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ISBN:9787305038617
作者:【英】迈克・克朗
页数:187页
内容概要
本书是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学讲师迈克·克朗的学术专著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化的定位
第二章 民族、地理景观和历史时期
第三章 地理景观的象征意义
第四章 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
第五章 他者与自我：书写家园、书写空间、标记领土
第六章 成倍扩展的媒体空间：电影、电视和音乐
第七章 是地区还是空间?
第八章 关于商品和消费的地理
第九章 生产文化
第十章 民族、家乡与杂居世界的文化归属
第十一章 科学文化：翻译和知识
索引
插图
框
修订后记
编辑推荐
本书是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学讲师迈克·克朗的学术专著，全书对文化地理学进行了准确的、跨学科的研究。作者运用新的思维方式，透过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现象，通过从世界各地撷取的丰富实例，对当今社会的变化以及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是选择还是融合”这一难题进行了焦点透视。
作者简介
本书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是怎样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并且将文化视为实际生活情景中可定位的具体现象。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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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之前就买了这本书，一直没看。今天才把包装打开，试着读了读，字极小，很费眼睛，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在爱问上下载到了电子版，要是书都弄成这样谁还敢支持正版啊。貌似这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的书都有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出版社是怎么想的。 -
《文化地理学》的作者是英国达勒姆大学的地理学讲师。如此年轻的教职写出这么具有前瞻性的文章实在令人钦佩。统观全书，满满的都是创建，但是也许是涉及的领域太广，薄薄的一册书似乎有点混乱。通过作者的梳理，一时间，地理学似乎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学科。地理与空间不再单纯的是一个客体，它和文化、社会、权力、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地理学只是一个切入点，或是一条贯穿这些关键词的有形的线。看文章的标题很难理清作者的思路，这似乎不是一个文化地理学体系，更像是一篇散文，形散神聚。但对于读者，在宏观把握上具有难度。但是这倒也无妨，作者对某些点的思考能对你认识地理学产生灵光一闪的点拨，似乎也就可以了。南大的学术棱镜译丛的确够前沿，但是有些书翻译的实在有些粗糙，希望能再接再厉吧。空间当然有虚有实，像福柯的异质空间，索亚的第三空间等属于虚空间。但毕竟大部分空间是实体空间，在实体空间里的主题还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所以空间天然和城市密不可分，而城市里的人构成一个社会，绕这么远，我无非是想说：空间这玩意和社会学、文化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
这本书，上回要买，给错过了。这里转桑兵、柏桦两位先生的文章，以窥文化地理学之一斑。——————————————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桑 兵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一节，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仅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一、粤人与南学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3]。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4]，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5]的评语。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6]。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传记文学》丛刊之7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不过，就学术贡献而言，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梁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江浙衰而粤转盛”，但粤人治学足以“名家者无一焉”[7]。如“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8]。民初修《清史》，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选，广东人承认“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所举“乡评极确，列入儒林而无愧”的“笃行朴学之士”，不过5 人，另附算学1人，加上附传及入文苑者，总共提出8人，其中宋学家3人，兼采汉宋家1人，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9]。 《清史稿》的编撰，取舍不当，疏失较多。就实际情形言，晚清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一为陈澧，一为朱次琦，均主汉宋不分或汉宋兼采。两人门下，各分两支，“东塾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是陈庆笙、梁节庵辈，一派是廖泽群、陶春海辈，廖、陶颇不以陈、梁为然。”[10]但论影响势力，陈、梁无疑大于廖、陶。尤其是梁鼎芬，为张之洞“最深倚重”，与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时讲学契友”[11]，相继被聘为惠州丰湖、肇庆端溪、广州广雅、武汉两湖、南京钟山等书院山长，在湖北时还赞襄学务，几乎等于其幕府中沟通士林的总管。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历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并入值军机，又好结交名士，幕下网罗各种人才，颇有阮元再世之象。张私淑陈东塾[12]，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可谓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东塾弟子不仅遍及粤中，其学风还远被京师。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磨，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承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13]。 至于朱九江一脉，虽然没有官威作后台的显赫，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却比东塾门下有过之无不及。其弟子有名于时者，一是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不过，康在学术上走了经今文学的路子，渊源不来自乃师。而今文学在近代思想界的贡献或影响虽然极大，学术上的疑古辨伪，却是语多妖妄怪诞，得不到公认。民初马良、章炳麟、梁启超等仿法兰西研究院发起函夏考文苑，议论人选名单时，“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14]。一贯尊师重教的梁启超也公然放弃师说。其二为简朝亮，他虽恪守师训，却颇得真传，“艰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15]。1933年他与柯劭忞相继辞世，学界有“一月之间，顿失南北两大儒”[16]之说。尤其是再传弟子邓实、黄节，后来在上海主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与江浙学人结合，一面输入西学，一面复兴古学，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均有重大影响。邓实晚年颇颓废，黄节则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其一生学问志业，由简启发，“学简斋(袁枚)为当今第一手”，“而诗歌、书法皆冠绝时流”[17]。 陈、朱二门，均以岭南为根据，另外京畿也有粤人以学术名于时者。道咸以后，边疆史地之学兴盛，及至同光，擅长此学者有顺德李文田等。李历任苏浙川等省主考，做过顺天学政，官至礼部右侍郎，“直南斋最久”，弟子门生众多。光绪初元，他与号称京师士林“龙门”的工部尚书军机潘祖荫和“厨顾”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为莫逆[18]，“学问渊博，自经史、词章、天文、舆地、兵法 及宋儒义理之学，以至占、筮、医、相、青鸟之术，金石、碑帖、书籍、 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19]。“精于碑版之学，覃研乙部，而于辽金 元史尤洽孰，典章舆地，考索精详”，且“耄而好学，奖掖后进”[20]，在京师学界举足轻重。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办《国萃汇编》，成就虽不高，也形成一活跃小团体。入于民国，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颇具声色。“综海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不仅一时敢“称全国最”，而且被认为“自有大学以来，从四方至，执业肄习其间者，惟广东人最多，亦最勤学”[21]。同时一批有志于学术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北上问学，加上在政界、财界颇具影响的叶恭绰以及好诗词鉴赏的粤籍世家谭祖任(谭莹之孙)等人的支持和参与，20 世纪20至30年代，相继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形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材辈出，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以致内部再又分别。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赞以 “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容复函则说：“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22]他们在北京时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所以陈推测岑仲勉为粤人，便视为南学将兴的又一例证。尽管他真正引为同调的还是陈垣。 清代南学，本有二义，一为国子监在学肄业者之机构[23]，一为地域上的南方之学术。江淮既是全国学术之渊薮，又是南学之代表。所谓“南通北不通”，大抵是江淮人士学术自负的表现。岭南学术，渊源于江淮，后因其人来粤为官任教经商，寄籍者众，与之关系亦多。虽然有人说“陈东塾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24]，江淮学术正宗的看法未必尽然。唐文治受业于黄以周门下，请教汉宋兼采之儒当以何者为最，黄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25]据说陈澧“门下有名者最多”，如梁鼎芬辈，号称“学问品行，博通正大”[26]，以正学自任，但章炳麟还是目为乡愿[27]。章氏指责“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颂，以言谈剿说取人”[28]。刘师培则说：“澧学沟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29]。“惟(陈澧)学术既近于模棱，故从其学者，大抵以执中为媚世；自清廷赐澧京卿衔，而其学益日显”[30]。将东塾学派的祖师门生一概骂倒。戊戌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大行其道，浙人呼吁“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31]，视康有为之说为“南海伪学”。入于民国，江淮仍为学术重心所在。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民元至1940年间在世、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有名于时的人物共4600人，其中从事中国研究者多半仍产于江淮[32]。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湖南各6人，山东、河南、四川各3人，河北2人，安徽、陕西各1人，其余各省缺[33]。陈寅恪将江淮排除于南学之外，与通行所指不同。 不过，陈所谓南学，当不限指岭南，至少还应包括湖南。他与杨树达交谊甚深，誉为文字训诂之学当世第一人。时人称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另有余嘉锡，考据目录之学极精博，与杨树达同为在京湘人治朴学者。梁启超称湘粤两省均为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学风大盛[34]。本来清代湘士大抵治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35]。后又为今文学流风所被，所以多文人而少学者。但同光以后，湖南的二王。一叶驰誉海内外，尤其是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连胡适也说他虽然没有条理系统，毕竟为屈指可数的旧式学者之一[36]。陈家三代与湖南关系匪浅，而且杨树达对北京教育界的看法；很可能是陈寅恪立论的重要依据。二、太炎门生所谓“江淮已无足言”，其实主要指当时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学术界，占据要津而贡献水平不称其职。 民初中央政府教育部人员多产自江浙，亲历其事的王云五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37]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而且就学术而言，江浙为人文渊薮的概念，在北京已经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本来两浙皆扬州旧属，浙东浙西设立_之初，“其范围殆北尽长江之滨，南极瓯闽之地，实包括今江苏、安徽之南部。若以现今行政区域之浙江省而言，此时尚无与江南文化之列也”。宋代两浙学术大盛，但主流皆非发源于浙境，其重要尚在福建之次。章学诚指清代两浙学术分别由顾炎武、黄宗羲开山，而两人学术上之影响，与其所受之影响，皆不在浙江一隅。及至晚清，浙江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或沟通吴皖，或兼采汉宋，号称三大师，俞、黄分别主持久负盛名的诂经精舍和南菁书院，孙则为清代小学的殿军，影响泛及江南乃至京师。因此贺昌群特意指出：“言两浙人文，似当统括于江南之自然区域，而后可以得其错综复杂之故。若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方便计固可，为考镜学术之源流，窃以为非深刻之论也。”[38]后章炳麟“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为正统派大张其军”[39]，又讲学于日本、京师，培育众多弟子门生，使浙学地位上升。至民国，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章氏门生趁势夺取京师学术阵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40]。两浙取代江淮，表明浙人可以自认为居于主导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 东京国学讲习会听讲的留学生中，本以川、浙两省人居多，而后来继承章氏衣钵者，却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长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发展影响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观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20世纪20年代，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逷先)担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牟润孙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分析：“形成这种状态，自有种种因素，不能说孑民先生存有什么偏私之心。不过必须指出，不论资格，不审查著作，办学的人不了解被请人的学术，滥竽充数的流弊，就容易产生。北大当年国文、历史两系有几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选，其故即在于此。”[41] 关于此事，1925年“闲话”专家陈源与鲁迅打过一场笔墨官司，后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其实“籍”虽然命中注定，若加入同乡会就并非身不由己；而“系”除国文一解外，还可以说是同学会的章系，即鲁迅纠正的研究系、交通系之谓。对此沈尹默坦言：“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 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42]所以周作人说人家总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是浙江人专权，“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事出有因”。不过，鲁迅的辩解亦非惺惺作态，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的团体组织，人在圈内外的感觉不尽相同。周作人自认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许多事情不能参加，鲁迅更从来不以北大教员自居，未参与浙人把持之事。圈外人也往往依据圈内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论在籍与否，马衡的人缘即相对不错。而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在该集团中“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和年长的马幼渔进北大尚在蔡元培长校之前，“资格较老，势力较大”[43]。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44]。但这还是主干与附从的关系，周氏兄弟虽不以籍和系自居，却因此而受益，其进北京和进北大，背后都有籍与系的关联，在被排挤的旁人眼中，自然仍是同一利益团体中的分子。中国为人情社会，而且实际上地缘较血缘作用更大，同乡同学又是维系人情的重要纽带，这种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为社会组织功能。绍兴师爷的独占性，据说主要便是靠组织制度的优势而非一方水土赋予一方人的特长。如果处置得宜，或无他人在侧，则至多不过被斥为学阀。照胡适的看法，北大作为最高学府是不妨做学阀的[45]。然而一旦因此而导致负筛选，则难免武大郎开店之讥，甚至怨声载道了。太炎学派代桐城派古文家而兴，本是进步，而蔡元培长校期间，又引进新人，留用旧派，浙人的把持，还处于兼容并包的总形势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尤其是文科中的文史之学，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一枝独秀。蔡元培对此十分了然，1921 年7月他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道：“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数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亦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46]在别无分店竞争的局面下，本身学术贫乏的北大感受不到外部压力。 冯友兰说在不论政派政见以及年龄大小的两方面兼容并包中，“蔡先生把在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令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47]。这多少掺入了后来的观念，且失之笼统。还是办武汉大学颇有成就又当过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讲得较为具体客观：“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48]1921年吴虞进北大前夕，友人告以“北大是全国文化运动中心(内容姑不必论)”[49]；1925年鲁迅对蔡元培长校以来北大的评价仍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50]。所肯定的都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而不及于学术。对北大学术成就看法的保留，与中国高等教育量的激增以及某些学科质的提高不无关系。到1926年，北京的国立大学增加到9所，地方则有南京东南大学、广州广东(中山)大学、天津北洋大学、上海南洋、同济、政治大学，云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奉天等省均设立大学，浙江、安徽则已成议；而私立者更多，北京、上海两地各30所，加上其他各地，共80余所：另外教会大学在非基督教运动后也提倡中国化[51]。北大的独占地位从此被打破，同类比较中学术水准高低的砝码自然日益加重。当时中国的大学足以言学术者，主要还是文科中的中国学。由于清华举办国学院，燕京加强中国化，辅仁稳步发展，中国大学树旗对垒，北大的学术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而北大在这一领域为浙人把持的状况，较往日有增无减。身历其境的吴虞对此深有体会，常有人与之谈及，“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助出洋，实非例也”[52]等，虽夹杂旧派的鄙夷，毕竟反映部分事实。 尤其是国民政府统一后，浙人因前此反对奉系军阀，支持国民党，多受重用，势力还有进一步扩张之势。1928—1931年在北大以旁听生名义进修的吉川幸次郎，对当时北大文学院教师80％为浙江人，以及北大浙人与外部非浙人的矛盾冲突，留下深刻印象[53]。杨树达在日记中多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其严重性已经引起北大学生乃至同籍同门的反感。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两人因而提出辞职，经代校长陈百年、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才勉强复职[54]。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并致函朱希祖，迫其辞职。朱一面撰文辩驳，一面提出辞呈，虽经陈百年慰留，去意已决[55]。1931 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黄侃声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而吴承仕、杨树达、余嘉锡等，正是对浙人把持反应最强之人。“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娼嫉之故”。杨树达曾以请吴任教事告马幼渔，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马本人即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余嘉锡因“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拙”。同为浙籍的单丕“愤朱、马辈把持”，甚至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连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56]。他虽然因沈兼士的关系被北大国学门聘为导师，却不能做本科专任教授[57]。唯有同是浙人的王国维，才享有几度拒受北大礼聘的待遇资格。 对于北大学术水准的欠缺，胡适似有相当的自觉，十年间他反复向师生大声疾呼，不惜危言耸听。1920年，被人恭维作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对于北大全校两年间只能出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称为“学术界大破产”[58]。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其一味主张提高，也承认北大理科并未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59]。时隔两年，北大25周年校庆，胡适再度刊登文章，发表演说，对于该校“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的状况痛加批评，认为本应有世界性贡献的社会科学，仍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希望“北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60]。这次得到李大钊的共鸣，后者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并且断言：“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61] 然而，十年后情况仍无多少改善，1931年胡适在北大文学院开学演说时声言：“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62]可惜积重难返，历史系因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尚能引进新人，尽管钱穆、蒙文通等并不为主流派所欣赏。而国文系在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改革时，连裁并课程也遭到马幼渔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适才征得蒋梦麟的支持，解聘林损等人。傅斯年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63]，“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不留祸根。并称：“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64]措辞如此激烈，固有胡适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见前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值中国学术界人才辈出之时，占尽天时地利的北京大学，因人为因素而不能吸引一流人才，真正形成学术中心，不仅有碍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的目的，本是秉承狩野直喜的教诲，欲用当代中国学人同样的方法治中国学，但在北大三年，听马幼渔、朱希祖的《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甚至包括到中国大学听课[65]，充其量只得到清学殿军的余绪，而不及中国学术的前锋。1933年来华考察交流学术的国际汉学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员，论人则推崇王国维、陈垣，论机构则赞誉史语所、燕京和辅仁，对北大似乎置若罔闻。而浙派宗师章炳麟对弟子们的表现也颇为不满，1922年底他演讲浙江文学时称：“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无历史学问。浙人前以经学著名者甚多，如俞樾等是也。今则浙人已失其根本矣。或谓历史不过是过去的记载，无甚名贵，此皮相之论。……清代浙人，专致力于词章之学，实则若辈所作诗词骈文，亦不甚出色也。”吴虞推测此“殆亦悟其徒多致力于音韵字义，有用少乎者”[66]。虽然章曾在弟子中戏封东西南北天王，晚年却认为“前此从吾游者，季刚辊斋，学已成就。絸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67]。语不及“同籍同系”的浙人，并引戴震的话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68]这在历来对他人苛对弟子宽的章炳麟来说，可谓出言极重了。三、新文化派陈寅恪泛称江淮，一则历史上浙西本不限于当时的浙境，二则晚清浙学泛及江南，三则不欲显露讥评时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当隐指非浙籍的其余北大派人士，特别是胡适一流。这里的北大派，并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体概称，而是如今关寿磨所划分，主张结合清代考证学余流与西洋诸学，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派。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同是浙籍的叶瀚、陈汉章便不在其列一样，不少北大教师还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张尔田便有意划清界限：“民国以后，主讲北京大学，而所谓赫赫有声之北大派，仆亦未尝有所附丽。凡我同好，如黄诲闻诸公，皆可为我证明此言。”[69]面对北大日益趋新，他主张坚固团体，以求自保[70]。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旧两派之分，新派以陈独秀为首，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为主干，旧派以刘师培为首，与黄侃、马叙伦结合，并得到附属该校的国史编纂处屠寄、张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张介乎二派之间，行动则与新派关系较多[71]。新派的阵地，原在改为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向社会宣传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内部，则进行宗旨课程的改革更新。在这两方面，胡适不仅是外来户，而且是迟到者。早在他入北大前，“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72]。1919年陈独秀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极力排挤之下，被迫离开北大，胡适无形中成为新派的重要代表。他进北大主要是陈独秀援引[73]，陈去势孤，校内外两方面事业的主要合作者都是浙籍章系，双方既有不少共识，又存在复杂的人事纠葛。 原来浙人把持之事，远不止于文史两系，更关乎整个北大行政。1923年度北大共有教职员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占1／4，居首位。其余依次为直隶55人，江苏48人，广东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山东各5人，河南4人，广西、山西各2人，陕西、贵州、甘肃、奉天各1人[74]。早期浙人包围蔡元培，旁观者就讥笑怒骂，如钱玄同常到蔡元培处，被讥为“阿世”[75]。在此期间，先后于北大行政举足轻重的汤尔和、蒋梦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和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抗。胡适则逐渐培植自己的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现代评论派”，形成“法日派”与“英美派”抗衡竞争的态势。到1926年，据说“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76]。胡适自称：“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77]陈源和鲁迅的冲突，背后即有浙、胡两派矛盾的作用。 双方在国学研究领域也时有摩擦。胡适十分推许本派后起之秀的顾颉刚及其《古史辨》，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则因顾与胡适亲近而颇疑忌之，胡适撰文交由顾颉刚在研究所的刊物发表，沈兼士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适担任研究所的委员和导师[78]。顾又认为沈兼士等人“心肠真狭窄，教我如何能佩服!”[79]并指“钱玄同辈的有新无旧一派”，“仿佛以为人类是可以由上帝劈空造出来的”观念，“只成一个弹指楼台的幻境罢了”[80]。因此，编辑《国学季刊》时为论文的排列顺序也发生争议[81]。吉川幸次郎称吴承仕、顾颉刚等与浙人不谐，是省籍矛盾的表现。胡适推荐周作人去燕京大学任国文系主任，以图另立门户，“据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82]。双方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厦门大学国学院，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记中记道：“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83] 尽管如此，双方在提倡白话文，创作新诗，以及疑古辨伪等方面，毕竟还是同道。为了达到主要目的，不能不有所妥协迁就。特别是在校内旧派势力尚大，而社会上反对呼声亦高的情况下，一致对外便成为首选策略。与胡适矛盾最深的沈尹默，认为自己不能去法国进修而改到日本，是由于胡适的反对干扰。但胡适致函青木正儿介绍沈尹默，又称“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诗’的一个先锋”[84]。沈兼士也曾为顾颉刚所编书籍作序。胡适撰写北大《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要代表全体发言，便不得不顾及看法不尽相同的太炎门生的意见[85]。因此，外界看来，北大派仍为统一的整体。而浙人的把持教育，往往又和北大派的争权垄断牵扯联系，只是这一变化附上了新旧冲突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形势压力和自身利益需要之下，日本朝野提议归还庚款，用以举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此事在中国引起普遍反响。北京大学因为与北洋政府关系紧张，财政受到压抑，很想利用国立大学的有利地位，参与庚款用途计划。早在1922年7月，胡适、蒋梦麟等人就拟订计划，主张提倡东方文化研究，设立历史、自然博物馆和图书馆，在中国国立大学设日本文学、历史、法制等讲座，附带图书购置费，以及设日本留学中国学额，在日本帝国大学设中国讲座等[86]。该计划显然使北大享有绝大部分利益。在校方授意下，一些留日出身的北大教授与日方官员合组中日学术协会，积极活动。后来中日双方协议，在北京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图书馆，在上海设自然科学研究所[87]，北大又有谋划“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引起校外学者的不满。张星娘函告陈垣：“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故图书馆馆长及研究所所长皆宜立于党派之外，且人须气量宽洪也。闻日人有派柯劭忞，或梁任公充所长之说，烺意此两人甚相宜。柯则为遗老，与世无争，梁则无党，且气量宽洪，可容纳异派人也。”他希望陈垣将此意见转告日方，如公开发表，则愿具名[88]。张星烺的态度多少受其父张相文的影响，后者与屠寄曾为北大国史馆编纂兼讲师，因支持旧派而被排挤。不过日方拉拢北大，是鉴于北洋政府无望，试图找与国民党有渊源者牵线搭桥，以便在谈判中讨价还价，尽量保留既得利权。后来形势变化，对北大的态度也随之冷淡。而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学界名声不佳，所以所长由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裁柯劭忞兼任。可惜这位意外获赠日本文学博士学位的遗老，学问虽号称与沈曾植南北并立，却不能用人唯贤。其亲随并无才学，亦得入选，而狩野直喜一再推荐，中日各方又一致公认的首选人物王国维却被摈于外。 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一直是新风气的代表，针对北大派的种种批评议论，往往被斥为守旧。其实，历史的复杂曲折，并非这种简单划分所能概括和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评，勿庸置疑。然而，包括输入新知、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整理国故几方面，新文化运动者的“学行浅薄”[89]，恐怕是难以一概否认的事实。赞成新文学和白话文的金毓黻也认为“新文学家之缺点，不在主张之不当，乃在根柢之不深。彼辈太半稗贩西籍，不入我见，日以发挥个性诏人，曾不知己身仍依傍他人门户以讨生活，此根柢不深之失也。尚论之士，宜分别观之，既不能因其主张尚正而为之迥护其失，亦不能因其植根浅薄遂并其主张亦一概抹杀也”[90]。胡适曾对登门请教国文讲法的吴虞说：“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91]这正是不少新文化鼓动者存心破坏以致众从的心理自白。因此，其兴也速，振动社会，带引风潮，声势浩大，颇有顺者昌逆者亡之势。但风头过后，内囊就不免尽了上来。所以，对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认识，至少应包括其凯歌式行进之后。这时批评者的合理内核也会显现，不能一言以蔽之日顽固守旧。 1920年胡适批评北大虽然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两块招牌，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他被恭维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却自称“无论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指责“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呼吁北大同人全力切实求真学问，提高学术程度，以期“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92]。在输入新知方面，胡适的实验主义比《学衡》的人文主义当然要浅而且偏，前者只笼统地拿来不论正邪的当代新思想，后者则主张从文艺复兴甚至希腊罗马时代的源头分清主流与支脉。陈寅恪特别批评从东欧和北美囫囵吞枣的新理论，显然指胡适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和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性质论战。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得到向达、王庸、钱穆等人的赞同。“《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93]。这时人们已逐渐趋于摈除门户之见的输攻墨守，“化中外之异端，集古今之流派”，正如早年与《学衡》同道而不排斥白话文的《湘君》所主张：“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94] 新文学方面，形式上的白话文和新诗，不久都遭受严重挫折。白话文虽经大众语的有意矫枉过正而得以坚持普及，新诗却至今仍有争议。今人多误信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总结，以为反对派不堪一击，被新思潮风卷残云。其实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于1922年3月，正值鼓吹新文学如日中天的颠峰状态，而胡适历来讲话内外有别，在北大谈新文化和学术尚能自省，公开评价新文学的成就则不免夸张，对反对声音过早定论。他断言：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95]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可以不经创作阶段的检验便大功告成，极盛恰是中衰的先兆。新文化浅薄的弊病很快暴露，证明胡适的预言为时过早。仅仅过了一年多，张闻天就对中国文坛的状况感到难以容忍，他说：“自从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流行以来，一般青年都争着做诗、做文、做小说，这并不是他们对于文艺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最近更因为做长诗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诗了。社会上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但是我痛恨一般以文艺为终南捷径的青年!”[96]而白话诗文小说，正是胡适一年前诩为成功、成立和进步，以证明新文学成绩大势的几个要点!绝非保守的朱自清综合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丁西林等人的评论，对此分别有形象的描述，他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总名之日：‘杂志之学!”“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学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并借他人之口说：“新诗破产了!什么诗!简直是：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白话诗如摩登小姐，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和八股文“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97]。1922年《学衡》顶风逆流从古典立场立论的批评，如今被新文化主义者自己更加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可见与胡适的指责相反，这种反对论确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仅和不该称为“学骂”的。于是许多过去新的先锋，都转而向着整理国故去深厚自己。“学术上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注意。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类，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98]。连新文化运动源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应当称作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专业)”[99]，国文系也是重考古，轻创作与欣赏批评，令胡适感到“风气之偏”[100]。不能说钱玄同、刘复是复旧，而闻一多的越来越古便是精深。此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系都是古典文学一枝独秀，而且“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101]。“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者‘台柱’之类的光宠”。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要纠正学生“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的思想，声称：“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102]抗战胜利后，中文系师生的认识分歧有增无减，同学认为所开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有误入甚至受骗之感[103]。 有一则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的口碑，最为生动地反映这种世风流变。据说一次跑空袭警报，沈从文从自称为天下两个半庄子中半个的刘文典身旁擦肩而过，后者大为不悦，对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104]沈从文曾是胡适推许为在中国公学“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的教新文学的新文学作家，刘文典则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大“背时极了”的人物。他虽列名章门，但不同籍，也不得某系的好处，“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而他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北大章程规定，以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之声望四项条件为升迁依据，他自认为除末条外，其余均不输于人[105]。而后一条件的取得，显然以新文化为捷径。顺应时势，大可一好遮百丑。鲁迅后来批判策动新文化的北京学者在北伐成功后“身稳”“身升”，“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106]，则获得社会声望的动机目的手段，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刘文典虽然“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胡适说他和钱玄同是北大国文部能拿笔作文的仅有两人[107]；刘曾于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发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长文，批评附会式的西学中源说，分析希腊、中国、印度三大文明系的短长，引证古今中西，很有新锐之气。因为不能趋炎附势，面子又觉得难堪，只好他就。不料时来运转，社会声望的高低也会因时而变。北大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包括胡适推许为不可磨灭的《古史辨》，也是破坏有余，建树不足。旧派的反对自然不足为据，但公开赞誉顾颉刚史学考订超过清代语文学成绩的北大同学傅斯年，背后指其“上等天资，中等方法，下等材料”[108]。极少公开臧否人物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各方公认的学者，当众与私下都有所批评。素来老成持重，又与胡适私交不错的陈垣，也隐加讽喻。他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牟润孙揣度其意指章学诚或章所恭维的郑樵，因为六经皆史之说，在章以前至少已有8人言及。章与郑是胡适和顾颉刚大力发掘鼓吹之人，陈垣称章为“乡曲之士”[109]，实有讥刺力捧章、郑的胡、顾之意。 1932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时贤为三类，前二者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前者当指胡适一流，其次则章门弟子。“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为炬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在孙楷第看来，都不过是“凡夫庸流所震荡”的“名浮于实之闻人”而已。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与胡派章门相较，一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一为“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110]。而照杨树达的评语，不能既温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门非庸即妄[111]。四面楚歌之中，北大派不免草木皆兵。1928年1月，因主办《学衡》与胡适等结怨的吴宓主持天津《大公报》新增《文学》副刊，他请赵万里、张荫麟、王庸和浦江清等人相助。不久，因张荫麟与朱希祖反复辩论古代铁器是否先行于南方，马衡便“向人言《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击北大派”。其实张荫麟并无此意，他还曾撰文评论清华研究院所出《国学论丛》，因“骂得太过火”，吴宓让浦江清删改后仍不敢刊出[112]。“北伐成功后，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了新官僚”[113]，吴宓得知“旧日北京大学一派人当权，则为毫不容疑之事”，与陈寅恪商量善后，表示：“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114]当时北京的清华、燕京、辅仁、中国等校以及北京图书馆的文史学者，不少是被北大排挤之人。四、学分南北陈寅恪评语的另一重意思，是所谓南学与北学(即黄河流域)的优劣浮沉。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明显，学术风格也各自不同。朱维铮教授认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115]清代以来，学者论学，每每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早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分先秦学派为南北两支，各有正宗与支流，并据以归纳南北学之精神[116]。日本京都学派论述清代学术史也多牵连及此。但南北学者若扬己抑彼，则为不智。民初《清史稿’儒学传》成，请人评审，吴士鉴提出增加崔述：“其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以餍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极微眇，侄非助北学，乃所以护南学耳。”[117]陈垣对褒陈澧贬崔述者道：“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118]道光初年江藩著《宋学渊源记》抑南扬北，但他本人籍贯扬州，而且照朱维铮教授所见，本意当在贬斥桐城诸家。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当是近代学术的一般态势。即以旧学而论，民初北京尊奉清代北学正宗颜李学派的，唯有徐世昌的四存学会，其余均为南学派系。直到20年代末，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刘盼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组织学文学社，因社员多系淮黄流域学者，向达、赵万里名之为北学派，其实不过戏言[119]。 南北学之分，又因依据不同而内容迥异。其分法有二，一据籍贯，一讲居处。民国时论南北学风不同，多据后者。1922年8月，胡适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磨谈论中日史学，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120]。此即因居处要而言之，因为北方有不疑古而勤苦之士，南方亦有信古而简陋之人。当时东南大学的《学衡》公然树旗，与北方的北大派分庭抗礼，形成所谓“南高学派”，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声音。“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彇十余年后总结道：“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沅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121]此北大学派与南雍师生，亦据居处而分别，若论籍贯，则多为南方人士。由此可见，无论言中学还是西学，这时北方为新而较空，南方则旧而较实。蔡元培称尚属幼稚，胡适一派也说不曾组织完备、症结最深、最不满人意的东南大学文哲两系关于东方者[122]，请梁启超来讲国学，任教于此的顾实、吴梅、柳诒徵等却在梁出席该校国学研究会时屡与冲突。顾实还讥讽梁摸不到《道德经》的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123]国学运动中，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国文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及南方的几个国学研究会彼此沟通声气，互为声援，共同对抗北大派，这种矛盾还延伸到由北大派生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文史学科。有趣的是，先此黄炎培、蒋梦麟等人曾一度打算将南京大学办成新派大本营，而将北大让给旧派讲老话[124]。南北学既有对垒，也有对流。南方的一些学者北上，在北大以外形成据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会合。胡适虽然在该院筹建时参与意见，但吴宓做主任负责具体事务，其精神必然与北大派相反。由于几位导师或名高望重，或真才实学，胡适还算佩服或礼敬，对较为次要者则不大客气。他骂《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125]。实际上参与其事者除吴宓、张荫麟外，均与《学衡》无缘。倒是赵万里、浦江清两位助手的东主王国维和陈寅恪，过去可算是《学衡》的同路人。与此同时，一些北大派成员为避难或谋生，相继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组织国学院，夭折后再赴广州。近代闽南盛产诗人和翻译家，学术则虽有陈衍号称大家，“博闻强记，自经史子集以逮小学金石目录，山经地志，靡所不赅贯”，仍以诗文见长，“与陈散原、郑海藏一时争雄”[126]，且整体尚不足观。而岭南虽出学者，令陈寅恪叹为将来恐只有南学，广东却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激进而好弄新文学的浙人鲁迅的印象是：“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127]傅斯年等人在时，一度表面似有新气象，真相却是“广州的不能研究学问乃是极明显的”，因为“书籍不够参考，商量学问又无其人”[128]。于是南下的学者很快又纷纷北上任教于北大却对北大派不无异词的黄节[129]，一度出任广东教育厅长，不久也挂冠而去，重理旧业。最后连粤籍小生容肇祖也不堪忍受，致函乡前辈陈垣，抱怨广东“学校经费，又值困难，教授人才，又多偏于词章，而学生风气又安于陋简而不求深造”；“南中参考书难得，每有好题目，以参考书不足故辄废然而止”；加之提倡读经复古，“故此现在广州之学风，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骛新学而转高头讲章。先生等提倡朴学于外，而故乡竞颠倒其学于内”[130]。浙学成为清末学术中心，因其无论就籍贯还是居处而言均已形成风气。而广东自20年代争取日本退还庚款时就提出：“广州与北京、上海，同为吾国南北中三部之中心，地位之重要既属相等，关于此项文化事业之设施，广州与上海、北京自应同等参与，与同时实现，此固为无疑义之见解”，希望日本当局了解广州在中国之地位，在广州设应用科学研究所及建广东大学图书馆[131]。但这多少出于政治与地理考虑，而非人文环境的成熟。而且不顾基础一味讲求应用的短见根本违背学术规律，注定会底气不足。此后广东屡有力图证明自己为华夏文化正宗嫡传之举，却始终成效不大，岭南虽出学者却不养学问，粤籍学人往往只能做北学的干将。 粤风重商，好急功近利，本不宜于非功利的学问。早年李文田以名士自认，“粤人阔老中少有学问者，师(即李文田)气焰大，往往失欢”。而其视学京畿，却令“北学可以大振”[132]。晚清岭南学术声名鹊起，又由于阮元、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提倡鼓吹。对于高位者执学界之牛耳，邓实等人早有定论，言宋学则“伪名道学，以谀媚时君”，言汉学则“著述虽丰，或假手于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蠹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133]。此言不免偏激，但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确是通例。学海堂之于广东，开风气之功固不可没，陈垣等人，多少得到学海堂弟子的提携影响，但民国时北学中的粤人，均非其嫡传[134]。而粤学的正宗，在全国反而沦落为旁支。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籍贯而不能讲居处，原因至为繁复，要言之，传承稀则禁锢鲜，有助于博采众长，以树新风。浙学代兴，亦由于此。而学问之道，雍容乃大，非超越功利的无为之为不能奏功。若以急功近利和讨生活的商业市井眼光衡量要求，或如暴发户弄古玩似的装潢门面，投入与产出自然不成比例。 1933年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再度将学分南北的问题摆上桌面。扬京抑海的沈从文和为海派辩护的杜衡，本来只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立论，后来参战人多，内容也扩大到学术整体。分别的标准，仍是居处的文陋而非籍贯的都鄙，看法却与20年代截然相反。“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利而撰作”[135]。鲁迅虽然深刻揭示“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毕竟对京派寄予希望，因为“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136]。并进而指出南北人互取对方的机灵与厚重之长，而去其愚与狡的弊端，为“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137]。其实，十年间南北学风的逆转，很大程度上便是南人北上的结果。 关于京海之争，后来的评论多少离开了当时的语境，掺入主观臆测。未历其境者的附会可谓不着边际，而当事人的曲解就不免别有用心。蒋梦麟批评海派崇拜权势，讲究表面，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各方面肤浅庸俗，而赞扬京派崇尚深刻，力求完美，但有意无意间称“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知识的源泉”，似乎北大成了汇集北京的各方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所组成的“京派”的代表，“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138]。这多少有些自我表功，显示其把握北大之舵时，能够继承蔡元培的方针事业。事实上，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正想方设法打破浙人的垄断，调整人事，并学习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成功经验，以图扭转北大文史学科的被动局面[139]。而北大文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似乎也落在清华和燕京之后。清华和燕京两校以学生为主的历史学会，当时十分活跃，北大学生因而有相形见绌之感。史学系学生邓广铭等人试图“以北大再来一次活跃的史学运动”，以改变“我们的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日在趋于消沉，甚至被人讥为‘行将就木”的面貌[140]。所以牟润孙说：“直到胡适作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国文、历史两系才有改革进步。”[141]经此一役，浙人把持的积弊基本扫除，但要使北大成为全国学术中心，至少文史学科还有待努力。其史学系成绩最好的时期，便是陈受颐当政之际[142]。此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的南迁以及北京旧书肆在沪、宁开设分店，南北学风又有对流。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之发生异变。战后更有所谓新海派。南北学风的流动，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进行，惟有南学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近代学术史上以居处而言岭南的几度兴盛，差不多都是北人(此为闽粤人的北人概念)或北学(亦含粤人)南下所造成。其中也包括陈寅恪自己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之际所承担的一柱擎天的作用。可惜由此带来成为讲居处的学术中心的大好机缘，都被人为坐失。梁启超曾经诧异阮元在广东和云南同样施为，而结果迥异，此番轮到粤人来自我检讨了。[1]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7页。[2] 《与元九书》，顾学颉校注：《自居易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62页。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均有不议论臧否人物之誉，实则王在罗振玉面前无人不加褒贬，陈垣亦偶有一二影射之语。近代学者，罕用西式的公开学术批评，评论人物的学行，往往在二三知己之间，且多隐喻[3] 内藤虎次郎：《新支那论》，东京博文堂1924年版，第61页。[4]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361页。[5]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页。[6] 《清代三省の学术》，《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页。[7]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上，上海广智书局1908年版，学术，第79页。此时梁启超对陈澧评价甚低，后有所变化。[8]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第33页。[9] 谭宗浚来函三，《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73—74页。[10] 汪宗衍来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60页。陈名树镛，曾从学于朱次琦。[11] 《清人陈毅氏土9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ゐ书状》，《史学杂志》第11编第8号，1900年8月。[12] 《 园学行记》，《斯文》第9编第10号，1927年10月。张之洞曾因叶德辉诋毁陈澧而与之相持不合。[13] 今关寿磨：《近代支那の学艺》，东京民友社1931年版，第24页。[14] 方豪：《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002页。[15]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第33页。[16] 《悼柯劭忞简朝亮先生》，《燕京学报》第14期，1933年12月。[17] 尹炎武来函之39，《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05页；吴宓：《黄节先生学述》，天津《大公报》1935年1月27—29日。[18] 《意园怀旧录——内藤虎次郎氏盛伯羲祭酒盛伯羲遗事译文》，《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第623--630页。文廷式与陈寅恪家同籍兼世交。[19] 冼玉清：《广东之鉴藏家》，广东省文史馆、佛山大学佛山文史研究室编：《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20]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中国目录学名著”第1集第6册，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版。[21] 《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会序》，《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录序》，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9、660页。[22]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70一271页。[23] 清国子监南学建于雍正九年(1731)，本为由内班分出学额，后只有南学长川住学，因而称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24]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0—131页。[25] 唐文治：《朱止泉王白田先生学派论》，《国专月刊》第2卷第5期，1936年1月。晚清学术，虽然风行调和汉宋，但亦有非议者。王闿运指陈澧为汉奸，廖平则谓为“奴隶之奴隶”，“盖略看数书以资谈助，调和汉宋以取俗誉，又多藏汉碑数十种以饰博雅，京师之烂派，大抵如此”(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55页)。邓实对黄以周、陈澧均予否定：“晚近定海黄式三、番禺陈澧皆调和汉宋者，然摭合细微比类附会，其学至无足观。夫古人之学，各有所至，岂能强同。今必欲比而同之，则失古人之真。故争汉宋者非，而调和汉宋者亦非也。”(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1905年5月23日)[26] 《清人陈毅氏ょり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ゐ书状》，《史学杂志》第11编第8号。[27]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章氏所说，虽含政见异同，亦由学术立论。[28] 《訄书·清儒》，朱维铮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9页。[29]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第6期，1905年7月。[30] 《清儒得失论》，《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以上三注，参见朱维铮：《汉宋调和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6页。[31] 陈汉第来函第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5页。[32] 1940年长春“满洲行政学会株式会社”出版。傅增湘所写序言称：“统吾国二十八省之地域，五六十年来之人物，综萃品伦，登诸簿录，试披览而寻绎之，而近世人材之消长，风气之变迁，学术之源流，政教之演进，一展卷而得其大凡。”[33]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34]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第3页。[35] 《积微翁回忆录》，第57、220页。吴士鉴说：“咸同以后，湘中颇习汉学”(《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453页)，但魏源等人的影响主要在今文经学方面。王闿运号为东洋三硕学之一(另二人为朝鲜金允植，日本竹添进一郎)，经学也偏于今文家言。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称：“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会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叶德辉说湖南“一省人物尚不如辉一家”(《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558页)。叶祖籍江苏吴县，好自称吴人。[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王闿运、王先谦的学问，各有偏蔽。[37] 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38] 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国风》第8卷第9、10期合刊，1936年10月。是年初贺昌群在北京曾与浦江清、钱穆、王庸等人交往，当知前此浙人把持之事。[3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胡适说原稿无章炳麟一节，系据其意见增加(《胡适的日记》，第36页)。[40]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章氏弟子经学多已转向公羊学，小学或史学则传自章炳麟。[41] 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5页。在此期间先后任教于北大国文系者，除黄节、吴虞、张凤举、许之衡、萧友梅、刘文典外，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钱玄同、林损、郑奠、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等均为浙籍。[42] 沈尹默：《我和北大》，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43]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44] 《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45] 《胡适的日记》，第238页。[46] 孙常炜编著：《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第502--503页。[47]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追忆蔡元培》，第166页。[48]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追忆蔡元培》，第80页。[49] 《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1--582页。[50] 《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58页。[51] 《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申报》1926年10月10日国庆增刊。[52] 《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274页。刘复非同本籍，而被沈尹默等认作同系。[53] 《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384--394页。[54] 《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蔡校长致朱逖先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43号，1929年9月30日。[55] 《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致陈代校长书》第一函，《辩驳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2515号，1930年12月日；《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致陈代校长书>第二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518号，1930年12月12日。[56] 《积微翁回忆录》，第25、43、45、57、63、70、72页。[57] 牟润孙：《清华国学研究院>，《海遗杂著》，第411页。[58] 《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59] 陈独秀：《提高与普及》，《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60] 《回顾与反省》，《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1922年12月17日：《教务长胡适之先生的演说》(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1138号，1922年12月23日。[61] 守常：《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62]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是年3月，北大教授评议会决议改文理法三科为院，蒋梦麟拟聘胡适为院长，因胡坚持，又找不到合适人选，不得已暂时自己兼任(《国民教育状况》，《日华学报》第25号，1931年6月)。[63] 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_220页。至于林损的学问究竟如何，则人言言殊，吴宓与之久谈，即“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1页。原书注此函约写于1931年，误。[65]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北大学院旁听证照片。吉川说他在南京拜访黄侃并向其请教，曾问过几位北京学者不得要领的问题，立即释疑，因而感叹留学三年首次见到真像学者的学者(同书《南京怀旧绝句》，第569页)。据黄侃去世后1935年11月2日吉川致潘景郑函：“幸次郎于此公私淑有年，昔江南之游，税驾金陵，亦职欲奉手此公故也。通名抠谒，即见延接，不遗猥贱。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又曰：‘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皆心得之言，可倾听也。谈次，幸次郎辄质之日：‘《毂梁》释文两云释旧作某，何谓也?’公即应之日：‘此宋时校者之词，非陆本文。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云尔。’幸次郎蓄此疑有年，问之北士，皆未之省，得公此解。乃可涣然。于此弥益叹服，即有从游之志。第以瓜期已促，弗克如愿，遽尔再拜，依依而别。临别赋诗见赠，又致书印泉李公，使幸次郎谒之。……东归之后，音敬遂疏，然景仰之私，未尝一日废，每谓他日果得再游上国，必以此公为师。”(《制言半月刊》第5期，1925年11月16日)[66] 《吴虞日记》下册，第75页。[67]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页。[68] 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9页。章太炎《菿汉闲话》：“东原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前世如张苍门下有贾太傅，而贯长卿辈经术不过犹人；梁肃门下有韩退之，而籍湜辈文学去退之已远，则真所谓二国手三国手门下能出大国手，大国手门下不能更出大国手也。”(《制言半月刊》第13期，1936年3月16日)。[69] 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之五·论研究古人心理》，《学衡》第71期(1929年9月)。[70] 《吴虞日记》上册，第625页。[71]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此文刊登后，《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分别致函《公言报》，指其报道失实，称北大并无新旧之争。但所辩解主要在《国故》本身所扮演的角色。[72] 《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73]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传记文学》第44卷第6期，1984年6月)谓胡适进北大任教主要靠考据文字，似以社会常情代具体殊境。胡适的《尔汝篇》、《吾我篇》两旧作再刊于《北京大学日刊》，虽被视为“以新科学研究法研究吾国国学”，却有师生刘和、毛准、陈汉章等人出而有所论难引申。参见刘鼐和：《书尔汝篇后》，毛准：《书尔汝篇后后》，《书尔汝篇后后补》，《书吾我篇后》，陈汉章：《尔汝篇卮言一则》，《北京大学日刊》第68、70，1918年2月9日，1918年2月18日，74—81号，1918年2月22—3月2日。[74] 《吴虞日记》下册，第151页。吴虞误计总数为268人。[75] 骂钱玄同“曲学阿世”者，周作人说是黄侃，吴虞则记为陈介石。[76] 《吴虞日记》下册，第154、295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5年1月17日。[77] 《胡适的日记》，第393页。[78]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7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9页。[80] 《顾颉刚遗札》，《学术集林》卷一，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81]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4日。[82] 《苦茶》，第321页。[83]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8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85]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三章《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研究方向》第一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新国学的研究纲领》，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版，第222—272页。[86] 《胡适的日记》，第395页。[87]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45，1982年版；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苦茶》。[88]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09页。1923年4月，丁文江曾致函胡适，试图联合南北学术机构团体对此事发表正式意见，提出三条原则：1、用人应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2、评议员请有名的老先生，而所长馆长请年富力强、确有成绩的人。3、应与现有的中国机关合作。这无疑也有利于北大(《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94—195页)。 [89] 萧公权《落花：和雨僧空轩之作》：“灵风吹梦得归无，梦到秦楼事事殊。宝镜新妆夸半面，罗襦近好系双珠。空传谢掾挑邻女，几见文君忆故夫。鹈鴂先鸣兰芷变，碧城回首隔平芜。”《国风》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新文化兴盛之际，不少同道已指出主持诸人有简单表浅意气等弊病，只是有保留地同意其大方向。[9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第512页。[91] 《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92] 《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93]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9页。[94] 周光午选辑：<吴吉芳先生遗著续篇》，《国风》第5卷第11、12合期，1934年12月。[95] 姜义华主编，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9页。[96] 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97] 《课余>；《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新诗》，《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262、216—217页。 [98] 《清华文史周刊专号》，《读书月刊》第1卷第9号，1932年6月。[99] 杨向奎：《回忆钱宾四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100]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4年2月14日。北大国文系共开课31门。[101] 《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 [102] 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103]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42—243页。[104] 吴鲁芹：《记珞珈三杰》，《传记文学》第35卷第4期，1979年lO月；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981年8月。其余两位庄子，一为庄子本人，一为日本学者(疑指武内义雄)。[10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67页。[106]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一一433页。[107] 《胡适的日记>，第222页。胡适对刘文典的学问，或有谬许之处，曾经杨树达指出。而刘文典后来据说。极端喜欢旧文学，又极端讨厌白话文，常拿某些新文学家开玩笑。他是胡适之的友好，常说：‘胡先生什么都好，就是不懂文学。”(傅乐成：《我怎样学起历史来》，《传记文学》第44卷第5期，1984 年5月)这恐怕是对早年境遇的逆反。[108] 《积微翁回忆录>，第264页。傅斯年曾写寓言小说讽刺顾的疑古，这大概是两人在中山大学矛盾冲突后，傅声言将令顾到处不能安身的举措之一，后似未公开发表。[109] 《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感言》，《海遗杂著》，第97页。与陈垣关系密切者当属思辨社成员。[110]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9——410页。[111] 杨树达谓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前者指黄侃，后者指胡适(《积微翁回忆录》，第129页)。[112]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5—12页。[113] 《苦茶》，第381页。[114]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72页。[115] 朱维铮：《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上，《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5期。学分南北，俞樾认为始于六朝，黄以周则以子游、子夏为南北学之祖，上溯至周末。武内义雄曾予以论证(武内义雄：《南北学术の异同に就きて》，《支那学》第1卷第10号，1921年6月)。[116] 《饮冰室文集》上，学术，第19—20页。[117]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453页。[118]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22页。[119] 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120] 《胡适的日记》，第438页。[121] 《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122] 1924年4月13日、15日陈衡哲、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第247—248页。陈衡哲甚至说“东大国文系之糟为全校之冠”。[123] 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124]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48页。[125]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3年12月30日。[126] 钱基博：《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国专月刊》第1卷第1号，1935年3月。[127] 《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21页。1920年8月陈公博告诉胡适：“广东的空气，充满嫖赌及势力发财的空气，简直与新文化绝不相容”(《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8页)。[128] 1929年8月20日顾颉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6页。[129] 黄节与吴宓及思辨社人关系密切，其高足李沧萍曾受王国维指导又是张尔田及门，毕业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国文系，1935年被古直等列名于要求惩治胡适的通电。后李声明更正，但古直说因为他。同其慷慨”才被“分之以义”(胡适：《南游杂忆》，杨犁编：《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 644页)，或亦属实。[130]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69—272页。[131] 《广州各界对日退赔款用途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5月19日。北京大学也认为如设第三研究所，应在广州(《北京大学对于日本以庚子赔款在中国举办学术事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55号，1924年4月26日)。[132] 吴士鉴来函之6，汪大燮来函之25，《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654页。[133] 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1905年5月。[134] 陈垣早年写作小品，为学海堂出身的汪兆庸所见，“以为必传。当时受宠若惊，不审何以见奖至此。然因此受暗示不少。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45页)。陈受颐虽然是陈澧的曾孙，学术成就却并非基于家学渊源。[135] 《论学术的空气》，《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90—495页。[136]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137] 《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435—436页。[138]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6、184页。[139] 1934年4月28日傅斯年来函，《胡适年谱》，第219—220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4日。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所说：“今日必须承认我们不‘大’，方可有救。”既指中国，更指北大。 [14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14页。[141] 《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海遗杂著》，第85页。鲁迅指这时的北大堕落为“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主要指浙、胡两派在官僚化方面合流(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09页)。北大理科也吸收了南方各校的优秀人才。[142]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04页————————————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柏桦 引言 中国当代诗歌自1978年肇始至今已大约有30年了，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1978—1985）；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1985—1992）；再接下来，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南诗人终得以将万古常青的灵气突显并为我们供献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 以上是一个简略勾勒的中国当代诗歌风水（或气脉）运行图，读者见了不要以为我真要从正典的风水学角度来谈论它（按古之说法：风水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阴阳），这里所借用的“风水”概念在本文中却要扩展得多，它既是指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的，地理、种族、时代为三大决定文学的要素；也是指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说的，地域文化的不同将导致南北之文的差别。而我以为不同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必形成地学意义上的不同诗歌风水，也即是不同的诗歌气象。或者这样说：我更乐意称这里的风水为一种气象（有时这一种气象占上风，有时另一种气象又作为主导力量，这也是“风水轮流”的说法）。我早年有一句诗：“我在此经历风景的整容”，风景可行整容术，乃指不同的风水可培育不同的人之气质与气象也。 有关中国风水气脉之走向，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与毛纲毅旷曾于1986年5月在日本《建筑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番见解：“在中国的西北方，想像中的昆仑山即成为生气之源，气脉从那里向全世界扩展，其中的三支从北方开始以北干、中干、南干的形式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动。这三大干龙与黄河、扬子江等大水系有关联。从那里分出许许多多的支流。整个国土就这样被气如网络似的东西覆盖着。‘气’是沿着中国的地势，从西方流向东方的。三大干脉中的南干，指的就是南京、香港、上海等地方，大致是长江以南一带。中干就是洛阳、西安等这样的大都市吧！北干，则经过沙漠，通过旧满洲，延伸到朝鲜的白头山方向。‘脉’这种东西的流动是很厉害的。与水相似，虽说不是水本身，但因为人们考虑在有水的地方气才流动，也就是风水中说的‘得水’。”[1]这便是所谓风水学中的“藏风得水”。二位学者所谈的三大干脉的走向是从纯风水学理论这一意义上讲的，而我更是倾向于在文学或诗歌范围内指认唯有南北二干这一经典（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说法。譬如刘师培便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从地理学（地理也称地学，谓风水之别名）之角度讨论了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他从此出发果断地指出南北之文的差别： 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 在总论之下，刘师培还作了细分，以为南方文学表现为“清绮”、“哀艳”（按：如潘维）；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按：如多多）；“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按：如陈东东）地理不同，诗歌风水亦大不同也。 不仅刘师培，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对南北之文的不同作过尽人皆知的阐释：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3]（按：如徐枕亚） 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之精见更是斩钉截铁：“北学务实际，南学探玄理；……北学重礼文，南学厌繁文；北学守法律，南学明自然；北学畏天命，南学顺本性。” 对于南人的文学天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亦说得条畅动容：南人“习于安逸，文质彬彬，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诗文优美，具有天赋之长才。” [4]而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屈子文章之精神》中却吐露得直白：“南人之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远甚。” 以上所引经典，是为了指出南北诗歌的大致不同（并非绝对不同），而本文的重点不是要去谈论北京诗歌和四川诗歌，也不想对三地诗歌来一个魏蜀吴式的纵横比较，而是直逼江南诗坛，但又不是数点名头、面面俱到，仅是将目光聚拢在这里所展示的七位诗人身上，作一番相关历史梳理及现实评析工作。因此，对这七位诗人的讨论必然要先从江南文化的历史脉胳出发，即昔日的江南诗歌风水出发，再说白一点，从一个关键词“水”出发，这样才得以看清今日江南诗坛与诗人们的前世今生。 一、“流水”江南 自魏晋隋唐以降，江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而“江南”一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在此勿需作考据式清理，那将是漫漫长夜的精密工作。但对江南的一般地理界定还是应当指明的，张岱在《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篇“吴越疆界”中如是划定江南范围：“钱鏐王以苏州平望为界，据浙闽，共一十四州。古扬州所辖之地，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凡六省。古会稽所辖之地，浙江除温、台，九府：杭、嘉、湖、处、宁、绍、金、衢、严；福建除福州，七府：漳、泉、汀、兴、建、延、邵；南直隶苏、松、常、镇四府，共二十府。会稽郡驻匝苏州府。”在“三吴、三楚”中，张岱又说：“苏州曰东吴，润州曰中吴，湖州曰西吴。江陵曰南楚，徐州曰西楚，苏州曰东楚。”古人的界定客观清澈，而我对江南的初始印象却来自幼时在终日幽暗的重庆家中阅读丘迟的一篇文章《与陈伯之书》，当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无不欢欣鼓舞，心向往之。江南从那一刻起，便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一个幻觉。 近日读景遐东博士书《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受益良多，其中他对“江南”概念的界定甚合我心，现引如下：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纯粹区域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是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此为广义的江南概念。在“江南”一词出现之初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是在这个范畴上使用它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南方的范围是逐渐往南移动的。因此到了近代“江南”概念的范围也渐渐缩小固定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这就是其狭义的概念。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5] 江南文化尤以其水之闪光夺人眼目，在古代诗篇中可谓比比皆是。随手举些例子：白居易说“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杜荀鹤的名句至今不衰：“春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在诗人的笔下尽一片“吴越暖景，山川如绣。”在这片江南水乡中有朱熹的“春溪流水去无声”的静好岁月，亦有吴文英的甜蜜的哀愁：“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以及秦观那“宝帘闲挂小银钩”“淡烟流水画屏幽”式的闲愁。当然江南的春水也激起苏曼殊的向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本事诗十章》之九）“灯飘珠箔玉筝秋，几曲回阑水上楼，猛忆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有关苏曼殊的传奇人生，在这里多说两句。他一生浸淫于江南良多，与柳亚子、叶楚伧等南社诗人堪称铁血兄弟。此人诗写得哀婉恻艳、萧疏淡远，颇得江南神韵。他写古诗只用了两年时间便达到一个高峰，古诗老师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却是个贪吃之人，欢喜吃烧卖、年糕、八宝饭、金华火腿、月饼等，而香烟、糖果更是不离口。他在与朋友的书信末尾，常书“书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他为了吃糖，一次竟然拔去嘴里的金牙以作交换；他常出入于妓院，但又憎恨性；突然他会身穿袈裟独坐危崖，突然他又玩失踪的游戏，让他的朋友着急。而他的死使他的传奇达到高潮：“大师居沪上，有人要大师一次食尽肉包子六十枚以为胜者，师竟食之，遂卧病数日而终。方师食至五十余时，友人尼之，欲无尽食，盖此物食过多，则难万一消化也。师坚执不可，几至决裂，且食后又进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颓然榻下矣。”[6] 就这样，曼殊为了与人打赌而吃包子胀死。有关他的怪诞童稚行为太多，不赘，但其声名腾播于人口，也靠了他这些异行。而这些异行也是江南文化的遗产。 在众多写江南水色的诗篇中，我独喜浙江诗人罗隐的一首《江南行》：“江烟湿雨鲛绡软，漠漠小山眉黛浅。水国多愁又多情，夜槽压酒银船满。”每当我读到“水国多愁又多情”一句，我便立刻想到了如今的江南诗人潘维，此句真是为他定身写照的，而且潘维之诗还颇得罗隐的神韵。有关罗隐这个人，在此啰嗦两句：罗隐在晚唐诗人中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物。他虽屡考进士不中，但有几桩幸事可傲世人：一是诗写得好，当时在江南一带可谓名重一时，诗歌江湖上有“四海闻有罗江东”之说；二是酒友多，且艳遇不断，如其名篇《赠妓云英》便是证明；三是命活得长，享寿八十，这在古代可是高寿了。说这些，不外另有所指，即潘维或许就是罗江东再世也。 水至柔若玉之润泽细腻，但水也有至刚的一面，否则哪来吴越争霸时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复仇的故事。《汉书•地理志》曾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白居易也在诗中说过：“勾践遗风霸”。江南诗僧贯休还写过：“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如此雄豪逼人的诗句。连江南妇女也有英武之气，如女烈秋瑾那手持短剑的遗照便让人平生出几分敬畏。当代诗人庞培每年在江阴宽阔的长江上来回横渡的雄姿也让人想到从古至今江阴人尚武的精神。 关于江南的刚强尚武，杨万里曾有一番评说：“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英。”宋人评溧阳土风：“是邑有太白之英风，故其人多秀而文；有伍子胥之故迹，故其俗多义而勇。”（以上二条见《景定建康志》卷四二风土志） “但江南文化这种刚性特征更多的是以另外一种转化变异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江南文士性情上都有清狂豪迈奔放洒脱之风。”[7]如前面所说的苏曼殊，他的怪异行为就甚合江南人的脾胃，江南人当然见怪不怪，因他们的水文化中本身就有这狂怪的传统。于是，曼殊上人的名声便被南社诸同人抬举起来，先在江南一带蒸蒸日上，随后流播到了全国。 自号“四明狂客”的越州诗人贺知章解朝服而归乡，晚年更是“尤加纵诞，无复规检。”（《旧唐书》卷一九O本传） 杜甫《饮中八仙歌》对苏州诗人、书家张旭有深动的描绘：“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难怪时人指他为张颠。此人好酒，每醉后，呼号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另一苏州诗人顾况更是豪迈不羁。李肇《国史补》说他“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傲视朝列。”《旧唐书》本传则说他“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笔者早些年读顾况《公子行》，写过一文《花花公子的五大条件》，此文收入本人著作《原来唐诗可以这样读》，有兴趣的读者，可寻来一阅，以增对顾诗人的了解，这里就不多说了。 近代同里诗人，浩歌堂主陈巢南早年豪气干云，暮年隐居乡里水边，柳亚子称他“壮思翻飞洗天河，老抑雄心掩薜萝。”巢南亦有惊人之处，难怪亚子称他：“短小精悍如郭解，纵横捭阖如苏秦，滑稽突梯如方朔，而高文典册、飞书驰檄，则又兼枚叔之长。”这位“时际会风云，丰功伟烈，殆有未可以度量计者”（柳亚子）的激烈诗人最终壮志未酬，在隐逸中死去。 而另一南社中人，苏州诗人朱梁任更是以怪诞闻名。柳亚子说他：“性情古怪，虽然是苏州人，却硬绷绷的，绝无吴侬软媚的习气，学问很好，诗文都来得，精于小学，能写篆书，又自命为音乐家，对音律别有研究。”[8]朱梁任性急口吃，排满最烈，他最著名的事件便是1903年秋邀苏曼殊、包天笑、范烟桥诸人去西郊狮子山招国魂，诗曰：“归去来兮我国魂，中原依旧属公孙。扫清膻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幡。”他甚至还带去一把后膛枪，向北开枪，声震四野，惊动周围乡民。一时被人以为疯子。这“疯子”却精于甲骨文字，比罗振玉还多识数十字，而且尤其尚古，当时苏州有一夏侯桥，因筑路要被当局折去，他得知后跑去桥下，抱柱痛哭。围观者又以为痴人在发疯了。这等发疯又让我想到太炎先生的一番评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9]众所周知，章太炎的疯颠狂狷是出了名的。 从前面可知，青山秀水的江南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至柔至刚的诗人。那么当代江南诗人呢？他们依然为这片山水所感发，溢出至柔之情（如潘维），同时也掀动至刚之情（部分杨键，部分庞培）。一句话，他们与先前的江南诗人形成了互文传承的关系，这又正是T.S.艾略特那篇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精神在他们身上的重演：继承与创造。此二者恰切地让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其中，江南之水的特性与气质在如下七位诗人的作品中流露出各自不同的现代面貌与色泽。 2005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曾在给北岛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刚去过伟大的江南。”此话如何讲来，其实我的隐含意思是：当地的江南诗人及古镇风景令我产生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中国的诗歌风水或中国诗歌气象不仅已经转移到江南，而且某种伟大的东西就要呼之欲出。风水的变化是神秘的，谁又真的说得清楚呢？犹如湖南文化在近现代曾战胜过江浙文化（主要指毛打败了蒋）。而今，这几番变化（从北京到四川再到江南）之后，用诗人杨键的话说，便是“复位”，即物归原主。再说穿了：诗歌正宗的地位在江南。这也正应了杜牧的两句诗：“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南诗人已卷土重来。从这片山水中，从黄酒、昆曲、园林间（中国文人的三大珍宝），他们来到了我们的目前。 潘维可谓西湖的宁馨儿，他的诗篇饱含了江南水光的灵气，真正叫“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在《鼎甲桥乡》中说：“夜晚，是水；白天，也是水/除了水，我几乎没有别处的生活……”在《天赋》中，他又说：“我的天赋是水……我的天赋是天上之水，……/是被春光望穿的秋水……/终究，我的天赋会超越水……”他能超越水吗，当他面对“——江南水乡，美与梦的泛滥之地”（《江南水乡》），最终这位当年的少年繁华辈要来到西湖边上的苏小小墓前“向美作一个交待”： 年过四十，我放下责任， 向美作一个交待， 算是为灵魂押上韵脚， …… ——《苏小小墓前——给宋楠》 诗人写这首诗的时间正值2004年岁末，杭州大雪纷飞的一天。这一天，奇迹便这样平静而寒冷地降临了，诗人开始了工作，他似乎一伸手就将历史、现实、个人际遇与感怀以及美是难的（希腊谚语）这一世界性主题一下子表达出来了，显得既丰富又透彻。为此，我要说：西湖又一次拯救了一位诗人，一位真正的江南水之子。我也要说：这首诗是现代版的“波心荡，冷月无声”（姜白石《扬州慢》），是现代版的西湖之水难赋潘维的深情。但生活还要继续，水还在他的周遭波动并不停地递上美丽的“风流玉质”（潘维）。 庞培有一次曾在苏州对我谈起江南诗人时，这样说过：“在美学上最独立完美的是杨键和潘维，但潘维那飘渺的抒情空间还有待挖掘。”后来他又专门谈到了杨键： “杨键一方面要进入个人生活，一方面又要超脱个人生活。而一个好的诗人要冒着不被别人信任地书写自己，要有冒犯苍生的勇气。”的确，杨键以“幽愤、旷达” （庞培语）的“儒”之气节，也即以这样一种水之气魄（刚好与潘维的水之阴柔形成对比）在马鞍山，这个他诗歌的出发点及控制范围，日夜面对了并说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工业是如何摧毁了江南的美。面对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他当然有一股要冒犯世俗苍生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我更乐意称之为另一种波德莱尔式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勇气，杨键已被命运所注定，仿佛冥冥之中，他被神选中了，要让他来完成一项工作，那便是见证并在绝望中呼唤着一个死去的古典江南： 长河啊你慢慢地流， 一个自学者怎能不急呢？ 傍晚的河水倒映着铁丝的围墙，祖先的亭台…… 什么样的春光，再不能挽留？ 长河啊你慢慢地流， 倒映着祖先的亭台，祖先的松树…… ——《明媚》 就这样，他在诗集《暮晚》中用了极大的篇幅（近一半的诗）写到江南的水，这本诗集共收诗184首，其中标题带水的就有20首，通读下来，无不让人跟随作者以同样沉痛欲绝的心去凭吊一个逝去的江南，或更广大地说，凭吊一个逝去的中国。诗人在长江边上不是流连光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而是呕心沥血地揪心着这满目的疮痍：“无人记下，这运载废报纸的河流”（杨键《傍晚的光芒》）此时的“波浪已无力再讲述一个无为的民族/不停地衰老啊，长江浩荡， /必须完成的那么多，/但能够完成的又是这样少！”（杨键《楼上夜眺》）只能这样少，且再看一眼杨键眼中的江南之水如今的模样： 在蓝天下，生锈的汽笛冒着几缕煤烟， 三条铁船已烂在岸边。 打黄沙的水泥船在江面上驶过， 船上有他们的老婆和一条黑狗。 ——《在江边》 写到此处，顺带一笔，庞培曾为杨键画了一幅肖像：“从容、淡定，中国自古以来的体格。”“体格”一说颇有见地，令我想到杨键一贯的修身功夫。不知何故，他还让我想到“常叹吾道孤”的日本禅师良宽（1758—1831）那内气外发、温良严正、状若神仙的体格。 小海少年成名。我认识他时，他还是一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属“他们”健将（因此文不能离开主旨，所以“他们”不能提及），大学毕业后去了苏州，因此写《北凌河》应是后来的事了。小海为海安人，他以他家乡的一条河流北凌河来抒写江南，而且是以孩子般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似乎应了华兹华斯一句名言：“孩子是成人的父亲。”我这样说并非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其实浪漫主义并不过时，须知文学的发展不是唯进步论），而是说他的赤子之心。正是由于这一赤子之心，他才捕捉到了现代江南水之气息：“海安入夜的凉气比赤脚还凉/比赤脚的河水流动得更慢”但他“以前见过北凌河干旱期的青蛙/尾巴在陷落中挣脱了跟我说话” 这是孩子式的幻美（也是成年人的怀乡），但很快幻美就落到冷酷： 村庄的水牛绝望之后 我是海上鲸鱼的祖先 像北极冰的溶点 村庄只是我的一个借口 我看见一条活的尾巴 跑过百年后父亲的村庄 年轻的海安人 加入冰的合唱 我知道真正的水 是腰的悲伤 在那河流与天空分手的地方 ——《村庄组诗之七》 这便是诗人笔下现代江南的水之“诗意”，真如叶芝所说：“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我第一次读到长岛的诗是《和山羊谈心》，还记得当时我内心一震，因为之前并未读过他任何东西。与一些成名诗人相比，我可以说是完全不熟悉他。但这首诗却让我记住了这位诗人：他那江南般的精细、熨贴，以及沉静的同情。在此，我大胆猜测一下，诗人一定生于1967年，属羊。后读诗人小传，果然如此。接下来，在《苏州我记》中他写到了江南的流水： 自从我跌跌撞撞地侥幸踏入 这座城市，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爽风吹动，薄绿的流水 也在我额头漾起了波纹 我的唇齿间，烟叶焚烧留下了垢痕 …… 他自言自语：流逝的慧星，浓密的阴影， 新建的民居尴尬地 远离了小桥和流水…… 依然是沉着地轻叹古典江南的消失，依然是从流水出发，但诗人并不愤怒。恕我再说一遍，只是轻叹，对光阴流逝的轻叹。这也表明了他那一贯的书生意气般的江南形象：“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但轻叹之中也有警醒，如诗人在《深呼吸》这首诗中，就说出了某种江南的警觉（生命出现了危险）： 接下来树木会有一场劫难，因为 林子上游，一条大河已经露出了他的脊背 细小的波浪即便在夏季，也谨小慎微 一簇预示灾变的枯发踏上了树冠 而我个人尤其喜爱他的《细雨中的庭院》。一首极短小的单曲，一首小令，我敢说庞德写的那些中国意象的小诗也与此诗有得比。我为这样的诗人而高兴，虽然他并未写出大量的江南之水的诗篇，但他骨子里却浸淫着江南的光阴与流水。 王寅、陈东东的诗看上去颇有世界文学的视野，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二人都来自上海。众所周知，上海从近代起就遭遇了西方现代性的猛烈冲击，这座“华洋杂处” 的城市不仅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先驱或桥头堡，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上海摩登”（李欧梵语）。即便如此，二人在表面的洋气下仍具有一种隐秘的江南古风。王寅的诗歌排列、体制大小像极了一幅中国山水图，这种形式上的独异与讲究，让我一眼看去便爱不释手，须知这恰当的长度、合体的诗句正好与江南山水从古至今的韵致和优雅相匹配。王寅的诗型、诗格也是我写诗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标准。 因本文此节主题是讲江南的“水”，所以还得赶紧收束，不可枝蔓。下面来看王寅一首仅三行的短诗，《爱情》： 水中的小提琴 水中的蝴蝶 水中的手指变幻不定 水在此处是虚写，但虚中又有实，诗人只通过三个细致的意象，“小提琴”、“蝴蝶”、“手指”便勾出一幅写意水墨画（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当然也写出了爱情的幻美与莫测(另一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现代版)。这种小诗，读者切莫轻视了，它可让我想到宋徽宗的书法，人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字体优雅，一如疾风之修竹，其间飘逸着兰花之香。而我也从王寅这首“水中的”小诗闻到了江南点点落梅的馨香。 王寅还写过一首较长的诗《水》。通篇都是对水的形上想像，其中充满了古典江南诗人才具有的书写的享受与愉悦：“河水是句子，……/在黑暗的地方/水就是灯”而他写的另一首诗《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也是我的偏爱（因其中有形象），我仿佛在不知不觉的朗诵中又随作者一道来到时间面前，对暮年表达礼赞，对 “逝者如斯”的流水发出感慨。 每当我读到“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吴文英《莺啼序》）或“素秋不解随船去，败红趁一叶寒涛。”（吴文英《惜黄花慢》）这些诗句时，我就会立刻想到诗人陈东东。他写下的《梳妆镜》、《幽香》、《导游图》等许多诗篇简直就是吴文英（文英为宁波鄞县人，此点特别指出）的手笔。吴癯庵在《词学通论》中说吴梦窗的诗：“以绵丽为尚，运思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视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周介存也评：“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云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以上评说虽是说梦窗，但我敢肯定地说，用在陈东东的诗歌评论上万分准确，毫厘不差，无须多作解释，行家里手一见便会认同，难怪臧棣要说陈东东的诗是汉语中的钻石，我以为加上“现代”二字更为准确。陈东东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善用词语，并通过词语达至音乐性（这一点包括“钻石”后面还要谈），他“能令无数丽字——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况周颐论吴文英）陈东东能将词语逼至如此险悬的高度并“炫人眼目”（张炎）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20多年前，当我读到“灯也该点到江水里去，让他们看看/活着的鱼，让他们看看/无声的海/也应该让他们看看落日/一只大鸟从树林里腾起”，我已感受到他的禅与超现实主义诗风，他与废名的相通处等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现代版通过“点灯”映照于我的目前（此点不展开谈，因已被论及多多）。那时他还没有让我想到吴文英，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有着文英的影子吧。 说点题外话（其实也是紧扣文脉的），“梦窗的词在后世并不是始终为所有的人所推重的。比如喜欢赤裸裸的纯粹感情的王国维等人，就当然不会喜欢南宋的文人词，而作为其代表的吴梦窗等人，当然也就只能成为受批判的对象了”[10]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他首推李煜，并批评南宋词，认为“隔”。他又说：“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史达祖）、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见《人间词话》）国维此说差异，犹如以上引文中被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所讽刺的那样，他只能喜欢那些“赤裸裸的纯粹感情的流露”的诗，作为一代大家，这样的思路未免太狭窄简单了吧。须知诗乃“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事业，它的本质是“尽可能多地包含技艺的快乐。”（罗兰•巴特的一个观点）而南宋文人词，尤其是梦窗的词“在形式、修辞以及音乐性方面已达到高度洗炼。”[11]给予这烂熟至纯的诗词技艺以中国文化的精粹地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说，风流何绝？渡江之后，风流在江南大盛也！联想到陈东东的诗被一些人十分推崇又被另一些人不屑一顾，他似乎还真有一点吴文英的命运哩。无论怎样，我要说：陈东东让吴文英——这位我最热爱的宋朝江南诗人——复活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不是吗？最精致风雅的江南诗歌传统终于未被湮没，终于在陈东东的当代笔端流溢出水云波动的闪光。这闪光也可以是“外滩”之水，“在银行大厦的玻璃光芒里缓缓刹住车”（陈东东《外滩》）并又在“黑河黑到了顶点”（陈东东《低岸》）。现代江南在诗人笔下徐徐展开，与“一一风荷举”形成古今之张力；它有时甚至还是“海神的一夜”，这“海神”企图以“马蹄踏碎了青瓦”（陈东东《海神的一夜》）来完成一次跨文化的中西对话，而对话的主导者理所当然是从江南出发，从上海出发，为此，来一番中西合璧的诗意想象，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庞培在《长江》一诗的第一节这样写道： 这里 一滴水是我的出生地， 这里的水流 扩展到我全身， 每一寸肌肤都有无数的港湾、沉船； 锚链从我血管中“轧轧”升起， 带上江底的污泥—— 一个英武果敢的庞培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他正在江阴这一段长江里姿意地击水，无所畏惧，一直向前。其歌唱的口气正如“一年江海姿狂游”的张祜。有关二人的相似性后文还要谈到。 庞培是我自杨键之后认识的最好的诗友之一，我还记得他与我初见面时的情形：短暂的拘谨旋即结束，接着是他独有的爽朗的笑声。他是丰富的又是单纯的，有着江南至柔之水的气质，同时又具至刚的一面，一个诗意的矛盾。他的体格如此宽阔，可容纳万倾波涛，这位长江以南的儿子不仅是“浪遏飞舟”（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绝顶高手，也是江阴尚武精神的一位诗人代表。他的胸怀可以随时激荡起来：明朗、炙热、细腻而勇猛。江南的水之灵气，北方人的博大雄气都聚于他的一身。 作为中国的散文大家之一，庞培的行文有一种灿烂广大而又波涛汹涌的功夫，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挡不住的急迫，他要热烈地表达，不管虚或实；他要精神饱满地行走在江南的大地上，无论歌声的古老或新鲜。可以说他是江南最明亮的水之诗人，充满了少年江南的朝气。总之，他的诗毫不犹豫，是江南的一个异类（因兼具北人气质）。顺势而下，他写出了豪迈的《夏日之歌》： 大海的和声，深邃洁白 当我赤脚绕经儿时古老的天井 那些弄堂深邃美丽的洋流 吸引成千上万的人生踊跃向前 深夜，海水撞击发出星星的声音 一名孩子惊讶地张着嘴 尝到了宇宙之美黑暗孤单的滋味 这就是诗人眼中或幻想中的江南，它在诗人澎湃的心灵里变成了“大海的和声”，江南被他的气魄打开了，正以无羁的地学概念涌向四面八方，并雀跃着要去参与对世界文化的想像。 二、诗酒文会 梁启超曾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之七论江苏说：“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不仅仅是近代，从隋唐以降，此地便一直是“光焰发射之中枢焉”。这里是风月繁华之地，是诗文鼎盛之地（就连诗圣杜甫都要去江南认真学习“吴体诗”），也是诗酒文会频乃，“诗酒主”（白居易）“风流帅”（苏东坡）轮番登场之地。尤其以居易、东坡这样的大诗人为号召的诗酒文会更是逝水流年、光华万丈，这可是至真至切的“光焰发射之中枢焉”。下面容我来叙述一番。 我曾于2005年初应邀出席虎丘诗会（之前，于2004年我曾出席过杭州印象画廊率先举行的“不完整世界”之诗会），在邀请函中我读到如下段落： 虎丘诗会拥有悠久历史，明末的复社曾举办过虎丘诗会。据《复社纪略》称：崇祯六年曾大会于虎丘，“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山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清末1909年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成立，首次雅集就选在虎丘，并且，承继王羲之《兰亭序》之风尚，每次雅集都选在上巳日，即农历三月初三。本次虎丘诗会从时间和地点上沿袭传统，在内容上则与历史截然不同。我们希望为诗人创造一个彼此交流诗艺、增进相互友情的机会，共同探讨诗歌创新的途径，扩大新诗的影响力。 这个邀请函其实完全是依传统文人的诗酒文会行事，但它偏说在内容上与历史截然不同，有什么不同呢？是因为“新诗”吗？这是一个小失误。说穿了，新诗与古诗在内容上虽判然有别，但都是以汉字所书写的汉诗，因此不必太过计较。这里我并不纠缠，仅点到为止，下面我要翻转一笔，从大的传统文学意义上梳理一遍有关“虎丘诗会”的美与意义。 江南的诗酒文会是有深远的传统可循的。据《晋书》卷八O所记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序以申其志。”《兰亭集序》就不必引用了，从《晋书》卷八O中，我们已见出兰亭雅集的人物与初衷，不外文人墨客饮宴嬉游、流连光景，品赏山水。从此，这一诗人的雅集形式便成了永恒的诗歌传统。一举命名，一锤定音，中国诗歌史上的创世行为（仪式）随即完成。 正如景遐东所说：“兰亭文士集会开创了江南文人诗酒文会的滥觞，其后流风余韵代代不绝。”[12] 中唐江南诗人的雅集：“较多的是以那些任职江南爱好文学的地方长官或江南本土颇负盛名的文士为中心，周围聚集一批文士进行群体诗歌创作。诗会中诗歌创作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同咏、分题、分韵、联句等。其中最能体现诗会社交性、群体性特点的莫过于各种或大或小的诗会联句。联句为多人共作一首诗，注重意脉的关联、对偶的精当及语言的丰赡，形式技巧要求很高，颇能显示作家的学识与才华，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社交娱乐性质，所以成为文人集团群体创作的最好的形式。” [13] 韦苏州（韦应物，苏州刺史）就曾在苏州大兴诗酒文会。白居易曾回忆道：“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酒，每与宾一醉一吟，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14]韦苏州这人，早年属泼皮无赖，后又狂热读书作诗，性格为之巨变。“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 （引自李肇《国史补》） 以上引文是白居易后来回忆他少年时的情形，可见诗酒文会对一个儿童的影响，广而大之，即对社会的影响。后来，白居易成为江南诗坛盟主，号称“诗酒主”，有其诗为证：“杭州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卷二三）。在杭州，他称“诗酒主”；在苏州时，又称“诗太守”：“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送刘郎中赴任苏州》）；而且还高唱：“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头号“快活人” 一生只是不停地在江南行诗酒文会，观吴越歌舞，要么就是携众妓（有时多达几十名）遨游苏杭二地，他有一幅自画像：“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 （按：“两地江山”指苏州、杭州，“五年风月”指他在苏杭二地轮番所过的诗酒生活）。如此诗酒文会，他自己也有交待：“吟山歌水嘲风月，便是三年官满时。”可想而知，他任官杭州时，几乎无事可做，仅行他那日以继夜的诗酒文会，难怪他要说：“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但也不要小视这诗酒文会， “通过他在杭州诗酒文会的示范，带动了江南社会更加热爱诗歌倒是事实。”[15] 白居易在江南最终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醉吟先生墓志铭》，卷七一）。而吴越日趋精致享乐的风尚也让他不停地在诗酒文会上体认到：“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看来，身心的逸乐是乐天的头等大事。另外，作为江南 “诗酒主”，他在整个江南可谓一呼百应。不仅诗人，连稍有文化的百姓都模仿他。他任官杭州时，“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16]其中最可说的便是我私心热爱的二位诗人张祜与徐凝，二人为争解元，打了一个诗歌擂台赛，乐天为裁判，最终判徐凝二句诗“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胜出，《唐语林》卷三对其事有详细记载，恕不赘引。 有心的读者还可注意《武林旧事》卷第五湖山胜概中南山路这条，其中提到当时南宋临安的一座楼宇“丰乐楼”，这可是一座了不得的楼，文人雅士常聚于此行诗酒文会，“吴梦窗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宇文所安曾用戏剧性的笔法在《追忆》一书“绣户：回忆与艺术”一文中描绘过这一幕，也不必引来了。 至于清初王士祯在扬州所举行的“红桥聚会”，更可以用一本大书来书写，殊不知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一本书，《清初扬州文化》，作者为美国美女汉学家梅尔清，由复旦大学2004年出版，其中第二章专谈这一大型诗酒文会之来龙去脉，在此就不展开了，又专为有心读者指出便罢。 时间到了1909年11月13日，这一天，苏州阊门外的惠中旅店突然到来了十九位江南青年俊彦。很快，他们雇上一只游船，携带酒菜与诗稿，直奔虎丘而去。这一天，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人要在虎丘举行南社成立大会，这可说是近代最有影响的一次文酒诗会，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大聚义”。回到本文开头，梁启超那段话其实质是表达了对南社诸人的敬畏，因此才有江南为光焰发射之中心一说。 南社从此共举行了18次雅集，出版了22集《南社丛刻》。而他们的雅集后来多被认为是革命行为，（当然这样说说也行，不过，我以为他们当时只属“文学愤青”，结社作诗是可以理解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对郑孝胥，陈三立等人不可撼动的诗名既羡又恨，欲争一高低；二是1905年科举已废，前程断绝，南社诸人怀抱受阻，只好借诗发发牢骚）我却不以为然，这类诗酒文会不外诗人间联络感情，相互交流而已，这期间南社社员中的“唐宋诗之争”便是证明。还有一个好例子，便是著名的“迷楼轰饮”。1920年12月“柳亚子有事至岘江，岘江有一酒楼，酒楼有一红颜女子当垆，柳亚子邀陈去病、王玄穆、凌莘子、陈蕺人、费公直及堂弟抟霄、率初等十馀人集合酒楼，轰饮三夜，柳亚子写有《次韵和巢南兼示同人》……等诗。这次聚饮联日竟夕，柳亚子说：‘我们尽日沉醉于此，差不多像入了迷楼。从前，隋炀帝的迷楼是迷于色，我们这个迷楼是迷于酒。所迷不同，其为迷一也。’”[17] 而最让我感慨系之的便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一干文人所举行的文酒诗会。最早的青社我就不多说，这里只说星社。星社最初由赵眠云、范烟桥等人发起于苏州留园，后来聚会人数高达105人，差一点就凑齐了他们梦想中的梁山泊108将。他们的每次聚会大多在苏州的各个名园举行，其内容也不外是行酒令、猜谜语、作诗、书法、绘画等等，最有趣的事，他们还弄了一个“集锦小说”，这等做法，犹如古代诗人的对诗联句，一部小说由众人联络合写，一人一段，这对每个人不同的心思如何去书写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多个主脑要变为一个主脑）是一个考验，其中思想，文脉，技艺等方方面面的协作与配合颇有讲究，这也算是文学锻炼的妙法之一吧，而写作中的娱思，娱艺，娱技更为人带来文本的愉悦和享受。 关于这类雅集，周瘦鹃专门写过一文，《记狼虎会》。何为“狼虎”，瘦鹃说：“盖谓与会者须狼吞虎咽，不以为谦相尚。而人人之中以体态作比，适得狼四，而虎亦四也。”[18]狼虎各四人，是说常聚的八人，皆一时“鸳蝴”之才俊。饮宴之中，每人还有表演，如演南词《断桥》，即席赋诗等不一而足。对于这样的诗酒文会，瘦鹃又说：“诚开竹林之生面，亦兰亭之别裁也。”[19]总起说来，从兰亭开创诗酒文会至今，在江南就一直长盛不衰，而且不以“载道”说事，只是做诗人作家的风雅游戏，最多亦是寓教于乐。而乐是关键词，其中包含了多少难以言表的对人世光景的流连。我禁不住也想在此叹唱两句： 小竹楼、白衬衫 你是不是正当年？ 难得下一次决心 夏天还很远 ——柏桦《夏天还很远》 而当代虎丘诗会自2005年创办始，就本着“吾从周”的精神，遵循兰亭雅集以来所制定的古礼，诗人们聚集一处，畅怀林泉、登赏吟啸，颇有至今不信江湖老之慨。以我参加的第二届（2006年3月3日）虎丘诗会为例，当堪称古典雅集的重现，饮食起居无不染上传统的色彩，住在范石湖的隐居地旁边的一座宾馆内，去司徒庙前煮酒，邓尉胜处观“香雪海”，紫金庵内吃碧螺春新茶，夜深人静时又在酒吧里轰饮高歌。当然最重要的行动是去苏州少年宫登台朗诵诗歌，一会官话，一会方言，不亦乐乎。如此闲情悠游、诗人唱和、酣玩岁月真赏心快事矣。而杭州的诗会我参加了两次，每次不外亦是诗友相聚，朗诵与“细论文”交替，探春游湖依旧。尤其是第二次“诗画印刷”活动，更是诗人、画家齐聚，重演了一场古时江南诗画合壁的大型文酒诗会。诗人们似乎都摇身一变为当代杭州“诗酒主”，真是“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 “虎丘诗会”及杭州的“不完整世界”之诗会应是当今江南文化中的两个夺目的亮点，二者可称江南诗坛的双子星座，互为辉耀。诗人们借这两地的文酒诗会，一边迫慕先贤一边继往开来，当然也表达了对良辰美景、静好岁月（眼下称“和谐社会”。用词不同，意思一样）的向往。它的意义如此之多，在此，我仅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这两个诗会标志了中国当代诗歌风水已明确转移至江南。夜航船上的七位诗人均出自江南，便是证明；更不用说的是，他们作为江南的现代“诗酒主”已吸引了各地诗人的目光。而他们各自的诗风，或细密（长岛）、或繁复（陈东东）、或阴凉（潘维）、或雄浑（杨键）、或优雅（王寅）、或怀乡（小海）、或慷慨（庞培），几乎把江南的诗歌风骨均一一收拢了。 二是社会影响。这点前面也有提及，总结一下：通过这样的文酒诗会，诗教得以传播，江南民众感受到了诗意的人生。第一届虎丘诗会的朗诵会在苏州大学举行，第二届在苏州少年宫举行，这两次公共行为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价值。它对于社会的诗性培养有不可估量之示范作用。 三是虎丘诗会与杭州诗会属诗人间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它必定能为诗人间切磋技艺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而且杭州的“诗画印刷”之聚会活动，也使我想到了唐时 “浙西诗会中韦渠牟作《天竺寺十六韵》诗，颜真卿不仅为之序、和诗，还使画工按其意境作画，所谓‘摘句配境，偕为胜绝。’”[20]又正如杭州诗会组织者所说：“在技术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精神的博大，是否具有批判力和包容性，乃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核心问题。故此，交流、学习，催生各自的创造因子，是我们的愿景。”这一愿景在杭州通过诗画合壁已经达成。 三、隐逸与漫游 写下这个标题便思绪如潮，这可是一个大题目，可写成一本专书，而且这类谈论中国隐士与文化的书已是汗牛充栋，不可枚数。笔者在此不想作全面梳理，只叙说如今这“夜航船”上的七诗人，他们是如向在“隐逸与漫游”这条江南古典诗人曾经历的道路上生活并写作的。诗人庞培说过：“我不仅仅是在地理上漫游江南，也是在精神上漫游江南。”此话一语双关，清楚点明隐逸与漫游乃一事之两面，那便是隐中有游，游中有隐。而江南佳山水更是隐与游的绝妙之地，自古以来多少诗人画家在这片清幽的山水间沉思或行走。元代辛文房面对此良辰美景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余昔经桐庐古邑，山水苍翠，严先生钓石，居然无恙。忽自星沉，千载廖邈，后之学者，往往继踵芳尘，文华伟杰，义逼云天，产秀毓奇，此时为冠。至今有长吟高蹈之风。古碑石刻题名等，相传不废。揽辔彷徨，不忍去之。[21] 文房当年在这片清嘉得令人应接不暇的山水中真是一步一回头，流连不忍离去。面对这样美丽的风水宝地，谁又愿意离去呢？早在晋之末叶，陶潜便在江西、皖南一带开“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诗品》）。到唐代隐逸之风大盛，一代名僧寒山子便曾隐居于浙江天台山，顾况隐于茅山，张祜晚年隐于丹阳，陆龟蒙隐于松江甫里，后又浪游太湖（后面再谈）。这一无休止的隐逸诗人名单无需再开列下去了，其中隐逸之佳话不胜枚举，如宋人林和靖梅妻鹤子，唐人张志和樵婢渔奴等。或许有人会问，在唐代为何如此多的诗人选择了隐逸之路，答案可以很多种，在此我独选严耕望先生的一段话作答：“诗文习业，所赖于师承者少，所赖于环境之陶冶者则大，且群居不必多人，故深山邃谷最宜习业。陶气质、润心灵，乃习文之津途。”[22] 另外，“唐代著名文人大多数都曾经到江南漫游过，突出的如宋之问、孟浩然、王维、吴筠、李白、杜甫、崔颢、李德裕、白居易、张继、李贺、温庭筠、韦庄等（江南本土文士尚不计算在内），他们留连江南清秀山水，同时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漫游江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唐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23]其中的杜牧更是了不得的人物，他那颓唐风雅的一组漫游扬州的诗歌不仅开创了“扬州梦”，也令多少后继文人为之魂魄颠倒，心向往之。 总之，隐逸与漫游是中国文人，尤其是江南诗人的日常功课，这功课对诗人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果说隐逸偏于思考与阅读，那么漫游就重视观看与感受，二者互为表里为诗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隐逸对写作的重要性，前面严耕望先生已谈到了，那么漫游呢？张潮在《幽梦影》中这样说过：“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大地的文章。”此句真是点中穴位，一语道破写作的奥妙及其与漫游的关系。如此实行，诗人才能“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水则情满于水。”所谓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此等写作座右铭无不皆出自“漫游”这一关节。那么在漫游中，我们又如何观看、感受呢？德国诗人里尔克有一段话说得极为精当，现录如下： 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很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24] 正是在江南诗人漫游传统指引下，也可以说在里尔克式的漫游目光指引下，庞培经年历月大踏步地行走在江南的山水之间。他很像一位中晚唐的江南诗人张祜，此人早年寓居苏州，“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愣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唱绝。”[25]张祜是一个终身漫游的诗人（仅晚年才隐居并终老于丹阳），在游历江南时曾写过一批令我十分沉醉的小诗，即《江南杂题三十首》。张祜在唐代诗人中虽不是翘楚，但作为诗人甚合我心，他的诗写得极为轻灵，又颇富豪气。这不仅与他的气质有关，也与他的生活关系甚大。张祜一生行侠仗义，志向高远，浪迹于江湖，属真名士自风流的人物。他与杜牧是最好的朋友，二人都是扬州的热爱者，前者写过《到广陵》，后者写过著名的《遣怀》。而且杜牧还力挺张祜的诗：“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可见杜牧对张祜的诗才与人品是相当熟悉的。 张祜文酒风流，特别迷醉于富贵温柔的扬州，他说过：“一年江海姿狂游，夜宿娼家晓上楼。嗜酒几曾群众小，为文多是讽诸侯。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张祜《到广陵》）如此“疯狂”的扬州生活，可作诗人的标准自画像。张祜虽“狂游”于这种生活，但做诗人还是清高的。如诗中所说，他吃酒从不与小人为伍，写诗文也大半是讽刺当官的。而且还说自己文武兼备，既能路见不平拔剑相助，又能在象牙塔里吟咏风月、孤芳自赏。 说了这些，读者不要以为庞培就过的这种生活，他与张祜“一年江海姿狂游”的生活相去甚远，我所说的他与张祜的相似，是指二人都有行侠仗义的英雄气概，并非在生活行为中处处雷同。比如庞培就在不停地漫游江南的过程中，寻找着一种他自己的声音、方式或题材，来表达他对江南之美日益消失的迫切关注。为此，他写下宏村，并通过宏村把江南之美的历史意义转化为当下的个人的记忆： 当他们和蔼地笑着，样子谦让 整个上午都显得忠厚、古朴 虽然空气残留月夜的清香 月亮就像一把叉草的杈子，被扔在草垛上 ——《宏村》 他也写下婺源之美的侧影，以期我们牢记： 在婺源，雨是古老的农具， 镌刻在岩壁上湿漉漉的农家乐 沿山体下滑。 烧炭人的烟 自乳白色的山腰冉冉上升， 一枚枚种籽笔直射向 村头上千年的古樟。 ——《在婺源》 我想诗人在婺源——中国最美丽的江南乡村——漫游时，一定想到过一代大隐，经学家江永吧，江永在徽州叫“婺源先生”，是戴震的老师，此人胸怀宇内，却以布衣终老。在婺源，诗人也一定体会良多，如是，才写出了这首充满感怀的诗篇。 正如此节开篇所说隐与游乃一事之两面。庞培也写出过许多隐逸之诗，其中一首小诗，令我读之难忘： 我的所得 只是安安静静的乡土， 几本遭磨损的古籍；三两个 春夜，以及傍河的市井陋巷中 暮晚的下雪天气。 ——《乡土》 此诗直逼唐人绝句胜景，隐逸中的几点虚实，尤见作者手腕之空灵，用胡兰成的话说，读此诗才知何为“岁月静好，人世安稳”。顺便再指一点，“三两个春夜”令我想到另一些数目之美，如东坡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张祜的“两三星火是瓜州。”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可见当代诗人与古人也是心有灵犀的，而所谓的传统消亡论可以休矣。 另外，这首诗还让我享受到了本该古代江南诗人才能享受到的隐逸之妙处，“心无弛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焚香鼓琴，栽花种竹，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榻排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蔼，栏槛花妍，虽咽云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室，一洗人间氛垢矣。”周瘦鹃当年从上海滩激流勇退，归隐苏州凤凰街王长河头三号的私家园林，过着赏花闻香的生活，想必也有同感吧。庞培在下雪天抚摸几本“磨损的古籍”，这又是《枕草子》的一个意境：冬天下围棋，下到深夜时分，将棋子放进盒子里，那棋子清朗的声音伴着温暖冬夜的炉火实在令人怀念。是的，岁月在棋声中悄悄流逝；而目前，我就在这几本磨损的古籍间悄然流逝。这也正是黄山谷《池口风雨留三日》中的一个意境：“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 其他的隐逸与漫游也在其他三位诗人那里进行，小海、长岛、王寅有他们相近的方式。 现代人的隐逸生活与古代完全不同了。古人隐于山林、寺庙、园林，这些都是至美的退隐静思之地，而现代人大多行“大隐隐于市”之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聊做宽慰解吧。而“大隐隐于市”也有传统可循，并非今人独创。如庄子他就“选择了隐居于人群中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开辟出一种新的隐士类型，……他选择了一种所谓‘心隐’的方式，这种心隐就是说，我的形体可以不隐藏（按：不像伯夷叔齐这类隐士采取形隐的方式，即全身退隐于山林），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每天和别人一样吃喝玩乐，可是我的心是特别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的。”[26]上述三位诗人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庄子模式。 小海在苏州市政府工作，长岛在出版社工作，王寅在上海做记者，三个人的这类工作都保持了与社会和人群密切的接触，看上去似乎是另一种漫游，而不是隐逸，但 “心隐”却时时刻刻发生在三位诗人身上：小海通过怀乡之诗寄托童年的情感，长岛通过光阴（即时间）之诗消解生命的虚无，王寅却通过优雅之诗隔绝了社会的热闹。他们三人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达到了一种共同的生活的艺术，即内心的隐逸与沉思。三人在具体的诗歌中所流露的这种沉思那就太多了，读其诗，随时可以感受到。且听我如下分头说来，就算是一点点体悟吧。 王寅有一首诗，《说多了就是威胁》便是与社会和人群打交道后的内心反思，或者说是一种人与人关系间的形上思考。最终诗人得出了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说多了就是威胁”。那么，隐逸或许就应该是人生的最佳选择，因它可以避免这种无处不在的威胁。 在《秋天的气味》中，诗人的心一直在往下沉： 社区的心脏弥漫着煤气的臭味 雨水照亮的屋顶是唯一的来信 空巷映照着月光 秋天凋落的头发 悄悄落到抽屉的深处 这是另一幅现代城市里的“静夜思”，诗人只有在这夜深人静之时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跳动，当然也才能闻到那特有的“秋天的气味”。 我还知道王寅曾去过国内外许多城市，可以想像他是怎样怀着一颗隐逸的心行走在那些大街小巷的，最终这些漫游都化为内心的诗篇，其中一首《芬兰的诗》读来有一种冰凉的光芒，谐于唇吻，而且美得令人不可思议，除了激赏，我真不知应该从何说起。 在长岛的诗中，我读到了他对隐逸最佳的解释： 我一生的写作—— 我其实，什么都不在乎 我把自己整个儿 献给了虚无 ——《一首诗》 “谁此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里尔克《秋日》），谁此时选择隐逸那便是将整个身心献给虚无，如此饱满深邃的诗意就这样一下子被警觉的诗人捕捉到了，这种隐逸的欢乐只能属于这位深懂隐逸的诗人。 从上首诗可见长岛那极深的隐逸之感。如没有这种深刻的隐逸之感，他就一定写不出《和山羊谈心》这样静水流深的诗，更写不出这颗“沉默、阴郁、哀怨和怜悯”的内心。 《隐身人》《在这样黑的夜里》更有对隐者极生动精准的形象描写： 在这样黑的夜里，混乱得到了清理 一个思想者，应该是哑巴和聋子 在这样黑的夜里，逝去的逝去 要来的正来临：一个隐身人敲开了你的房门 ——《在这样黑的夜里》 我们该怎样期盼呢？我们也盼望有一位梦中的隐士来敲开我们的房门，他将引领我“走我喜欢走的道路”（长岛）并“和她一道”（长岛）走向神秘的远方，或者把心放下，像诗人一样：“我想到瑞士或加拿大去/不为什么，就是想换一下空气”（长岛《交待》）隐逸之外还有另一番隐逸，漫游之中也有另一种漫游，诗人为我们打开了视野，那好吧，就让我们不停地走出去吧，“走到古老的树下，……仰对着天空，卧在花丛里。”（里尔克《总是一再地》） 根据心理的对立原理，人都不喜欢自己正在过着的生活，因此才有“生活在别处”一说。小海作为苏州市政府的公务员及一名国家干部无疑也厌倦于眼下繁忙的生活，而向往和平闲适的乡村生活。就这样，他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了大量怀念家乡的诗歌，如《北凌河》、《村庄组诗》、《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等，以表达他内心的“莼鲈之思”，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诗篇来婉转诉说他愿像晋人张翰那样在一场秋风中辞官回乡，悠游岁月。但现实又必须面对，最后，诗人在隐逸中平静了下来。在“日落时分”（小海），在夜暮垂临的城市，他说：“我们就在树下/享受这一切。”（小海《日落时分》）人生有时也需要将就，既然回不了乡村，那就在城市的大树下，在工作之余的黄昏或夜晚，勉强享受一会吧。 而这种短暂的“享受”有时也会带给人一种崭新的美之发现。《弹棉花小店之歌》便是这类奇迹。倘若隐逸者缺乏长时间的对一件事物的细致关注，他就写不出这样司空见惯而又极难发现的美，这里可有最为朴素的汉人的日常生活呀，也有江南特有的民风民俗，诗人以“动物式的注意力”（里尔克）在对弹棉花的伙计进行了长时段的观察后，立即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什么样的启示呢？先让我们来读这首诗的第二节： 就像伙计们的弹唱词 “嘭嘭 嘭嘭 嘭嘭 飘飘扬扬，挥挥洒洒 我就隐匿在简单事物背后 （就像弓弦） 你可以找到这个事物 （整个大木弓） 你找不到我” ——《弹棉花小店之歌》 是的，我们找不到诗人这个主体，诗人已经隐逸，就像那“平凡的”弹棉花的伙计，他躲在了生活的后面，前面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木弓”，这“弓” 便是那“大隐隐于市”的“市”，在这“市”上我们不得不日夜奔赴于谋生之途。我们必须象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劳作。但我们的心却永远属于自己。在常常的“麻木”中，我们会觉得劳作有时也是快乐的，就象弹棉花发出的“嘭嘭”声，它同样呼应着古老的教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我们终将会认识生活的真谛，“大木弓”拘不住我的心，我的心在别处，它可以闪神，可以隐逸，总之“你找不到我”。劳作是幸福的，也是寂寞的，隐藏的心同样如此；劳作是单调的、机械的，就像日复一日地弹棉花，但其中单纯的可歌可泣的美却唯独只有那颗隐藏的心才能体悟，或换言之,那似乎不在场的“弓弦”才能体悟。诗人在此体悟了并一语为我们说破了，那就是活着并在极深隐的内心感受着才是唯一的幸福，而任何公开的劳动都是无甚大碍的，只要你有一颗敏感的善于体会的心。顺便说一句，阅读此诗让我享受到了只有在阅读契诃夫那些短篇小说时才能享受到的淡淡的忧伤与快乐。 潘维在一首诗中这样展开了他早年的隐逸生活（潘维十分幸运地被某种神秘的江南古风所保护）： 在我居住的这个南方山乡 雨水日子般落下来 我把它们捆好、扎紧、晒在麦场上 入冬之后就用它们来烤火 小鸟儿赤裸着烫伤的爪 哭着飞远了 很深的山沟窝里 斧头整日整夜地嗥叫 农夫播种时的寂寞击拍着蓝色的湖岸 那时他还住在浙江长兴县城，一个我从未去过（差一点我就去了，今年夏天我去了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的地方，但我知道那里有一片最美的树林，那里的乡村生活如潘维此诗所写无疑是令人难忘的。我读了这首诗，接着又读了另一首同样美丽的小诗《乡村即景》，恕我再次全文引来，因为它的确让我爱不释手： 邮车被一阵钟声挡住 被早晨的微光挡住 被房梁上的旗帜、桔香和幽静挡住去路 河埠头女人的话语 渐渐明亮，上升 这炊烟充满秘密 多彩的街道，空气新鲜 节日的水罐 托在乡村的头顶 孩子们脚摇摇晃晃的 不时泼下一些快活，一阵陶醉，一片哭嚎 我的耳朵啊 极度疲劳，极度疲劳 就像一对布谷鸟 无法落在粮食多的地方 在第一首诗中，多雨的南方山乡就这样延续着它那古老的宁静，而斧头的嗥叫，若收成般的雨（一个关于收成的象征）的降下，又更加深了山乡的宁静，这里几乎只剩下了宁静与风景，连农夫的劳动也成为宁静与风景本身。隐逸者以一颗倾听的心，面对这幅宁静的江南山乡水墨画，这淡淡的几笔，这几个意象，以及这留给我们的关于宁静的无限的遐想。 第二首就迥然不同了，诗人换了一副笔墨，不如说换了一副心情，他为我们展开了另一幅乡村景象，它似乎从宁静中苏醒了，河街上有了人语声，朝阳好像也在喧哗。总之，人气与热闹使得诗人“极度疲劳”（这是正话反说，其实是极度快乐），而邮车真的被挡住了吗？没有，邮车从远方来，这时，它作为客人似乎也在聆听这乡村的话语与清新。这样的乡村之美可用胡兰成的一段话来生发一下： 都有一种热闹兴旺的慷慨。人家早睡早起，做事在心在意，行行出好手。村子里没有一处懒摊，没有一段破路，没有一座任其倾倒的桥梁。山场田畈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时风清肃，作物没有牛羊践踏，没有人偷窃。人家门前溪水很深，岭上的树木很长。彼时的人们因为勤力，都精神气爽。[27] 在另一处胡兰成亦说得同样好，而且也可用来理解潘维这首《乡村即景》： 但凡我家来了人客，便邻妇亦说话含笑，帮我在檐头剥笋，母亲在厨下，煎炒之声，响连四壁，炊烟袅到庭前，亮蓝动人心，此即村落人家亦有现实的华丽。……这样的人客来时，是外面的天下世界也都来到堂前了。[28] 我敢说潘维笔下那被挡住的邮车上的客人正在经历乡村“现实的华丽”这一幕，诗无需处处写实，需要留白。而胡兰成递上的文字正好补上了潘维为我们留下的空白，说到这里，也是皆大欢喜之事。两首小诗，两节美文可以进行互文对照，互文想像。这样做，不外是要让江南山乡在隐逸中脱颖而出，成为照耀我们内心的一束永恒的感怀之光。 陈东东写过许多（现在仍在继续）漫游与隐逸的诗文。他主要是在漫游中作诗，在隐逸中作文。他的生活起居也由两个地点构成，上海与嘉善，这表明他总在寻找最佳的隐逸与漫游状态，他在这二者之间来来回回，并有着异常丰富的经历。 在隐逸中，他写下了名符其实的《云居庵》，此文起首一句便是“云居庵是尽可能深隐。”这耐人寻味。他还写过他曾经工作过的幽暗之地，如《回字楼》，有时，他也写一些稍带博尔赫斯风格的《编目馆》、《河源镇》、《旧书店》等。这些隐逸之文不需评析，只需指点出来就行了。 诗人很早就开始了他尽可能的漫游活动。早在20多年前的重庆，我就读到过他写的一些关于漫游的诗歌，其中有几首还写到了夏日的峨眉山，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得：在一个清晨，诗人或一个僧人正推门入寺。他也写他在江南某一天旅途上的观感：“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我们的诗人好像总是在旅行，并在旅行中或旅行后写诗。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写过许多诗，不能一一论及，这里只拣一首《旧地（古鸡鸣寺）》来说： 暗夜掠过了冬天的风景。 僧侣之家。渡江的细雪。 树和天空追随着亮光。 飞鸟的影子残留于井底。晨钟孤单， 一样的鸡鸣。 时间之书一页页散落。 我重临这空阔久远的旧地， 见一个导师 停止了布诵。 这首诗作于1990年，是典型的漫游的结果。记得1988年秋天，我们在南京初次相逢时，我带他去了鸡鸣寺。后来几乎每次他来南京，我们必去那里登临、吃茶、凭窗遥对周遭的景致。这种中国古代士人式的观看与沉缅便导致了这首诗的产生。鸡鸣寺位于古台城之畔，最是凭吊感怀之地。韦庄曾于晚唐的某一天在这里写过一首《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陈东东这首诗可读为对“六朝如梦鸟空啼”的回应，一切都将过去，犹如杜书记（杜牧）所说：“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朝代有兴废，人事有代谢，就连“一个导师”也可能早已“停止了布诵”。这便是韦庄与陈东东共同的无情之柳与时间之书。这“书”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南京正“一页页散落”。那就让我们唱一句：“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姜白石《扬州慢》）吧，这也算是对时间作一个交待。 杨键除了几次极短的漫游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隐居诗人。他一直住在马鞍山，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我曾于1990年的春节去过他家一次，可以说，他的隐居处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寸寸空间都是清爽、洁静、朴素、平凡，很年轻的感觉。那时他刚写诗不久，没有苦痛，真是新鲜啊，我甚至还与他的父亲对坐闲聊并晒着冬日的太阳饮酒（阳光是通过临窗的玻璃映照进来的），回想这过去的一幕，我的笔触的确显得笨拙了，不过还好，还有胡兰成来帮我感发，对于这几乎同样的旅居小住的感受，胡先生是这样说的： 刘朝阳来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被枕，因为简单，因为年轻，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29] ——《五四运动》 胡兰成白描的这些静物经他轻轻一点，便着了初春的好意思。须知该文可是写五四运动呀，这运动在当时众文人的笔下只有一片杀伐与吃人的颜色。但小旅馆一套简单年轻的枕被便止住了或颠覆了那狂暴的呐喊。另一种五四运动的美（不是暴力，是蒲宁所说的“轻盈的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有一股清晨江南的清香。好轻松，好闲逸，用词也是这般的简静，而传达的意蕴却是无穷尽的，直让人读后想立刻回到那一刻，那完全可以触摸的美的一刻。我当时住在杨键家，也有许多有关诗人、个人际遇及大时代的混合的感受，但我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初春的气息，也无法体会那种年轻的漫游的感觉。 说了上面这段并非题外话，让我回到杨键写的一首至美的隐逸诗《故乡》： 当可以凋谢的时候， 我还是个孩子， 在古老而金黄的枫树林里， 我十五，十三岁的样子， 像河水上温和的微光， 伴着镇河的小兽 天心楼空阔的钟声…… 这首诗整个调子属于怀旧与隐逸的，颇得晋人《子夜歌》的神韵：“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此诗一缕端然的忧色，合了我华夏一贯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没有惨烈的悲音。后两行尤其重要，全凭这两行的中国意象使得这首诗脱离某种西洋的影响之嫌，恕我直言，此诗如没有后二行的汉风或江南走向，我会说它是曼德尔斯塔姆式的内心充满奇异强力或隐秘情结的俄罗斯诗歌。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来源的丰富性，首先是作者纯个人的强力意志（这一点外人是不可知的，可能连作者自己都说不清楚），然后是加上有益的俄罗斯情怀的催生（胡兰成说过类似的话，受到西洋文学的刺激并不坏，但不要一味学它，这犹如闻鸡起舞，但是不要学鸡叫），最后是拥有了一个作者非常明确的汉族意识形态背景（不要误会，须知儒、道、释皆可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三种大力（儒，道，释）汇合一处，而仅以七行出之，此诗的隐密的力量便可想而知，可直抵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但又并不使猛力，而是细若游丝。这正应了至柔便是至刚，至苦也是至乐的辩证法。而且“我十五、十三岁的样子”很好，让我想到胡兰成的一个说法，“佛没有小孩气，禅宗的小孩气是黄老的。而佛是像十五六岁人的端正。” 另外，这首诗的声音虽有一点埋伏得极深的俄罗斯调子，但它的音色（依然是最后二行）却是压倒性的江南风，可与陆龟蒙的《怀宛陵旧游》作一个互文比较： 陵阳佳地昔年游，谢朓青山李白楼。 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陆龟蒙号江湖散人，一生热爱茶、山水、垂钓。这首诗是他昔年游历安徽宛陵小城后追忆写成的，其中对江南山水的眷念与热爱由此可见。 陆龟蒙为晚唐苏州大诗人大隐士，至今甪直还有他的墓地及当年玩耍时的“斗鸭池”。 清人沈德潜曾评此诗“佳句，诗中画本。”的确，此诗堪称一幅十分清丽的小山水画。而杨键的《故乡》却以情绪（或可说音调）胜，虽也具画本之优。陆龟蒙此诗二、四句尤见作者运用文字来为诗上色彩的功夫。江南灵秀之地，多青山酒楼，而以谢朓、李白的名字嵌入此中，让人有一种初逢谢、李二人的欢喜，名字入诗使诗美而自然，而且还将二人当时的游踪间接带出，让我辈读来又骋想翩翩。青山是谢朓曾登临的青山，而此时青山依旧；酒楼是李白狂歌当醉的酒楼，而目前酒楼宛在。如此风景，在傍晚时分，在余辉洒向水溪之时，当令诗人生出些许思绪来。这思绪有对“昔年游”的感怀，有对“谢朓青山李白楼”这一胜迹的追慕，有对眼前景致与逝去诗人的眺望与怀念。 “酒旗风影落春流”一句，音、色、形俱佳，江南之美在此轻盈飘出。又不禁让人感到汉字竟如此美丽，仿佛汉字之美是从“酒旗”、“风影”、“春流”开始的。这几个词虽从大处着笔（并不细腻），但却包含了唐诗的魅力以及唐人的大气（唐人不像宋人那样精致、烂熟、颓废）。这句诗还令我想到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言：“许多俄国字本身就出诗意，犹如宝石放射出神秘的闪光。”换句话说，陆龟蒙这句诗亦是这样，这些字本身就显出了诗意，只是它们并不像“宝石放射出神秘的闪光”，而是像一幅清雅飘飘的水墨画，为我们传达出一种欲说还休的气氛与意境。这也是汉字常常让人出其不意、羚羊挂角之处。汉字的轻重缓急、声音与色彩从来是妙不可言，杨键也在他的那首诗中达到了这一点，“小兽”、“天心楼”、“钟声”，接着是串成：“伴着镇河的小兽/天心楼空阔的钟声……”奇迹产生了：这二句诗并不给词语上色，但在情绪的轻重缓急上却通过声音的对比十分引人注目：前一句平仄基本相偕，但以仄声为主，显得沉郁；后一句几乎全以平声为主，显得清空，平声节奏拖宕，造成钟声悠悠不绝，加之用了省略号，这一点更为明显，仿佛一下便成了道地的江南佛法的光阴，引人遥叹，同时也直逼了陆龟蒙这首七绝。如果说陆龟蒙是以词色胜，那么杨键就以音色胜。看来二人在此是打了一个平手。 真是“一个好时代的言语像银碗里盛雪。”（胡兰成） 四、吴声之美 胡适之先生曾在《〈吴歌甲集〉序》中说过： 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的南蛮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的确，胡适的话有典可查，清末民初的中国吴语小说还颇有声势： “在《海天鸿雪记》和《九尾龟》以前，有两种类型的吴语小说，一以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为代表，叙述语言用官话，人物对话用苏白；一以张南庄的《何典》为代表，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全用北部吴语。二春居士的《海天鸿雪记》承袭《海上花列传》余绪，写妓女生涯而人物对话出于吴语，颇为生动活泼，时人称为‘笔墨在近今流行之《繁华梦》、《九尾龟》之上’。其实《九尾龟》别有追求，叙述语言用官话，只是部分人物对话用方言：倌人操苏白，嫖客说官话。这么一来，其他方言区的读者大致可以读得下去，而懂吴语者则更能体味其中北里娇娃的神态风情。”[30]但吴语对白还是让吴语区之外的读者头痛，因此被胡适认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的《海上花列传》便一直滞销，以致于19世纪末出版不久便于民初自生自灭了。后来经胡适、刘半农等人鼓吹，尤其是经张爱玲译成国语之后才重显势头。 一开始便用如此篇幅来赞美吴语，又希望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赞成“夜航”七诗人也用吴语（即方言）写作（其实这种实验，新月派诸多诗人早就写过，徐志摩就用浙江海宁硖石家乡话写过许多诗，但最后仍湮没了[31]），如果条件允许，我是举双手赞成，但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首先要编一本吴语词典，要为吴语立法，这不就是在宣布吴语区独立吗？因此，此举是行不得的。那么江南夜航七子该用什么语言来写作呢？当然是国语，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普通话涵盖面大，不仅黄河流域的人能说，长江流域的人大致也能说）。这里要谈的是，即使是用普通话写作，各地区的诗人还是有区别的，如四川诗人的普通话与江南诗人的普通话还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起居等因素会使不同地域的诗人虽操持同一语言，但所呈现的文艺之风貌仍是有区别的，这应是一篇语言学专家才能写来的文章，并非我之所长，但又不得不写，下面便免力写来吧。 《册府元龟》卷八五七中谈到一位音乐家赵师，他这样论及吴歌与蜀声的分别：“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急浪奔雷。”此说真可谓点中了穴位。殊不知前几天我就听了几位当代江南古琴大家与蜀中大家弹琴，比较下来，的确如此。如成公亮的琴声就古朴、清缓，龚一的琴声风雅悠悠；而蜀中琴家的琴声就用二个字来形容：“响”、“躁”。如果再细细比较当今四川诗人与江南诗人的诗风与声音，我想情形也大致如此吧（恕不展开）。 这里又要谈到陈东东的诗了。前面已说过，陈东东似乎得了吴文英的真传，写起诗来能“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偕；故其为词也，沈邃缜密，脉胳井井，缱幽抉潜，开径自行；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朱疆村语）他下语用字也像吴文英一般深加锻炼、字敲句打；在音韵上更是雅致非凡，一字一音都不放过，常有金石丝竹之音辉。如早期的《雨中的马》，后来的《八月》、《形式主义者爱箫》、《锦沦文华》等；再后来，如《应邀参观》、《全装修》等，越往后，他的诗之音节就变得越屈曲劲健，铿铿聱牙但也微妙细润，这种破格之写法（即拗口屈曲之特点）在古代江南诗人中多的是了（唐吴体诗便是明证），随手拈一个例子，连杜甫在吴语的影响下也写过如下的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渝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杜甫《三绝句其一》） 关于陈东东词语的繁华典丽，臧棣从西洋理论的角度亦说得好（其实与我对陈的评说应是殊途同归），在此全文引来不嫌其长： 陈东东则可以说是优美地专注于本文的快感。他的诗歌是本文的本文，洋溢着一种漂亮的、华美的、新奇的，将幻想性与装饰性融于一体的，执着于本文表层的语言的光泽，犹如汉语诗歌的巴黎时装。这种对本文表层的执着突出地意指着一种诗歌想象力的欢悦，一种从容、自如、优美、飘逸的诗歌感性。它顽强地抵御意义的侵袭，但又并非排斥意义，而是以一种绝对的艺术才能把意义束缚在本文的表层上，让意义在那里堆积、分解、游移、转化，从而最终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宁静而又引人入胜的诗歌意蕴。……陈东东的诗歌自有一种本文的自足性，无需我们向本文外寻求阐释的背景因素。陈东东的写作不仅直接地包容着诗歌，而且由于诗人对具体本文操作持有严格态度，写作在其内部又具有一种自我缩减的功能。这种功能巧妙地制约着语言实验所特有的颠狂性质，并最终把写作压缩成阅读意义上的诗歌，从而出色地避免了大多数后朦胧诗人在语言实验中所陷入的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这样的写作创造着我们对汉语现代诗歌的阅读，也创造着（从一个方面）汉语现代诗歌的本质。尽管站在批评的立场，我不认为陈东东的写作在诗歌洞察力方面是没有缺陷的，但他在诗歌的感受力方面所臻及的完整和活力，几乎是无可挑剔的。谁还会比陈东东更具备这样一种才能：可以将丰富的、对立的、甚至是激烈的诗歌感性，转化成言辞纯净、意蕴充盈、神采熠熠的诗歌本文呢！很可能，陈东东的诗歌就是汉语的钻石。[32] 而如今许多诗人只纠缠着“意义”不放，哪稀奇“钻石”。不过我也懒得与他们谈论，若谈起来，恐怕会刺伤某些道德家并对其深有得罪。弄不好，他又要以什么“灵魂”、“高尚”等令人思睡的词来压迫我了。在此，我只以瓦雷里一句最简洁的话来回答所谓诗歌中的意义：“观念要求着它的声音”或者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话： “No ideas but in things”（不要思想除非在物中）。要不就按胡兰成所说：“讲思想不如讲风景。”要不就按马拉美所说：“诗不是思想写成的，是词语。” 前文已有交待，陈东东的诗歌最大特点是善用词语，他往往通过一个词扩展为一首诗，其独有的（带有陈氏特征）音乐性也是由词语串出的诗句与诗节构成，在此 “诗歌要求或暗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类似于音乐的世界，一种各种声音的彼此关系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产生和流动着音乐的思维。”[33]恕我再说一遍：陈东东的诗首先是词语（即意象），然后才是声音（即音乐性），而最后的意义必须服从声音，并在服从的前提下才允许与之建立或维持一种联系。如果二者（声音与意义）非得牺牲一个，那毫不犹豫牺牲意义，最终哪怕在整首诗中只剩下作为能指的词语，也在所不辞（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声音与意义的完美合一）。又比如陈东东非常早期的作品《雨中的马》，此诗除了音乐还是音乐，我们又何必非要去要求意义呢？只要它能愉悦我们的耳朵，就够了。至少，诗人做了一次（之前好几代诗人所作过的）努力，那“就是还诗歌以伟大的现代音乐从它那里夺去的同等力量”[34]常常，诗人们的确需要从音乐中收回那本属于自己的财富。 杨键的诗歌有两副声音：浑厚（我自高歌）与清空（我自遣幽情），前者如《啊，国度》、《祖国》、《新春献辞》、《惭愧》、《在悲痛里》等；后者如《故乡》、《馈赠》、《醒着》、《河边柳》、《冬日》等。总起来说，杨键的声音显得单纯，他写诗主要依靠气韵，尤其重视整体之法度，但也有极为独到的地方，有时他会以一种江南人才具有的锐感突然在某个细节上激发我们的想像力，如以下神来之笔： 一阵风吹过肛门上的毫毛， 风好干净。 ——《冬日》 写宁静、寂寞以及自然的锋芒能写到这样既敏感又和平的程度，简直非人力所为。而且力量下得极端轻柔，让你毫无感觉，但它其实又来得如此之重（因肛门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器官啊，这便是重），轻与重的辩证在同一时刻一起呈现，叫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这两句诗读过，我仿佛目睹了佛法就应有这样的激烈新鲜、去留无迹，然而又皆是自己。这真是无穷的光景呢。 昆曲里的嗓音讲究六喜六忌。六喜是宽、亮、清、甜、厚、润；六忌是炸、劈、干、飘、皇、肉。撇开“六忌”不说（因江南的好诗人普遍的声音都无这六忌），单说这六喜，杨键基本都具备了，除了“甜”、“润”稍弱外，总之，这样的声音已经很丰富了，又何必一定要六喜都配备呢。而且杨键的般若之音已独具一味，与众声音是可以区分的。犹如我在另一个地方所说: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说过：“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得留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莫向离亭争折取，浓阴留覆往来人’是大臣语；‘五里东风二里雪，一齐排着等离人’是词客语。”那么杨键的诗该作何语焉？佛陀语。他就这么醒着，不能老睡着，坐在他家对面的小山坡上，参悟着周遭的静寂，参悟着野鸭的叫声，以及人世间隐约的凶兆和恐怖。另，杨键诗的造形是纯然中国的，符合胡兰成所说的中国诗造形三原则：“一、诗的形式必是简单的。二、诗的音乐性在汉字的音韵阴阳。三、诗有调，但不是旋律。”[35] 而潘维的声音如我前面所论及的，颇有罗江东的音色，但在现代感性上也有自己的另一番造化，显得湿润阴凉，辞情俱到，作为一名西湖歌手当之无愧。小海的声音很特别，哪怕他在诗中怀乡，也是纯现代江南的；长岛的声音严谨而有章法，显得秩序井然；王寅的声音就是我一贯说的优雅并具有控制力；庞培的声音却是“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与张祜很有些相像。 这七位诗人都以各自不同的声音共同形成了吴语之美的交响，为我们带来了既传统又现代的吴越精神与气象。江南的夜航船正载着这七位诗人以及江南的诗歌风水来到我们中央。 2006年11月13日于成都 注释 [1]转引自王其亨主编的《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2]《刘师培论学论政文集》，李妙根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6—17页。 [5]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6]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之五，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17页。 [7]同[5]，第56页。 [8]柳亚子：《五十七年》5，《自传•年谱•日记》。 [9]赖勤学：《‘四大疯子’的佳话》，《回归生命化的教育写作》，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0]参阅村上哲见：《吴文英（梦窗）及其词》，《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11]同[10]，第306页。 [12]同[5]，第189页。 [13]同[5]，第191页。 [14]《吴郡诗石记》，《白居易全集》卷五九。 [15]同[5]，第349页。 [16]《唐摭言》卷二“争解元”条。 [17]转引自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18]转引自王智毅编：《周瘦鹃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19]同[18]，第69页。 [20]同[5]，第207页。 [21]《唐才子传校笺》卷六《徐陵传》，中华书局，1990年版。 [22]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载《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 [23]同[5]，第217—218页。 [24]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25]《唐才子传》卷六。 [26]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 [27]胡兰成：《山河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28]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29]同[27]，第199页。 [30]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31]可参阅颜同林博士文章：《土白入诗与新月诗派》，《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四期。 [32]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歌 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06页。 [33]《瓦雷里诗歌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34]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35]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后 记 古人云“管中窥豹”，编完这本诗选，这其中的体会我已更为深刻。我的意思是：这本诗选仅是江南诗坛的一个初步贡献，它似乎才刚刚开始，犹如本书标题所示：它仅是一只“夜航船”，这样的区区小舟当然不能胜任如此众多的江南诗人。我们只有期待日后会有更丰富全面的一部当代江南诗选出世，以弥补未被选入的江南诗人之缺憾。 再说一下有关本书的编选情况： 一、 本书诗人的排名不分先后高下，但依汉语拼音为排列秩序。 二、 本书诗歌由各诗人自行提供，不作删减，以期读者尽可能从中见出诗人在这个有限空间里的全貌。 三、 在本书编选工作中得到了庞培、长岛、杨键等人许多帮助，也得到了唐晓东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祝这北斗七星能最终幻化出万千星辰，或者这只小小的夜航船能导引出浩荡的渡河之大船。因为人身都是如来身，唯此，小乘、大乘，只要当面遇见，便应皆大欢喜；唯此，我们应该更加爱惜我们与他们的相逢与告别。 2006年11月13日于成都 （柏 桦，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成都 610031）
精彩短评 (总计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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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 -
只读了文化地理景观一章，其中对文学空间的阐释很独到。学期课程论文就写它了。 -
书是不错，可怎么连鲍德里亚和布尔迪厄都能翻译错。。 -
从第七章开始比较难度。 -
案例分析多，理论性一般。 -
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
在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中建立联系。 -
除了作者完全是天马行空想到哪写到哪之外，还是可以一读的 -
简明 -
梳理了地理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多種視角與取向。尤其喜歡每一章後面的further reading.. -
地理也是人的创造物。神给了我们这个地方，人却把它变成纠结的世界。 -
文化地理学确实一种作为一种日常观念深入到大部分人的心中。它指的就是“解读空间意义和识别空间意义被赋予的背后机制”。当然，这个空间不仅仅是指实在的地理空间，还有各种媒介文本中所描绘的空间。这个设置一下在就把文学、电影中的都市形象纳入自己的版图，心机不可不深。文化地理学对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对空间的重视，空间形塑人，而人会展示空间。空间传播更是值得我们关注。 -
“规训空间”/地理景观 -
“文化地理学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空间的。”这本书好难懂啊，加上翻译腔更难懂了。用了半个小时浏览了一遍。或许为了加深理解，只有让自己写点东西了。另：豆瓣上的书评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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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读物 -
概论书刷一遍，一些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管他文化研究还是地理学社会学。 -
作为教科书是蛮好的综述型阅读材料，引出一大堆书单，然而还是没有关于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定论 -
读完就扔了 -
昨晚再读，降一颗星 -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西方世界的文化地理学通论性教材，可惜翻译有些许小问题，比如“混乱的科学”（science of chaos），还有把老柯布的名字前后译的都怪怪的之类的…… -
翻过 -
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文化，其实与建筑城市的关系很密切，不在于说教，更多的是介绍其研究方法是其可贵之处 -
还可以，比较专业。 -
虽然是教材，但是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新见，不过也由于教材体例限制，大多未曾展开。另外吐槽一下这个书系，不知是不是为了赶时间早上市，翻译和校对真的是太粗糙了。 -
狗屁不通 -
地理学的文化转向 -
有关文化地理学的书市面上不多见。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的书，不错！ -
看到现象学/存在主义一章很懵 -
不喜欢的理由是，读起来很有隔阂。书中的例证和论证基本都是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和地理，可能对国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例子，但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太隔阂了。而且还是不太能理解这一理论的存在依据，总感觉是文科生的自娱自乐，如果能引入理科的知识是不是更好呢。觉得文科在感性的基础上大谈空间概念真的好诡异。 -
很好的入门教材 -
文化地理学 -
与其重复文化转向和建构论的陈辞，不如思考文化地理学如何能够推动人文社科研究的空间转向。布迪厄、萨林斯、波德里亚的名字全都翻译错也是挺不容易的... -
就是这本书害我论文写了个完全不搭界的题目 -
科学、艺术、地区信仰体系都能产生对世界的不同认识。认为哪个有根据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授予用那种方式看待世界的群体以特权，同时，贬低了其他群体论点的价值。这样，各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可能无法避免，从而也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压制其他群体的发言权使之处于社会边缘的危害行为，但做这些选择的标准决不是预先决定的。科学的“客观性”有所偏好：给出对世界的一种描述，同时，排斥其他各种描述。在这一点上，它不是中立的，没有揭示自然顺序。如果揭示了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多规则来指导科学行为了，而研究也不会表明这些运行的规则所普遍具有的妥协性与矛盾性。强调科学实践很重要，它提醒我们应该理解那些以不同方式创造知识的人。 -
两天半都在看这本书，前面挺好懂的，后面两三章忽然看不懂了，看起书来像跟自己战斗，再加上这几天看书很没效率，经常止不住干别的，令我很沮丧。内容跟我之前学的文化研究的课程没多大区别，因此我实际上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学了文化地理学。 -
满有趣的书 -
简明易懂。不错。谈文学景观的部分我用了 -
似乎想说明大地是文化之母 -
快速浏览了一遍 还是有些意思 外国人的思维是不一样 不过后面几章看太快 没怎么明白 -
文化地理学一方面研究地理因素对于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文化对于地理景观象征意义的改变。通过空间的安排、赋予地理景观象征性意义，人、社会、地理、文化得以相互交织。本书分析了文学中对于地理的想象以及意义赋予，也分析了媒介文本中地理景观的意义，还分析了思想观念中的文化地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将权力、对抗的元素纳入其中，从现代性到 后现代的时间历程的横纵坐标中，全面地建构文化地理学这门地理学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问题。媒介研究因袭着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视角，开创了媒介地理学这一分支学科。 -
从地理学的角度反观文学，很多没有理据的东西也变得有迹可循了。 -
翻到还对地理学有兴趣时候买的书。清楚而凌乱，东借西借的失所的样子很有21世纪地理学教材的风采。即便如此，也比大二上文化地理学时韩奶奶那个一万年前的学术框架好太多:-) -
过于兼容并包……的教科书。当然。 -
快翻 -
有别于媒介环境学的“媒介环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