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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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8
ISBN:9787108020222
作者:余英时
页数:544页

章节摘录

  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1980年底中国史学界不幸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煨莲)先生。两位先生都是1983年出生的。逝世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12月23日,顾先生卒于25日。  顾先生是苏州人,系出著名的吴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且是在美国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学上两位先生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一九二三年从美国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这正是顾先生以“古史辨”轰动中国学术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虽治西洋史和神学,但回国之后治学的兴趣很快地就转到中国史方面来了,这是和当时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运动分不开的,而顾先生对他的影响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屡次和我提到这一点,决不会错的。一九二九年顾先生到燕京大学历史系来担任古代史的教学,他和洪先生在学术上的合作便更为密切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们共同发现崔述夫妇的遗著和访问崔氏故里的一段经过。最近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上)”一文中曾特别回忆到这一段。他说:    当“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的态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那时我们就靠了书店主人的帮助,找到了这部《崔东壁遗书》。后来我同几位燕京大学的同事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崔述的《知非集》,又组织了一个旅行团到大名去采访,看到了他墓碑上的记载,又借钞了崔述的夫人成静兰的《二余集》,崔述的笔记《荍田随笔》。(英时按:原名《荍田剩笔》,顾先生误忆。见《中国哲学》第二辑,1980年3月,337页)  这里所说的燕京大学的同事其实主要是指洪先生,因为《知非集》是他在燕大图书馆中发现的,而“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一文也是由洪、顾两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均见《崔东壁遗书》,台北河洛出版社影印本,1975年,特别是顾先生在《遗书》“序”中对洪先生表示感谢的一段,见3页。)顾先生不提洪先生之名,大概是有所顾忌,而胡先生因为已获得公开的“解放”,所以反而不必避讳了。  洪、顾两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业绩都是非常辉煌的。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决不逊于顾先生。洪先生三十岁以后才专治中国史,起步比顾先生为晚,然而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际,正未易言。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的甚远;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例如《尚书》译注的工作,在“古史辨”时代即已开始,六十年代在《历史研究》上续有新作,但全书似乎未及完篇。(最近两年发表的,有关“甘誓”、“盘庚”诸篇主要都是由他的助手代为完成的。)所以就最后三十余年而言,他有成绩不但赶不上“古史辨”时代,而且也不能与抗日战争期间相比;因为即使在抗战的那个困难条件下,顾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随笔》之作。(后来正式出版的《史林杂识》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对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间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的。据他有一次谈话中透露,他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藉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住了下来。  ……

内容概要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书籍目录

总序
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1956年)
――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1958年)
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1959年)
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1960年)
史学、史家与时代(1973年)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1973年)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1976年)
――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1976年)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1974年)
――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1973年)
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1980年)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1979年)
――《史学评论》代发刊辞
从史学看传统(1981年)
――《史学与传统》序言
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1981年)
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1999年)
――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1981年)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年)
论文化超越(1988年)
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2003年)

作者简介

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一片广大而肥沃的园地。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此书主要收录作者自1956年到2003年的代表性论文18篇。最后一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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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     由南余北秦,说文化重建筑思\文当今学界,我比较钦佩的人大约有两位,港大的余英时和清华的秦晖,窃以为是南北学术重镇。但二人似乎又略有分歧,现在我试梳理之。秦晖大概的意思是中国古代秦以吏为师,汉承秦法制,惟东汉魏晋是礼法如一、表里皆儒,“从隋唐到宋元,中国重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这个重建的过程,照我的分析是‘儒表法里’的过程。在经典文化层面大量恢复了法家的东西,以至于宋元以后的中国,或者说整个中国文化,与其说是儒家文化为主导,不如说是法家文化为主导。”综合而论,他以为中国传统即“儒表法里”之传统,所以今若说什么恢复传统,其不还是“内圣外王”?参见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一文。对此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也有论述,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儒理学,中间都学术王官化,被汉之经学、唐三教论衡、明清正学所利诱,从中国的士阶层都倾向于“任途”(学而优则仕)这一点也说明了学术不独立。故其曰“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同时文化被政治化也被余认同,引曰“尧舜孔子之学不传也久已”。秦晖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即可认为是只要有好的行政制度,则文化可以开放,随其多元发展,反而是百家争鸣,文化昌盛。戴晴在北大做讲座《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问及为什么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戴晴说因为又红又专啊!我听了两个小时的录音演讲,全皆戴的右派言论,至于张东荪的思想她却少论议,我想她这样的传记记者对于深层次的东西恐怕有点吃力,故而略关乎要旨的地方,大都庸言附会,无甚鞭辟。于是与会的秦晖老早就扯了,这些在他老秦头看来也许不过是多个案例罢了,而无甚如里的东西何必一听?但观秦的文章,大多又都是牵系民主(当然深入些),不可谓不入世。史学建树却不为我所见,之我固陋尔?余英时承钱穆遗风,对于红砖也是竭力讨伐,或说他的思想史(戴震、章学诚、朱熹)研究尤其着意的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问题,在他是不相信这种天堑存在的。当然他也承认“现代科学”是发轫于西方的数理逻辑精神,于中国是断然不可能产生的。此所以他也歌扬“五四”主张的原因。对于“五四”,他只是觉得学术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就被政治的主义所吞咽,故而倡导董仲舒的“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尊称戌戊变法时王照的主张:先立学堂,改变风气,然后新政。所以余更在乎理性建构,而非火急火燎的非理性变革。萧伯纳说:“历史从来都是非理性的人创造的。”这有点激进革命的火药味。而只搞运动,大喊口号,恐怕有失。所以余说要耐下心去做学问,然后之裨益于政治;这恐怕也是胡适运动只搞六年,其后终生学问的原因,即其铭曰“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着意。秦晖或许正是持对传统的怀疑——一个两千年都没有实现的“孔子之道”能在今天焕发吗?加之今天的西方强势文明机遇,所以他主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做在当下!相反余英时这样的传统文化研究者,却怀揣着“温情默默”,不相信哪个民族能够脱离她的传统而现代!所谓的“全盘西化”只不过是个大而化之的口号,现代化之巨细远不至于此。这或许是二者所从事的研究和师学的背景不同,导致两人对传统的保守倾向各有执见。但汲两人见识,不难发现,都为一问题而立论。秦晖以为只要制度改善,则文化经济自然会好;余英时大约觉得中国困境的所在,即借现代性而对传统扼杀的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所以两者都是针对现实政治,只是一个直接诉诸,一个间接论道。即可代为今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思潮!亦知识分子之匹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也!保守者穷经泛典,自由者唇枪舌战,辛苦之所谓也。在自由者看来,只要实现自由多元,则文化取向在于人们的自选;保守者以为激进的造反运动完全是自掘祖坟。在此我的态度是即对传统“温情默默”,又不失于对西学的关心问学,厚积薄发,以应其时,诸事万变,跬步以之。近日读靳飞的《茶禅一味》或有体悟,中国的茶会,发展成了今天北京唠嗑的“打茶座”、成都茶馆里的龙门阵,而在日本却由禅师和茶人们发展出了茶道。如同靳先生论述的,中国好诗也是好李白(道)杜甫(儒),甚至三家合一的苏轼,至于禅境的王维一脉却人丁单薄,我国人善于言道理,而不至于尽器用,如汉人讽刺倭人的:华人长于理,倭人见于教。太做重于形而上的道,就缺乏实践意识,而日本人善于用。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高级文人多都诗琴书画,而不屑于淫工巧计;这在日本因为武士阶层的重于身体力行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君子不器”的中国,能否效仿的走上现代化的经验技术型国家的路子,而且关键是须而能走多远,这个是一个对传统的必要反思。或许我们需要的是“君子器而不器”的倡导吧!?如之疑问,遗人榷之。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晚于重庆
  •     剛剛讀完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政治》一文,先生精思傑構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反智主義和反知識分子思想根源。不過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在借反智論批判mao#太祖的專制政治,包括文#革#反#右運動。下面我引用他文章裏面的話來說明(http://www.historykingdom.com/simple/?t107849.html):“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余先生此文寫於1976年,正是文革結束前夕。開篇第一句話就指明了此文乃為今日而作。“以当时法家的四大基本政策而言,促进农业生产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加重刑罚是为了镇压坏分子;征税征粮是为了备荒备战;在全国范围内要人民破私立公、国而忘家是为了准备痛击一切来犯之敌或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但是人民对这四大基本政策竞都有怨言。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如果再重视知识分子的批评或适应人民的政治水平,那么国家便必然要陷入混乱的局面。”這不正是描述太祖之暴政乎?“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人民都普遍地愚昧无知,这样他们就可以俯首贴耳地接受有智慧的君主的领导。但是如果情况不够理想,国内已有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专门技术人才,又怎么办呢?法家也并不在乎,他还有一套最后的法宝,那就是用武力来镇压。分析到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的懂得,为什么在法家政治路线之下,只有两类人是最受欢迎和优待的:农民和战士(可看《商君书》的《农战》篇)。在法家看来,前者不但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比较地缺少知识,安分守己;后者则是政权存在的最后保证。至于知识技能,虽然也很需要,但终以坏的影响太大,只好割爱。”“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的遭际来说,反智的政治实已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现代中国的反智政治当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近代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并不能尽归咎于本土的传统。但是潜存在传统中的反智根源也决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传统根源的接引,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反智政治的狂潮会在短短二三十年之中泛滥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才特别感到有在观念上清理中国反智传统的必要。 ”(《余論》)
  •     (1)"...但是从50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了从所未有的屈辱和迫害,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早已荡然无存了。我在七八年前曾说过,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的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这个观察,我自觉在今天还未失效,甚至更严重了。在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是少数尚有理想、尚有热情的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寄。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 五四"先辈那样坚实。..."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506-507页)三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看到形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句子:"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难道不正是现代年轻人的困境?这篇文章不是主要论述知识分子的,所以第一句作为原因,似乎远不够。而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老先生对于现状(以及青年人)的忠告,未可得。不过经常在余英时先生其他文字中,见到反面的论述。考量话语的背景,而不是直接拿来,例如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回答:"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另外,提及20世纪初期,邓实 (1877-1941) 指出:当时求实求新的知识人"尊西人若天帝,视西籍如神圣"。很奇怪的现象,但至今依然有存在的影子。2008年3月24日 (2)读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中文章《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和《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摘录若干如下。《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基于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p430) YY:注意提到"调整与转化"。 * 造成中国思想贫困的客观因素当然很多,...古人说,"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以兴也"。近代中国便正缺少这样一个"积德"的阶段。但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政治社会情况的不安定,以致学术工作从无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拘束,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则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自足的意义,二是为政治服务的事务。自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来,这种偏向便愈来愈显著。不但治中学者如此,治西学者亦复如此。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p431) YY:看看中国现在高校里的现象即知。另外,一些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经常拿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来说事,例如建议英语变母语等等。不安心研究西方文化的特点,拿了鸡毛当令箭。 * 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确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p432)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人间的秩序和道德价值从何而来?...(p448-463) YY:上述论述中,余英时比较了中西文化在根源上的差异。可以间接解释以下的问题:一、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容易混淆世俗与神圣的界限。根源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差异。二、中西方国家对外政治的差异,在于中西文化中"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或者内向超越的(中)、或者向外向上的(西)。 *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教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p455)* 康德的伦理哲学强调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又说:除非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样做。这是西方现代观念。但中国儒家的思想想来便是如此。康德的道德法则更合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Golden Rule)更为合理。...(p460) YY:上述比较,也是一个根源性的差别。例如,近阶段德国施行的"价值观外交",很符合基督教金律,难免让国人难以理解。更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篇是长文,尚未读完。对于余英时的论述,难免断章取义,不过暂且记录。2008年3月2日

精彩短评 (总计35条)

  •     观点保留
  •     : G12-53/8946
  •     我所要的只是批判逆转和怀疑
  •     学术~~
  •     每篇文章都值得细读!
  •     前面很好看,后面什么文化重建的有些像政治课本唉。虽然这种课本我们可能见不到了。
  •     其实我还没读透
  •     没有历史学常识,读起来有些不知所云
  •     2011-05-15;翻了一下,没觉得有意思……
  •     钱穆弟子
  •     和李泽厚真是好基友…
  •     想集齐三联一套的
  •     没的说。我对史哲学这个东西越来越怀疑了…
  •     三遍不过岗
  •     明眼人
  •     看了第二章
  •     本时科时在图书馆借阅过的,当时有一阵子甚喜读余氏作品也。
  •     这书内容可谓是丰厚呀,借西方说东方,甚深
  •     很经典的著作,受益匪浅
  •     初读他的书,真是受益匪浅!!
  •     大致通读一遍。约略做些笔记,作为日后读书的线索。
  •     方法论上很有启示。史家的严谨与宽广都该借鉴。
  •     泛读此书
  •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和《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这两篇最精彩。前一篇的前半部分平平,但讨论到汉代儒学和黄老之学的异化以及对法家的深刻分析,再联系到写作年代,应该是对当时大陆儒法斗争的着力反击。
  •     西儒会通,道统的传承啊
  •     一,文化的延承性,内在的联系 二,把文化放在历史中考量,从历史中寻找文化,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文化 三,解决了我思考的一些疑惑,只缘身在此山中。 四,中国与世界,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 五,虽然很喜欢前辈的一点通,但那我就该去做搬书匠了。感谢前辈打开了大门,使我开阔眼界。至于其他~诶
  •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余虽非专门治近现代学术,然也自成一家之说。
  •     博大,精深
  •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知道了这个名字,然后这个作者的所有的书都很想读了
  •     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必须首先依靠文史传统,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一,重新把繁体字作为主要书写流通工具。二,文史类书籍悉数改为竖排版(看竖排书更容易让人精神集中)。三,中考,高考的语文全部考文言文,文言文写得好,白话文可以易如反掌,而且对文辞修养帮助巨大。
  •     中间几章讲史学治学的很受用。
  •     启蒙书系列
  •     反智论那章印象深刻,余英时功底深厚
  •     余英时的书很值得一读,非常有深度的学者,记得几年读的这本书.在书店里看到有新出版的其他书,准备再去淘几本.
  •     反智论:儒法道都是一个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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