建立在人类繁荣的观念之上，不承认任何超越于此的目标的有效性。人们现在心安理得地在日常生活中获取满足，他们愈发重视私人领域与亲密关系，并因此可以忍受政治的操纵和工作的无聊。在等级社会以及荣誉伦理被扔掉之后，“平等”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之一，然而对“平等”或者“自由”的演绎却难以令人满意，“平等”很多时候是形式的平等和实质的巨大差距，“自由”经常不是自由地实现而是自由地堕落。在个人主义的支撑之下，一方面是作为个体的理想精神的坠落，另一方面是作为集体的权力控制的扩大。这种操控对内表现为纪律和规训，对外表现为殖民和扩张。当然，这样的描绘显得悲观而片面。毫无疑问，西方现代性带来了崭新的个人自由理念，并在此基础之上创造了现代民族国家及民主法律制度，这些价值与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从自然权利到公民权利，宪政民主以一种清晰界定权利边界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公民的自由权，允许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生活选择。然而，它的动力来源与价值目标却是不清晰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其附属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社会，依靠工具理性和功利原则拓展战场，用程序主义的政治来划清界限和保障分配，最终交由个人去实现其生活目的。但是，在超越性价值被排斥的氛围下，个人最终又能实现什么呢？是住更大的房子还是赚更多的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获得更大的世界支配权还是积累更多的财富？在缺乏超越性价值的引导下，现代社会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使程序性价值普遍化，另一方面却难以挽回实质性价值的流失。
在此背景下，现代性这个宏大的主题才有不断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恰恰可以作为我们进入西方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领路人，对泰勒抱有这样的期望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泰勒具有深厚的西方思想史功力，这对于我们把握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展开过程有极大的帮助。泰勒用他丰富的思想史知识为我们勾画了现代性的图景。这不是一幅平面图，而是一幅立体画卷。以现代性的核心问题——认同问题——为例，泰勒考察了构成现代自我认同观念的诸种道德根源，它们是如何演变至今，塑造现代人的自我理解的。借助这种历史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各个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站在西方思想的内部来洞悉今天出现的问题。其次，因为对思想史有深刻的洞察，所以泰勒对各种理论主张没有采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态度，他支持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的现代价值，但反对主流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他赞同社群主义对共同体价值的强调，但不认为必须回到过去，才能复兴美德，现代性本身潜藏的本真性理想就预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他也认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思想家对超越日常生活之善的信仰，但反对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态度，因为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可能会走向更可怕的暴力泥潭，阻断我们创造与转化的可能性，否定人类作为自我解释者的对话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后，泰勒的哲学努力代表着一种打通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尝试，他运用欧陆哲学的一些方法，如现象学、解释学等，来探讨英美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为讨论这些问题搭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平台。
其次，泰勒致力于诊断西方现代性的疾患并为它开出药方。泰勒的筹划包括一个否定性的部分与两个相关的积极部分。否定性的部分是泰勒对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哲学见解或心态的批判，尤其是对“自然主义”及“排他性的人本主义”的批评。对自然主义来说，人类存在的意义维度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主观幻觉的领域。它认为构成人类主体性的一切维度——实用的、语言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维度——都可以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得到理解。在泰勒看来，这种自然主义的野心已进驻到人类科学的一切领域。尽管就总体而言它失败了，但其残余未尽。泰勒试图让我们相信现代性中确实存在一种自然主义的心态，而揭示这种心态可以转移许多哲学辩论中论证的负担。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走向了一种积极的或建构性的筹划，泰勒把它叫做“哲学人类学”。它包括两个任务：一个是先验的，另一个是历史的。先验的任务是去探寻意义来解释人类的现实，这里说的意义不仅先于个体存在，而且也通过个体的行为得以显明，当然它也通过个体的行为被创造和被改变。泰勒认为意义与人类的感知、行为不可分，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可剥离。这是泰勒的哲学人类学的第一条原则。在说明了意义是人类实在的构成部分之后，泰勒接下来论证它如何成其是。对这个问题泰勒表示只能给予一种历史的回答。先验的分析必须通过历史的理解来折射。意义历史性地建构了人类实在是这个筹划的第二条原则。意义以何种方式呈现是由历史决定的，因此它具有历史的可变性。这两条原则为泰勒分析现代认同的特殊意义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最后，泰勒的现代性理解之所以值得重视还在于它是一种解释学的话语。泰勒的哲学人类学说到底是解释学在人类科学领域的应用。人类行为之所以不能用自然主义的方式加以穿透，原因就在于解释构成了我们对行为的理解，而意义正是由此产生的。主流的现代性理解建立在二元论的模式之上，它往往将意义和价值作为人类主观情感的投射，将制度或规范当作客观的社会历史建构，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种理解之下，人类行为者一方面是制度及规范的遵循者，另一方面是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者，她在顺从与反叛之间摇摆。人类的能动性被束缚在有限的领域，现代性的“铁笼”似乎不可穿透，至多如吉登斯所说寻找一种“生活政治”的解放。“我是谁”的问题成为现代性的焦点问题，这说明在现代性的条件之下，认同或身份的问题突显为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将牵扯出人类能动性的问题，因为对“我是谁”的理解决定着“我将选择做什么”以及“我能做什么”，也即现代自由的问题。人是自我解释的动物，这种解释的本性意味着她总会对自身有所理解，这些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对她的身份而言具有构成性。另外，作为人类交往根本行为的对话行为在塑造人类理解及认同方面具有关键的意义，它将人们联结成一个个语言（意义）共同体，通过意义的交换进行着人类实践的创造。用解释学来理解西方现代性，就能够看到它的历史性，看到它面临的种种隐忧是从何而来，同时还能看到它向前发展的希望，这种希望就内含于现代性的种种张力之中，它可以通过人类行为者的不断解释而开出新的可能。解释学的现代性既是一种历史的现代性理解，又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现代性之规划。
以上这些理由或许还不足以说明泰勒思想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即便在西方学界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尽管罗蒂将泰勒列入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尽管贝拉高度赞扬泰勒对精神性问题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基于其天主教的背景和反对程序主义至上的立场，以及他坚持从本体论出发的整体论研究思路，泰勒显得与当代英美学界的主流气质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突显出他独特的思想品格和研究进路。而对中国学界来说，梳理泰勒的思想首先在于引介一位当代重要的西方思想家。通过对其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分析及批判性评述，我希望泰勒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住西方现代性的某些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之上，如果可以扩展到对现代性问题的全面反思，则是超出我期望的意外收获了。这本书涵盖了泰勒思想触角涉及的主要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撰写泰勒的思想传记的一个尝试。从其晚年出版的《一个世俗的年代》来看，泰勒是从思考“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如何重新链接世俗性与精神性”出发 来反思现代性的。受到这个动机的推动，泰勒重构了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本书将尽量完整地展现这个重构的过程，即，根据泰勒思想内部强烈的逻辑关联，将他的哲学理论基础及其实践哲学主张一一呈现。这种呈现虽然是思想家的专门研究，却不是理论独白。我们会看到，在泰勒的思想谱系里，海德格尔(Martin Heid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思想构成了他建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理论来源；卢梭()、赫尔德()是泰勒道德哲学中本真性理想的鼻祖；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思想成为泰勒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前景；在政治哲学领域，黑格尔是他的精神导师，伯林(Isiah Berlin)、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现代自由主义者是泰勒的交锋对手，默多克(Iris Murdoch)、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沃尔泽(Michael Waltzer)等人是他的同伴及战友；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涂尔干、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则成为泰勒讨论精神性问题的资源。这些对话或论战十分精彩，我将把它们部分地编织进我对泰勒的思想重构中。现在，就让我们追随泰勒进入这趟精彩的思想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