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说》书评

不是导演，是女导演

赵静第一次和我说起这本书的时候是今年年初，那时候和她刚认识不久，有一天深夜，在msn上她跟我说在写一本女导演的访谈录。其实刚听她说起来的时候脑子闪现的是黄蜀芹、许鞍华、李少红、胡玫、史蜀君这些人的名字，随后听她说都是年轻的、有的还是偏地下的女导演。现在看到这本书，还真是，几乎有一半的导演的作品我都没看过。赵静给我这本书好久了，这篇评写得有点晚，但我确实是把这本书看完了才写的，因为现在天天看纸质读物的时间真的很少，可能她要是直接给我电子版，我装到手机里看得还能快点。不过要是那样的话就看不到她在扉页上写的“麻绳老师留存，读您的字可以明志”这样让有点我飘飘然的字了。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女电影导演在这个职业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在好莱坞和欧洲电影界，也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女导演寥若晨星，能数出来的也就是凯瑟琳比格罗、索菲亚科波拉等几个人，而在中国女导演居然能成为一个群体，其实这是个挺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随着电影商业化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女导演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在运作资金上女人总还是要让人多打一个问号的，这与能力无关，只关乎人们对性别属性的习惯性认同方式。当然如果女导演可以作为商业炒作的卖点，她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如徐静蕾。其实这本书完全不用当作一本电影类读物来看的，这里让我感兴趣的夜不是有关职业描述的东西，就把她们当做一个普通的职业女性来看就好了，所有的心路历程即使抽离了电影的背景也很有意思，每个人的经历对其作品的各种投射方式，让她们的讲述具有了一种鲜活的生活本真的质感。还有就是这里的几乎每个人都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流露出作为女性踏入到这个职业中来的自豪与幸运，而且她们在自觉或自觉地阐释着自己在这个行业中与男性导演的微妙的建立在失衡基础上的自我定位和坚持，其实这是有点尴尬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人们称呼她们的时候不是导演，而是女导演，这里的性别是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就像幼儿园里的男阿姨、医院里的男护士一样的，你只能去正视或无视这道坎，但却不能消除，而有的时候，刻意的无视也正是一种放不开。这本书中最喜欢的是对唐小白的访谈，可能是因为她一直是写专栏的，说话比较有效率有密度，还喜欢她说的那句：“我非常仇恨假的电影，拍它的导演，都是我们的敌人。”赵静是新浪娱乐的电影记者，原来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编剧的，通过她与书中人的对话，刻意看出来她是很懂电影的，这与那些只会挖八卦的娱记有着本质的区别，对话的平台就不一样。她每年固定的要出国三次，分别去戛纳、威尼斯和柏林，不说也知道这是为什么了。也许她对电影的坚持不是深入性的，而是发散性的，可能是中国少了一个女编剧或女导演，多了一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最后的职业归宿会是什么，反正是不会离开电影的吧。记得上次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现在对周围的男人完全没有感觉，我说是不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我记得她是承认了的。是啊，常年跑三大电影节，什么样的型男见不到啊？！只是，不要因为热爱电影而让自己活得太梦幻了，是吧，赵大乖？

听她们说自己，看她们拍电影

内地女导演显然是华语电影圈里最冷静的一拨人，除了经常以时尚达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拍电影、制造话题的老徐以外，估计没有几个影迷会认真地去追寻宁瀛、马俪文、尹丽川、姚树华这些女导演，以及她们制造的气质独特的影像。我就差不多属于这种不合格的影迷，所以拿到《她们说》这本书时少许愣了一下，脑海里首先浮出是的一个大问号：中国当代数得出十个女导演么？将信将疑地翻下去，渐见惊喜。书中的十位女导演，最熟悉的当然是徐静蕾，虽然她导演的作品至今还没看据说是“话痨电影”的《梦想照进现实》，但是一部《我和爸爸》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我看到了女性视角特有的新鲜气象，尽管不太喜欢《杜拉拉升职记》，不过能取得过硬的票房成绩却也为老徐高兴，没准老徐哪天就搞出一部女性武侠片，让观众大跌眼镜。之所以这么说，是看到老徐在书中说她是一个分裂的人，分裂是她的优点，由着性子，想怎样就怎样。几年前，有个小师妹叫我推荐几个华语女导演的作品，先想到的是香港的许鞍华、张婉婷、罗卓瑶、麦婉欣这些人，对内地女导演的记忆还停留80年代在拍摄了《沙鸥》、《青春祭》的张暖忻，和拍摄了《苗苗》、《应声阿哥》等儿童片的王君正导演上。为了补课，开始留意内地新派女导演，从马俪文的《我们俩》、《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再到拍了第二部长片《红颜》的李玉导演，然后，再折回去找宁瀛导演的《找乐》等“北京三部曲”。一个迥异于我对中国当代男性导演认知的影像扑面而来。由于观察世界的角度，敏感程度不一样，拍摄手法，叙述方式比男性导演浸润和细腻。零零散散地看这些女导演的片子，却不能说对她们有多少了解，翻开《她们说》这本书无异于再一次给自己补课。看访谈的时候，我最关心的是一些小小的细节和八卦，比如宁瀛去意大利看的第一部影片是维斯康蒂的《威尼斯之死》，而且看了四遍；马俪文导演曾在1992年意外做过摄影模特，还登上了《摄影世界》杂志封面；尹丽川是最早想拍《山楂树之恋》的人，一直想拍，后来不知怎么就妥协了，要是真由她来拍，估计会更好看。见微知著或者管窥一豹，这些小细节在一定意义是她们性格和审美的投射，并影响到她们的电影，比如宁瀛的“北京三部曲”，把摄影机抬到大街上去拍摄日常生活，而且还是单机摄影，完全是受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马俪文导演的《我们俩》里租房子的女孩，就有自己漂来漂去的北京生活背影。尹丽川的《公园》和《牛郎织女》都是朴素却不缺美感的现实生活写真，不经意间令人感动。就像书中采访提及到的一样，这十位女导演出现在中国电影圈内显得弥足珍贵，并不在于她们性别本身，而是她们身上坚持着一种简单纯正、贴近中国当下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电影观。比如李玉、尹丽川，在一定意义上远离了喧闹的商业电影，却另辟蹊径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中国电影大银幕上看不到当下生活的时候，由于她们的存在，由于《我们俩》、《公园》、《牛郎织女》、《苹果》、《无穷动》等这些电影的出现，我们的眼球还不至于被飞来飞去杀来杀去的东西完全淹没。些许遗憾的是，也许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两个值得采访的女导演蒋雯丽和俞飞鸿还处于演员的状态，没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没能把她们拉进这本书里。在观看蒋雯丽的《我们天上见》，俞飞鸿的《爱有来生》时候，我的某一根心弦被心弦被触动了，很想知道去了解她们的电影梦，拍片过程的种种，下一步的安排等等，也许这也是一些和我一样的影迷愿望，如果本书再版，可以考虑把他们收进去。看完《她们说》这本书，正巧碰上李玉导演的《观音山》要全国上映了，她说她从不拍家乡，也不拍自己的成长，但是看过她的片子，你会发现，她分明拍着同时代的女性。我从略带瑕疵的《红颜》关注她，到被很用力的《苹果》震撼，这回肯定也有惊喜，这部让范冰冰拿到东京电影节影后的《观音山》，据说依然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生活，但是表现手法已经更加纯熟和自然。得抽空看一看，除了听“她们说”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她们在拍什么。

她们都是电影的孩子

一年前，我还跟作者赵静说，书选在这关口推出有利有弊。利的是有导演刚推出新作，宁瀛、李玉、尹丽川等人都有动作。不利的是像姚树华才拍第一部电影，有几个女导演的名字和作品更是知者寥寥。而这一年间，徐静蕾的杜拉拉取得了票房成功，然后遭遇了舆论阻击。李玉费了好大劲才爬上观音山，尹丽川的山楂树没有开花，宁瀛的新作口碑也不见好，就在这么一个时候，《她们说》出来了，那些访问对象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本书的分量是否也被削弱了呢？答案当然不是。一部电影无法成为一个导演的人生全部，《她们说》要关注的是纵向的个人记录和横向的群体比较，即便所起的作用有限，它依然是重要的。其实我并不赞同男导演或女导演的强硬划分，那跟粗暴的商业文艺一刀切没什么两样。女导演之所以被单列开说，大概是因为女性在电影导演中这个领域中一直处于弱势，人数稀少，于是特别。毕竟对一部电影而言，恐怕多数人绝不会因为它是女导演拍的就嘴下留情。从坎皮恩拿下金棕榈到刚拿下金狮奖索菲亚·科波拉，加上河濑直美或米拉·奈尔，应该说近十几年世界影坛并不缺少与女导演有关的话题，然而女导演的辉煌似乎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只是专门的著书立作并不多见。《她们说》有一个近万字的超级序言，贾樟柯写了七名女导演，其中有五个是同来自电影学院，说起来就都是身边事，生动有趣，不打隐语。没有亲眼所见，也有耳濡目染。跟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一样，书中很大一部分女导演都是来自专业院校，很少能有从不相干领域改行闯进电影圈的。李玉是电视转电影，尹丽川是文学转电影，姚树华是戏剧转电影。至于学表演转去拍电影的，这个倒真不是现象，现在成为现象潮流的是当幕后制片人。说这些是要表明在导演这个行业里，女性同样没有什么额外优势，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像李玉背后的方励，唐晓白背后的周强，徐静蕾每部电影背后都有一个男性，女性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帮手，反观男导演里面，或许还有徐克与施南生这样的经典组合。这些女导演里有宁瀛那种功成名就，有尹丽川这种还处于上升期的，有票房路线的徐静蕾，有艺术倾向的唐晓白，有处于高速创作中的郭小橹，有暂时蛰伏、实际上已经淡出的姜丽芬，确实称得上样本繁多，在年代上也没有落得太远（至少活跃在近十年）。说是访谈，其实就是听导演说故事，扯家常。如果你觉得她们有可取之处，那《她们说》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成长故事。除去被电影占据的生活，她们也有个人所想，各种喜悦和不满。如果你否认她们是成功的，那么透过访谈的只言片语，你也许能够读出她们的局限所在，或是眼界不够，或是环境约束，或是能力所限。赵静有大量一手采访的经验，她所做的就是不停去引导话题的走向，尽可能地让受访对象讲出一些珍贵的东西。宁瀛谈北京三部曲和电影局审查，李玉谈自己的童年和削苹果事情，这些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写照，可以说是比较尖锐的部分。唐晓白谈剧本写作的难题，郭小橹谈学生时代的努力，这些可以说是有实际价值，适合拿来作比较当参考。李虹谈上海，姜丽芬谈家庭，这些分享就属于个人私密，适合不了解她们的人去观看。现身说法以外，《她们说》还附有女导演的个人文字、别人看法以及一份问卷，试图让读者更全面地去了解她们。要说有所不足，《她们说》中像马俪文的故事可以更加丰富多彩，因为看起来略显单薄。选择姚树华的切入点很好，但与电影主题似乎有所偏离，毕竟她是书中唯一的台湾人，整个创作环境都大不一样。而如果要把港台女导演算进去，那许鞍华、黄真真甚至是麦曦茵都更有单独陈述的理由。对于这些意见，赵静私下谈到过，将来也会做一本港台女导演的访谈，组成姊妹篇。《她们说》的港版书名叫《我是女导演》，用贾樟柯在序言里说的，其实她们都是电影的孩子。电影有诸多美好，有时候它仅能满足我们卑微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本身是不分性别的。【北青报 】 参考：《我是女导演》

对话女导演，对话情怀

手里拿着赵静的这本书，一页页翻开，最吸引我的莫过于赵静与十位女导演的对话篇，因为对赵静的熟识，在看文字的同时，能切身感受到那种谈话的氛围，这本书在手里似乎也立体了起来，各位女导演的思想在字里行间流淌出来，对于一个喜欢电影的读者，本书带来的阅读感是极舒服的。以前对这些女导演其中的几位有过或远或近地观望，但那种无形的距离感很强烈，甚至比看她们的作品更远，而这本书拉近了我与她们的距离，听“她们说”：电影、生活、青春、理想……“女人是何等的强大”，女导演用作品证明，赵静用这本书给出了答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赵静，在对谈某位女导演有时会称自己是她们的小师妹，也许这种渊源让她有更敏锐的观察，也能够谈出更多的情怀，比如第一篇的宁瀛，从《找乐》、《民警故事》到《夏日暖洋洋》，她有一段话我印象比较深：“我的‘北京三部曲’非常注重变化中的中国，它的影像符号、它的影像魅力，和它可以负载的信息量。在讲故事的时候，我非常迁就这些东西，我会特别在意，怎么样让这些东西进来？或者怎么样讲一个故事？”作为一个访问者，或者一位对谈者，“为什么”和“怎么样”是最常见的词汇，如何让受访者敞开心扉，如何让对方陷入思考或者回忆，最后没有“为什么”了，得到的只有最真诚的回答和解惑，能够看到这些精彩的访谈，是读者的福气。用很男性的词语来说，这本书也是中国内地女性导演们的“集结号”，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她们的一些作品并不能被看到，相对于马俪文和徐静蕾，还有一些女导演的名字可能都不为人熟知，而这次十位女导演的集结也可以看做一次盘点和回顾，影坛需要她们，而这次，让我们了解她们。

有点失望

赵静的《她们说——中国当代女导演十人访谈录》读了一部分，感觉很失望，跟自己的期望相差甚远。仔细向来，她所选的这些女导演，他们本身性别的思想就不是很强烈，尽管作者努力在“问出点什么”，但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或许这就是主题先行的弊端——你希望从这些导演身上找出点什么，与男性导演不太一样的地方，最好能找到女性主义的张扬，或者看出时代的进步，或者其他……可惜的是，现实和想象，总是有不小的差距。

中国女导演的生存困境

韩浩月任职于新浪娱乐电影频道的赵静，出版了一本女导演访谈录，书名叫《她们说》，书中收录了她与中国十位女导演的对话内容。经常出现在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上进行采访的赵静，处在电影娱乐的最前沿，她所掌握的资讯，以及观察电影产业的视角，都是有优势的。对于这样一本访谈录，很容易发现它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她们说》第一次以图书的形式，将散落在电影圈各个角落的女导演们集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不是那么有力但却显得比较整齐的阵容，浏览这十位女导演的名字，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她们的名字常常出现在耳边，陌生是因为她们的作品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大多数电影不能被大众所接触到。在一个男性话语权占到绝对主导地位的电影圈，每一位女导演的身影都是寂寥的。赵静在为《她们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当她看到《拆弹部队》的导演凯瑟琳·毕格罗荣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时，激动得热血沸腾、彻夜难眠，她觉得中国女导演距离这个荣耀并不遥远，我理解赵静对女性电影以及女导演们的盼望，但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如果中国女导演的生存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她们距离奥斯卡或者说距离拍摄一部拥有奥斯卡电影影响力的作品，还是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我说的生存问题不是女导演们的吃饭问题，她们中间有的做演员，有的拍电视剧，有的拍广告，这些都不做的，也能拉来投资，但电影对她们来说，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她们的生存困境除了电影圈客观存在的权力划分留给她们的空间很小之外，创作上难以突破以及在征服观众群上缺乏力量，才是给她们带来压力的主要原因。在对女性意识的超越方面，中国女导演们都做的不错，但当她们站到一个可以与男导演平等对话的开阔平台上时，却难以展开手脚。《她们说》中所访谈的十位女导演，有几位在商业电影上有所作为，比如宁瀛、徐静蕾、李玉、马俪文等，但这些商业电影的拍摄，只是给她们增加了一些大众知名度，商业这只力量巨大的魔手，并没有臣服于她们对电影独特的理解，在对电影的控制力上，她们没能像凯瑟琳·毕格罗那样体现出强大的能量。相反，执着于小众文艺片的女导演如尹丽川等，却获得了不少的口碑。仿佛只能拍作家电影才能赢得好评成为中国女导演的一个宿命。这次十位女导演通过《她们说》的集体亮相，比看她们的电影更能让我们懂得她们的内心。在访谈中，她们谈自己的青春、梦想、愿望，谈对电影的理解、热爱，这种更直接的表达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个群体，感受到她们在沉默中酝酿着的爆发。如《她们说》的一句内容介绍所说，“她们靠自己单薄的身体和敏锐的心灵开辟出了独特的影像风景线”，只是，单单成为风景线是不够的，只有每个人形成一个风暴中心，才能真正地撼动影坛，取得属于她们自己的中心位置。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她们说——中国女导演访谈录》，赵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定价28元）

机灵的老太太

新年前的晚上，我用现在朋友的账号和我的高中兄弟聊天，纯粹是为了逗个乐子，他唯恐给我现在的朋友留下不好的印象，着实把我夸了一顿，那些肉麻的话我都不好意思放到台面上说，但接着，他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敲出这门一行字：“他每周都分苹果给我们，有一次他姐结婚，还带了牛肉来，那时候馋啊，现在都忘不了。”我努力回想，甚至都想不起来我姐结婚的时间，再往下想，就是模模糊糊的食客们喝醉的场景，还有回家之后父母脸上难掩的失落。原来，复原你的记忆的，就是和你在一起呆过的人，他们在你的生活里可能都成为一种习惯，你甚至或者醉了或者睡了，忘了，你是他生活的三分之一。这个“三分之一”是我在读完一个女孩子的博客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词，她的朋友，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我现在的朋友（关系有点乱，忍着，慢慢就明白了，只要这些人都是对的，只要有他们，这就是一个WONDRFUL WORLD)。下午花了两个半小时，一篇一篇地打开，读完，被她的日志和句子给点醒了，突然就有一种冲动，想唱一首歌，歌名就叫《姑娘你大胆地往前走》。心神活泼，也就是我对她的直观感觉了，她的所有的文字和心情都叫你感觉这不是一个被任何一种外力压得青筋暴露牙戳舌底，但脸上依然装着波澜不惊，悠然地说：“我很好”，让心疼的人气得直冒白烟的那种女孩。其实这样的人反而不好，你拒绝了朋友的善意，又能领受谁的安慰呢？想起池莉一个很恶心的书名《有了快感你就喊》，很不好意思地借用一下，她是有任何感觉都会有保留地发泄到博客里，我在看的时候，注意到她的很多指名道姓的朋友居然没进去看，估计看了之后，又会是一顿小捶，这个最佳损友。她明白有意义的，就是珍惜身边的这些个朋友，并且同时暗恋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老男人和小男生，让生活真正活起来，同时不忘积极阅读疯狂吸收，这些，在她开始大二生活的时候，就成了她判断好恶的秤砣，知道没有多少完美，知道不完美也不难过，你会在阅读中感受到她或明显或不明显的成长，突然就想起来前不久看的一个词——烟视媚行。写到有一次她们两个人在我们学校吃饭，说她在三棵树下等着了，然后她来，说穿裙子啦，然后吃土豆粉，还有大爱的鲜榨果汁，然后遇见叫哥的班主任，然后送她上车，两个人一直不停地挥手，然后她在从中青院到人大的途中，收到比我上边那条还感动人的短信：“朋友永远比考试重要。”两个女孩子的友情，能到这份上的，不多了，男人之间又能有多好呢，钱穆说，相聚各为生事所困，相别各为尘俗所牵，没时间表达，谁也没认认真真问过谁，你究竟在忙什么呢，你敢不敢告诉问候你的人，你正在忙什么呢？新周刊登出一条消息，叫奥巴马的2010：发表讲演、声明、谈话491 次，参加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27次，参加市政厅会议17次，国内出差65次共104天，出访外国6次累计22天，度假6次32天，签署法案203个，高尔夫打了29场，篮球打了20场，与61位外国领导人面对面会谈，接受访问次数107次，国家债务上升15600亿美元.我有些时候就恍惚，不知道这样忙碌的意义，本拉登还是没逮着，经济危机也就一直像老牛一样沉重，还冒出个茶党……晒太阳的那个故事谁都知道，谁也还是陀螺般转个不停，在周围的死去的人身边不作停留，也不敢多想，匆匆就接着咬牙往前走，很少有人能像他们，以一种又优雅又豪气的态度，面对着这个“叨逼叨”没完的世界，甩下一个利落的背影，或快或慢地，吃力或者不吃力地，往前走。不与人说。我没有和她正视过，不知道她是不是会眼神中躲闪一种悲伤。顶多顶多，也就是在都成为了老太太的时候，用未变的机灵，嗤笑周围那些笨拙的脑残的不解风情的不懂心思的装逼耍酷的或老或少的叨逼叨的男人或者女人们，就不原谅，让他们死去吧。分割线————————————本来是写书评的，不知道怎么写成这样，算了，与其像贾樟柯那样有意为之的串联，倒不如我这样无意为之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